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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翔
钱锺书先生在学术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为世所仰，在其生前就已形成的“钱学”，对先生的身世、思想、美学观、创作论、阐释学、小说、散文等各方面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探究，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石语》《槐聚诗存》诸书无一不被广为挦摭，发为文章。但在这些文字中，详细研究先生旧体诗艺术的，恕笔者荒陋，一直未曾读到（王辛笛先生《〈槐聚诗存〉读后》一文，仅论交情；陈声聪先生《荷堂诗话》盛赞钱诗，然只谈印象而无分析；其他提及此集的，亦意在“以诗证史”，均未提及诗艺）。作为平生酷嗜旧诗、平居亦喜吟咏的笔者，未免情不自禁，愿在这方面为“钱学”拾遗补阙。
先生于文言、白话无所轩轾。论著既采文言，亦用白话；小说、散文则纯使白话，不作文言；唯独诗歌创作只吟旧体，不写新诗。那么，先生对新诗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生自幼好读旧诗，却也不废浏览新诗，二十三岁时所作的评曹葆华《落日颂》一文即一证。虽对其诗艺否定多于肯定，然而并未一笔抹杀新诗这一体裁。《围城》中有两首新诗。苏文纨的一首，据杨绛先生说，“是锺书央求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记钱锺书与〈围城〉》）；曹元朗的一首仿爱利恶德体的诗，杨先生未言，当是钱公自作，也许这是他平生所作的唯一的一首新诗，以文为戏，意在嘲讽。钱公自言：“我在《围城》中所笑的，是模仿《荒原》体的劣诗，并不是《荒原》本身。”（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这样看来，似乎钱公是瞧不起新诗中的劣作而非新诗这一文体的。但结论可不能下得过早，我们在《围城》中看到，方鸿渐对唐晓芙说：“我对新诗不感兴趣，为你表姐的缘故而对新诗发生兴趣，我觉得犯不着。”（第三章）董斜川提起陈散原说新诗中“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第三章）。当然，小说中人物的好恶不一定等同于作者自己的好恶。但联系起作者自己不写新诗，大学毕业后也绝口不评新诗的情况，我们不能不猜想钱公是在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意。《围城》中苏文纨诗云：
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
这首诗，方鸿渐说是从十五六世纪的德国民歌里偷来的。实际正是如此，如前所述，是钱公请夫人代为翻译的。小说中方鸿渐嚷着要报告捕房捉贼起赃，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钱公自己却也将这首德国民歌“攘为己有”。《槐聚诗存》中《当子夜歌》第二首云：“妾心如室，欢来居中。键户藏钥，欢出无从。”可见钱公对诗意实是欣赏非常，不然也不会忍俊不禁，移植到自己的诗中去的，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新诗的形式而已。记得笔者的朋友徐震曾将自己所作的新诗寄给钱公请求斧正，先生回信说：“大作拜读，情感洋溢。我不懂新诗，不知道艺术上是否成熟，请就正于行家。原稿奉还。”钱公在《围城》中曾说：“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两相比较，则钱公本人对诗的这一新的载体的态度虽未明言却也不言自明了。吴组缃先生说钱公“瞧不起白话诗”，当不是诬枉之说（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据美国人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夫妇《解放的囚徒》（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一书所述，李又安曾对钱公（书中称为“赵”）提起现代诗，钱公回答说：“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Did you say‘contemporary’? Hmmm，I think‘temporary’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50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译文据青柯译：《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此条材料可为旁证。
至于词曲，钱公似也从未作过（至少未出以示人），但在著作中征引称赏之处俯拾即是。故疑先生之不为，犹如袁枚所说的“余不耐学词，嫌其必依谱而填之故”，非卑其体，乃性分不近耳。倚声按谱，以本人看来，亦大是苦事。
作家成长的过程历来是研究者最为关心之事。入手之始、师法之源、风格之成，皆诗人研究的必涉之题。在此，笔者想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首先，先生学诗始于何时？对此，钱公自己有两种说法：
一是吴忠匡先生披露的“夫子自道”：“余年十九始学为韵语。”（《记钱锺书先生》）一是《槐聚诗存》自序中语：“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
一说是十九岁，一说是童时。由于钱公有“总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的“混沌表现”（《记钱锺书与〈围城〉》），加之我们发现《槐聚诗存》中有不少编年错误，这两种说法就有略加考辨的必要了。据杨绛先生说，钱公学诗是在上苏州桃坞中学时，则时当在1926年之前，年龄当小于十七虚岁，与“序”说相符，三占从二，则学诗始于童时为是。然十九岁想亦非吴氏误记，忖度其意，则钱公所云“十九始学为韵语”者，乃指“居然自信成章”而言耳。
