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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是对罗曼·罗兰所著三部名人传记作品的合称，这三部传记，分别是《贝多芬传》（发表于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发表于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发表于1911年）。
原本《名人传》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罗曼·罗兰拟了一份长长的传主名单，但是在实际写作的时候，由于一些名人的后代不愿意向他公开先辈的信件、日记等私人资料，使他无从下笔，他深入研究其中一些人时，又感觉他们的人格并不如之前想象中那么高尚，距离自己想要赞颂传扬的英雄人物的标准尚有差距，便都放弃了。因此现在我们所见的《名人传》，只有这三部作品，而其中以《贝多芬传》影响最大。
《贝多芬传》写作的同时，罗曼·罗兰正在写他的长篇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为了写好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位杰出的德国音乐家的形象，罗曼·罗兰收集了大量与贝多芬有关的史料，这些史料使他对贝多芬有了非常立体的认识，也促使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英雄观，那就是：仅仅依靠思想或身体的力量征服这个世界的人并不一定能被称为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心中怀有真、善、美的人。换言之，无论多么普通、贫贱、不幸、孤独，一个人只要相信真善美，坚持真善美，他就可以是英雄，因为他敢于热爱这个悲哀、黑暗、冷漠的世界，并愿意把这种热爱传播给更多的人。
贝多芬经历过比一般人更不幸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但他父亲根本没有让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十三岁时他就开始养家了，无能的父亲，柔弱的母亲，还有两个兄弟，都需要他照顾。然而，真正天才的光彩是世俗的苦难无法掩盖的。贝多芬1787年在维也纳遇见了莫扎特，他的演奏让莫扎特这位旷世绝才惊叹不已。年轻的贝多芬曾有机会拜莫扎特为师，可惜母亲重病，他只好返回波恩，未能如愿。后来，莫扎特早亡，他的老师海顿收了贝多芬做学生。海顿以大师的慧眼，认定贝多芬的才华与莫扎特不相上下。但贝多芬也和莫扎特一样贫寒，莫扎特死后只能埋葬在穷人的墓地里，贝多芬在维也纳求学时，则只能住在地下室。
受到名师指点的贝多芬终成大器。可是，他的命运却没有因此得到改善。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也许可以认为，贝多芬那种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得他一生都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但贫穷困顿从未打败贝多芬。清高孤傲的另一面是勇敢和坚强，这是罗曼·罗兰推重敬佩贝多芬的主要原因。正如《贝多芬传》所说，伟大者，并非因为显得伟大才伟大。伟大是客观的，有目共睹的。贝多芬的伟大，在于他永不屈服，永不退缩，永不承认失败。他的为人可能令某些人不悦，但绝不会令任何人轻视。他的人生可能很凄凉悲惨，但绝不会有一丁点空虚、苍白或庸俗的成分。他的困境可能会激发人们的恻隐之心，但绝不会有谁胆敢去可怜他。贝多芬说，“人是要自助的”，这是一种作为人的自信，在罗曼·罗兰看来，这种自信正是当时萎靡不振的欧洲特别需要的精神。
《米开朗琪罗传》也秉承了《贝多芬传》的视角。米开朗琪罗身为“意大利之光”，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巨人之一，达官贵人无不以从他那里得到作品为荣，但是他活了八十九岁，人生悲剧持续了近九十年。从他幼年想要做艺术家的理想遭到整个家族反对始，到他临死前还要为了争夺对自己作品的主控权而与教皇交涉终，他的一生都是在抗争、妥协、愤怒、绝望中度过的。但对他来说最大的不幸，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才华，绝大部分都白白浪费在了犹豫和逃避之中，他真正想做的事业，几乎一无所成。米开朗琪罗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正是这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他的艺术，但伴随这个伟大时代昙花一现后的凋落，他的光芒也被历史巨轮扬起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湮灭了。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他是一个渺小的人，纵然上天赐予他别人无法企及的天赋，人性的善良和软弱，依旧将这天赋深深埋没。