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

看

过《清河上河图》长卷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瓦舍勾栏栉比鳞次，连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热闹仍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梁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汴河，流贯开封城的一条运河，与惠民河、金水河、广济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与大运河相接的汴河是最重要的漕运线，东南六路的物资通过大运河北上，再转入汴水，可以直达京师。商船的通行、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使得汴河沿岸成了东京最繁荣的地段。《清河上河图》所绘的正是东京汴河一带的繁华景象。

不独东京的市井由于汴河而喧哗起来，整条大运河沿线，也因为运河的通航运输而形成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等市场，从而催生出无数市镇。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访问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寻，沿着大运河从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河见到的繁华市镇，如船至宋州，在大桥下停宿，成寻看到“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记尽” 。宋代这些商业性市镇的格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中心，市镇则是民间自发生成的工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和运输中心。

运河两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郑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扬州、真州、常州、苏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运河经济的辐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区域市场，八方辐辏，商旅云集，人烟稠密。《宋史·地理志》收录有近50个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通过对宋朝商税分布的分析，也可以发现，以运河为代表的水运网络对于宋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如熙宁十年（1077）的商税约有800万贯，其中近400万贯就集中在包括汴河、蔡河等运河在内的十二条河流沿线。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 。宋朝的立国者赵匡胤迁就于漕运便利的现实情势，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IbB5isXdVe5z7DlbLTgpIaoIzrGpI9FJkjfve6rSNdIiGqh0ABdyc+JqScWYxL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