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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停滞了十年，当我们在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北大学习时，我们真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一代，因为那时在北大还有几位经过“文革”幸存的学术上很有建树和影响的前辈，如朱光潜先生、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赵萝蕤先生等名教授，他们都希望把学术的薪火传给我们这些后辈。“文革”对文化传统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侮辱和压制，作为研究生的我们深恶痛绝，所以对前辈学者都格外敬重。那时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就有一份特别亲近的感情和联系。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生气和希望的时代。我们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更有老一辈学者细心指导、带领我们逐渐步入学术的殿堂，对我们后来在各自学术道路上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杨周翰先生祖籍江苏苏州，但生长于北京。在1930年代，他曾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194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专攻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先后在清华和北大任教。杨先生生性聪颖，早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在牛津受到良好教育，不仅纯熟把握英文，而且深谙拉丁文，所以于欧洲古典文学和十七世纪前后的英国文学深有造诣，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同时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有很深的修养，熟悉中国古典和书画传统，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先生率先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杨周翰先生在《攻玉集》前言里说：“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我们自己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攻玉集》的书名出自《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洋为中用”的意思。这部文集收集了杨先生在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英国小说直到艾略特和现代主义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教条的禁锢，但杨先生主编过《欧洲文学史》，他在承认马克思辩证唯物论指导的前提之下，已经提倡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明确提出“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他更以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柯尔律治比较剧作家麦辛哲与莎士比亚的一段评论为例，说明文学比较方法的长处和效力。在《莎士比亚如是说》这篇文章里，杨先生基于他对莎士比亚和拉丁古典文学的深入研究，对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作出了十分有趣而且非常精到的概括。他说：“莎士比亚通过他的诗歌和三十几部剧作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呢？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概括。第一句话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牧歌》第十首中那句话Omnia vincit Amor：et nos cedamus Amori——爱征服一切，让我们屈服于爱吧。……第二句话就是罗马作家西塞罗《论神性》一文中的一句话：ad harmoniam canere mundum——宇宙和谐地歌唱。这句话点出了宇宙和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把个人之间的爱扩而大之，包括了全宇宙，体现了把纷乱的人类社会建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理想（res in ordinem redigere）……”杨先生这几句话的精彩和妙处，实在值得我们仔细领会。没有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入了解，没有对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研究和把握，就不可能作出这样高度精炼的概括。爱，由个人之爱扩大到对整个人类和宇宙之大爱，这样的概括不仅道出了莎士比亚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更说出了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学的意义之所在。这样的概括不仅在当时极有意义，就是到现在，或者说尤其到现在，都值得我们深思。
《攻玉集》中有关于十七世纪大诗人约翰·弥尔顿著名史诗《失乐园》中提到中国有“加帆车”一节的论文，最能见出杨先生扎实的学问和开阔的眼光，这篇论文探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饶有趣味地描述了当时欧洲知识世界中有关中国的想象。杨先生引用弥尔顿《失乐园》第三部一段诗句，写魔鬼撒旦由地狱飞到上帝新创造的世界去打探虚实，在途中“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杨先生依据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的考证，由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到后来的各种书籍和地图，追溯欧洲有关中国“加帆车”的记载，认为这些记载说明，东方的事物“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深深抓住了欧洲人的想象”。杨先生由《失乐园》中这样一个小细节出发，探讨文艺复兴至十七世纪欧洲对于古代和远方各种知识的追求，让我们了解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向我们展示了十七世纪欧洲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认识到，尤其像弥尔顿这样学识渊博的大诗人，他们的创作有深厚的学养为基础，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大问题，加之丰富的想象、飞扬的才华和优美高雅的文笔，便可以写出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杨先生的文章也展现出他对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广泛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在《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等书收入的各篇文章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杨先生涉猎之广、修养之深，以及他慎思明辨的精神。他这些精彩的论文为他所提倡的洋为中用的外国文学研究，树立了光辉的范例和榜样。
光阴荏苒，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与杨先生经常见面的日子，竟然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杨先生平时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平和而威严，有些同学觉得他不容易亲近，甚至有点怕他；和杨先生没有太多接触的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对他的印象更可能是威严而不可亲近，于是便敬而远之。但在西语系研究生1981年毕业时，在送别晚会上，平时神情严肃的杨先生却充满感情地说，三年来他指导几个研究生读书，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现在他们完成学业，就要去往不同地方工作，他突然有一种寂寞之感。我们几位受杨先生指导的同学当然深受感动，但我记得德语专业的几位研究生更是特别感动，他们没有想到平时显得不可亲近的杨先生对晚辈竟如此关爱，如此有感情。
这就是谦谦君子的杨周翰先生，我永远尊敬的老师杨周翰先生。现在《杨周翰作品集》即将出版，想起三十余年前的师生情谊，不禁感慨系之。于是不揣浅陋，略述先生对学术之贡献及对后辈之奖掖提携，拾掇数语于此，是为序。
张隆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