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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字的构造方法，一般指“六书”而言，六书中的“书”不是书本或者书写的意思，而是指文字。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首次阐述六书内容的，是东汉班固承袭西汉末刘歆《七略》而作的《汉书·艺文志》，书中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对六书解释最详尽的是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把六书的名目和次第修正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代学者研究和诠释六书，在次序上多采用班固的说法，在称呼上多采用许慎的说法。
六书是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总结出来的条例。这些条例的作用不完全一致，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在《六书论》中说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意思是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后世学者多采用这种说法。
“六书”所说的六种造字方法，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而又各有各的特点和作用，它们是一个系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分裂、孤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并列起来。
画出来的象形字
北宋时，王安石和朋友王吉甫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有时也巧对谜语。一天，王安石对王吉甫说：“我昨夜睡不着，作了一则字谜：‘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你猜是什么字？”王吉甫也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一听便知谜底是“日”字，可他不直接回答，也作了一则谜语：“东海有一鱼，无头又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王安石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猜对了。”原来他们的谜语谜底都是“日”字。
谜语中“画时圆，写时方”的“日”字就是象形字，“日”像太阳之形，无论哪种字体的“日”字中均有一短横，学者们认为这一短横指太阳黑子。从“日”字的构形，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太阳的观察十分细致，研究颇深。
象形就是描摹实物形状的造字方法，许慎阐释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汉字里象形字不多，汉代以后，只造了伞、凹、凸等少量象形字，现在已不再用这种方法造字了。象形字数量不多，却是汉字造字的基础，后来的合体字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象形字构成的。
古老的象形字是一种表形的文字。“象物之形”，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且不说抽象的意义无形可象，就是具体的东西，也不是都可以“象形”出来的。用这种方法构造汉字无法充分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汉字由表形向表意发展，于是指事字和会意字应运而生。
用符号表义的指事字
明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第九十三回谈到“众才女尽欢结酒令”，其中有关于古人造字的方法：
春辉道：我说一个甘字，好像木匠用的刨子。
施艳春道：我说一个且字，像个神主牌。
褚月芳道：我说一个非字，好像篦子。
女武儿道：我说一个母字，好像书吏帽子。
书香道：我说一个山字，像个笔架。
秀英道：我说一个酉字，像个风箱。
小春道：我说一个伞字，就像一把伞。
红叶道：我说一个册字，像一座栅栏。
紫芝道：我说一个出字，像两个笔架。
尹红萸道：我说一个皿字，像一顶纱帽。
印巧文道：我说一个乙字，像一条蛇。
柳瑞春道：我说一个一字，像一条扁担。
这则酒令说到的且、非、母、山、酉、伞、册、出、皿、乙等都是象形字，“一”和“甘”为指事字。许慎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而可识”是指一看就能识别它是什么事物，“察而见意”就是指仔细考察才会发现这个字的含义。通俗地讲，指事字就是利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有些指事字是象形字加象征性符号，如表示树根的“本”，表示树梢的“末”，表示刀锋的“刃”等。酒令中说到的“甘”字本义为甜，在甲骨文中，“甘”字外形似口，中间一横表示衔着的甜美事物，这一横就是指示符号。
指事字和象形字不同。象形字是一个独体实物的形象；指事字是在独体实物形象（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或者是纯粹的抽象符号。指事字的表意没有象形字那么明显，指事字所表示的东西是抽象的，或者虽不抽象，却是局部的，不便单独表示出来。用简单的符号表示抽象的、复杂的、不便于象形的意义，还是比较困难的，于是，会意字应运而生。
两字并一字的会意字
有一户人家，院子中央栽种了一棵桂花树，每当桂花盛开之时，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正挥动斧头，准备将桂花树砍倒。儿子大惊，急忙上前制止，问父亲为何砍树？
