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安全区

阮玛霞 60 著

白华山译

我的论文是关于上海安全区的，它是由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构想并建立起来的。他的全名叫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中文名字叫饶家驹。他 1878 年 3 月 15 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桑特市。 61 尽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 20 世纪，但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他采取的是一个生活在 21 世纪中的人那样的全球视野。直到六十八年前，他于 1946 年 9 月 10 日在德国柏林逝世之前，他一直是创意领导方面的先驱。他的一生努力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安全区，在战时这个安全区拯救了 50 多万人，其中 8 万人是儿童，但饶神父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他的生平与遗产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和敬重。

一　在中国的服务

自 1913 年来到中国，饶家驹就成为一名神甫、教授以及他所遇到并生活于其间的中国人的庇护者。他在上海东北部的教区工作，既为大量的日本侨民服务，也为葡萄牙社区的侨民服务，当然也为众多的中国人服务。在上海这个大的通商口岸，他赢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领导人的尊重，无论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日本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在造成 14 万中国人死亡的 1931 年至 1932 年间的江淮大洪水期间，他在救灾委员会任重要职务。 62 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指导救灾活动。当后来战争危机出现时，他就能动用他在赈灾期间所结下的众多的与官方的关系去完成他的重要使命：为他教区的中国居民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战争难民提供保护。似乎其职务还不具有足够的挑战性，因此他还找时间在著名的震旦大学教授语言和文学课程。他在汉语、日语、英语和法语方面的语言技能是其人道主义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

饶家驹神父的行为经常不被他在上海的教会领导所理解。一位著名的教会官员把他描述为“认可正统，却也喜欢异端”。 63 他的特立独行受到教会谴责的一个例子是，他丧失了自己的右臂。当时的情况是，为了为每年一度的庆祝圣母玛利亚诞辰的活动做准备，他正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向兴高采烈的年轻学生展示如何制作鞭炮的方法。不幸的是，在这次上课期间，混合物爆炸，夺取了他的右臂。学生们伤得不太严重，从那以后，饶家驹成为众所周知的“上海独臂神父”。

对于他的受伤，大主教并没有表示同情，在一些官方的教会记录中，备注中说饶家驹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他的胳膊”。 64 但是，在教会官员看来，他最令人不安的行为是采取行动营救因日军侵略而逃难的中国人。在 1930 年代，他不断重复这些独立的营救难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他的行动与教会领导相沟通。

二　日本进攻上海， 1932 年与 1937 年

日本 1932 年初对上海的进攻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出因飞机轰炸人口密集的上海华界地区而造成的伤亡景象。对上海的空中轰炸所造成的恐怖杀戮引起了饶神父的关注，从而让他采取行动。他独自成立了一支救援队赶赴轰炸区域，并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这次行动救了两千名平民的命。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一大屠戮中产生了如何在今后处理类似的恐怖事件的想法。

后来，在 1937 年 8 月，日本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上海。 65 这是抗日战争中争夺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它造成中国军队 30 万人的伤亡。上海的北部地区——闸北和虹口，要么在起火燃烧，要么成了一片瓦砾。这位勇敢无畏的上海独臂神父忧心如焚，在松井石根这位侵华日军陆军大将、未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与俞鸿钧这位负责管理华界的上海市市长之间，促成了一场持续数昼夜的谈判。他持续不懈的努力让双方达成了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即双方都认可在法租界的边界地区设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他是怎样成就这一非凡壮举的呢？

饶家驹神父并不是强迫交战双方对话以最终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相反，作为中间人，他达成了一份不怎么明确却更能让人接受的协议。他向松井石根将军提出了一个通常任意杀戮和轰炸平民的替代方案。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通过承认他为保护战争难民而设立的安全区的存在从而把这些悲苦无告的中国人的照料与衣食留给他来处理呢？通过改变协议的条款，从同意到最终承认安全区的存在，这一术语的变化让交战双方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形势。他们开始认可一种新的更能为人接受的解决方案与结果。因而，通过洞悉双方对危险局势的看法，饶家驹，作为虹口日本侨民区多年的邻居与中立的第三方，他有信心说服双方，让他们相信，新的安全区中将不会有军事存在，它将仅仅收留中国平民。

经过漫长的协商谈判，饶家驹神父最终确信交战双方与国际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议，协议使得交战双方都承认上海安全区的存在，却又避免了让中方与日方签署遭受唾骂的正式协议。他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即谈判的结果无论是日本军方、日本政府还是中国军方、中国政府都表示支持。通过他精明的谈判风格与巧妙的措辞，饶家驹把交战双方带到一起，从而能够推进他为中国难民建立安全区这一受到青睐的计划。

日方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由他方收留和救助中国潮水般的难民的可能性。松井石根将军与日本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长谷川清除了分别承认中立区的存在外，两人甚至还各自捐出一万日元来资助安全区的运作。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饶家驹的善举，为表示敬意，给他颁发玉质勋章，并捐献五万元以资助他的难民工作。