读《槐聚诗存》，发现先生将二十三岁（1933年）以前的作品都删得一字不存了，原因何在呢？“悔其少作”当然是最方便也绝不会出错的回答。但悔什么呢？是沈休文绮语之悔吗？显然不是。钱公绝不是死后妄想配享孔庙两庑、吃一块冷猪肉的道学先生。何况删存之诗，其中“绮语”亦复不少，如“桃李冰霜怜颊涡”（《秣陵杂诗》）、“妾心如关，守卫严甚。欢竟入来，如无人境”（《当子夜歌》）、“何时铲尽蓬山隔，许傍妆台卜此生”（《古意》）、“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古意》）、“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面贵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偶见》）等等，均可当艳诗之目。那么，是悔其体卑吗？先生向吴忠匡先生自述，少时“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记钱锺书先生》）。“同光体”诗人兼理论家陈衍阅先生之诗，觉得“斐然可观”，但又嫌其“多缘情凄婉之作”，说：“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其实，陈衍不赞成先生写这种情调的诗，除了诗学观的原因之外，恐其成为“诗谶”，亦如黄仲则等诗人不幸短命也是因素之一（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样看来，似是悔其体卑了，是不是钱公听从陈衍之语而改弦易辙了呢？笔者看也不是。因为钱公后来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还屡屡提起黄仲则，有称赏而无贬斥，所作七绝也时时透露《两当轩》滋味。笔者看还是《槐聚诗存》自序中语可以信从，即少作“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故“概从削弃”。钱公在写给夫人的诗里也说：“廿载犹劳好护持，气粗语大旧吟诗。而今律细才偏退，可许情怀似昔时？”可见先生是嫌少作学步邯郸，有人无己且诗律不细而加痛删。值得注意的是此诗的标题是“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诗作于1959年，二十六年前是1933年，是年以前之诗，如前所述，在《槐聚诗存》中已踪影全无了。而那本诗册，不知尚为杨先生所珍藏否？
先生的“壮悔”，据《石语》记载推测，至迟当在1938年，其年先生二十八岁。钱公云：“二十一年春，（石遗）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诗既从删，序录于左。”《石语》自序署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那时为陈衍点定的诗作已全部删却，即使是《石遗室诗话续编》称赏过的诗也不略留以志鸿爪，其故何在呢？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钱公当时诗风确已丕变，他对吴忠匡先生说：“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二是陈衍实际并不赞成钱公少作的风格，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为钱诗所作的序中，他还告诫钱公：“未臻其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入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最后还鼓励钱公“自成一家”。三是《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确实如陈衍本人所说，是“于古今人诗，皆献可而绝少替否”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石遗老人逢人说好，显得十分世故，与《石语》中所载私下谈话的肆意臧否人物大不相同。先生《论师友诗绝句》于陈衍云：“其雨及时风肆好，匹园广大接随园。”此诗可作两面观：一方面，将陈氏比作袁枚，是称赞他延接诗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有似袁氏当年（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袁枚比作“及时雨”宋江），也是一位广大教化主。另一方面，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道达官贵人之诗，亦与袁氏《随园诗话》相似。果真这样，则名登其上、诗录其中便不足为荣，傲兀如钱公，难免有耻与哙伍之感。记得钱公老友苏渊雷先生尝对笔者说，他在钱家见书房上挂着陈石遗写给钱公的诗轴，当时未曾记下。后来写信给钱公，求其录示，钱公不肯，回信说：“石遗丈赠诗联，乃耆硕奖借后生之盛意，四十年来，三劫曾经，六丁未取，聊悬斋壁，如对老成人，而亦觅我少年心耳。若传录炫示，便迹近标榜借重，非某甲堂堂一个人所愿也。”苏公道及此事，言下颇有怪钱公矫情之意。不过我认为钱公所言实出真心，钱家书房非轻易可入，钱公亦不因人而热，要靠石遗成名。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之、钱玄同辈呼风唤雨，旧式文人如石遗诸公实不能“飞沉出其指顾，荣辱定其一言”；相反，得到他们的称赞，反而会蒙受“骸骨迷恋”之讥，“谬种”“妖孽”之詈呢！石遗死后，更是“纷纷轻薄溺寒灰”（《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新中国成立后则“同光体”几与“反动”二字同义，人们避之若浼；“文革”后则钱公名满天下，何须再引石遗自重呢？《槐聚诗存》中不录石遗点定的少作，正是钱公诗学与诗艺成熟的一种表现。
