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他身材不高，但很健壮。他的肩膀宽阔有力，大大的脸膛透着厚重的血色，直到年老的时候，他的脸才变成衰弱的黄褐色。尤其是在冬季，他远离郊野、困守屋中之时，他会显得更是憔悴。他有一个巨大而鼓凸的额头，头发像女妖美杜莎头上的蛇一样，一根根向上奓起，极黒极密，简直无法将梳子插进去。
很多人都认为，他那双时常闪烁着令人震撼的光芒的眼睛是黑色的，这是关于他的一个最常见的谬误。面庞的褐色和苍凉的表情，确实使人们很难辨认出那眼瞳本身的蓝灰色。小而深邃的眼珠经常会朝天空投射出悲哀的视线，但一旦遇到激动的情绪，它们会突然放大，并且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把源自内心的思想和情感表露无遗。米勒医生在1820年的记载中写道：“他的眼神变化多端，有时柔和，有时迷惘，有时则显得咄咄逼人，让人害怕。”
他的脸好像狮子，有一个硕大方正的鼻子，嘴唇却薄薄的，下唇略有些突出。嘴唇里面是坚实的牙床，仿佛能咬碎核桃。他的右边下巴处有一个涡，非常之深，显得脸十分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能给人力量，但并不欢乐，即使开怀而笑，那粗鲁的、不美观的笑，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他是个忧郁入骨、不习惯欢乐的人，眼中常常流露出难以治愈的悲伤。他那双眼睛，曾让诗人雷斯塔伯望之险些忍不住流泪。
1826年，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他独自坐着抽烟，瞑目凝神。这种状态，随着死亡之期的临近，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如果他想跟朋友谈些什么，就要掏出一个小本子，让对方把要说的话写下来，再用自己尖厉的声音回答——那是聋子特有的声音。他的表情经常会猛然发生变化，不管是有了灵感，还是正在弹琴；而那种变化在旁人眼中，他的脸色一下子扭曲起来，筋肉暴绽，眼神可怕，好像正在降神的巫师被自己召唤来的魔鬼擒住了一般。尤里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就像李尔王。”
以上这些描述，都来自贝多芬的朋友以及曾亲眼见过他的旅行者的讲述。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年12月生于波恩。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生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二十岁时才来到波恩，在当地一个贵族家里做乐队长。贝多芬的性格跟他最相似。弗朗德勒在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因此，在贝多芬身上，多少有一些与普通德国人不太一样的精神特点。比如他的自由奔放的天性，就来自身为比利时人的祖父。
贝多芬出身的家庭，境况极为贫寒，父亲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男高音歌手，酗酒，无能，懒惰，几乎一无是处；母亲是一名女佣，她是厨师的女儿，曾嫁给一个男仆，前夫死后才和贝多芬的父亲结婚。贝多芬出生时，他们全家住在波恩的一处破旧阁楼里。
人生的起点就已昭示了贝多芬多舛的命运。他不像莫扎特那样，从小过着衣食无忧、备受呵护的生活。从他人生最开始处，他就面临着一场悲苦暴虐、为了活下去而进行的战争。他的父亲试图利用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极尽所能地向别人吹嘘夸大他的天赋，把他说成一个神童。四岁时他便已被父亲牢牢禁锢在音乐中，不是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羽管键琴前，就是拿着一把小提琴被锁在房间里，就像个小苦力，被繁重的活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童年的他憎恨艺术，以至于父亲必须用暴力强迫他学习演奏。
刚刚步入少年，他就要整天考虑着怎么卖艺挣钱，好换来全家人的面包这样的事了。在他这个年纪，承担这种责任实在太早。十一岁开始，他进入剧院，十三岁当上管风琴手。1787年，贝多芬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他深深敬爱着自己的母亲，他曾这样动情地说过：“她对我那么温柔和善，那么值得爱，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能够呼喊出‘母亲’这个称呼，而又能够被她听到，我是多么幸福啊！”
因为身体时常感到不适，他曾担心自己也染上了导致母亲死去的那种疾病，这样的焦虑更加重了他原本已有的忧郁。在十七岁时，贝多芬承担了家庭的全部责任，亲自照顾和教育两个弟弟。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当家人，他不得不要求父亲退休。这时，他的父亲已经被酗酒的毛病彻底毁掉了，人们甚至把他的养老金都交给贝多芬保管，免得他将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这种种痛苦的事，给贝多芬的心灵刻上了伤痕。幸好他从布勒宁一家那里得到了许多慰藉。布勒宁家住在波恩，家里有个小女儿，名叫埃莱奥诺雷，是个可爱的姑娘，比他小两岁。贝多芬是埃莱奥诺雷的音乐老师，也教她诗歌。他们是一对少男少女，因此也许自然地有了一种恬静美好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与贝多芬的好友韦格勒医生结婚。他们三个人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相互间的往来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他们都步入暮年时，这友谊更令人动容，令人心暖。
贝多芬对自己悲惨的童年并不怨恨，相反，他总是带着温柔的情绪忆起童年时代，以及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后来他移居维也纳，并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大都市及其周围的环境沉闷而无聊，他时常想念犹如父亲般的莱茵河，那条欢乐跳跃的河流，似乎有某种灵性，就像一个人，头脑中装满杰出思想，并具有伟岸的灵魂。无比美丽、强大、平和的波恩，在莱茵河的轻抚下，两岸鲜花绽放，绿荫蔽日。这里是贝多芬度过人生最初二十年的故土，他那颗不眠之心在这里初萌梦想，那里的树林、村庄、教堂、墓地和山间早已废弃的古堡，它们的身影很长时间盘踞在贝多芬的心头。贝多芬深爱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想要归去。“我的故园，我的国家，她伴随着第一缕明亮的天光进入我的眼帘，永远那么清晰，那么美丽。”
但他再也没有回到她的怀中。
贝多芬和莱茵河
莱茵河是德国最长的河流，也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传统的欧洲大河之一。贝多芬的青年时光是在德国莱茵河流域的波恩度过的，贝多芬曾满怀深情地称莱茵河为“我们的父亲河”。在他对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中，他多次提到这条河曾给予他无穷的思想和力量。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就是在莱茵河岸完成的，其中还有一个动听的故事：一个秋天的夜晚，贝多芬在莱茵河边散步，他听见兄妹俩的对话，被盲姑娘对音乐的热爱而感动，于是为兄妹俩弹奏了两曲。弹奏完后，他就飞奔回客店把它记录了下来，其后一首就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由来。
1792年11月，贝多芬前往维也纳，那里是欧洲的音乐之都。当时，欧洲正在爆发革命，贝多芬就读的波恩大学是革命的中心。厄洛热·施耐德教授在此讲授德国文学。这位教授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时，施耐德教授为学生们朗诵了一首壮怀澎湃的诗。贝多芬被教授的热情感染了，次年教授的革命诗歌结集出版，他和布勒宁一家成为第一批读者。
