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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唯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不争，也有属于你的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事，虽然我们全力追求，但很有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而当我们不再假于强力时，却都自己跟来了。
当然，占有、争强好胜、渴望自己的意见被认可等，都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能。如果不占有一定的资源，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如果不争强好胜，我们就无法实现对资源的占有；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认可，那么我们就感觉得不到社会的信赖，而与社会的合作程度决定了能否更多地占有资源分配权，所以我们才那么争强好胜……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事实：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实力差异其实不大。如若都以强争的方式去争，能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彼此伤害。
由于见到实力强大的人侥幸拥有了占有权，所以我们把表面上的争夺手段理解成了得到的方法，忽略了支撑其得胜的最强实力——包括智力、机会。如果一个人的争抢欲表现得不那么强烈，我们就会认为他缺乏勇气。当下没有人会强调不争，因为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懦弱、委曲求全等负面品性，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式：任何形式的谦让或因顾全大局而表现出的沉默，都是一种懦弱。
痛苦的唯一原因，是我们的“自我正确性”被否定（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应该拥有的东西未能拥有），而不是单纯的欲求不满。那些沉湎于痛苦的人，很多时候计较的可能并不完全是未得到和已失去的实物，而是因自己的“应该期望值”被打破后产生的控制感失衡情绪，而控制感是安全感的绝对支撑之一，这就是那么多人常常为看上去不值得的事而计较的原因。
“自我正确性”与“应该期望值”其实只是我们的偏见。而导致我们有如此偏见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受制于自我正确效应——我们只相信自己能感受到的，但我们的所知所感是如此有限，所以我们对并不知晓的或不能立刻分辨出利害关系的事物会一概拒绝和否定，还记得三季人的故事吗？
一天早晨，子贡
在大院门口打扫院子。有人来到，问子贡：“你是孔子的学生吗？”
子贡答道：“是的。有何见教？”
“听说孔子是名师，你一定也是高徒吧？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不知可否？”
“请讲。”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说说一年有几季？”
“四季。”子贡笑答。
“不对，一年只有三季！”
“四季！”
“三季！”
“四季！”子贡理直气壮。
“三季！”来人毫不示弱。
然后他们就争论不止。孔子听到声音，从院内出来，子贡上前讲明原委，让孔子评定。
孔子先是不答，观察一阵后才说：“一年的确只有三季。”
来人笑着离开了。
待来人走后，子贡忙问老师：“一年应有几季？”
孔子答：“四季。”
子贡被弄糊涂了。孔子说道：“方才那人一身绿衣，他分明是田间的蚱蜢化为人形。蚱蜢，春天生，秋天亡，一生只经历过春、夏、秋三季，哪里见过冬天？所以在他的思维里，根本就没有‘冬季’这个概念。你跟这样的人就是争上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
这时，子贡才明白过来。
三季人受制于自己经历的有限性，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四季。所以庄子才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井蛙，因为我们受生长环境的限制，见识有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夏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生命有限，阅历有限。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会觉得自己正确，便成了一种身在此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自我局限。
这种自我局限让我们生出一种奇特的认知本能来：只有能一味直接成就自己的欲求和愿望，或让外部条件彻底满足自己控制感的事件才正确。
认知力的差异使得我们走向了两个极端：认知力越是低下，对（他人）道德的要求就越高，而自己的道德水平却越低。而认知力越是高远，对（他人）道德的要求就越低，而自己的道德水平却越高。因为无知的人，看不到世界的多样性，只有极简单的利害标准。而极有认知智慧的人，则明白世界如此之大，于个人来说，无论是肉体所及还是思想所及，都极其有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在各种不可能再次复制的绝对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结果，自有其因，也自有其理，唯一能改变的只是自己。天地因变易才氤氲化生了万物，所以《易经·系辞上传》才讲：“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我略论一下“曲成”二字，“曲成”并不指委曲求全来得到结果。曲者，其实指的是条件，不要太过，亦不可不及，如果一件事当下未成，那一定是条件不够。婴儿必然要一两岁后才能走会跑；必须要有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才能生成一个水分子；一台电脑，不仅要有显示器、主机，一套可以运行的系统，还得通上电才能用。近见诸身，无一果不要足够因缘，人生之欲愿，又岂是仅有意志这个单方面条件就能达成的？
因天地生成万物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老子推崇为而不争。为，是为想要的一切进行努力；不争，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把愿望的未达成看成是外界的障碍或命运的不济——世界岂能仅直接、充分地周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