钱公不但自己对少作“拉杂摧烧”，还反对他人为之搜亡补佚。他在《槐聚诗存》中揶揄某些佚诗搜辑者说：“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有人认为，衡以章学诚“言公”之论，先生所言未免“失言”“失体”，不知先生苦心实是爱惜羽毛，恐“谬种”流传，不愿将自己早年不成熟的作品留给后人而已。“大匠不示人以璞”，先生有焉。钱公不独对诗作如此，对其他述作也莫不如此。他曾多次拒绝旧作的重印，辞不获免时则必千修万改，曾说：“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噉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黄裳《故人书简》）“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学术集林》卷二）话说得更加激烈，而其意是一以贯之的。但是，目前的现实是，辑佚已成显学，学界到处是“诗书发冢”之儒。在这些人的“洛阳铲”下，作家们都是驷不及舌、容不得反悔的。《围城》在钱公生前既已被“变相盗版”，《槐聚诗存》在先生身后只怕也难逃“厄运”，校勘、辑佚都是意料中事。人们会振振有词地说，作家废弃之稿即使没有文学价值，也必然具有历史价值。要阻止他人搜集佚作，无论是作家本人的诅咒还是现行的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知道，郑板桥的毒誓并未吓退卞孝萱和郑炳纯，他们整理出了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郑板桥全集》和《郑板桥外集》；我们的法律也仅将作家的著作权维持至其死后五十年。所以，槐聚和板桥二先生在九泉亦唯有徒唤奈何而已。
钱公自述学诗经历的“夫子自道”还说：“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这里，钱公已将自己的师承讲得明明白白了。读《谈艺录》与《管锥编》，其用力处，亦可一一与之互相印证。这段话虽是在蓝田师范学院执教时所言，时仅年届而立，而诗格之立亦在此时，且终身以之，至老不变了。所举诸家，我觉得尚可增益长吉、放翁、定庵，甚至还有先生贬多褒少的萚石。总之，先生是转益多师，并不暖姝一先生之言。
那么，既然钱公如此不分唐宋、博采众长，人们为什么还要置之于宋诗派之列呢？原因有二：一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使人们断定旧诗非唐即宋，非宋即唐。钱公之诗既然不纯似唐音，那当然就是宗宋了。想来吴组缃先生即属此列。（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他是写宋诗的。”）二是从师友渊源上来考虑，如钱公所说，郑振铎先生因为他曾蒙陈衍先生等的奖誉，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他喜欢宋诗（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而人们也就进而推断他写的也是宋诗。
这个印象无非是基于以下的逻辑：陈衍是宋诗派，得其称赏之诗必是宋诗。这个推理，其误有三：其一，钱公谒见陈衍时，所写的乃李义山、黄仲则风格之诗，并非宋调。其二，如前所述，《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所表彰的诗篇未必为陈衍真心所赏，陈衍于钱诗实有微词。其三，陈衍并不承认自己是宋诗派，他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双井、后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铃木虎雄，特撰《诗说》一卷，专论余诗，以为主张江西派，实大不然。……故时论不尽可凭，若自己则如鱼饮水，较知冷暖矣。”（《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教人作诗，亦“为选香山诗二三百首、东坡集百十首使阅之”（《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钱公自述，亦谓“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与石遗老人的“夫子自道”笙磬同音。于此不禁使人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叹。
实际上，钱公之诗已唐宋两忘，自成一体，这是开卷即知的。有人认为钱诗是学黄山谷的，还有人说钱诗纯是“二陈汤”，这适足证明其于山谷、二陈及钱公之诗均未深加涵泳，以得其味。钱公是不以山谷、江西诗派、同光体为然的。冒效鲁先生曾说：“默存卅九年前与弟同舟时即规以‘看君口吸西江尽，已到机锋转捩时’，早已鉴及此路不通，断潢绝港。”（《致苏渊雷先生书》）自己作诗，哪里会“自蹈其失”呢！
通读《槐聚诗存》，总觉得其中充满了一种抑郁之气，杨绛先生所说“《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这话的确是不错的。在集中很少找得到钱公在小说和散文中的幽默语、调侃语和嘲讽语，也就是杨先生所说的旺盛的“痴气”。当然，钱公并不是没有写过“俳谐嘲戏之篇”，这点他在《槐聚诗存》序里也曾承认，并说都“概从削弃”了。其实，删而未尽者尚有《予不好茶酒而好鱼肉戏作解嘲》《肩痛》《戏燕谋》等篇，但均谑而不虐（谑而虐者笔者仅读到钱公冒效鲁先生互嘲之诗手稿，尊重二公之意，不欲为外人道）。作者之意是要读者领略他对人生和世界思考沉重的一面，亦即long-term pessimism（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的态度（见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集中发挥了“诗可以怨”“好音以悲哀为主”的功能。在诗中钱公未能做到古人提倡的“哀而不伤”，却完全做到了“怨而不怒”，这是另一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所做不到的。
