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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不断的联动变化之中。由于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必然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就业结构也会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两者协同改进，才能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本章就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理论进行粗略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
1. 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7世纪首先发现了形成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和解决发展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并将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异与劳动就业结构联系起来。他通过考察在1672年的《政治算术》中得出结论：工业比农业的收入多，商业比工业的收入多。这种差异之间的收入差异推动劳动力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流动。
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研究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并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40多个国家的截面和时间序列资料，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分布的演变规律，对就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总结。克拉克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即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即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又将呈现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收入相对差异所致。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产业向高收入的产业转移。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越小，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越大；反之，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所占比重越大，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就越小。由于克拉克与配第关于劳动者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规律的研究极其相似，所以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2. 库兹涅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采用截面分析方法，基于20几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并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考察了就业结构的变动规律。在现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动。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性部门。库兹涅茨得出的结论是：从国民经济的部门比重来看，初期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之后逐步转向工业部门为主，并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相似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显著下降，从最初几十年的40%下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工业部门所占份额显著上升，从开始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45%，而服务部门的份额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部门劳动力上升的速度，可能低于或等于服务性部门，服务性部门的份额显著上升，同抵消了农业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
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流动资源集聚在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随着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工业部门兴起，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农业部门的就业逐步减少而让位给工业部门；当科学技术步伐加快，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既排斥劳动力过多地进入，又为以商业、金融、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得大量劳动力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动规律被后人称之为“库兹涅茨法则”。
3. 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与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
1975年霍利斯·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应用大量统计数据对全世界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即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
霍利斯.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研究发现，当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按照1964年不变价格计算）时，就业结构变动非常缓慢，此时，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71.2%、7.8%和21.09%。当人均GNP超过100美元时，就业结构变化开始加快。当人均GNP超过300美元时，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降至50%左右。当人均GNP超过600美元时，出现第一个交叉变换点，即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大体相当。当人均GNP超过750美元时，出现第二个交叉变换点，即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相当。当人均GNP超过1 000美元时，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5.2%、32.5%和42.3%。按照钱纳里的分析和测算，人均GNP达到1 000美元以上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8%以上。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互为一体的过程。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为城市工业提供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生产手段，极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工农业处于平行发展时期；在工业化后期，工业长足发展使之能够反哺农业。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业的转换与劳动力向工业化的转换基本同步。但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转换普遍超前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换。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部门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节约劳动的技术，现代工业部门创造产值的能力大大高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工农贸易条件不合理的现象，即工业品价格偏高，而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的发展主要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钱纳里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提出人均GNP从小于100美元到1 000美元之间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为各国和各地区判断发展阶段提供了一般的通行标准。特别是其提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的理论，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转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刘易斯二元结构社会中的就业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在《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使城乡的产业有了明显的分工，这既促进了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还解决了农村的失业问题。因此，可以说，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现代工业部门得到扩大，而传统农业则相对缩小，由此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究其原因，刘易斯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少数城市工业部门被大量的农村传统部门包围着，这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城市工业。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只有极低的、低到零甚至负数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是就业的，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在没有失业救济的条件下，这部分劳动力的生活是靠劳动人口自己维持的。在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民的工资水平。工业和农业工资水平的差异对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城市现代工业资本家也愿意雇佣这些劳动力，因为他们的工资低，资本家可以因此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工资水平的差异，促使了“过剩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充裕，因此其供给是“无限”的，不会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资本家可以把工资始终压低到一个最低水平，并保持不变。这样工业资本家就可以不断地赚取高额利润。然后再把利润转化为资本，使工业生产进一步扩大，以便再增雇新的工人来创造更多的利润。只要农业部门还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一过程就将反复循环进行下去，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全部吸收为止，这一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此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劳动与土地的比率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增加。此时工业部门要获得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以此与农业部门竞争。现代工业可以迅速成长，农业也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需要三个基本假定：①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②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由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决定；③城市工业中的利润储蓄倾向高于农业中的储蓄倾向。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我们的启示是：抓住了二元经济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核心问题，从动态的角度把经济发展过程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一般变动规律即促进结构转换的条件。但刘易斯经济理论用自身的缺陷，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看作是单纯剩余劳动力的提供者；忽视了一国人口自然的增长、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路线选择、城市的就业状况及工资率上升的趋势等宏观经济变量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忽视了现代部门技术进步过程中会排挤工人增加失业这一现象。