在去维也纳的路上，贝多芬遇到了来自黑森的雇佣兵部队，他们正向法国进发。1796年、1797年这两年中，他为弗里贝格的战歌谱了曲，一首是《出征歌》，一首是合唱歌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是他为大革命的敌人写赞歌实属徒劳，因为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他所在的整个欧洲。
从1798年开始，贝多芬与生活在奥地利的法国人和法国使馆关系十分亲近，尤其是和刚刚旅居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将军，成为来往频繁的好友。在与这些法国人的交往中，贝多芬作为一个共和派，思想越来越坚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继续着这一政治信仰的发展，从未转向。
此时，施坦豪泽为他画过一张画像，与他后来的所有画像都大为不同。在这幅画像中，贝多芬显得朝气蓬勃，严肃的脸，紧张的眼神，笔直挺立的身体，都流露出一股雄心壮志。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的模样。1796年，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勇敢！尽管我身体孱弱，但我的才华必胜！我才二十六岁！这正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完全施展出自己的年纪来！”
在一些人看来，贝多芬显得很傲慢，言行叫人觉得又粗俗又笨拙，说话还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清楚地知道，在贝多芬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优雅和善的心。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贝多芬便这样直率地说道：“我若是不能够在经济上立即给一个穷困的朋友以实际帮助，那么，只要我在书桌前坐上一会儿，我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了。想想看，这样多棒啊！”即使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成功，他心中想的首先也是自己要对别人怎样才能有帮助。他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不幸已经敲响了他的房门，而且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从1796—1800年，疾病使他的听力迅速地、持续地下降。他的耳朵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杂音，隆隆作响。关于这些，他一直没有告诉过别人，就算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当时所承受的折磨。他尽可能地躲避社交活动，免得被别人注意到他听不见。可是，到了1801年，他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只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慈悲的、可爱的阿曼达，我是如此渴望你能在我身边！你的贝多芬不幸至极，我不得不对你讲出实情：我身体上最珍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已经十分衰弱了。当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恐惧地感觉到了一些征兆，只是没有说出来。现在，情况已经越来越坏……还能治得好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又不敢抱有任何奢望，这种病根本就没有痊愈的可能。我的人生太可悲了！我逃避着所有我深爱且珍惜的人，对我来说，这世界上仅存的是悲哀与自私。听天由命，现在是我唯一的避难所！当然，我想过要站起来和这一切不幸斗争下去，可是，这又如何能做到？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确实，我过得凄惶痛楚。过去两年来，我躲开了一切应酬，因为我没办法跟人交谈。我聋了，要是我做的是别的什么职业，那倒不是不能忍受的事，可对于音乐家来说，这种状况就太惨痛了。我的那些敌人会怎样幸灾乐祸？他们人数很多！……我得坐得非常靠近乐队，才能完成剧院的工作，否则我连演员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距离稍远一些，我甚至听不到乐器和人声发出的高音……人们轻声说话我听不到，大声嚷嚷我又受不了……我时常要咒骂我的生活，普鲁塔克指导我顺应命运，但我还是想争取战胜我的命运，要是有可能的话。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最失败的造物。人要认命！这是多么可悲的自我安慰！然而这是我生存下去仅有的方法！”
这一时期内，在贝多芬的许多作品里都留下了怆痛的悲剧感——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和作品第十号《第三奏鸣曲》的广板，特别是后者。但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部分作品体现出了不同于此的情绪。比如神采奕奕的《七重奏》、无忧无虑的《第一交响曲》，都散发着青春的光彩。
毫无疑问，尽管贝多芬在努力使自己的灵魂习惯于灰暗悲哀，但人类的心灵却总是如此渴慕欢乐，因此，当它感受不到欢乐时，它就不得不靠自己去制造一些。如果现实过于残酷，灵魂就会躲进回忆，趁着曾经有过的幸福日子还没有完全从脑海中消失，它们的余波仍在空虚中不时荡漾。
贝多芬在维也纳孤独、忧郁地生活着，只能依靠追忆故乡来获取一丝温暖。他的思绪一直淹留在波恩的岁月里，在《七重奏》中，以变奏曲的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来自一支莱茵河民歌。《第一交响曲》也是从莱茵河得到的灵感。这是一首带着微笑为青春梦想而歌唱的诗，它欢快、闲逸，十分殷勤地寻求着听众的愉悦。不过，在一些乐段，比如《引子》中，低音乐器的沉吟造成了阴影；又比如趣味十足的谐谑曲中，年轻的作曲者显露出的极高的天赋，令人激动万分，就像人们从波提切利《圣家庭》中描绘的圣婴的眼睛里，可以看到日后终将到来的不幸。
雪上加霜的是，在身体所承受的痛苦之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痛苦。韦格勒说，贝多芬永远激情充沛，从未从爱的桎梏中解脱。他一直都沉浸在爱情中，但那些爱情都是纯洁的。
贝多芬厌恶粗俗的思想和言论，对清纯无染的感情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他甚至不能接受莫扎特竟然写作了《堂·璜》这样为好色之徒所唱的赞歌。
他的忠实朋友辛德勒曾经非常笃定地说：“贝多芬从不需要为任何意志薄弱所导致的背德行为而懊悔。”这是一个注定为爱情所累的男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坠入情网，做着无望的幻梦，渴求爱的幸福，再被戳破一切梦想，跌入痛苦的深渊。贝多芬的精神就这样在狂恋痴情与心高气傲之间，周而复始地轮转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巨大灵感的源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终于步入人生的某个阶段，有能力迫使激情让位于苍凉的沉静时，才停止下来。
贝多芬和维也纳
贝多芬从1792年就到了“德意志音乐的首都”维也纳，在那里生活了35年，几乎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维也纳完成的。晚年的贝多芬耳朵渐渐变聋，钢琴只有弹出很大的声音才能听见，为此惹得周围的邻居很是反感，无奈的贝多芬只好多次搬家，乔迁过30个寓所，这些地方现在很多被保留为贝多芬纪念馆。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大风雨中，在大风雪中，在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贝多芬病逝后葬在了维也纳公墓。如今，贝多芬已经成为维也纳的一张名片，民居、餐馆、街牌、公园都能看到贝多芬的名字。