将钱公之诗与陈氏之遗诗加以比较，会发现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陈氏虽是大史学家，其诗则似多诉诸感情；钱公虽是大文学家，其诗则似多诉诸理性（非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联想起陈氏提倡“以诗证史”，以理性产物视文学作品，而钱公大不以为然之事，二公作起诗来，则偏偏自相背反。试各取新中国成立后诗为例，陈诗如：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
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壬寅小雪夜病榻作》
这些诗充满了怨怒之情，更甚者，尚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之句（原作“砍头”，太俗，非寅恪先生语，今正。“斫头”语出《三国志·张飞传》）。诗一名三训中所谓“志”“承”“持”中，只发挥了“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的一面，未能做到“持（控制）人之行，使不失队（坠）”（郑玄《诗谱序》，孔颖达疏）。
再看钱诗：
知有伤心写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
且借余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
——《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
树喧虫默助凄寒，一掬秋心揽未安。指顾江山牵别绪，流连风月逗忧端。
劳魂役梦频推枕，怀远伤高更倚栏。验取微霜新点鬓，可知青女欲饶难。
——《秋心》
这是《槐聚诗存》中新中国成立后写哀愁较为显露的两首。二诗均无自注，细味诗意，第一首似是龙榆生先生作诗抒愁，有老来为年轻一辈欺负之叹。钱公则劝其只管余年读书，勿作矫世违俗之举。“至于您对我的期许么，太高了，我这一辈子粗茶淡饭也就心甘情愿了。”（“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怨而不怒，深得“持”字之旨。第二首虽读来满纸凄清，但流露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无奈、自怨自艾，浑不涉“怨灵修之浩荡”“哀民生之多艰”之意，所抒发的情感看上去似乎是属于所有时代的多愁善感文人的。记得丙丁之劫中杨先生烧毁了不少文字材料（《丙午丁未纪事》），而此册《槐聚诗存》则“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由此也可知钱诗中无甚触目的违碍字句（今问世《槐聚诗存》有《题新刊聆风簃诗集》一诗，于黄秋岳有怜才之意，“文革”时若为人告发，必致阶祸。想必为其时抄本中所无，而为后来所补入。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氏夫妇幸未如吴晗、邓拓辈遭“罗织经”耳）。与陈诗相较，钱诗在“承”字上不及陈诗，在“持”字上则远胜陈作，而“持”正是理智战胜感情的结果。顺便说一句，杨绛先生的《丙午丁未纪事》《干校六记》等无不是“善持”的产物，且其“善持”又远远超过钱诗。钱公之能“持”，当得贤内助之力不少。
再看几乎是先生绝笔的一首七律：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阅世》
此诗尽管情调低沉，萦绕其中的却是对中国前途的冷静思考，有忧世之心，无骂座之意。但如由寅恪先生写来，恐怕就把持不住了。他写出的尽是“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些或悲愤或嘲讽的诗句，未免怒形于色，文字贾祸之惧，似早已置之度外了。
“善持”，非诉诸理性不可；不“善持”，任凭感情泛滥，则其诗“怨以怒”矣。其实，何必“怨以怒”呢？钱公“哀以思”的诗风，不是也足以反映“其民困”的现实么？一个“哀以思”，一个“怨以怒”，读《槐聚诗存》与《陈寅恪诗集》，便可以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印象。如果真有所谓“诗谶”的话，实际只是文如其人，而人之性格决定命运罢了，观钱、陈二公的不同遭遇就可思过半矣。以中华文化而论，作为学术界的一代传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带来的只会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钱公之诗，皆千锤百炼，苦吟而成。自述“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读之信然。钱公这里将“出处”与“运典”区而为二，窥其意，“出处”当指遣词造句非杜撰，均有来历，出于古人某诗某文而言；“运典”当指诗中取以类比的故实，如史传小说等。而不尚运典，非不运典之谓，先生之诗，运典实多，然所用多非僻典，万不得已而用之，必加自注。当然，典之僻与不僻是相对的，虽说先生少时尝有“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之句以讽吴宓（《论师友诗绝句》），晚年却躬自蹈之，当然是因为现在人们的文史修养每况愈下，若是不注，人将不解甚至会滋生误解之故。《管锥编》论谢灵运《山居赋》一节对僻典难字的自注加以宽假，也是这个道理。
先生在《宋诗选注》和《管锥编》中皆有赞同钟嵘“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反对“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文章殆同书抄”之语，但在具体鉴赏和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却非常讲究用典贴切和“无一字无来历”。为什么如此“言行不一”呢？