2. 拉尼斯—费景汉二元经济模型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合作发表了《经济发展中一般理论》的论文，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1964年，拉尼斯、费景汉在《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中又进行了系统阐述。
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两个缺陷：①没有重视农业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只描述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没有明确，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根本。
通过对印度、日本等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工业资本对农业部门或“最低生存费部门”的资本吸收的程度。其观点可以归纳如下：拉尼斯、费景汉把不发达经济分为两部门，即“最低生存费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他们把农业部门看成是最低生存费部门，把工业部门看成是资本主义部门。农业部门的主要特点是不使用资本，而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要要素；农业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这部分农业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排挤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在农业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存在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根据拉尼斯、费景汉的观点推理，如果工业部门所吸收到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则工业部门可以获得利润，利润通过再投资使资本额增加。其结果，工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就可以吸收农业部门更多的劳动力；但如果工业部门所吸收到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则工业部门不产生利润，也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农业中的大量过剩劳动力就成为“伪装失业”的劳动力。
在该模型中他们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与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并重，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规模的就业不充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不会导致农业总产量的下降。在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向城市部门转移，工业部门就能源源不断地以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雇佣转移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甚至低得只够维持生计。工业部门在此阶段肆意地压榨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下一段的发展积蓄力量。农业劳动力变动流入工业部门改变了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部门剩余产品的出现。
在第二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几乎都转移到城市，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还在继续。这会导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地减少，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时，农业部门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现象大量存在。劳动力在城市中一般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所以此阶段农村劳动力还会继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但由于此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引起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减少，而农产品供应减少又会引起产品价格上涨，这会传递带动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涨，影响工业部门扩张和吸纳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第三阶段，农业劳动力减少直至隐性失业全部消失，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与雇佣部门持平。因此，农业部门劳动的工资水平已不可能再由以往的习惯和道德力量所决定，而只能由市场机制来完成，工农业部门的发展达到均衡状态。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使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更具有现实性和解释力。
3. 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速度还在继续加快。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 托达罗于1969年发表的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提出了城乡劳动力迁移行为模型，对刘易斯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否定。他是在综观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总结了以往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失业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其失业理论的。托达罗深刻地认识到：“失业问题的范围，远远不只是单纯的就业机会少或劳动力利用不足以及长时间工作的人生产率低。它还包括，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就业的看法和期望与城乡实际适合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市中养成的厌恶体力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思想以及培养‘白领雇员’的教育制度，都给要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穷国造成极端紧张的局面。”托达罗集中分析了多数国家工业迅速增长但不能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现象，说明了城市已经人满为患、失业水平上升而大批人继续还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原因。托达罗认为：“现代工业部门没有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是20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失败之一”，“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其原因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只占整个劳动力总数的10%～20%”。另一个原因是，在不发达国家中，工业化的进程明显低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百分比。因此，托达罗得出结论：“企图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解决失业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况且即使现代工业部门增长了，也会带来劳动节约型生产偏好，使解决就业的目的破产。”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还不断向城市迁移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现象。托达罗认为，人口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这种大小预期的收入差距是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两个变量相互决定的。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迁移者可以考虑城市和农村各种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他们通过迁移选择哪个能取得最大“预期”收入的工作。托达罗模型中引入了就业概率的概念，表示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大小，从而在失业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建立联系。虽然城市存在失业，会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下降，从而使预期收益下降，但只要此预期收入仍高于农村就业工资收入和迁移成本，农村劳动力就还会向城市转移。托达罗的失业理论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尤其是，托达罗失业理论对城市失业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存现象的论述，对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城市失业和农村人口过剩并存的现象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托达罗所强调的解决城市失业根本的出路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发展农村经济而不是过度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结论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然而，托达罗模型也存在缺陷。①他认为对城市就业概率的理解是农业劳动力做出是否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中主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②他只考虑到迁移成本，忽略了迁移者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