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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0 年以来，五角大楼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所谓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大多是在每年的 3 月份发表《中国军力报告》， 2010 年推迟了 5 个月才公布。 5 名共和党参议员为此曾给国防部长盖茨写信，质问为什么报告迟迟没有公布，有的美国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盖茨，国会催你交中国作业了”。
其实 2008 年和 2009 年的报告都有推迟，但是 2010 年推迟的时间更长。这 3 年报告推迟的原因，我觉得相差无几，基本上都是美国在考虑对中国的评价问题，会不会引起比较大的动荡，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军力报告》从名称上做了些修改，已经改成了《中国安全发展报告》。这种变化主要是，奥巴马政府力图体现一些他的所谓新政，对中国新的认识、新的估计、新的评价。但是明显的矛盾是，五角大楼在炮制这个报告的时候，那种冷战思维始终无法得到解脱。所以虽然报告的名称换了，由《中国军力报告》换成了《中国安全发展报告》，实际上内容基本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从美国的执政当局就形成很大的难题，想力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每每发现，代表自己政策宣示的这些重要文件出笼，还是冷战思维那一套。
所以这是推迟发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怎样把报告的内容调整过来，把一些语气调整过来，更加符合奥巴马执政当局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对中美军事关系的考虑。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报告从来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内部本，一个是公开本。我们可以想见，美国调整的主要不是内部本，内部本对中国的评价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它主要想调整的是公开本，公开本怎样适应新政策的走向，这是它主要考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部调整基本不变，公开调整就是词汇、概念、说法的变化而已，不涉及到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但就这些说法、概念的变化，也足以令美国人从 3 月一直忙活到 8 月。
中国现在每年被出《中国军力报告》的“待遇”，是冷战时期苏联才享受过的。当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起初认为全世界是无对手的，经过 1991 年到 2000 年一个很大的调整，最后认为中国是个对手。
2000 年，美国国防部按照国会的要求出这样的军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一个国家要让国防部针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一个军力评估，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假想敌的追寻。
你反过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出过《美国军事力量报告》。我们的所有东西放在桌面上，不会往桌子底下塞什么东西。我们不会评估对手有什么发展，对手的强点在哪里，对手的弱点在哪里。美国搞这个是很多的。当然它有个前提，就是对手。如果没有对手这个前提的话，它不会做这样的报告。
美国内部也有不少的清醒人士。自从《中国军力报告》出笼以来，美国有不少的清醒人士发表观点声称，美国一定要防止预言的自我实现。
所谓预言的自我实现，就是你把这样一个国家树为你的对手，然后发表针对它的报告，进行有关针对它的军事部署，然后针对它拉拢同盟，企图包围它。然后就像希拉里在越南的东盟会议上所讲的，南海关系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军演，在“天安”号事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进行军演，而且军演的一部分矛头针对中国。
当你这样做，当你采取这样措施的话，那人家，比如说中国，肯定要为了防卫自己的安全，做出一些应对。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造一个对手，结果最后这个对手真的变成了你的对手。这就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这是美国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在与美国交涉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美国停止发表类似于这样的视中国为战略假想敌的报告。那么美方不管怎么样，从表面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把《中国军力报告》调整为《中国安全发展报告》了，我们姑且相信这是个善意的表示。
《中国军力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文件，历来都会受到中美关系大局的影响。中美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中美关系，首先一点就是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审视。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审视，你就会发现美国很多行动是必然的，它必然会这么做，不是个意外。所以我们尽量排除意外感，或者说，我们希望它不要这样，它偏偏这样了，我们这种挫折感，也必须得排除。
很多中国人以为，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帮了美国很大的忙，为了帮它解脱危机，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我们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马上就对台售武了，马上就会见达赖了，马上就迫使人民币升值了，马上又宣称南海关系美国国家利益了？它还挑动越南——这个挑动不是背地里谈，而是公开地挑动越南、东盟与中国的对立。