1801年，贝多芬似乎迷恋上了朱丽叶特·圭霞尔蒂。他将自己的那首杰作《月光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献给了她。他在信中对韦格勒说：“我正沐浴着更美好的光明，事物投射在我眼中的感觉，也和以往不同了。我的社交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这些改变都源于一位迷人的、令人敬慕的姑娘。她爱我，我爱她。两年来，我头一次觉得这样幸福。”他为这幸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爱情让他对残疾之躯更加自卑，而双方不可能结合的现实也残酷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况且，朱丽叶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轻佻女子，心地很是自私。她给贝多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1803年，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是飘落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已被病痛折磨得近乎崩溃的贝多芬，精神濒临毁灭的境地。在他的一生中，这一刻是绝无仅有的向命运认输的时刻。
在他给两个弟弟卡尔、约翰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时内心的绝望。那封信实际上是一份遗嘱，信封上注明：“在我死后拆阅并照此办理”。让人悲伤的是，他那时便想要一死了之，只是由于道德不允许，才没有实行。他的耳聋失去了治愈的希望，视若生命之光的爱情也远离他而去。“最后一线高尚的勇气也消失了，我本来依靠着它才生存至今。啊，主啊！请再让我体会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只要一天时光就够了！欢乐早已退出我的生活太久了！什么时候，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再一次感受欢乐？……再也不能？不，这是多么残忍！”
在这惨痛欲绝的呼号之后，贝多芬又度过了二十五年的人生岁月。他的坚强个性支撑着他，决不肯向厄运屈服。
随着智识的发展，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了……是的，我感受到青春正在萌生。每一天我都更接近我的目标，尽管它显得有些模糊，并不那么确定无疑。啊，要是我能够摆脱疾病，我将拥抱这个世界！……我不想休息！其实我除了睡眠，也并没有别的休息方式。不幸的是，现在我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睡眠上。哪怕只能部分地从病痛中解脱，多睡一睡也好……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要向命运宣战，它再也别想将我彻底打倒。啊，一个人要是能活上千百回就好了！
他的感情，他的疾苦，他的妥协退让，这放弃与傲守的交替，这些灵魂织就的悲剧，全都倾注进了贝多芬写于1802年的那些伟大作品之中。如：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其中有一段悲壮而凄婉的独白的《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为格莱尔的诗谱曲的六支悲壮豪迈的宗教歌曲（作品第四十八号）。
1803年，贝多芬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是根据他青年时代的爱情经历写出的，从这支乐曲中，人们可以听到，意志的力量战胜了向隅而泣的悲伤，生命在最终时沸腾如斯。贝多芬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他深信自己的不幸不可能不可救药，他想治愈疾病，想得到爱情，他始终在抗拒着绝望。
贝多芬那些富有冲击力的作品时常令人们感到震撼。《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章以及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尤其如此。这些音乐唤起了人们对大革命时代的回忆，拿破仑兵临城下时，贝多芬正在维也纳，根据塞弗里德骑士的讲述，他对谈论时局有着浓厚兴趣，做出的判断准确而睿智。
贝多芬深深同情革命，赞同共和。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最了解他的挚友辛德勒说：“贝多芬坚决认为，人应具有无限的自由，民族要独立，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政府事务中，他希望拿破仑能在法国建立起普选制度，从而为人类未来的幸福打下基石。”贝多芬将拿破仑·波拿巴视为罗马式的民主英雄，钦慕着他的丰功伟绩，在1804年为他写下了“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这是这首作品最初的题名。当贝多芬获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他被激怒了，吼叫道：“这么说来，他也不过是一个庸俗的匹夫罢了！”他将原先的题献词撕毁，换上了一个感伤而讽刺的说法：“英雄交响曲，献给一个身形伟岸的男人
。”
辛德勒认为，后来贝多芬也不再憎恨拿破仑了。他只把他看作卑微的可怜虫，就像古希腊神话中被太阳烤熔了身上蜡做的翅膀而从天空坠落的少年伊卡洛斯。1821年，拿破仑被囚禁在圣埃莱娜岛上，贝多芬听到此事，感慨地说：“十七年前我写的那首曲子，正可以用来描述今天的悲剧。”他对《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葬曲”暗合了这位乱世伟人最后的结局，似乎颇为快意。由此可以猜想，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即《英雄交响曲》），很可能是他为拿破仑绘制的一幅肖像画，特别是第一乐章。但那不是真正的拿破仑，而是贝多芬本人理想中的拿破仑。他在《第三交响曲》的终章里，还引用了自己1801年为革命之神普罗米修斯写作的乐曲中的乐句。
也许贝多芬自己都感觉不到，时代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到处都呈现着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所造成的印象。多年后的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对贝多芬至为推崇，他听了《第四四重奏》之后说：“如果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我的勇气将取之不竭。”他评论这首乐曲的后半部分时说：“这凝聚了一个人全部人生的悲叹与抗争。”
在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中，他对激越的节奏情有独钟，乐曲中俨然有铁马冰河的震动感。这也不奇怪，贝多芬写作《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拿破仑更具有英雄气概的霍赫将军在莱茵河畔就义，直到今天，他的雕像还矗立在科布伦茨与伯恩间的山峦之巅。虽然贝多芬未必知悉此事，但身在维也纳的他，已然目睹了两次革命战争的胜利。
1805年11月，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首演，观众中便不乏来自法国的官兵们。曾攻占了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就住在贝多芬的保护人和朋友洛布克维兹家。贝多芬曾将自己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赠给了洛布克维兹。
