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之父”饶家驹与他的上海难民区

苏智良 1

饶家驹（ 1878 — 1946 ），原名 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 ，出生于法国桑特市。 1894 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 1913 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 2 。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 3 但是，后来的上海人宁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战时被德军炮火炸断的。 4 1914 年至 1934 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并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二十七年时光。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体育锻炼而体格健壮，颇具男子汉气质。同事回忆，他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回忆，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师。 5 饶家驹有很高的语言天赋，除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穿梭与交流。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 6 悲天悯人的胸怀使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积极投身义捐慈善。 1920 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即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 1922 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 7 ，次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章。 8 因此到 1926 年时，饶家驹已担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成为上海滩著名的慈善人士。 9 1927 年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并因此而闻名。 1929 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 10 ； 1931 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 11 ； 1935 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 12 ；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 13 。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组织妇孺从闸北战区撤离。“十四年以来，成千上万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惧和所有苦难，而那些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 14 长期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饶家驹可能已有建立难民区的最初设想。

一　南市难民区的缘起

1937 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8 月 13 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开放的数量与频率。 9 月，进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证。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以公共租界 121 万人和法租界 47 万人来接收 70 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 15 ，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与租界相接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他们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1.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成立

1937 年 8 月 18 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该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发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与饶家驹是主要发起人。会长由奥尔和屈文六担任，常务委员有饶家驹等七名外国人和王一亭等八名中国人。委员会下设七个组，饶家驹兼任救济组副主任。

9 月 18 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国际饭店举行会议，由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任会议主席，与会的中外人士纷纷向颜表示，“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于是，会上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负责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 16 委员中外籍人士占多数，其中，博兰德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钟思为前总办，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美国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等多重考虑，转而积极推动援华救济事业。 9 月 24 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章程。

10 月 2 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中国政府后来将政府筹集的救济款也交其发放，以示支持。

10 月 4 日，难民救济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以饶家驹为主席，李规庸、蒉延芳、牛惠生夫人、赵朴初等 22 人为委员。会议确定四条规定：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 17 还分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各司其职，具体施行。

难民救济委员会还由委员长颜惠庆、宣传征募主任施肇基呈请中国财政部拨款，之后宣传征募委员会亦积极展开各类征募活动，如成立“三元救命会”、发动“一角救难运动”、推行红十字募捐周、广发征募启事等。

2. 难民区的筹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 10 月 26 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 18 ，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 月 2 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 19 。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俞鸿钧市长回复：“关于通过你们签订的协议，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为此，我荣幸地向你们确认。今天我和饶家驹神父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只要该协议有效，两个原有的军事设施决不会被使用。有关各方都理解并同意，这两个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会被视为违反该协议。” 20 次日，俞鸿钧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时在文件上签名的还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 11 月 5 日，饶家驹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英文信件，信末盖有总领事章。第一封信告知，日本陆军、海军同意不进攻该区域。饶家驹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回信，委员会地址是他居住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冈本季正当天又写了第二封信，补充告知日本军方的两点意见：第一，附近发生军事冲突时，可能会殃及该区域；第二，一旦华军被逐出附近地区，日军将接管该区域。 21 饶家驹回复同意，但他没有向中方透露第二封信的内容。

11 月 4 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 5 日，中方提出四项原则： 1. 不与日方洽商； 2. 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 3. 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 4. 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考虑。 22

11 月 6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饶家驹：“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23

11 月 8 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工作人员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为白底，中间有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辍中英文的“国际救济会”字样。这一天，上海市政府发布布告：“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业已呈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 9 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当天，俞鸿钧签发第一号往来难民区的通行证。

9 日，日本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发出了给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佛兰德的同意“支那难民收容所”南界敷设铁丝网的证书。

证明书

美国人　公共租界官员　佛兰德（毛笔字）

以上为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在城内北部（方浜路以北）建立中国难民收容所，为此在方浜路设立铁丝网，以防止中国暴民、便衣队侵入。这一设施已获得日本方面准许。特此证明。

