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并从此确立了儒学的显学地位。孔子去世后的百余年间，诸侯群雄纷纷并立，各诸侯国的国君喜好各不相同，对各家各派的学说取舍也是标准各异，从而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儒学因其主张王道、仁政，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反对霸道，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呈现出渐趋衰微的态势。

在天下异说纷纭、儒学衰微之际，孟子、荀子相继而出，二人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学精神为己任，勤奋求索，力排众议，各自对儒学复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而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荀子更是成为孔门儒家学派的一位“青出于蓝”的英儒和俊士，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约前307—前213），名况，字卿，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其弟子甚众，著名的有韩非、李斯、浮丘伯等。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当楚、燕、韩、赵、魏、齐、秦七国争雄最激烈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趋向深化进而进入高级阶段急遽变革的动荡时代。当时的荀子，15岁便游学于齐，在稷下留居了较长时间。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招贤纳士，学者云集，是齐国最繁荣的时期，儒、道、法、阴阳、五行等重要学术流派的著名学者都曾汇聚于此。他们在此讨论学术问题，或各自著书立说，或为齐王提供治国安邦的建议，其中有七十多人被尊为齐国的“上大夫”。齐湣王末年，稷下学宫开始衰落。学者们纷纷离去，荀子这时也离开齐国来到楚国。到齐襄王时，稷下又再度兴盛，荀子等一批学者又返回稷下，成为了齐国最有名望的学者。荀子也曾经向秦昭王和赵孝成王推荐他的政治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后来在楚国为官，春申君死被免官。以后一直著书立说，教学授徒，直至去世。

荀子一生不仅以好学闻名于世，而且以善于劝人为学，善为人师而名垂史册。他在长期的刻苦研究中，总结出了丰富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如今保留在他的鸿篇巨著《荀子》一书中。

《荀子》全书共分三十二篇，大部分为荀子亲笔所著，少部分为他的弟子记录整理。这部著作综合了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的思想成分，对儒学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宇宙自然、人性、礼制、名实关系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了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它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反映出这一时期儒家学说的特点。

荀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宇宙自然所持的观点方面。先秦时期的哲学领域，儒家将“天”视作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而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孔子和孟子所持的观点相同，都赞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在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但同时摒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大胆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荀子看来，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与天没有关系，是由政治造成的。所以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他指出，人们只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改造并很好地利用自然界。荀子的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在我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荀子关于人性的思想学说，可以说是他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这一学说构成了《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未肯定人性的善恶；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则以“人性恶”的观点而闻名。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有好欲、逐利的本性，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本性与儒家的辞让、忠信、礼义等善的价值观是对立的。人类倘若顺从自己的天性，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因此，他认为人性非但不善，而且根本就是恶的。换句话说，人性本身是不能产生美和善的，美和善只能产生于后天的“伪”。这里的“伪”，即指人类后天的教化和努力，其核心内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阐释的礼制。

礼制是《荀子》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荀子认为，所谓礼制，即上下、尊卑、贵贱有序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正因为人生而有欲，所以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去追逐，追逐永无止息，就会产生争夺和混乱。这时就需要用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矫正他们的天性，使其能够符合礼义的要求，进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就对礼制的理解而言，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儒学大师的侧重点可以说各有不同。孔子的重点是说明礼乐的本意，孟子则着重说明礼乐的源头，而荀子说礼制，则将侧重点放在阐明礼乐制度的实效上。实效即指要树立起有序的人文世界，令自然世界的天地、自然的人性都得以条理化。荀子指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也就是说自然世界的天地被人文世界的君子所主宰。

名实关系是荀子所处时期思想界的重要论题。荀子创作了著名的《正名》篇，将名分为“刑名”“爵名”“文名”和“散名”，回答了需要命名的原因和相应的依据，以及制名的枢要等问题。在荀子看来，之所以需要命名，原因在于借制名来指实，就可以明贵贱、别同异。制定不同名称的依据来自于“天官”，即人天生具有的感官。人天生的感官具有共同的生理基础，对相同事物的感觉相同，因此以“名”大致地模拟事物就可以通晓。因为人的感官和心灵对不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感知，因此就有了不同的“名”。他认为“名”来自人们的感官和心灵对事物的共同感知基础上的约定俗成。虽然名的制定并非非此不可，但是一旦约定俗成，名与实的关系确定，则不可随意变乱。在本篇，荀子对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探讨形名关系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分类批评，主张“名定而实辨”，而“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均非“名定而实辨”。

另外，《荀子》篇中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其说理清晰，论辩透辟，严谨周详。不仅单篇行文独立成篇，层层论述，首尾一贯，并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逻辑严密。常用譬喻陈说事理，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还善用大量排比句法，或者使用韵语来描写、抒情，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对后代散文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荀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中的多个方面，并且无不思想精湛、蹊径独辟。荀子既师法有源，又不抱残守缺，反映了荀子的思想体系和特点，无论对我们了解、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还是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和立业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荀子》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本书是《荀子》选译本，萃取了整本书最精彩的篇章，以原典、注释和译文三个部分展现，力求以精准通俗的语言去接近《荀子》，便于您更好地品读国学精萃，感知先贤智慧。衷心希望本书能成为您全方位感受和理解《荀子》这部传世名作的良师益友！

解译者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