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率大军驻留舍恩布伦。维也纳破城之日，拿破仑命人炸毁了城墙。贝多芬的居所就在那附近。他于1809年6月26日写信给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艾泰尔，信中说道：“这是多么野蛮的生活！我四望所见是一片断壁残垣，到处只有军鼓、军号的鸣响，还有种种悲惨的景象！”
1809年，法国人特雷蒙男爵在维也纳与贝多芬相见。他说那时的贝多芬住在狼藉一片的公寓中。他们谈起政治、哲学，尤其还有莎士比亚。贝多芬当即表示愿意随男爵去巴黎，他知道自己在那儿颇受欢迎，也有剧院在演奏他的作品。
贝多芬音乐的时代精神
艺术是时代的脉搏，反映着时代的精神，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正是创作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赞颂。
原稿的标题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是应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邀请为拿破仑写的。但当时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愤然撕去标题页，改成了《英雄交响曲》的曲名。这首交响曲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革新精神，感情奔放，篇幅巨大，和声与节奏新颖自由。他在曲式结构上做了革新，如用一首庄严的葬礼进行曲作为第二乐章，用一首谐谑曲作为第三乐章，都是前所未有的。
贝多芬突然一反常态，打断《第五交响曲》的写作，一气呵成《第四交响曲》。幸福从天而降。他在1806年5月与特蕾泽·特·布伦瑞克缔结婚约。两人相识于1796—1799年之间，特蕾泽是朱丽叶特·圭霞尔蒂的表妹。贝多芬似乎曾经对特蕾泽的妹妹约瑟菲娜动过心，但特蕾泽早就爱上了贝多芬，这种感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那时他刚到维也纳，和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成为朋友，她便跟着他学钢琴。1806年，贝多芬来到布伦瑞克家在匈牙利玛尔托伐萨的别庄小住，他们才共坠爱河。
特蕾泽·特·布伦瑞克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这样写道：“在一个周日的晚上，吃过晚饭，贝多芬沐浴着月光坐在钢琴前，用手指轻抚键盘。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这是他开始演奏的习惯动作。他在低音区弹了几个和弦，接着，他弹了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歌曲，容色肃穆，宛如天神：‘君欲赠我心，愿潜不愿发。我心亦相许，幸勿使人知。’母亲和家中神父都已各自入睡，哥哥如痴如醉地凝视着他，我也满心沉浸在这乐曲和他的神情中，感受着生命的丰饶。——第二天早晨，我和他在花园中偶遇，他说：‘我正在创作一部歌剧。主要的角色完全占据了我的思想和情感，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我觉得自己从未达到如此喜悦的境界。我好像已经被光明、壮美、纯净紧紧围绕住了。一直以来我都像个孩子一样，只顾在路边拣拾砾石，却对身旁美丽的花朵视而不见……’1806年5月，仅经过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允许，我与他订了婚。”
作于这一年的《第四交响曲》，宛如一朵凝藏了贝多芬一生为数不多的平静时光的馥郁之花，纯美，精洁。有人评论说，此时的贝多芬渴望把自己的天赋与世人所习于欣赏的那种形式相融合。
确实如此。爱情带来了妥协的动力，不仅对音乐，在诸多事宜上，贝多芬也都大为改变。他变得开朗，有礼貌，穿着体面，即使面对自己厌恶的人也能举止得体，他更好地掩饰住了自己的耳疾，人们都误以为他一切正常，只不过有点近视——据塞弗里德骑士说，贝多芬的近视或许是小时候得天花的后遗症，因此他的眼神一向有些失焦。1823—1824年间，他时常在信中谈到自己的视力不佳，颇为苦恼。梅勒为他画的肖像也体现了那种弱视者的神态。
贝多芬在恋爱中，不自觉地想要处处讨人欢心，而且他也确实令人愉快，只是在这和谐的表面之下，即使在温情脉脉的《第四交响曲》的深处，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最初的那个无法抑制的暴躁、狂怒的灵魂。
爱的甜蜜一直持续到1810年。其间，贝多芬登至他自身天才的峰顶。他写作了《第五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艾格蒙特》（歌剧）、《热情奏鸣曲》、《第十七钢琴奏鸣曲》等等，其中许多都题献给特蕾泽或她的哥哥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伯爵。贝多芬还写有一封致“不朽的爱人”的信件，言辞热烈，不亚于一曲爱情的礼赞之歌。信中说：“我爱你……正如你爱我一样，但我更爱你，爱得多……我的不朽的爱人！”（《致格莱兴·施泰因》，书信集第十五）
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使这对相爱之人最终劳燕分飞。也许是贝多芬不满于特蕾泽对恋情的保密，也许是他的个性过于激烈，让他的爱人受到了伤害，他对此却又无计可施。总之，婚约解除，他们分道扬镳了，但谁也没有忘怀。
特蕾泽一生都深爱贝多芬，即使在她死去的1861年。而贝多芬，1816年时写道：“当我想起她，心仍会战栗，就像与她初见时一样。”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六首歌，题为“献给远方的爱人”。他的笔记中留有这样的文字：“每当想到美丽的她，我便无法抑制内心的动荡，可是她远在天边，相隔不见！”特蕾泽曾送给贝多芬一幅自己的肖像，上面有她的题字：“致世间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慷慨的人。”
贝多芬离世之前，有位朋友惊讶地看到他独自一人怀抱那幅肖像，含泪自语：“你是多么可爱，多么伟大，多么像是一个天使！”那位朋友静静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才再次走进房间，却看到他在弹琴。朋友对他说：“今天你的脸色很好。”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过了。”
这次恋爱的失败，在贝多芬心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可怜的贝多芬，你在这世上不会得到幸福的。只有在理想国中，你才能找到征服你的力量。”（《致格莱兴·施泰因》，书信集第三十一）
在笔记上，贝多芬又写道：“投降吧，彻底投降吧，向你的命运折腰，你再也不能为你自己活着了，只为他人而活着吧！因为你只有在艺术里才能找到幸福。啊，上帝呀，请赐我力量，好征服自己！”
1810年，被爱情遗弃之后，贝多芬又变成了一个孤独者。但他感觉到欢乐正在降临，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生命中的光荣时刻。他肆无忌惮地放纵着狂野的情绪，不再顾及后果，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世俗和旁人的眼光有何可怕？爱情，失去了，雄心，消退了，如今，唯有力量及其带来的欢乐是他所有的，他要善用之，而且要把它用到极致。他坚信这力量才是让他与众不同的根源。于是他重新变得不注重仪表边幅，不关心人情交际，对他人畅所欲言，无论对方是否觉得悦耳，更无论对方有多大的权威。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只有仁爱之心才是高贵的标志。”“所有的伟大，仅维系于心。”歌德的女友贝蒂娜·布伦塔诺见过贝多芬后，给歌德写信说：“当他进入我眼中，我便忘记了全世界，甚至于你。啊，歌德……我坚信我的判断：这个人领先于现代文明太多太多了。”
歌德想认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也对天才歌德崇敬有加。1812年，他们如愿以偿在波西米亚的海滨浴场特普利兹相识。但结果令人遗憾。贝多芬那不能圆融的性格冒犯了歌德——他竟然在散步时给了歌德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贝多芬在给贝蒂娜的信里描述说：“我和歌德这样的人物站在一起，那些王侯贵族们应该自惭卑微才对。可是昨天我们走在返回的路上时，迎面遇到皇室