请予以适当保护。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陆军武官、陆军少将　原田熊吉

（武官之印）

难民区从筹备到设立的这一过程，尚有不少疑问，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协商的主体不清楚。俞鸿钧认为， 3 日所签文件发生在他个人与上海国际会代表饶家驹之间。在冈本看来，这是中国官方承诺南市非军事化的书面保证。他与饶家驹 5 日的通信，是日本官方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之间的正式通函。

第二，中日双方没有直接签订协议，也没有发表声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二是战前、战中的非军事化。中日在该区域权属问题上，意见对立。饶家驹作为不愿当面协商的交战双方的中介，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

第三，该区域的性质不明。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告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24 中方称此区域为“难民区”，日方称“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用了一个模糊的“饶家驹区”。

第四，该区域的权属不明。中日双方都宣称由自己掌控、管理，并都防范法租界将其扩充为掌控区。

饶家驹淡化了某些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这充分体现了饶家驹的智慧、技巧与坚韧。华军退出了该区域，没有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没有轰炸难民区，日军占领南市后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

南市难民区于 11 月 9 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 200 名警察负责，他们携带手枪、木棍来维护秩序和安全。

1937 年 11 月 9 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视察，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两万余难民，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 130 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 10 万。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三个法国人，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还有名誉会计 G.Findlay Andrews 。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九个分区 25 ，每区设区长一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 11 月 15 日，委员会建立了办事处，由饶家驹负责。 26

也就在这一天，安全区的控制权交到了日本军队手中。饶家驹请法租界一名法国警官带领十多名无国籍白俄巡捕值勤，他们仅佩带手枪和木棍。难民们自己组成保安团，以维持秩序。而日本军队则会不时来视察巡逻。一旦发现有抗日可疑行为，即戒严封锁，挨户搜捕。为充实力量，饶家驹从华洋义赈会、嘉丰纱厂等抽调职员协助工作。

二　南市难民区运作

难民区内，“该区内所有教会及学校等公共机关一概皆改为难民收容所作收容难民之用”。 27 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如万竹小学（露香园路 242 号）、旦华小学（大境路，今上海实验小学）、沉香阁、小世界（福佑路 234 号）、福佑路清真寺（福佑路 378 号）、梧桐路老天主堂、青莲庵、梨园公会（方浜中路 593 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 26 号，今老凤祥）等。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如城隍庙大新照相馆收容了 75 人，孙裕兴扇庄收容 40 人，白衣街 73 号收容 40 人，障川路 35 号收容 70 人，晏海路 21 及 30 号收容 150 人，露香园路 62 及 64 号收容 120 人，九亩地各里弄内收容约 3 000 人。尤其是城隍庙（ le Temple de la Mis é ricorde ）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望着这些难民，饶家驹说，“这个寺庙终于成了真正的城隍庙”。难民区内总共有九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 6 万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

1937 年 12 月 1 日起发起募捐运动周，饶家驹亲自到静安寺路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踊跃捐输、共襄善举。 28 饶家驹有着娴熟的外交技巧，他依托于法租界的庇护，也由于发达的国际媒体的监督，上海南市难民区内并未出现难民被日军杀戮的情况；饶家驹不但从国府募集到了 70 万元赈灾款，得到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专用于南市难民区的 4 万元拨款；而且从日本方面得到了 2 万日元的支持（ 11 月 14 、 16 日）。法租界曾发行慈善奖券， 90% 的收入拨给了难民区。为给南市难民区募捐， 1938 年 5 月，饶家驹忧心忡忡地飞赴美国、加拿大。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 7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从美国到中国的免费运输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所提供的。是年底，饶家驹访问重庆，“对难民救济事宜，晋谒我中枢各当局，有所接洽、结果甚为圆满”。 29 1939 年底，由于欧战的原因，这些运送的货物不幸被中断。总计，饶家驹在美国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大约募集到 100 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 70 万美元。 30