三　建立上海安全区

饶家驹神父再一次施展他的创造性的领导才华，开始了艰难的为新安全区办事处组织和配备人员的过程。作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及其下属的难民委员会的主席，他把华界控制的北部区域即南市划作安全区的地点。饶家驹领导了一个主持工作的委员会——南市监察委员会，它的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包括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挪威人、一名美国人。安全区一旦建立，有 25 万多名中国人进入这一狭小的区域。激烈的战斗在安全区周围继续发生着，但安全区却没有遭受炮弹或空中轰炸的袭击，这表明难民救助工作的成功。

后来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领导人复制了上海模式的理念，但不幸的是，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基于上海模式的更多安全区后来出现在武汉、杭州、漳州、深圳、吴江等地，它们取得程度不等的成功。

四　中国人担任上海安全区的工作人员

新成立的难民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规定由中国人来担任工作人员，因而它体现出对管辖这片区域及其人口的中国主权的尊重。饶家驹希望难民能够得到同在租界里避难的难民一样的保护。办事处总部设在救火会大楼，在那里，饶家驹神父形成了下面的计划：他把安全区分成九个分区，每一个分区由难民自己选出来的中国人担任领导。安全区的运作具有民主的特色，选举出来的每一个区的区长管理着十一个部，这些部也由中国方面的领导来配备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选出来的官员要负责下面各种各样的工作：住宿、物资、食物、水、纪律、卫生、医疗、教育、总体活动、遣返、簿记、登记以及盘点库存。为了能够顺利地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责，安全区行政部门对那些选出来要做各部门领导的男男女女在管理技能和技巧方面进行培训。

总之，这些选出来的领导们要对安置在该安全区内诸如公共建筑、学校、寺庙、教堂之类设施内的 104 个难民营负责。国际红十字会和救世军在衣物和食物分发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一所老房子被改造成了医院，分别为男人和妇女儿童各增加了 40 个床位。由圣心修女会的志愿者来提供服务。

安全区行政部门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一所学校，并根据年龄把它适当地分成不同的班级。除了读、写、基础算数等常规项目外，教学还包括一些实际培训活动：编织，基本医疗服务，物流，卫生，小组游戏，以及音乐。安全区领导人看得很远，他们希望学生们在安全区学习了这些重要技能之后，一旦安全区关闭，难民返回家乡，课上学到的这些技能就能派上用场。

华界市政当局及其属下的中国警察监督安全区并在狭窄的街道上巡逻。中国警察除了通常警务活动所需的左轮手枪、警棍等器具外，不带其他任何武器。一小队受过军事训练的白俄罗斯人，本身就是“十月革命”后来到上海的难民，他们支持和帮助训练中国警察。 66 这一非同寻常的安全区警力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运作具有多国特征的又一个明证，它的参与者团结一致，决心为中国的战争难民提供庇护。

五　上海安全区的开放

上海安全区是为中国平民提供避难的地方，在七十七年前的今天，即 1937 年 11 月 9 日正式开放。它位于上海南部的南市地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北部。出席安全区开幕典礼的有中国方面的重要官员，有来自租界的官员，以及其他来自上海大的社区的知名人士。一条严厉的布告宣称，安全区内禁止出现武装部队、军事设施和武装冲突。一名在开幕现场的当地记者在中国报纸上做了如下报道：

饶家驹安全区收容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尽管人口数量不断变动，但整个 1938 年，它还是为 30 多万难民提供了救济和安全。它设有一个难民委员会，在沦陷的上海中圈出的这一小块领地上自觉承担了市政局的职能。难民委员会肩负重任，包括每天为超过 10 万名难民提供食物以及水、电等公用设施。安全区是自治的，它有自己的“市议会”。饶家驹神父是和蔼可亲的市长。它的财政预算分为四类：食物，衣服，医院和医疗，以及其他。它有自己的警察，并设立了能够实施刑罚的刑事法庭。上海

城隍庙大佛的塑像上方刻有“海隅保障”这四个醒目的字。 67

维持安全区的纪律是新成立的刑事法庭的工作，它有一个有趣的方法来对大量难民施加控制。由纪律委员会处理的破坏安全区规章制度的行为，常常包括抢劫这样的轻微罪行。饶家驹神父并没有把抢劫者关进安全区的临时监狱，而是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标明其罪行的牌子，在安全区游街三天以警戒他人。显然，通过羞辱来施加惩罚对维持安全区内的和平与礼仪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68 除了维持治安，安全区的另一事务是调停在那些紧张时刻难民之间经常爆发的争吵。

六　安全区的社会构成

安全区的难民来自很多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同文化艺术相关的进步分子，来自各种各样的男性或女性救国团体。其他人则同救世军一起工作。在安全区内一起工作的是政治上来自不同党派的成员，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员，一些则是国民党员，其他一些则是三青团团员。所有这些党派在安全区内都很活跃，它们都与主持工作的总括机构——上海国际救济会有着联系。共产党仍旧作为一个地下党在活动着，但在安全区，据估计有 30 名共产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他们把发展更多的党员作为活动重点。这个党支部帮助新四军在难民中招募士兵，一些难民被送到延安根据地去服务。