窃以为“听其言而观其行”，《宋诗选注》和《管锥编》所言不免为下民说法，流为俗谛，未必出自钱公肺腑。钱公实际所持的还是他二十四岁时的见解：“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征，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来。”（《与张君晓峰书》）记得1985年春末夏初，笔者赴京拜谒钱公，蒙先生书赠旧作《暑夜》诗留念。此诗据笔者所知，钱公还曾写给郑朝宗、陆文虎师弟及《围城》的日译者中岛长文夫妇，显然是其得意之作，诗云：
坐输希鲁有池亭，陋室临街夜不扃。未识生凉何日雨，仍看替月一天星。
慢肤多汗身为患，赤脚层冰梦易醒。白羽指挥聊自许，满怀风细亦清泠。
钱公曾对笔者略述诗意，说颈联上句出自韩愈，下句出自杜甫。先生仅举一隅，请以三隅反之：
首句“坐输希鲁有池亭”，《槐聚诗存》自注引《困学纪闻》卷十五：“蒋堂居姑苏，谓卢秉曰：亭沼初适，林木未就。”考《宋史·卢秉传》，卢秉字仲甫，“尝谒蒋堂，坐池亭”。则“池亭”二字亦有着落。“夜不扃”似出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诗：“榆关夜不扃。”“未识”句从东坡少时所见无名氏诗“夜凉疑有雨”及徐俯诗“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等句变化而来。“替月”出自李商隐《李夫人三首》之一：“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颈联上句出自韩愈《郑群赠簟》诗：“慢肤多汗真相宜。”又《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下句出自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安得赤脚踏层冰。”尾联上句出《殷芸小说》，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军随其进止”。下句取李后主《咏扇》诗：“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先生的善于用典与讲究来历可见一斑。不用典故，则短短五十六字不可能表达这么多的意思；没有出处，则整首诗不可能显得这么整饬高雅。一句话，没有书本子，旧诗，尤其是其中的律诗，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得出，也必然流于俚俗。
正因为先生“句无虚语，语无虚字”，一句甚至不止一个出处，读书不多者甚至不能明其诗之意、领其语之妙。
例如《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的首联“病余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着语能”，若不知来历，也许会以为冒叔子所寄诗为咏花之什或花下所作，稍知《花间集》名者也许会认定叔子所寄乃香艳之体。实际上，钱公乃用陈师道《寄晁无斁》诗之“花间着语老犹能”，隐去一“老”字，盖指叔子兴复不浅，老尚能诗耳。又如《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赋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的“抢地竹怜生节直，过枝蝉警举家清”，“抢地”出自《战国策·魏策四》：“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又黄庭坚《题伯时顿尘马》：“竹头抢地风不举。”曾几《十二月六日大雪》：“竹头抢地最怜渠。”“竹怜生节直”出自王安石《与舍弟华藏院此君亭咏竹》：“人怜直节生来痩。”“过枝”出自方干《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蝉曳残声过别枝。”“蝉警举家清”出李商隐《蝉》：“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每句皆有几个出处，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历”，老辈如李拔可，怎能不击节叹赏呢！
先生用典或用成语，往往并不限于原意，或反而用之，或引而申之。在其小说中用得最为出色的取事物间距离大者相比的手法也时时出现。
比如“胸有成竹”“心花怒放”二语，为人们所常用，钱公为之，则成“才悭胸竹难成节，春好心花尚勒芳”，此所谓“反而用之”。又如《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钱公用之，则成“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答叔子》），此所谓“引而申之”。至于取二物相距远者为喻者，如“睡如酒债欠寻常，无计悲欢付两忘”（《山斋不寐》），用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以酒债比失眠。又“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乍（原误作‘诈’）雨晴”（《古意》），用宋祁《玉楼春·春景》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与戴复古《初夏游张园》佳句“熟梅天气半晴阴”构成巧对，喻心之不平静，泪之止而复流、流而复止。又“心事流萤光自照，才华残蜡泪将干”（《刘大杰自沪寄诗问讯和韵》），上句用杜甫《倦夜》“暗飞萤自照”，大约指自己方为“为己之学”；下句用李商隐《无题》“蜡炬成灰泪始干”，谦称已近江郎才尽之年。如此种种，指不胜屈。
有人说，钱公将引文构成了自己的学术著作；笔者也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钱公将引文构成了自己的诗。但著作是钱公自己的著作，而不是前人的发言纪要；诗也是钱公自己的诗，而不是前人的摘句之图。这里，花已成蜜，米已成酒，完全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化学成分了。