我们很多人感到意外，很多人感到挫败。我觉得我们今后不应该有这种意外感和挫败感。你的意外和挫折感来自对美国抱了过高的希望。
我们今后对自己国家利益要清醒冷静地审视，你要相信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利益，必然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它不做是奇怪的，做才是必然的。
怎样有效维护我们的利益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发出那种怨言，就是我对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怎么对我不够意思。国际政治中不讲这个。国际政治中讲的是利益，讲的是实力。中国人只有踏踏实实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踏踏实实地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实力，这才是我们将来唯一的出路。
美国防长盖茨 2011 年访华被认为是中美两军关系回暖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
事实上，这次盖茨的访问毫无疑问是中美两军关系史中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对中美两军关系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两个国家，两支军队必须得交往，必须得了解对方，减少误判，而且在国际更大的层面力所能及地展开一些国际合作。
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虽然中美的两支舰队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配合，但是在互通情报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包括一些海盗劫持船只，中国海军成功地解救，把这些海盗击退，美国海军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这两个军队对抗的话，那么给西太平洋的形势，包括给东亚的形势，当然给国际安全形势，肯定要带来很大的变数，而这两个军队如果能够在一些方面，首先从非战争军事行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然后逐步深化合作的话，对全世界肯定是好消息。
我们不能期望中美两军关系是一马平川的，包括盖茨访问完了之后，就能够很顺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台售武依然在进行。这些影响两军关系的因素依然存在，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中美军方的接触，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课题。
参观过第二炮兵司令部的外国领导者屈指可数，尤其是像国防部长这样的领导者，这是中方给盖茨一个很高的待遇。美方包括盖茨本人，对这个安排也满意，也不满意。
满意的是，中方的接待，包括军事参观项目给他很高的规格，他是满意的。不满意的是，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拉姆斯菲尔德是第一个参观二炮司令部的美国国防部长，他期待中国给他看从来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看过的东西。
这点其实我们强调得比较多，要对等地交往，就是美方也应该给中国人看看它们不愿意给中国人看的东西。这是个交往的对等。从这个对等的角度来说，起码中方展现了很大的诚意，就是尽力做到了，满足美方提出的标准。
在盖茨访问中国期间，美方提出，希望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一个新的机制，称为战略安全对话，希望中美双方相应的外交和防务领导人参加这个机制。
美方这个建议，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它们以前就提过。美方这个建议，很可能是对中方一些建议的回应。
比如说，中方反复提出，鉴于中美两军的关系随意性很大，使中美的军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往往是对台售武。日本人评论说，台湾问题绑架了中美两军的关系，当然“绑架”这个词用得不太合适，因为不是它绑架了的，每次对台售武都是美国方面主动的，当然台湾方面也有要求。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方其实原来已经提出来了，怎样使中美两军趋于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不是随意被单方面破坏的关系。
中方提出，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问题。盖茨来，也提了，他也认为在交往中应该有些原则，尊重、互惠他也提了，但是最关键的对等他没有提。
从我方来看，我们希望从中美两军的关系方面，建立一个相对正常的机制。当然从美方提出的要求来看，它希望这个机制扩大到不仅仅是军事交往，也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交往。
从单纯的军事交往来看，美方设置的障碍越来越多。美方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通过军事交往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所以很多参观项目他们不让看，很多交往不能进行。
从美方的意思来说，要扩大会谈的主题，不要老拘于军事了，从安全这个更大的层面上来看，那安全的范围就大了，包括经济、文化、信息、网络，包括人员交往的安全。美方想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涵盖这种起伏不定的中美军事关系，这是一个理由。
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全面对抗、势不两立。以北约对抗华约，双方的导弹和核武器互相全面地瞄准，你能摧毁我多少遍，我也能摧毁你多少遍。