，歌德脱开我的手，闪避到了路旁。我竭尽所能地劝说他，也无法使他再往路中间走一步。我便自己往那人群中直走过去了。鲁道夫皇太子
和皇后都认识我，跟我打招呼，太子还举帽致意。我促狭地等着看这些人经过歌德面前时他的反应。只见他手拿礼帽，深深地向他们弯下腰。后来我毫不客气地给了他相当严厉的训斥。”
歌德同样对这个场景无法释怀。他曾给一度非常反对贝多芬的音乐家策尔特写信说：“贝多芬，非常不幸的，有着一种粗鲁无礼的性情。他认为世界是令人生厌的，当然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只是无法让他或其他人感到愉快。我们应该谅解他，毕竟他是一个可怜的聋子。”
歌德从未对贝多芬做过什么恶意的事，但也不曾支持保护过他。他对贝多芬的一切都保持沉默，既不批判也不褒扬。他害怕贝多芬的音乐，在门德尔松的记忆中，歌德极不愿意听到旁人提贝多芬的名字。门德尔松为他演奏了《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这是应歌德本人的要求，他希望门德尔松为自己弹奏音乐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之后，歌德强作镇定地表示：“它没有感动我，只是让我吃了一惊。”他随后又说：“如此巨大、狂妄，几乎连屋顶都在震动。”整个晚餐时分，歌德都神思惘然。当门德尔松再次提及贝多芬时，歌德开始不断地质问他。门德尔松认为，这失常的举止正表示贝多芬的音乐在歌德身上产生了效果。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写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时间上只用了几个月。《第七交响曲》是节奏创新方面的酒神节狂欢，而《第八交响曲》则是诙谐幽默的乐曲，在这两部作品中，贝多芬彻底地释放了自我的天性。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现了最“开放”的情绪。
那欢乐与癫狂的激荡，出人意料的对比，惊人的、宏大的灵巧和智慧，让歌德和策尔特惊惶不已的巨人般的爆发力（策尔特给歌德写信评论贝多芬的新作时说道“那些人说他疯了”），致使德国北部一些地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酗酒的醉鬼写出来的。这样说也不无道理。写出这样的音乐来的人的确沉醉于某物，只不过令他沉醉的是力量和天赋。贝多芬自己也说：“我就是酒神，为人类制造甜美的蜜酒。把那神圣的疯狂赋予人类的正是我。”瓦格纳认为，贝多芬曾计划在《第七交响曲》的终章写出一场酒神的狂欢聚会。贝多芬本人的笔记中也提到，他想到了类似的题目。
另外，1811—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结识了一位来自柏林的女歌唱家，与之产生了微妙的友谊，这一事实也许对他此时的作品有不小的影响。
1814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上大放异彩，人们将他视为欧洲的光荣。他非常积极地置身于各种庆祝酒会，享受亲王们对他的尊崇和喜爱。而他则在之后向辛德勒高傲地夸耀说，他只是冷眼旁观这些人向自己卖乖邀宠。
他在情感上对1813年爆发的德意志抗法独立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共鸣。1813年，他写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又写了军队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亲自为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担任指挥，听众是一群国王。1814年奥德联军攻入巴黎，他在次年为此写了一首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为时势而作的音乐更加提升了他的声誉。
布莱休斯·赫福尔参考了弗朗索瓦·勒特龙的作品，为贝多芬制作了版画，描绘出他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的样貌。画中的贝多芬牙关紧咬，狮子一样的脸孔上被愤怒和困苦刻出深深的皱褶，表现出他曾有过的拿破仑般的强大意志。耶拿会战之后，提到拿破仑，贝多芬恨恨地说道：“非常不幸的是，我擅长音乐而不是战争，否则我就能打败他了！”
可惜他的王国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贝多芬在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的信中写道：“我的王国在天上。”
巅峰之后，继之而来的却是最灰暗的时刻。
歌德
歌德，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画家，是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歌德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自然科学，博物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维也纳并不真心爱贝多芬。这座为瓦格纳所痛恨的大都市，表面光鲜，内里却空无一物，它从不接纳像贝多芬这样傲慢无礼且自由独立的天才。贝多芬也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
181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杰罗姆·波拿巴表示愿以六百杜加的终身年俸请他担任宫廷乐队队长。贝多芬也认真地考虑了是否接受这个邀请。不过，维也纳有着极其丰富的音乐资源。不容否认，那里的确存在一些贵族鉴赏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贝多芬所具有的绝高价值，希望自己的国家不要因为失去这样一位天才而蒙上有眼无珠的羞耻。1819年，维也纳的三位最有钱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皇太子、洛布克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向他提供四千弗洛令年俸，作为“避免损害天才发展阻碍”的物质保障，将他留在了奥地利。
然而事与愿违，这笔钱并没有落到实处，最终甚至停止了。而且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整个维也纳社会的关注点已经发生改变，政治取代了艺术，成为人们最喜爱谈论的对象。来自意大利的艺术风格又改变了观众的口味。罗西尼成了时尚，贝多芬变得落伍。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蒂》使整个德国音乐的大厦都感受到了震动，有人记载说，当时维也纳沙龙中流行的意见是，《菲岱里奥》毫无音乐之美，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欣赏它。
1814年贝多芬最后一次举办钢琴演奏会。那之后数年中，他的保护人和亲近朋友四散凋零。金斯基亲王、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洛布克维兹亲王都相继死去。曾得到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C大调第九号弦乐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于1815年2月举办了最后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与自己少年时代的挚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勒宁分道扬镳，他的弟弟卡尔也在这一年去世。从此，他过着形影相吊的生活，只剩下一个朋友，玛丽亚·冯·埃尔德迪伯爵夫人——她和他一样身患顽症，唯一的孩子在1816年突然死去。
贝多芬在笔记中写道：“我没有朋友，一个人孤单地在世上活着。”