父亲放下手中的斧子，叹息道：“这院子四四方方的，中间长着这么一棵树，看上去好像一个‘困’字，我觉得不吉利，所以准备将它砍掉。”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笑道：“父亲，照您的说法，如果您将这棵桂花树砍掉，此院中就只有人了，那不又成了一个囚犯的‘囚’字，岂不是更不吉利吗？”
父亲听后一边收起斧子，一边对儿子说：“你讲得有道理，任何事都要靠人去做，与树有什么关系呢？”随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屋去了。
故事中讲到的“困”和“囚”字为会意字，会意是指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以表示一种新的含义的造字方法。从“困”字可知，种植在庭院中的树木，由于受到空间的限制，不能自由地生长，因而会意为“围困”、“受困”中的“困”字。“囚”字则是由人在围墙中引申出来的。
会意是为了补救象形和指事的局限而创造出来的造字方法。相较象形、指事，会意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第二，它的造字功能强。《说文解字》收会意字1167个，比象形字、指事字多得多。直到现在，人们还用会意的方法创造简体汉字或方言字，如灶、尘、国、孬等。
会意突破了象形和指事的某些局限，可它本身的局限性也很大：第一，其所表示的意义是不确定、不准确的，如：“莫”是日在草中，表示“日暮”，怎么就不可以理解为“日出东方”？“休”表示“人在树旁休息”，怎么就不可以理解为“人在树旁劳动”？第二，代词和虚词无法会意，很多抽象意义也无法会意。
“形”“声”结合的形声字
“文革”时期，某个人不学无术，依靠造反起家混到某报社主编的位置，开大会作报告时，常常把“墨西哥”错念成“黑西哥”。听众大笑，主编生气地说：“墨也是黑的，有什么可笑的！”这真应了我国那句俗语：“秀才识字认半边”。
“秀才识字认半边”，主要是对形声字说的。许慎云：“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为名，指用与事物相关的字来造字，表示新的意义，这是就形而言。取譬相成，指取读音相近的字表示新的读音，这是就声而言。可见，形声字是一种形旁和声旁并用的造字方法，如“一唱一和”的“和”，“口”是形旁，表示“和”是口的动作；“禾”是声旁，表示“和”的读音。
纯表意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都是形声字的造字素材：形旁的来源主要是象形字，如口、心、衣等；声旁的来源主要是象形字（如“禾”）、指事字（如“刃”）和会意字（如“旦”）。后起的形声字也有用原来的形声字作声旁的，如“影”字的声旁“景”，本身就是个形声字，“日”是形旁，“京”是声旁。
形声字有两大优点：其一，它有表声成分；其二，它的造字方法简单；选择一个同音或近音字作声旁，再配上一个合适的形旁，就可以造出一个新字来。同一个声旁加不同的形旁、同一个形旁加不同的声旁，就是不同的字。
派生出来的转注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一个词，读音有变化或者各地方读音不同，为了在字形上反映这种变化或不同，因而给本字加注或改换声符，这就是转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转注下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建类一首”是指转注出来的字和本字属于同一个部首；“同意相授”是指转注字和本字意义相同，又可互作解释。
相传，在清朝晚期，有一个童生虽有才华，但因家境贫困，无钱打通关节，年近不惑，仍然没有考中，被人嘲笑。
这年，这位童生的准备非常充分，就抱着侥幸心理去应试。主考大人见他仍不死心，于是出了个上联，加以奚落：
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
童生觉得主考大人有失礼教，欺人太甚，当即属对，以抒怨愤：
二人成天，一人成大，天大人情，人情大如天
上联中的考、老反复交替使用，论其字形和本义，互为转注。在古代，“老”字与“考”字是同一个字。“老”字甲骨文的写法像长发、屈背老人扶杖的样子，后来读音有了变化，为了反映出这种变化，成为“考”。先有“老”后有“考”，“考”是“老”的转注字，是从“老”分化、派生出来的。“老、考”同属“老”部，意义相同，可以互相注释，读音相近，这就是转注的条件。
同其音、借其义的假借字
现在，如果有人说“东”的原意是口袋，“西”的原意是鸟入巢息止，听到的人也许感到新奇，因为这种解释与“东”“西”两字的通常用法相差甚远。但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很正常的，这是“东”、“西”两字的本义，而“东”“西”作为方位词则是假借义。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的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些表示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许慎给假借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本无其字，指某种事物已经产生，却没有字来记录它；依声托事，指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例如“请柬”的“柬”，它是“简”的假借字；简，即竹简，古人将字写在竹简上，所以把请帖称作“简”，但古人偏偏不写“简”，而写另一个同音字“柬”，成为了习惯，现在谁要是将“柬”写成“简”，反成错别字了。
假借是说借用已有的文字表示语言中同音而不同义的词。由于假借字的字形与借用它的词的词义没有任何关系，使汉字出现了以声表意的倾向，它与形声字的出现，促进了汉字由表意向标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