中美完全不一样，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接近 4000 亿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预示着两国的经济交往在空前地加深。我们并没有组织军事集团与美国对抗，也没有企图取代美国主导的那些东西，而且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并不准备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这些都是中方所做的很明显的、和冷战对抗期间苏联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我们自己的秉持。《环球时报》有篇文章，说当美国人质疑中国军力发展的时候，更应该提问的是中国人，中国应该反问一下，美国人在西太平洋拼命地加强部署，要在西太平洋取得绝对的优势。意味着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敲碎的蛋壳，这是不行的。
当美国在西太平洋拼命增强军力的时候，我们既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中美的军事交往，也要达成一种平衡，捍卫我们的安全。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变成一个美国人随时可以敲碎的蛋壳。
在中美军事交往中，美国人可能也会越来越清楚：中国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不是为了跟美国一决高低，而是为了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2011 年 5 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与前两轮相比，首次邀请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出席是一大看点。中方代表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美方代表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双方高级别军事代表参与战略与经济对话。
从此次双方参与成员可以明显看出，中美的利益点正在逐步扩大，或者正在明显地扩大，当然也可能是问题点、矛盾点的扩大。中美两国国家利害相关，虽然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意义追求完全不同，但是两个国家从经济上结成了密切联系，双方贸易额将近 4000 亿美元。在国际上，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如此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非常新的局面。
中美关系的发展，之前叫战略经济对话，没有一个“与”字。实际上，这个“与”字是很有讲究、很有意味的。过去中美之间的对话，只是经济问题对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战略问题对话。从 2009 年、 2010 年开始有所改变，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双方达成共识，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战略问题，更是战略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对话。一字之差，差别很大。
之前的对话，有国务委员参加，没有军队代表参加，这次马晓天副总参谋长的参加是个非常大的进展。他原来是国防大学的校长，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昭示着中美双方关系的全面性，不仅仅是经济，同时包括外交、政治、军事。
中美军事关系可能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旦出了问题，双方都不由自主地采取一些停止交往的措施，军事上相互不信任，关系恢复时间很长。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的军事问题，主要就是怎样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方并不要求与美国协调在非洲、太平洋、美洲、中亚的利益。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要保持全球的行动自由，保持对全世界所有重要资源、重要通道的控制。而中国奉行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这是双方一个非常大的分歧点。
对台问题美国人最不愿意谈、最不愿意接触，却愿意谈别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不能相互谅解、相互尊重，那会很麻烦。因为台湾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这样敏感、要害的问题，中国的执政者都不会有任何犹豫。对美国来说，台湾在美国的万里之外，作为美国战略棋盘的一个棋子，它不愿意放弃并希望其发生作用。所以，如果说中美之间的分歧，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在这点上不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相互尊重，那么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它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美双方的军事关系，会直接反映到政治关系，甚至到经济关系中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认为，中美安全对话，低于当年的美苏水平。其实他这个估计本身就有点过高。
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中方并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程度。当年美苏战略和武器，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苏联的弹头要比美国多，美国的运载工具要比苏联多。而在战略武器层面，中国与美国相去甚远。
比起当年美苏对抗，中国的强项在于中美经济的交往。当年，美国与苏联相互划分独立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经济体制，双方几乎不相往来，经济贸易量很少。今天，中美贸易量很大，两国间的交易量达到近 4000 亿美元。这是苏联远远达不到、望尘莫及的。
所以，中美关系与过去的苏美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如果以过去苏美关系分析，无法有效地理解中美关系，而且也无法驾驭这个完全不同的关系。