他已经彻底聋了。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从1815年秋天起，他只能通过纸笔与朋友交谈。最早的交流笔记写于1816年。这些笔记共有一万一千页，现在都保存在柏林图书馆。
与此同时，他的音乐风格也发生了改变，从他的作品第一百零一号奏鸣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辛德勒记录下了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上令人心酸的一幕。“贝多芬要求担任最后一次排练的指挥。……从第一幕的二重唱开始，显然他完全听不到台上歌手们的任何声音。他将乐曲的节奏变慢了，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歌唱演员却用快得多的速度进行着，导致整个局面混乱不堪。好几次乐队指挥乌姆劳夫提议休息，却不说明原因，等到重新开始时，混乱再度发生，只好再休息。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根本无法排练，但谁也不能硬起心肠来对他说：‘你走吧，可怜又不幸的人，你指挥不了演奏了。’贝多芬似有所觉察，他望着每个人的脸，想揣测问题出在哪里。可是人人都沉默以对。他突然粗鲁地叫我过去，把笔谈册子递给我让我写。我写道：‘请您不要再继续指挥了，回到您家里以后我会为您解释原因。’他一下子跳下台来，对我说道：‘咱们马上走！’他径直跑回家，倒在沙发上，用手掩住脸，就这样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餐桌旁，他一声不吭，表情痛苦而颓唐。晚饭后，我想告辞，他挽留我，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当我们分手时，他告诉我，他想让我陪他去找一个著名的耳科医生。在我和贝多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这个11月里可怕的一天是最糟的。贝多芬的心被深深刺伤了，到死他都没能忘记那令人悲哀的情景。”辛德勒与贝多芬相识于1814年，他们的关系从1819年以后变得紧密。贝多芬最初并不愿与他成为朋友，对他的态度相当冷傲。
两年后的1824年5月7日，他指挥（或者说参与指挥）的《合唱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落幕时，全场爆发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可是他一点儿都听不到。一位演员拉着他的手让他面向观众，他这才看见全场观众正起立鼓掌，挥舞着帽子向他致敬。英国旅行者罗素曾在1825年见过他弹钢琴的样子。他说，当贝多芬想要弹出一个轻柔的琴音来的时候，琴键没有出声，而他那在一片肃静中脸上流露的激动的神情，以及颤动的手指，着实叫人动容。
正如瓦格纳在他的《贝多芬评传》中说的，贝多芬将自己埋藏在内心深处——他也不与其他人交往，兀自绝世独立着。只有大自然能给他一些安慰。特蕾泽·布伦瑞克说：“她（指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心人，也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才认识贝多芬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倾心于花朵、云彩、自然界的人。他表现得好像就依靠自然界的那些东西活着。他对动物有一颗爱及怜悯的心。历史学家福里美尔的母亲说过，很长时间她都一直讨厌着贝多芬，因为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贝多芬曾用手帕赶走她想捉住的蝴蝶。
贝多芬自己也写道：“世上再没有人比我更爱乡村了，相比于人，我更喜爱树。”在维也纳，他每天都要绕着城墙走上一圈，在乡下，他可以一个人从黎明散步到夜晚，光着头不戴帽子，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全能的上帝！我在树林里多么幸福！这里每一棵树都在用你的语言发声。啊，上帝，这是多么壮美！在这林中，在这山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详，给我助益。”
他精神上的焦虑在自然界中得到了一些舒缓。他一直在为钱苦恼。1818年，他写道：“我已经快要变成一个乞丐了。可是我还要装出衣食方面并不匮乏的样子。”在另一个时候，他又说，“作品第一百零六号奏鸣曲是为了救急才写的。为了赚取面包而被迫工作，实在是件苦涩艰辛的事。”作曲家路德维希·史波尔说，他时常因为靴子破了洞而出不了门。他欠了出版商很多钱，作品又卖不出去。《D大调弥撒曲》预售的时候，只有七个人预订了，其中一个音乐界人士都没有。
很能说明贝多芬当时困境的一个事例是，1823年他给他认为“在同时代人中最值得敬重”的作曲家、巴黎音乐学院院长凯鲁比尼写信，热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情，并恳求对方给自己写封回信，凯鲁比尼却置之不理，没有做出任何回复。贝多芬所有的奏鸣曲（共有三十二首，每一首都要花费至少三个月时间写成），只为他赚到了三四十杜加。应加利钦亲王要求写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可能是最耗他心力的作品，对方却忘了付钱。捉襟见肘的生活和没完没了的诉讼榨干了贝多芬。他要追讨别人承诺过的津贴，还要与弟媳抢夺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弟弟卡尔1815年患肺结核而死。
他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孩子付出着，可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似乎命运给了他特殊的关照，要给他不断创造不幸的际遇，免得他的天才失去苦难的滋养。一开始，因为卡尔
的母亲要带走他，贝多芬与之发生了争执。为此他在给施特赖谢尔夫人的信中呐喊着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防，我的护卫！我仅有的庇护所！我灵魂深处对你来说是毫无保留的，你知道我为了保护我所珍爱的卡尔而去伤害某些人时，我自己到底经受了什么！”“请听我的祷告吧，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伟大之神！请你应许我这个世间最不幸的造物所发出的极大极炽热的祈求！”“上帝！帮助我吧！别把我遗弃给那些人！因为我不愿意与不公不义妥协！请听听我的祈祷，至少让我在未来日子里能与卡尔生活在一起！……啊，残酷的命运，无法改变的宿命！啊，不，不，我要不幸至死了！”
可是深得贝多芬宠爱的卡尔，却显得配不上他伯父给予的信任。贝多芬与他之间的信件，字里行间满溢着怨怼和乖戾，就像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写的那些信一样，但更单纯，更使人感动。
比如他曾这样写道：“我必须再一次承受最卑鄙的恩将仇报吗？啊，那好吧，如果你要跟我决裂，就决裂好了！任何一个听说你所作所为的正义的人都会恨你的！……”“娇生惯养如你，好好学一学朴素真诚的做人品质是不坏的。我的心因为你虚伪的言行而深受其苦，我不会忘记你是如何伤害了我……”
但很快他就表达了宽恕之意。
我亲爱的孩子！别再这样了！快到我的怀抱中来，你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一句刻薄的话。我会用同样的爱来接受你。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好好谈一谈关于你未来的安排。我以我的名誉起誓，绝不再训斥你了。那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你只会从我这里得到同情以及充满爱的关照。来吧，向你最忠实的父亲的心靠近来。收到这封信，你就马上动身，回到我家里。（信封的背面用法语写着：“如果你不肯来，我必然命丧你手。”）
他甚至哀求：“别欺骗我，要永远做我的好孩子。很多人都说你在用假象蒙蔽我，果真如此，那该是多么恐怖的情形！……”
