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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享誉世界的伟大的作家。他本身是法国人，但他以整个欧洲文化作为自己文学艺术的土壤，追求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甚至超越政治和战争立场的“文化国际主义”。这是他最为独特的地方。
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小镇克拉姆西。他的家族和他外祖父家在这个地方世代以公证人为业，家境殷实，受人尊敬。一条运河穿过小镇，罗兰家就在运河边。
罗曼·罗兰不到一岁的时候，由于保姆疏忽而差点被冻死，患上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终生为其所苦。因为体弱多病，他母亲对他严加监护，不许他到户外去玩耍，最多让他在家中院子里待一小会儿——但连这也不常有。罗曼·罗兰五岁那年，家庭发生了不幸：母亲带他和他的妹妹玛德琳前往海滨城市阿尔卡雄度假，小玛德琳不幸染病暴亡（后来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仍然取名玛德琳）。对于罗曼·罗兰那幼小而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心灵来说，妹妹的死带来的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恐惧的阴影。另外，他的母亲因为这样的变故，对他更加保护，他受到的“禁锢”也更严密了许多。后来，他曾经用“老鼠笼子”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被禁足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地方是家中外祖父的书房。那里藏书丰富，不但有欧洲各国的文学书籍，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名著。除了读书之外，他也很喜欢弹钢琴，他的母亲便是他的钢琴教师。罗曼·罗兰回忆说，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音乐的感觉和爱好，以及心灵的独立。
十四岁那年，为了让罗曼·罗兰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决定举家迁居巴黎。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全家都做出了牺牲。外祖父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城，垂暮之年背井离乡，父亲则放弃了原先待遇优厚又体面的公证人工作，到巴黎某银行当了一个小职员。
搬家到巴黎之后，罗曼·罗兰进入圣路易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在法国非常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哲学家伏尔泰、作家左拉及后来的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的作者）都曾在这所中学就读。但是，来自外省小城镇的罗曼·罗兰在这里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不习惯大都市的生活，对新的校园也不适应，学习成绩并不好，与同学们的交往很不顺畅。少年罗曼·罗兰感到十分苦恼。
1886年7月，罗曼·罗兰经过两次高考失利，终于在第三次考上了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首先进入的是哲学系，后又转入历史系。这时，罗曼·罗兰给他崇敬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投寄了两封信，请教对现代艺术的看法。托尔斯泰回复了他一封二十多页的长信，对他的问题回答得十分耐心细致。这使年轻的罗兰·罗曼深受鼓舞，也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他要走文艺创作这条人生道路的决心。1888年，他写了一篇小说《童年的恋爱》，还送给评论家儒尔·勒麦特看，不料受到了这位评论家的冷遇。年少气盛的罗曼·罗兰一怒之下把手稿给撕掉了。但他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放弃写作的志向。《童年的恋爱》中的故事，他后来用在了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中。
1887年，法德关系因战争而恶化，法国音乐界联名反对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到巴黎来演出。热爱古典音乐、热爱瓦格纳的罗曼·罗兰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种抵制行为有悖于艺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规律。这种思想，是在罗曼·罗兰的一生中贯彻始终的。
1889年，罗曼·罗兰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因成绩优秀，被选派到法国设在意大利的考古研究所继续深造，为期两年。这两年时间，是罗曼·罗兰亲密接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珍品和大师理论的重要时期。在意大利，他认识了一位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导师——玛尔维达·冯·梅森堡。梅森堡女士是德国人，作家，翻译家，出身贵族，人际圈子广泛，与音乐家瓦格纳、哲学家尼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俄国作家赫尔岑这些文化巨人都有密切的交往，而介绍罗曼·罗兰与梅森堡认识的，正是赫尔岑的女儿，她是梅森堡的义女，也是罗曼·罗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一位教授的妻子。
和罗曼·罗兰相识时，梅森堡女士已经年逾古稀，而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一个饱经风霜，一个涉世未久，这段友情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梅森堡用自己的思想、才智深深地影响了罗曼·罗兰，后人普遍认为，她可以被看作罗曼·罗兰在精神、信仰和文学上的母亲。梅森堡曾对罗曼·罗兰说：“斗争是不会绕过你的，因为生活充满了斗争，对优美的心灵来说尤其如此。”这句话准确地预言了罗曼·罗兰的人生，他尽全力追求和平，但因其在坚持自己的理念时，拥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以终生都被时代的斗争风潮所席卷。
1891年，罗曼·罗兰学成回国，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教授艺术史、音乐史等课程，向学生们宣讲自己喜爱的欧洲古典音乐，他还开风气之先，把钢琴搬进了课堂，亲自为学生演奏古典音乐。此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在音乐上，他最爱的是瓦格纳，而在文学上，他最爱的正是英国戏剧巨匠莎士比亚。
1892年，他与一位著名语言学者的女儿克洛蒂尔特结婚。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掺杂着不和谐之音。一位大家闺秀，社交界的名媛，下嫁给一个贫寒的教书匠，巴黎各界不免议论纷纷。两人虽然相爱，但毕竟生活是现实的。罗曼·罗兰写出来的剧本一再失败，没有大剧院愿意上演，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希望他能出人头地的妻子总想帮助他“表现”自己的作品，他则认为无此必要，他也不愿意迎合大众的口味去博取更多的“表现”机会。两人因此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竟至婚姻破裂。婚后第八年，即1901年，罗曼·罗兰离婚了。