《槐聚诗存》中的诗，给人的印象是刻意非凡，字字皆苦吟而出。陈衍尝嫌其“下笔太矜持”，钱公亦谓“丈言颇中余病痛”。但这种“矜持”至老犹然，未曾“改悔”。
先生论诗贵创意，作诗亦然，但对古、近二体要求不同。古体最讲创辟，近体中绝句次之，律诗追求的是对属之工、隶事之切、结构之精，并不斤斤于言语之是否未经人道。
先论古体。五古中有最为其夫人欣赏的《游雪窦山》之二、三两首。今即举以为例。第二首云：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日，积雪疑几世。
我尝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只解别仁智。
喻山为波涛，古已有之，并非创意，如李白“连山似惊波，合沓出溟海”（《九日登山》）、岑参“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苏轼“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郁孤台》）。而钱诗“乃知”以下的引申则人所未言。由此可见先生的“打通”思想其时早已孕育，借咏山水之机略吐其端。
第三首有云：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肯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波行路。
以山藏瀑布而山容仍静来比喻自己贮胸有泪而不肯倾洒，就近取譬，亦得未曾有。先生写景多意不在景，而是借题发挥，用以抒情纵议而已。
七古如《遣愁》有云：
乾愁顽愁古所闻，今我此愁愁而哑。
“哑愁”何谓？读至此句，不禁纳闷，然而读下去：
口不能言书不尽，万斛胸中时上下。恍疑鬼怪据肝肠，绝似城狐鼠藏社。
鲠喉欲吐终未能，扪舌徒存何为者？
至此便恍然大悟，真觉“愁而哑”三字贴切无比，初起的怪诞之感即刻烟消云散了。
钱公的绝句则有两种，一种刻意，一种自然。刻意的有如将孟郊的五古“译”成七绝，自然的即龚自珍所谓的“平易近人诗”，时有隽语。
先举刻意的：
往事成尘欲作堆，直堪墟墓认灵台。旧游昔梦都陈迹，拉杂心中瘗葬来。
——《心》之一
坐看暝色没无垠，襟抱凄寒不可温。影事上心坟鬼语，憧憧齐出趁黄昏。
——《心》之二
前人有“哀莫大于心死”的说法，钱公则进一步将心比作坟墓，前尘影事是心中埋葬之物。这样，往事的浮现自然是鬼魂的夜出了。语奇而不觉突兀，自是千锤百炼，才能使之“蟠屈”诗中，似是孟郊诗与李贺诗嫁接而生的果实。
愁挟诗来为护持，生知愁是赋诗资。有愁宁可无诗好，我愿无愁不作诗。
——《愁》
诗意虽从“诗穷而后工”常语生发出来，但每句皆围着“愁”“诗”二字作缠绕之笔，常语因之而不常，苦语因之而弥苦。但微觉得缚得“紧”了一些，诗“汁”似乎有所流失。
再看自然的：
涸阴乡里牢愁客，徙倚空庭耐嫩寒。今夜鄜州同独对，一轮月作两轮看。
——《中秋夜作》之三
鬓毛未改语音存，憔悴京华拙叩门。怪底十觞浑不醉，寒灰心事酒难温。
——《秣陵杂诗》之三
绿水疏林影静涵，秋容秀野似江南。乡愁触拨干何事？忽向风前皱一潭。
——《牛津公园感秋》
细味皆有黄仲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的味道。
对于律诗，钱公则将精力集中在对仗用典、结构造句上，这是尊体的表现。长期以来，人们对诗中各体形成了不同的欣赏习惯，律诗中间两联须对，当然会对其妃青俪白十分留意；律诗只有八句，当然对其起承转合的妥当与否难以忽略，对其词语组合的是否妥帖难以放过。人们对于创意的期待被对于偶俪的讲究和通体完善的追求所大大淡化了。
以《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谈艺录》一诗为例：
伏处喓喓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
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
先看对仗。颔联工极切极。“班荆”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今雨”出自杜甫《秋述》。“扫叶”出自《战国策》鲍彪序附言：“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别风”出自《文心雕龙·练字》：“《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此联意本平常，即“多亏结交了你这位新朋友，可要靠你给我的书订正错字呀”，但一对仗起来，给人的印象就迥然不同了。“荆”“叶”同归植物类，“雨”“风”共属气象类，非工对而何？组成佳对则绝妙好诗，译为白话则客套常语，由此亦可见在文学上是绝对不能“得意忘言”的。此理钱公在《谈艺录》论“妙悟与参禅”时曾经拈出。
再谈结构。首二句自比草虫伏处，请对方毋以大鹏金翅鸟来相待。“伏处”出自《庄子·在宥》：“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喓喓草虫”出自《诗经·召南·草虫》；“金翮”指金翅鸟，佛经中常见，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二有云：“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回翔不去，以清净眼观察海内诸龙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翅鼓扬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命将尽者而博取之。”改“金翅”为“金翮”，则避俗之故；而“金翮”二字，亦经前辈烹炼，李因笃《受祺堂诗》卷五《二李》诗即有“金翮久摩空”句。用字造句，可谓“无一字无来历”了。末二句则远远相承，说自己“多好无成就”（苏轼《和子由论书》：“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伙”），会像荀子所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这样，四句皆是鸣谦之辞，其余四句被其包围，纵出别意，也不会显得离题；何况“班荆”句表结交之乐，“扫叶”句谢勘订之劳，“臭味”句谈交情之厚，“诗篇”句夸友才之高，皆属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钱公律诗不重创意，还可从其喜用“成语”看出来。以《代拟无题七首》之三为例：