在为这个天资并不愚笨的侄儿设想了各种最美好的前程之后，贝多芬不得不放弃让他上大学的梦，允许他去学做小商人。可是卡尔流连赌场，导致负债累累。人们很难相信，但那确是可悲的现实——伯父的道德境界越是高尚，对侄子反而越是不利，那会使他又恨又烦恼，叛逆心十足。他自己就这样说：“我之所以变得这么坏，正是因为我伯父总盼着我好。”这可怕的言辞，清楚地显示了他卑劣的灵魂。他甚至荒唐到在1826年的夏天给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他没把自己打死，却害得贝多芬差点儿一命呜呼。贝多芬再也没有从这个重创中缓过来，辛德勒亲眼看到贝多芬一下子衰老得好像一个七十岁的人，意志力全垮了。如果卡尔没救回来，他肯定也会随之而去。不过，虽然卡尔最终康复，贝多芬也并没有因此获得继续活着的动力——几个月之后，他就病倒了。直到死卡尔都在折磨着他。对他的离世，卡尔是负有责任的。贝多芬临终时，卡尔甚至不在身边。
几年前，没有妻儿、孑然一身的贝多芬给卡尔写信时说：“上帝并未弃我于不顾。他总会找到一个什么人来帮我闭上眼睛的。”
但最终帮他做这件事的，却不是他口口声声叫作“我的孩子”的那个人。
贝多芬和侄子的关系
贝多芬的弟弟卡尔1815年因肺结核去世，贝多芬把对弟弟的怜悯和爱转移到侄子卡尔身上。贝多芬不信任卡尔的母亲，曾称她为“母夜叉”。弟弟卡尔死后，贝多芬就请求奥皇承认他对侄子的完全保护权，因为这个母亲太不称职而且信邪教，所以贝多芬的请求被批准了。但紧接着，矛盾就纷至沓来。卡尔的母亲常到学校来看他，并多次对贝多芬能否抚养这个孩子提出了抗议，双方围绕着这个孩子展开了一场几近白热化的争执。
虽然尝尽人生的悲苦，贝多芬却热爱着对欢乐的歌颂。他从1793年还在波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根据席勒写于1785年的诗歌《欢乐颂》写成一部乐曲。他先后创作了《钢琴、乐队、合唱幻想曲》（作品第八十号，1808年）、为歌德的诗谱写的“歌”、《纳门斯弗尔前奏曲》（作品第一百一十五号）等，其中都有采用席勒的诗歌作为主题的乐段。这些乐段积累而成为后来《欢乐颂》的主题和部分旋律。后续还写了中段、行板、中板和最后的柔板。贝多芬准备将这个大合唱作品放在自己一部巨作的结尾。至于是哪一部，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他决定了，这部巨作就是他的《第九交响曲》。
将一曲大合唱融入一部大乐队演奏的交响乐，是不太容易的事。贝多芬做了多种尝试，但是乐器的声音总是横亘在他的脑海中，干扰他对人声的想象，使他难以确定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大合唱才好。
从另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说，这个一直渴望为欢乐而歌唱的人，却终年生活在不幸的阴霾中，他几乎无时无刻不被激情和痛苦的狂流席卷而无法自已，因此，他关于欢乐的愿望总也无法达成。
在他生命的终点，这个伟大的作品终于出现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第一次演奏到欢乐主题时，乐队突然停止，人声的歌唱随之而来，使得整个乐曲笼罩在一片神圣的宗教气氛中。的确，这里被讴歌的正是一个“神”，一个名曰欢乐的神。欢乐之神缓缓降临世间，在一片静谧里，他轻抚饱受痛苦的灵魂。第一下的抚摸尤其柔和温暖，令人为之泪下。
人声从低音开始，象征着受压迫的低沉严肃的情感，逐渐地，男高音以节奏急促的歌声，掀起欢乐大军对痛苦的雄浑慷慨的讨伐。从这些奔放热烈的乐章中，人们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的呼吸和呐喊，仿佛能看到他在乡村的旷野上狂奔的身影。那身影，就像是他所钟爱的莎士比亚最杰出的戏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那个在雷雨中悲号的李尔王。
当欢乐激进的主题退去，乐曲表现出宗教式的沉醉，以及神灵的聚会和爱的喜悦之情。那是人类在仰天舒臂，呼唤欢乐，拥抱欢乐。
《第九交响曲》震撼了正沉浸在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庸俗浮夸格调之下的维也纳，尽管只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
贝多芬在1816—1821年间，烦事缠身，穷困不堪，只写了三首钢琴曲，因而被攻击为江郎才尽，这导致他对维也纳的现状极为失望，带着满心颓唐准备前往伦敦，去那里演奏《第九交响曲》。这时，与1819年的情形类似，又有几个贵族人士出面来挽留他。以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为首的二十个人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指出他的天赋才华是德国音乐艺术的象征和希望。这并不完全是对贝多芬艺术的褒扬，更多的是对他的道德情操的肯定。正如1819年2月1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市政厅主张自己对侄儿的监护权时所说的那样：“对我的道德品质，公众没有任何异议。”
贝多芬被那封慰留的信件打动，再次打消离开的念头，留了下来。1824年5月7日，《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首演。演奏极其成功，引起的轰动俨然一场骚乱。贝多芬出场时，观众们起立鼓掌多达五次，警察不得不予以制止，因为在这个国家，即使皇室成员登台，人们也不过礼节性地起立鼓掌三次而已。演奏时，很多观众泪流满面。当乐曲结束后，贝多芬激动得昏了过去，人们将他抬到辛德勒家里。他在那儿不吃不喝半梦半醒地待到第二天早晨。胜利过后，一切如故。巨大的演出成功没有给贝多芬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他依然过着往日那种贫病交加、无亲无故的凄苦生活，境况毫无改观。
但他胜利了。他战胜了庸俗，也战胜了命运和个人的痛苦。
1824年的秋天，他大病一场，忧心忡忡。此后一直缠绵病榻。他给侄儿写信说：“我的身体极弱，长睡不醒之日即将到来了。”
继维也纳之后，伦敦在1825年3月25日，法兰克福在1825年4月1日，巴黎在1831年5月27日，分别举行了《第九交响曲》的首次演奏会。门德尔松十七岁的时候在柏林的猎人大厅演奏了钢琴版，瓦格纳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教职时，手抄了整本乐谱，并写信给出版商肖特，请求由自己来改编钢琴曲。与《第九交响曲》的相遇，是瓦格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将人生中一切蒙昧都牺牲给艺术吧，上帝超越于世间万物之上！
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之后，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目标。他到达欢乐的巅峰，鸟瞰阴郁世界的凄风冷雨。但他并不能在此久留。所以，在其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仍然充满了他往日悲痛记忆的痕迹。然而他没有放弃。他还想写出像《第九交响曲》这样荣耀于世的杰作。在写给肖特兄弟的信中，他写道：“在我启程前往天国之前，我必须将精灵授意我传达给世人的东西写出来，而我只完成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致格莱兴·施泰因》，书信集第二百七十二，1824年9月17日）
他还有个《第十交响曲》的计划，有意融合古典与现代两种世界，就像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他也想为《浮士德》创作音乐，这是他从1808年起就有的念头。另外，他还渴望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旅行，写作，和其他艺术家交流。1826年，施皮勒医生描述说他的脸色好多了，看起来精神矍铄，心情愉悦。同年，因言论受到审查而沮丧的诗人格里尔巴策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还勉励诗人说：“但愿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强壮和坚毅！”
贝多芬是那个时代德意志文化界罕有的自由发声的天才。在他与别人谈话的册子里，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言论：“欧洲政治的现状是，没有钱没有银行，任何人都举步难行。”“贵族什么都不学习，什么也不忘记。”“不出五十年，共和国将遍及世界。”自从拿破仑兵败，欧洲被重新瓜分，奥地利在野心勃勃的首相梅特涅治理下，严酷镇压言论自由，共和派深受迫害。欧陆各国的形势与之大同小异。贝多芬因此痛恨奥地利政府及其警察当局。