中美军事关系，矛盾很多，导致中美军事关系首先受损，进而国家关系受损。实际上，从对危机的管控来看，双方都在探讨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中美军事关系——就是双方有没有合作的准则，建立关系、认定的准则。
对于中方提出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问题，合作、互惠可以讲，至于相互尊重，美方始终往后闪，不太愿意承认。
相互尊重，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很大的障碍。就中方而言，建立任何国家间关系，相互尊重是必然的。而美方却认为，相互尊重是国家对国家实力的尊重。
比如说美方太平洋总部司令出访中国，要求中方总参谋长会见。对于中方而言，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相当于中国一个战区的司令。而美方认为太平洋总部和中国最高军事长官平起平坐。
美国在太平洋总部经常召开太平洋地区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会议，很多国家都参加。其实这个会议很荒谬，美军一个战区司令，在夏威夷召集环太平洋各国的国防部长或者总参谋长参加会议。这是中美讲的相互尊重吗？
美国人的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如果没有足够实力，想相互尊重很难。 2011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美方对此提法加以默认，至少表明了它对中国上升的国家力量一种不情愿的承认。
此次陪同陈炳德总长访问美国的七位解放军将领当中，既有总部负责作战、情报和外事的高级将领，还有三大军区、四大军种的高级将领。网上对于中方出访的八位高级将领有过多解读，包括一些媒体评价，说中方总长出访，挑选陪同人员十分重要。
其实，这只是一个例行活动，对中方意义很大，却有局限，并不是说中美关系通过此次访问就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陈总长的出访班子，是一种例行选择。无论是谁去，都要完成一种选择，至于是不是代表一种重要的意义，不必做过多解读。
因为中美军事关系将进入政治化、常态化。过多地解读，恰恰就证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然而，毕竟中美关系时好时坏，麻烦的时候比较多。所以，要理性看待此次中国总长时隔 7 年的出访，国外的媒体不由自主地做了过多解读。
中美双方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行了首次战略安全对话，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说中美两国同意启动亚太事务磋商。有评论称，中美对话已经从试探、吵架，发展到具有建设性。
从试探、吵架，过渡到建设性，也要冷静地对待。建设性一样是吵架，好朋友之间也会出现争吵，更何况美国对中国猜疑这么大，争吵是难以避免的，并不是说从吵架到建设性，就不吵架了。
双方在发展中，如果有分歧，就互相敌视、敌对，然后互相对立，那对中美甚至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有分歧可以坐下来谈如何解决。但是，坐下来谈也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就保留，但要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沟通，不要产生误解，这才是建设性的。
所谓建设性，绝不是不吵架。建设性是双方认识到双方的问题、利益，不能掰开问题看利益、抽掉利益看问题，它是个固成体。
美国一直称中国军事透明度不够，是中美两国军事发展的一个障碍，要求中国加大军事透明度。不但美国人提，其他很多国家也提，甚至国内一些学者也认可。
事实上，各个国家的军事透明度都有问题，包括美国。
美国就完全透明吗？ 2006 年中美联合军演时，参观美舰，只能看中甲板、顶甲板和指定的一层，禁止拍照。这是透明吗？
所以这其中有舆论主导权的问题，有点像中国人讲的三人成虎，一个人说虎来了，两个人说虎来了，没人相信，三个人说就相信了。国际舆论主要掌握在西方手里，当一个国家说中国不透明，大家半信半疑，三个国家都说，就让其他人信了，以为中国真是不透明。
2011 年 11 月，五角大楼揭开一种新型作战概念的神秘面纱，该计划要求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准备战胜中国的“反介入 / 区域拒止武器”，包括中国的反卫星武器、网络武器、潜艇、隐形飞机和能够打击航母的远程导弹。
俄罗斯《观点报》认为，美国这种对抗中国的军事计划，是模仿冷战时美国对抗苏联的方法，表明在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开始准备将军事重点转向中国。
按照美方自己讲的，美军提出的空海作战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一点五角大楼讲得非常清楚。《华盛顿邮报》援引奥巴马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空海作战这种构想就是要用新冷战的方式应对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不是来自中国民间的猜测，或者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判断，这是来自美国官方的发言。我们对此不能加以轻视，必须高度警惕。
当我们正在追求双方共赢的时候，美国人在做单赢的事情，美国人想构建希望能够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所说的空海作战，主要是为了限制当美国海军离中国比较近的时候中国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海军的威胁。
中国弹道导弹对美国海军威胁到哪里去了？是我们要威胁夏威夷的珍珠港吗？明显不是！是我们要威胁美军在印度洋的游弋、在太平洋的游弋或是在大西洋的游弋吗？也不是！我们只是要保卫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安全。
美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顶到别人的家门口来了，还说别人的防卫行动威胁自己的安全，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加霸道的说法了。
就像一个人，你要闯入人家院子，邻居当然要采取反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邻居的反制措施对你构成了威胁，威胁在哪里？在人家的家门口。美国说中国有反介入、所谓区域遮断能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奉行这样的战略，这都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美国人很像堂吉诃德，与一个看不见的魔鬼在搏斗，如果事实上没有这个魔鬼的话，就把它想象出来。