当人们在博物馆里、在名胜古迹里，看到米开朗琪罗留给这个世界的杰作，想起他原本能够创造的伟大将会比现存的伟大更伟大千百倍，都会忍不住感到极大的惋惜。但这就是罗曼·罗兰眼中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可能战胜不了权势，战胜不了迷信，甚至战胜不了感情，但他们拖着千疮百孔的身躯，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行，用尽全力照亮哪怕只是一个角落的黑暗，为此不惜烧毁自己。在讲述米开朗琪罗的故事时，罗曼·罗兰表达了对世人的期许：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理想主义带来的只有懦弱和虚伪；不要苛求给我们创造过光明的人，原谅他们的弱点，宽恕他们的谬误，敬爱他们身上来之不易的伟大品质。这才是正确对待英雄的方式。
《托尔斯泰传》是《名人传》中唯一的同时代人传记。罗曼·罗兰读大学之前就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家的读者。他年轻时还与当时早已成为文豪的托尔斯泰通过信。《名人传》的三位伟人中，与罗曼·罗兰思想最为合拍的，应该就是托尔斯泰了。
托尔斯泰的家族是沙俄帝国的大贵族，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他和兄弟姐妹由亲戚抚养长大。因此，他的童年也不无忧伤。托尔斯泰的人生是被评论家们划分为两个时期的，虽然罗曼·罗兰并不同意这种划分，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和之后的托尔斯泰，如果从表面上看，的的确确判若两人。70年代之前，托尔斯泰十分世俗，他经过虽然孤独但非常富裕的童年，有些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儿式的少年，耽于欲望的纨绔子弟式的青年，三十出头的时候像每一个幸运的回头浪子那样过上了安稳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妻有子，有房有地，用俄国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的话来说，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是一个经营有方的农奴主，一个享受幸福快乐生活的一家之主，以及一个充满朝气的艺术家。俄国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是“地主老爷的文学”，他批评托尔斯泰喜欢自称“人民”，而实际上却是个“莫斯科少爷”。此言虽然刻薄，但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道出了托尔斯泰后半生自我选择的缘由。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陷入了思想危机，他开始全面否定自己在别人看来十分美满的生活，想要探索一条苦闷精神的出路。这也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批评家们把托尔斯泰分为“危机前”“危机后”两部分。后一个托尔斯泰，逐渐摒弃了肉体的享乐，对物质的需求降低到极点，对灵魂的重视无以复加。他想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国社会，用来拯救人类的灵魂，为了这个目标，他把自己升华成了一个没有欲望、没有世俗观念的圣人。托尔斯泰将善作为拯救世界的终极武器，他要求的是真正的善，而不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们用来文过饰非宽慰自己良心的伪善。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他无法继续保持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给他带来的那点对一个贵族来说已经极其贫瘠的物质享受，也使他陷入深深的自我谴责。选择家庭还是选择信仰，这场内心的斗争纠缠了托尔斯泰三十年，最后，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做出了抉择——走出家庭，走向等待在西伯利亚荒野中的死亡。
罗曼·罗兰在写作《名人传》三部传记的时候，写到传主们的死，无一例外将其描述为“解脱”。贝多芬的死，是他从灾难频仍的一生中的解脱；米开朗琪罗的死，是他从艰难辛苦而又徒劳的一生中的解脱；而托尔斯泰的死，是一个被过于深沉的博爱所负累的圣徒的解脱。罗曼·罗兰志在为人类英雄立传，他笔下的这三个伟人，都是与各自的不幸抗争到最后一息，他们胜利的那一刻，没有花团锦簇，没有欢声雷动，更没有绶带和勋章。只有死亡飘然而至，像一面载满荣耀的旗帜，为勇气和顽强，为信念和良知，为人类精神，为灵魂的不朽，发出永恒的神圣之光。
陈晓晖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