辜负垂杨绾转蓬，又看飞絮扑帘栊。春还不再逢油碧，天远应难寄泪红。
炼石镇魂终欲起，煎胶续梦亦成空。依然院落溶溶月，怅绝星辰昨夜风。
一首诗将晏殊的七律《寓意》用了两次：第三句取其“油壁香车不再逢”，第七句用其“梨花院落溶溶月”，毫不避忌。末句出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只改两字。整首诗着意的是对仗的配置和情调的营造。至于《代拟无题七首》之五的警句“休凭后会孤今夕，纵卜他生失故吾”，亦从钱载悼亡之作《追忆诗》“来生便复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变化而来；此诗钱公曾在《谈艺录》中称赏过，誉为奇作。由此可见钱公对律诗讲究的是整体的贴切浑成，而非一二独创的惊人之句。
先生于律诗对句喜用动词和虚词，有时甚至一句数意，繁音促节，使人觉得“紧”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再看：
生灭心劳身漫息，住空世促夜偏长。
——《山斋不寐》
声欲宣心词体物，筛教盛水网罗风。
——《少陵自言性僻耽佳句》
乍惊梦断胶难续，渐引愁来剪莫除。
——《沪西村居闻晓角》
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
——《寻诗》
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
——《代拟无题七首》
这种造句法使用之频，在喜用虚词和动词的宋人中亦为罕见；这样的诗句，不读上几遍确实是难获“的解”的。所以钱诗之难读，往往不是由于典故与来历，而是如吴忠匡先生所说，“由于过分的雕镂，句意不无晦涩”（《记钱锺书先生》）之故。
以这种创作态度来作诗是不可能“斗酒诗百篇”的，“二句三年得”亦当常事。费时不关构思之迟，而在改易之屡。如《代拟无题七首》，杨绛先生《缘起》言，钱公“苦思冥搜者匝月”始成。其实，其中“辜负垂杨绾转蓬”一首七律实是四十余年前旧作，曾“书应黄裳大才人雅教”，笔者曾见过墨迹的复印件。收入《无题》时，修改了一些词句。“愁喉欲斫仍无着”一首的一、二句本是《春怀昆明作》的首联，只是用换字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词”。其余则究为旧作抑为新制不得而知，即使是旧作，也必然经过大改特改，这是可以断言的。所以我认为钱公作诗，费时不在布格，实在修润，而这种勇改不倦的精神，无论是其小说、散文也好，论著也罢，都是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
谈到修改，钱公著述中佳例更仆难数，为了不致离题，这里只想集中探讨一下钱公在诗歌创作上千辟万灌、一字不肯等闲放过的精神。录于《槐聚诗存》者几乎首首皆经涂窜，真可谓“一诗千改始心安”。其改易于人启发实多，而颇亦得失相参，要之得大于失则可断言，下面略加申论。自愧才不能逮于作者，聊妄言而已。
《玉泉山同绛》一首，初稿之一云：
已息人天籁，而无车马音。数铃闻偶语，众窍答还沉。
久坐槛生暖，忘言意转深。颠风明日渡，珍取此时心。
定本是：
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风铃呶忽语，午塔鬜（闲）无阴。
久坐槛生暖，忘言意转深。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
两本除颈联全同外，每句皆有所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更改之由猜测如下：
“已息”改为“欲息”，显然是因为与“数铃闻偶语”句矛盾之故，改“已”为“欲”，则“欲息而未息”，铃声之现不与凿枘矣。“而无车马音”从陶潜《饮酒诗》之“而无车马喧”套来，形于率易，故将“而无”改为“都沉”，“沉”字甚炼。“数铃闻偶语”改为“风铃呶忽语”，使人知铃声并非一直响着，而是清风忽起，铿然一声，与首句“欲息”呼应而成“未息”。因“沉”字已于次句用过，故第四句整句重写，弃“众窍”而言“午塔”。“鬜”（闲），《说文解字·髟部》云：“鬓秃也。”韩愈《南山》尝用：“或赤若秃鬜（闲）。”（窃以为“鬜”（闲）字太僻，不宜用于近体）“颠风明日渡”之所以涂去，亦是从苏轼《大风留金山两日》“塔上一铃独自语，颠风明日当断渡”信手拈来，有拾人牙慧之嫌。只是初稿此句与“风铃”句相承，改易后则其意不属了。“珍”字改为“惜”字，恐怕是因为“惜”字较“珍”字更具感情色彩的缘故。
钱公有时为了诗中一句之不妥，竟将全诗推倒重来。如《空警》初稿云：
惴惴时惊屋打头，六丁帝敇取神州。看遭雷击空殷射，坐待天崩甚杞忧。
苍鹢退飞徵陨石，金乌下啄有潜虬。平生英气销垂尽，失箸仓皇不自羞。
定本云：
太空滓秽片云浮，惴惴时惊屋打头。雷击忽随殷帝射，天崩合作杞人忧。
乍看陨石过飞鹢，疾下金乌啄赤虬。自叹摧藏英气减，尚容失箸解嘲不？
一首本来“仄起”的七律被换成了“平起”。改易之故何在呢？比较二诗，发现除“六丁帝敇取神州”一句改成“太空滓秽片云浮”外，其余诗句声调虽平仄相反，而意义则差异甚微，可知痛改全诗即为“六丁”句之故。“六丁”句缘何不妥呢？溯其源出自韩愈《调张籍》的“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指玉帝命仙官派六丁神下凡收取李杜之诗。将空袭比作玉帝旨意的体现未免不妥，钱公当是后悟其非，遂将此句改为“太空滓秽片云浮”，其语出《世说新语·言语》：“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钱公用此事以状轰炸机之出现。但此句之力显然不及“六丁”句之强，不足以承“惴惴”句，故移至篇首。这样一来，其余诸句就需重加调度，以就新的平仄了。
有时钱公将一字改至再三，可谓“金入洪炉不厌频”，如《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尾联云：