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媒体报道：“各界热心人士纷纷输赠，极为踊跃。本市白克路修德里全体房客特集资捐购大饼光饼等各数万只，送托该会代送，其热忱殊为可嘉。其他各方面，输送棉衣棉被及食粮物品者，不下一万余件，均由该会派员于午后送至指定地点散发难民。” 3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以杜月笙为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和徐寄庼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圣心小学集中 15 台缝纫机，昼夜加班，赶制出 15 000 套棉衣裤。 32 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到 1939 年 3 月底，已有 5 152 个人或团体慷慨捐输，金额达到 3 129 926.74 元。 33 国际社会的评价是：“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34

民以食为天。难民区内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票券由营所所长或家庭户主在中心处天天发放。难民们沿着寺庙蜿蜒的庭院排成长达近百米的队伍。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米从敞开着的袋子里被舀出倒入难民者带来的容器中。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 6 两米（旧制 16 两为 1 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两个馒头；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难民区外的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 6 元，购大饼 600 余只送难民区。

1938 年 1 月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需供给 155 处难民收容所 12.9 万余难民之口粮。到 4 月接受援助者达到 17 万人。为了购买大米，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议决，“拨款五万元，分赴泰县、温州等处，采办食米六千石，办理平粜，以供各收容所及市民之购求”。又向暹罗订购大量白米，先后运到两千余吨，“照进价售于各善团，以供收容所难民之食”。修女们每天还会分发一千份小麦面包。这种面包，让小孩子们热烈期盼着。一位法国修女，从篮底拿出最后一部分，用蹩脚的英语说：“这篮子应该是，怎么解释呢，没有结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们与难民家庭的个人交往比她们的工作更为令人动容：她们看到，访问的过程中，有些孤儿的父亲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母亲随后也跟着她们丈夫的脚步而去。

饶家驹还特设残老院。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之无家属孤苦无依之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并委顾利生为院长、王子卿为副院长，共计 130 余人，年龄均为 60 岁以上者，其中 80 余岁者亦有十余人。平素区内难民，每人每日发给食米六两，此残老院中之待遇则为每日晨夕发给稀饭二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生活已较普通难民为优。“兹悉昨日上午饶家驹神父及主任顾纶为抚慰此等残老难民精神起见，特偕同各组重要职员前往视察一过并逐一加以慰问，同时闻主任等对于该院设施颇为满意。” 35

南市难民区内设有三座难民医院，还专设一座产妇医院 36 以及一座灾童医院。最初，难民们的脚气病严重，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不仅脚气病人日渐减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脚气病自二十七年正月后渐见减少，此种现象与膳食改良有关——膳食中加黄豆、整麦与（或）蚕（扁）豆 Broad Bean ，盖斯时全体难民之膳食问题，有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负责处理也。”

难民区的负责人等还要尽可能地维持公共卫生，察觉任何传染病信号，因为暴发传染病对这个区域来说是最恐怖的灾难，所以，不同慈善组织和监察委员会组织调配力量共同合作。比如，世界红十字会承担医疗健康责任，国家儿童福利协会负责管理被丢弃的孩子。

难民区的医疗工作得到了来自国际红十字会和圣方济会修道院的强有力支持。修道院为修女提供通行证。一开始，南市有三家综合性医院。自从当局限制他们的医疗活动后，医院数量减少到一家，除了一些小型的专科医院。总院坐落在一个大型中国式崭新建筑内，里面有它自己的水井，当主人刚入住时，就被迫放弃了。因此，该处是完全干净的，它们都配有雕刻精美的黑木桌，现在则铺有帆布罩和摆放诊所所需的配件。医院由南市监察委员会提供保护，为妇女和男人提供大约四十张床铺。修女在入夜前离开。三家医院的中国人会通宵管理。综合医院有一家诊所，设备完善，针对门诊病人。每天大概提供三百个门诊；另外，免费并系统地分发鳕鱼肝油。