七　为上海安全区筹款

饶家驹神父从公共租界那里为安全区寻求财政援助的路被堵塞，因为工部局的官员们正试图处理成千上万的涌入公共租界寻求避难的战争难民。据估计，有 9 万名难民挤入公共租界，到 1937 年 11 月，位于公共租界的 142 座难民营收容了 9.1 万名难民。 69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官员对饶家驹表现出不满，声称他建立安全区救助难民的工作太政治化。

饶家驹神父并没有因此泄气，并决定去海外筹款。不过最初，这位传教士中的政治家在武汉与蒋介石主席和蒋介石夫人会晤时成功地募集到一笔善款，这笔从中国政府那儿获得的 25 万元将用于安全区的活动。接下来，他在香港与政府官员会晤，募集到更多的钱款。进一步往海外去，他通过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面来筹集善款。给上海安全区最终带来实际资助的最富成效的筹款活动发生在美国。他的募捐活动开始达到顶峰是在 1938 年 5 月 26 日与罗斯福总统的见面，罗斯福总统聆听了饶家驹关于安全区以及上海难民悲惨情状的讲述，饶家驹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饶家驹从美国政府官员那儿获知，罗斯福总统已经批准了 74 万美元，这笔款项将正式转送上海用于安全区的活动。

八　用以资助安全区的美国人的小笔捐款

这笔款项是饶家驹广泛的美国之行期间筹集到的。作为一位带着法国贝雷帽的魅力十足的绅士，饶家驹神父的募捐活动包括组织一次晚会，晚会上不仅有来自当地中国餐馆的食物，而且有杂耍，跳舞，受人欢迎的舞龙，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上举行的。饶家驹神父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募捐的机会，他反复强调在将来“中国市场将对那些帮助中国减轻痛苦的国家敞开”，从而将他的募捐活动诉诸美国人的自身利益。后来，他又在美国全国两千座教堂与社区中心发起了“一碗饭”晚会活动，这样做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填满中国人的饭碗”。饶神父显著的成功一方面缘于他讲述安全区故事的技巧和能力，另一方面缘于美国公众通常的慷慨大方，即便是在随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困窘岁月也是如此。 70 所有的款项都直接用于安全区的需要，并且由美国政府正式授权美国驻上海领事转送，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承诺的那样。回溯以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资助上海安全区的运作方面起到了公认的顶顶重要的作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没有资格说它们对上海安全区进行了基本的重要捐献。

九　返回欧洲

饶家驹神父返回上海，准备继续进行他在安全区的工作。他对上海安全区的奉献一直持续到 1940 年，那时他的耶稣会会长命令他返回法国。在中国度过二十七年之后， 1940 年 6 月 16 日，在官员和朋友的欢送下，他离开上海。返回法国时，巴黎被围困，他再次遭到其耶稣会同事的抵制。他倡导建立巴黎安全区来救助因德军入侵而面临无家可归的平民们，他的这一宏伟计划遭到其耶稣会同事的讥讽，他们把他描述为类似当代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是，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听说了他在上海具有创新性的救济难民的工作，同时饶神父新近在巴黎开展的富有成效的难民救助工作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教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教皇在 1945 年任命饶神父为罗马教廷驻柏林特使，他负责监管涌进柏林这座被围困的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里的数百万背井离乡者的救助和遣返工作。对饶家驹神父来说，他在巴黎面临的形势肯定让他回想起他在遭受战争破坏的上海的经历。

饶家驹神父在柏林履行新职时不知疲倦的努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体检之后，他的医生做出病情危重诊断书，诊断他得了晚期白血病。饶神父被要求保存体力，于是他就同意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和观察。他在位于柏林赖尼肯多夫区的法国军事医院休养，仰慕他的法国同事围着他。在一次分享一瓶上好的法国香槟酒的团聚中，饶家驹神父享受到了同事、伙伴带给他的快乐。他喝了一些盛在他的小药杯中的香槟酒。这是与他最后的告别。次日，即 1946 年 9 月 10 日，饶家驹神父去世。 71

十　在柏林举行的饶家驹神父的葬礼

参加葬礼的有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来自柏林耶稣会社区以及其他的教会官员，还有当地和外国的显要人物，他们来向饶家驹神父致敬。饶家驹神父被安葬于柏林市 Landesegener Friedhof Heiligensee 的法国区。

最后，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为战时非战斗人员设立成功的中立区的例子，饶家驹安全区及其创立者在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中得到确认。今天，在最后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相信在一个充斥着逃难受苦的难民的世界里，我们应当从上海独臂神父和他创办的上海安全区中吸取经验教训。今天，我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纪念饶家驹神父的生平和遗产！ SXD8VopNQbq04jxIXwaMgMmh/R/sS0QpqqIoZwZmIu5DWbonGADfQsPZ6Aa6D0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