美国的这种说辞已经提出 10 年了，在“ 9 · 11 ”事件 20 天之后提出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采取所谓反区域遮断的战略。 10 年以后美国搞出针对中国的空海作战，这是美国人明显在号召冷战的一个姿态。
美国宣称海空战理论源于对中国新式精确打击的担忧，称中国的这种能力威胁到了战略航线以及其他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
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是其国家核心利益所规定的美国具有在全世界的行动自由，它的这个行动自由，就是任何人不能对我施加任何威胁。
另一方面，美国要保证对世界主要水道和航道的控制。比如，美国海军就宣布过，要确保对世界上 16 条重要水道的控制，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包括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这些关键性的水道全部要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这是美国人讲的全球行动自由。
这种自由是美国一家的自由。自由来自限制，一个人跟一个国家一样，如果一个人想在社会上为所欲为，这是他个人自由的最大实现，那么他影响的是其他很多人的自由。
美国所追求的这种单一国家的自由，那就意味着牺牲别人，别人就要做出相应的牺牲。
美国 11 支航母编队全世界巡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力量阻止美国海军和商船在任何地方通行，充其量也就是索马里海盗在那儿捣乱。而且事实上索马里海盗捣乱还是很有选择的，一般还不怎么惹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全球航行自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间爆出来说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受到影响，说将要受到影响，按照中国人的话说，这纯粹属于鸡蛋里挑骨头，是为美国下一步在亚太部署做准备，同时用这理由为美国所谓的海空作战做出“合理”的解释——你看我的航行自由受影响了，所以我必须得在西太平洋或在某一个区域加大投入、多建基地、密集巡航，来保证我的自由。这完全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转化为军事的趋势。
建立中美新型的两军关系，就是要打破“大国对抗”的思维定式，摒弃冷战时代那种建立军事同盟，增强自己的安全而不顾对方安全的这种单边主义倾向。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军事关系，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的很难做得到。
2012 年 5 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中美之间达成军事交往的共识。第一，“共识”里讲到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发展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第二，就是双方互相访问，减少分歧；第三，是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军事档案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第四，是举行中美双方参加的演习，主要是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等这样一些项目的演习。
应该说，有共识总比没有“共识”强。
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点上，美国坚持“对台售武”，明显就是对中方一种不尊重的表示。包括美国派出军用飞机、军用舰艇对中国沿海进行的抵近侦察等一系列的行为，都不利于达成“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局面。
而从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和交流的内容来看，实际上中方还是想和美方开展一种全面的军事交流，但是，美方在一些交流项目上往后退，缩小交流的范围，限定交流的内容。美方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军事档案、环保、教学、文体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在其他军事领域，比如双方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等深层次的军事交流。
中美举行的联合演习虽然很引人注目，但这个联合演习的内容是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等，两军合作还停留在一些表面的交流，而不是深层次的。
在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合作交流仍是“初级”的。
而且，就是这个“初级”交流，美方能不能够遵守，本身都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因此，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共识，对双方来说有一定的约束力，是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现实。
如果以为达成了共识，双方就完全地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了，这只是理想而已。
当然，有交流比没有交流强，有沟通比不沟通强。但也不可能通过中国的防长 9 年来第一次访美和美国防长也到中国来访问的这种交流，就一下子解决中美双方军事中的很多问题，这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最关键的是对台售武问题。
中美双方见面握手很重要，但是即便不见面不握手，通过一些行动，对双方的关系走向也能做出比较冷静的判断。当然毕竟是见面了、进行了登上领土的访问，是很重大的事态。但是，也不宜把它说得非常大，好像双方的关系一下要就此发生什么重大的转变，也没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