为了难民区的安全，饶家驹不断地与日方进行交涉。 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军在难民区周边武装巡行，以表示占据。所幸安全区一直处在监察委员会的控制下。然而，难民们因几个日本士兵的到来而陷入不安。在解释情况之后，日本士兵平静地离开了。“日军每日两次巡视区域内之街道……日军经过时，居民俱避居不出。” 37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窜出三十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刺刀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两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今人民路）巡行， 14 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一时人心惶惶。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到 1939 年，难民区进入更为艰难的岁月。 9 月 13 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的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 6 两减为 3 两。 10 月 1 日起，居民停发口粮，饶家驹等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 4 700 人，另设三个收容所安置。

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这样能够安定难民们的心。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望。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南市难民区几乎被孤立了，于是商品只能在区域内部流通，难民区变成了孤岛社区。为了鼓励商店开放，监委会做出很多努力。最终，几乎所有可买卖的商品都陈列在最宽敞的马路上；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吃的，而且展示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物美价廉的刺绣以及字画卷轴。

当然，难民区也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其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 1939 年 4 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 1 000 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难民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惩罚犯法难民的举措是游街及做苦工，“偷窃罪罚三日至二十日之苦工，此为最重之惩罚”。 38

难民区内的教育也在实施之中。难民教育委员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博士主持，委员有叶梁露、朱谢文秋、美国人芦爱德博士等。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设七所难童学校，招收两千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三万人。学校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 39 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十二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两百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1939 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于是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此时，区内尚有难民 19 209 人，收容所 88 个。

中国共产党与饶家驹也有合作。在饶家驹创办的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内就有中共的支部，主要成员有陈方舟、沈涛、魏瑞英、潘达（大成）等。饶家驹为收容所主任，陈志皋为副主任，黄慕兰为总干事，姚潜修、潘达为副总干事。其中潘达是震旦大学的学生，也是饶家驹的学生，精通法语，与饶家驹精诚合作。 40 因经费困难和物资奇缺，难民区从 1938 年起疏散难民。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部分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撤离时，饶家驹要求谨慎从事，不在码头开欢送会。 41 上海难民中，有 1 200 余名青年被输送到皖南新四军， 2 000 余人被输送到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从而大大增强了新四军的力量。 42 关于难民区内的难民人数， 1937 年 11 月 16 日时，“约有二十万人之谱” 43 。 11 月 18 日根据中华慈幼协会调查，难民区内收容所 118 个，“收容难民 88 000 余人，住户要求面包救济已登记者 38 000 余人，未登记者 60 000 余人，尚未收容、餐风露宿之难民约 3 000 余人，难民总数不下 200 000 人”。 44 《申报》 11 月 19 日发文《难民区内已收容难民廿万》，即最高时曾收容难民达二十万余人。区内难民给养由西人柏韵士主持，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经费外，各善团都参与供养，“计每日分两次发给干粮，第一次在上午九时，第二次在下午二时，足资难民果腹。” 45 1938 年 11 月，前后收容难民约三十万人。 46 直到 1940 年 1 月，区内难民仍有四万人。 47 5 月降至两万人。所以，在南市难民区中得到庇护的难民总数应该超过三十万人。

1940 年 6 月 16 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二十六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7 月 3 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 6 月 30 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九百六十三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饶家驹离开上海后，《申报》报道：“难民是世界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艰难困苦中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情和安慰。饶氏这几年来的工作，可称仁至义尽，难胞岂能无动于衷？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星期六的上午，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需改饶家桥，以志去思。” 48 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拳拳为念。据香港传来消息，饶神父即将买舟重返上海服务”。 49

各方对饶家驹义举有着崇高的嘉许。中国方面，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潘公展等先后给饶家驹感谢信和奖状。法国方面， 1938 年 2 月 12 日，通过驻华大使颁发了最高荣誉勋章。英、美驻军均给他感谢信。 1938 年 4 月 9 日，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 H.E.Yatnell 致信感谢。 19 日，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 A.D.Telfer-Smollett 写信感谢，预言他创造的成功案例将被后人延用。

日本方面，在上海已基本掌控的前提下，也不得不赞扬饶家驹的人道主义举动，于 1937 年 11 月 13 日写信给他，赞扬他“在日军的全面合作下”，拯救了中国难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 12 月 18 日写感谢信，颂扬饶家驹“这项本着彻底献身精神所达成的人道事业”。