离婚之后，罗曼·罗兰暂时停止写剧本，辞去教职，专心创作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从1904年开始，这部十卷本长篇小说一边写作一边在罗曼·罗兰的朋友贝玑开办的杂志上连载，历时十年才全部写完。小说描写了德国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充满现实苦难和崇高功绩的一生。一般认为，主人公原型是罗曼·罗兰最推崇的音乐家贝多芬，同时也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小说出版之后，立即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和佳评。1913年，一直在文坛默默无闻的罗曼·罗兰因这部作品获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
小说以三个主要人物——德国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人奥里维和意大利女子葛拉琪雅之间的情感与纠葛，谱写出了一部优美广阔的欧洲三重奏。罗曼·罗兰听到了隐隐传来的战争的雷鸣，敏锐地感觉到整个欧洲风暴将至，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祈盼欧洲和谐、和平、各族团结的心愿。
可惜事与愿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陷入混战。罗曼·罗兰在连天炮火中，依然坚持着自己欧洲各民族应该团结友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战争期间，他这种想法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和指责，即使有人支持他，也不敢公开说出来。1915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超乎战乱》的政论文章，呼吁各国政府回归正义，不要再送自己的大好青年去做炮灰。此文一出，他被法国人称为奸细、卖国贼，被德国人骂作虚情假意的敌人，谁也不愿意理睬他，报刊不登他的文章，连朋友、亲戚都跟他断绝来往了。他孤独地住在中立国瑞士，身边只有自己的妹妹玛德琳。但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没有向舆论屈服。罗曼·罗兰当时的观点自有其局限性，他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旧秩序的自觉反省和重建上，这显然是徒劳的。这一点，他在后来的《与过去告别》一文中也做了反思。然而，观点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爱的情怀却是永恒的。不为外界所动，固守与执着于超越一切人为制造的政治界限的人类之爱，这种情操与品质，正是罗曼·罗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之一的重要原因。
1915年，瑞典文学院决定向罗曼·罗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因法国政府阻挠，罗曼·罗兰于次年才正式获奖。他捐出了全部奖金，用以支持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
1919年，他再次发表政论文《精神独立宣言》，号召各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阴谋。随着“一战”后文艺人士中反战思潮的兴起，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渐渐得到认同。他的社会声誉也不断升高，泰戈尔、甘地等人成为他的友人。1926年他六十大寿之际，全世界都纷纷表示祝贺，其中不乏爱因斯坦、高尔基这样的知识界名人。连远在中国的文学家们，也都热衷于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以与他有交往而自豪。罗曼·罗兰对中国近现代被侵略被瓜分的历史十分同情，并相信中国这个伟岸巨人必将重新站立起来。
1922—1933年，他的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另一部代表作、七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小说讲述了出身豪门却一夜赤贫的单身母亲安奈德独立自强、不屈不挠的人生历程，以及她和自己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儿子马克不惜牺牲生命共同反抗法西斯的故事。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罗曼·罗兰因其国际主义思想、反法西斯思想以及对苏联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欣赏，逐渐被划入左倾作家的行列。1934年，他与俄国女子玛利亚·巴甫洛夫娜结婚。1935年，他应高尔基的邀请，与夫人一起访问了苏联，并写作《莫斯科日记》记录见闻。1936年，在为他举办的七十岁生日庆祝会上，出席者全部都是当时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士。1938年，他从瑞士回到故乡克拉姆西，在此长居。
这时候，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上空已再度覆盖着战争的阴云。各国纷纷陷落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法国也不例外。罗曼·罗兰遭到德国侵略者监视。他闭门不出，坐在自己的书斋中，在这混乱的局势里，书写了自己最后的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为他的朋友、最初帮助他发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贝玑所写的回忆录。对他来说可称患难相知的这位朋友，已在1914年牺牲于法德战场。罗曼·罗兰一生痛恨战争，因为他知道战争对于人类是最重大、最残酷的，也是最值得、最需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去避免的灾难。他始终坚信，面对历史不幸的宿命，人类应当依靠真理、博爱与和平来实现自我的救赎。
1944年，在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下，法西斯终告大势已去。8月24日，纳粹仓皇败走巴黎，法国解放了。当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家中静静辞世，享年七十八岁。他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的那一天，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听到了胜利的号角，那是他所崇拜的和平之神吹响的号角。他曾于1931年的复活节那天，在《与过去告别》中写下这样的话：“走过的道路是艰难的、崎岖的。但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流过血，也是值得的。”
这是一条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与和平的道路，也是一个“普通的伟人”一往无前，从未折转的人生道路。
陈晓晖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