1817年，贝多芬对来自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利亚尼·波特表示，他非常赞赏英国人的政治智慧，很想亲眼看一看英国下院是个什么情形。于此历史时期，革命与独立运动的火花四处萌动，1814—1830年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精神，在暮年的贝多芬身上展露无遗，这是希望准确评价其思想的读者们必须注意到的。
贝多芬身上那种不向任何力量投降的倔强的意志，使他对痛苦也摆出一副嘲弄的模样。他在最后的人生岁月中所写的音乐，尽管被诸多悲惨的事件干扰，比如穷困潦倒，又比如侄儿卡尔的自杀，但依然傲视困苦，充满欢乐。
1826年11月他写完了作品第一百三十号四重奏，其中结尾部分呈现的那种轻松活泼的基调，实在不是普通作曲家能够表现出来的。有时候，它是莫舍勒斯所说的那种讽刺的大笑，有时候，它又是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煎熬之后感动人心的微笑。无论如何，贝多芬胜利了，他拒绝相信死亡。
但是，死亡终究还是如约而至。1826年，贝多芬为了侄儿的前途四处奔走，一回到维也纳便倒下了。他因为着凉而患上了肋膜炎。开始时只是感冒，一周之后就好了些。他不以为意，便起了床，照常做他的事。第八天时，情况开始恶化，他肤色发黄，上吐下泻，差点儿当天就死去。没有一个朋友及时赶到他身旁。他让侄儿去找医生来，那个毫无良心的坏家伙竟然把这个委托给忘记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
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手段很草率。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那铁人般强壮的身躯与病魔撕扯着。仿佛是死亡的征兆，1827年1月3日，贝多芬把他最爱的侄儿立为继承人。他思念起远在莱茵河畔的亲密友人。他给韦格勒写信说：“我真想跟你好好地聊聊天！可是我太虚弱。我能做的只有在心里拥抱你们——你和你的洛亨
。”
幸而他还有几个仗义疏财的英国朋友，否则他可能到临终那一刻都会被贫穷的阴影死死纠缠。他变得极其温柔忍耐。歌唱家路德维希·克拉默里尼说，他最后一次见到贝多芬时，这位病中的伟人表现得异常平和慈蔼。
1827年2月27日，已经做过三次痛苦的手术，还在等待第四次的贝多芬安详地躺在床上。他说：“我隐忍着，并且想道，总会有些许福气跟随不幸的脚步到来。”
这个福气就是解脱。“一场喜剧的终结。”他垂死时这样说道。我们却要说，这更是一场悲剧的终结。他死时，维也纳飘着漫天的狂风大雪。一声恐怖的炸雷响过，贝多芬停止了呼吸。一只陌生人的手为他合上双眼。那是在1827年3月26日。这个陌生人，是年轻的音乐家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
贝多芬的旧友布勒宁在一封信中说：“赞美我主，他终于为此人所承受的漫长苦难画上了休止符。”
贝多芬的全部财产，包括家具、书籍和作品手稿，拍卖所得为一千五百七十五弗洛令。他的那些笔谈簿，只卖到了一弗洛令二十克鲁采。
令人敬爱的贝多芬！有那么多人赞美了他的艺术成就，但是，他远不止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还是现代艺术领域内的一位英勇的灵魂人物，是受损害者与奋起抗争者最崇高最了不起的朋友。当我们因看到满目疮痍的世界而倍感沉抑的时候，他便靠近我们，就像靠近一位身着丧服的母亲，并且为她弹奏，不用语言，只是用他那发自恻隐之心的歌声抚慰她洒满泪水的心房。当我们在和恶行的庸俗无休止地缠斗，直至身心俱疲的时刻，将自己浸入那强大意志与信念的海洋中重新获取新的力量，是多么有益！他给予我们的是源自人格的勇气和对抗争的热爱。似乎是由于他与大自然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他终于得到了某种神秘深邃的力量。
崇拜着贝多芬的格里尔巴策，对他还隐隐有一种惧怕，他说，贝多芬“所进入的那个世界，有一种艺术与野性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熔炼在一起的样子”。舒曼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有类似的话：“每一次当我听到它，都会感觉到身上承受了某种力量，那种力量是恒常不变的，就像是自然现象——每一次，这样的事都会发生，让我充满恐惧和惊诧。”贝多芬的忠实朋友辛德勒说“他攫取了自然的精魂”，的确如此，“贝多芬是来自大自然的一道力；那自然原始的力量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战役，理所当然地会显现出荷马史诗般宏伟壮阔的景象”。
他整个的人生，就像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最初是早晨的天空，清明净朗，或许有丝丝微风拂过，犹如软弱无力者的喘息，但是，在那平静的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些难以察觉的危机的影子出现，它带来了黑暗的前兆。当乌云巨大的影子掠过，悲剧性的雷鸣，伴随着恐怖的沉默，《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的狂飙片刻不停地席卷而来。然而，晴朗白天的那种清新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欢乐依然，青天的光亮尚未被彻底遮掩，悲哀永远都不会将希望吞噬殆尽。可是1810年之后，灵魂的平静均衡被击溃了。一道奇特的光异样地耀眼。迷雾在他头脑的最深处蒸腾。一些原本十分清晰的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水汽飘起。它们或自行消失，或被抹去，再重新聚拢，那种悲凉诡异的扰动笼罩住了他的心。时常，音乐的灵感在这雾气里稍纵即逝，到了乐曲的最终章才随一阵狂暴的轰鸣再次出现。即使是欢乐也蒙上了酸楚粗粝的情感色彩，一切情绪都带着被毒素戕害的痕迹。待到暮色四合时，风暴逐渐酝酿成熟，浓云中包裹着闪电，被极黑的夜色浸染，狂风骤雨呼啸而至，这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端。突然，在风暴的顶端，黑暗骤然消失，夜被从天空中驱散，强大的意志一举发力，将原本清明、平和的天宇恢复如初。
哪一场胜利可以与之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能似这般光荣？即使是他在奥斯特里茨的大胜，又岂能与贝多芬所达到的超人的功勋相提并论？这以心灵的力量征服一切的战绩，属于一个身体残疾、精神孤独的人，他一生悲哀地生活着，全世界都拒绝给他欢乐，他却为全世界创造了欢乐！
正如贝多芬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不无自豪地宣称的那样，他是在用自己的不幸熔铸欢乐。的确，这句话正是他英雄人生的座右铭——欢乐来自苦难（《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书》，1815年10月10日）。
欢乐颂
《欢乐颂》是由德国诗人席勒所写的诗歌。贝多芬为之谱曲，成为他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要部分。《欢乐颂》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诗作之一，席勒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对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其实也正是一直向往共和的贝多芬的最高理想。所以作曲家从年轻时就开始计划着把这部诗作变成声乐作品，但直到作曲家的暮年，经历了人生风雨历练之后，贝多芬才真正下苦功开始创作该曲。该曲的创作和演出经历了很多坎坷，终于在1824年的音乐会上取得成功。这次演出可谓盛况空前，久违的欢呼和掌声，又一次让大家见识了贝多芬的无穷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