三　饶家驹难民救助实践的推广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饶家驹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

1937 年 11 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日方明确，只要保证中国军队不进入该区域，就可以成立。

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8 年 9 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发挥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日军没有轰炸难民区。

同年 10 月 24 日，经中日双方同意，成立广州难民区委员会，在广州四周设立五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从事难民救助。“到（倒）忙煞了一位和平使者，东奔西跑，他已经是六十七岁须发皓然的老翁！” 50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 1946 年 9 月 13 日，因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终年仅六十八岁。

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尽管有 1907 年 10 月 18 日海牙第四公约、 1927 年 7 月 25 日日内瓦公约，但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条款。 1929 年，法国医生乔治·保罗建议在战时为平民和生病、受伤的士兵设立安全区。法国政府敦促国际联盟给予支持，但国联商议后称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不切合实际，不会被交战国接受。

之后瑞士人亨利·乔治发起的日内瓦国际协会继续努力，他们将饶家驹区的案例作为珍贵的证词，证明这些理念的可实践性。 1937 年 11 月起，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华代表卡拉姆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他提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饶家驹区为案例，讨论保护战时平民问题。 1938 年，第 16 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区被视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1948 年，第 17 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

1949 年 8 月 12 日， 63 个国家的代表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共有 159 条正文和 3 个附件。公约内对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施以保护和人道待遇等的条款，保证了战争当中平民的基本权利。

饶家驹的贡献：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要求安全区的平民不得参加敌对行动，不得从事带有军事性质的工作（在饶家驹安全区寻求避难的平民也要遵守这条规定）。而且，不得进攻安全区，相反，安全区要受到交战双方的保护和尊重。（与饶家驹安全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建立安全区的一方必须接受承认安全区的国家所要求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的管制。特别委员会驻扎在安全区，必须对其行使视察职责给予各种便利（这条曾是饶家驹安全区生效的前提条件：当日军占领了整个南市地区的时候，它仍旧允许饶家驹的监管委员会继续工作）。如果特别委员会发现违反双方协议的事实，它可以规定期限纠正，如果超过期限，委员会可以宣布它自身不再受安全区协议的约束（此项规定也见于饶家驹在上海与中日双方谈判所达成的最早协议）。这些明显的相似点无可置疑地表明，饶家驹安全区为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主要内容包括：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包括准予安全离境，保障未被遣返的平民的基本权利等；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镇、乡村；禁止杀害、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居民；禁止采取使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的措施，包括谋杀、酷刑、体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所必需的医学或科学实验等；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需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是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禁止集体惩罚和扣押人质等。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指控犯有或指使他人犯有严重破坏条约行为的人员，并送交法庭审判。

第四公约的评注对“上海模式”作了具体说明和介绍：（ 1 ）只能这样说，第 15 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 1937 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 2 ）它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安全区的人。

1977 年，两个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生效，旨在补充和澄清 1949 年的公约。新的公约删除与修订了第四公约第 15 条评注中所举的四个成功案例中的两个，从而更凸显出上海难民区案例的珍贵。另外，在第一附件议定书的第四部“平民居民”、第一编“防止敌对行动影响的一般保护”、第五章“受特殊保护的地方和地带”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安全区”的案例。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51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的名言是“我将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 52 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 53 饶家驹堪称是 20 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被时人赞为“难民之父”、“人道的战士” 54 、“中国之友” 55 的饶家驹，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责任心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战时平民救助史上的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以及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饶家驹热爱中国，他“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 56 饶家驹表示，“要以中国为家，尽力为中国工作，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土地上。” 57 “我虽然是法国人，但从发愿来中国传教起，就变成中国人了。” 58 “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 59

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今黄浦区人民路方浜中路内）设立纪念性铭牌和塑像。 gKDHkGlq+T7YpBHLmw1Bq+xgpLpbUgz0mcjX1zer7N6H5YZDTSzN2/OgPe9U0D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