欲踏天都酬宿诺，新来筋力恐难胜。
笔者曾见初稿两种，一种“恐”字作“渐”字，一种“恐”字作“亦”字，细加体味，均不及“恐”字为佳。作“亦”字，需另有其他不能游山的原因方可，而诗中不见；作“渐”字，则需有经常攀登黄山的经历方可，而先生未曾有。用“恐”字则有权衡体力，自觉难支之意，不下死语，颇形委婉。此改可谓一字千金，不可复易。顺便说一句，“酬宿诺”，初稿有作“寻旧约”者，二者意亦有别，前者意义更为明确。因作“旧约”则由谁发起不明，人们也许会说安知不是钱公；而“宿诺”则明确表示游山是由冒公提出，钱公当时允诺的。
这首诗的改易还有得失不易确定之处，如颔联：
老手诗中识途马，壮心酒后脱鞴鹰。
原作：
老手诗中孤竹马，壮心酒后海东鹰。
两稿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字面变了。“孤竹马”典出《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海东鹰”指海东青。庄季裕《鸡肋编》卷下：“鸷禽来自海东，唯青交鸟最毒，故号‘海东青’。”将“孤竹马”“海东鹰”换成“识途马”“脱鞴鹰”，浅显是浅显了，“孤竹”二字诚不足惜，置换之可也。但笔者个人颇偏爱“海东”字面，能令人眼前浮现沧海无垠、一鹰高举的景象，用以状叔子壮心似更形象。当然，如“海东”不易，“孤竹”也不能改。一孔之见，未必为通人所许，前所谓得失不易确定者以此也。
还有可以商榷的改易，如《渊雷书来告事解方治南华经》，其诗初稿云：
塞雪边尘积鬓斑，居然乐府唱刀镮。心游秋水无涯境，梦越春风不度关。
穷验能工诗笔健，狂知因醉酒杯闲。五年逋欠江南睡，瓶钵行看得得还。
定本“涯”作“穷”，颈联作“引咎敢尤人下石？加恩何幸案移山”。“涯”改作“穷”，当因“穷”是动词，“无穷”与“不度”对属更为相称之故。“涯”则是名词，取以对“度”，稍有参差。但我觉得，不必如此五雀六燕、铢两悉称。“涯”字似有稍胜于“穷”字处，因为提到的是“秋水”，则“涯”字水旁，较之“穷”字与“水”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尚书·商书·微子》：“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经典释文》作‘涯’）之间，不辨牛马。”张衡《南都赋》：“贮水渟洿，亘望无涯。”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三江五湖，浩汗无涯。”皆是其证。至于“无穷境”虽有现成的组合，如孙绰《喻道论》“游步三界之表，姿化无穷之境”句，但与“秋水”配合，则似不如“无涯境”三字来得默契。且“涯”字“麻”韵，“穷”字“东”韵，在音节上前者也比后者来得响亮。未能质之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还得一提这首诗的创作背景：1958年苏渊雷先生被陷，戴上“右派”帽子，自上海远谪哈尔滨。1962年始“摘帽”，将此事告诉钱公，钱公为老朋友高兴，为赋此诗。（《槐聚诗存》系之于1959年，实误。诗中有“五年逋欠江南睡”句，自1958年至1962年正是五度春秋。又苏公《霜笳集》卷四所载皆1962年诗，中有记“摘帽”事者，后即附钱公此诗。卷五并有诗云：“秋水春风振采毫，文章妙手偶相遭。十年历尽崎岖路，赢得钱郎两韵高。”均可为证）但其时形势严酷，故颈联只能写“穷验能工诗笔健，狂知因醉酒杯闲”。以诗穷而后工、杯醉而始闲来劝慰故人。十七年后，钱公将改定旧稿寄给苏公，颈联即如《槐聚诗存》所定。“引咎”句，点明了有人落井下石；“加恩”句则点出了题中“事解”二字。不过“案移山”三字似不甚切，因为右派“摘帽”后仍是“摘帽右派”，是赦免而非洗冤。且苏公“摘帽”后亦并未如钱公所希望的那样“瓶钵而还”，而是滞留哈尔滨，历丙午之劫，至1971年被迫退休始回到家乡平阳。故拟改“幸”字为“吝”字，方合当时的实际。
改易一向是文坛佳话，杜甫、李白、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等大家无不在这方面留下可供后人借鉴的轶事；改易也是如今版权法所认可的作者权利之一。但事过境迁后的改易就未免有篡改历史的嫌疑，于作者自己固然是为了精益求精，而对企图“以诗证史”的史学家来说则无疑是设了一连串的陷阱，追改旧文，无异于涂改档案。至于笔者这类于文史不思偏废之人，则妄图邢尹同观、熊鱼兼得，既想领受文辞的高妙，又想洞悉历史的真实。于是既读其定本，又觅其初刊，东食西宿，拆东补西，同时钩稽群籍，兼听众人，如岳飞所言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史可改而实不可改，诗不可征而实可征。读《槐聚诗存》，于此会心正复不少。
要读懂钱公之诗虽然费力，但只要深加涵泳，细作考证，大多数还是可以理解的。阅读中笔者有这样的体会：诗意之明不明系乎诗题之显不显。诗题若显，则诗虽雕镂而其意可明；题若不显，则诗纵平易而其意难解。比如，《槐聚诗存》中“古意”“有感”之类便不易知其所指；而《代拟无题七首》由于有杨绛先生的“缘起”，便能了解其大概。
但近来笔者发现，钱公有些制题显豁、措辞平易之诗，竟也为人所误解，这在年轻的钱学研究者中往往有之。如《伤张荫麟》“夙昔矜气隆，齐名心勿喜”，明明是钱公自述以前曾耻与张氏齐名，而《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的作者却看个颠倒，误解为张氏自负，对自己与钱公齐名不服气。年轻人不足为怪，然而误解者中竟会有钱公的老友、著名的学者，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为恐他人尊为“的解”，不能不在此加以一辨。
为人误解之诗为先生写于1959年的《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误解之人是替钱公《谈艺录》《管锥编》作责任编辑的周振甫先生，其文题为“钱锺书赠夫人杨绛诗”，载1997年8月2日《羊城晚报》。下面逐首注明鄙见与周说的不同，以就正于振甫先生。
廿载犹劳好护持，气粗语大旧吟诗。而今律细才偏退，可许情怀似昔时？
周文说：“他跟夫人感情很好。夫人每天听天气预报，倘天气变冷，她就给钱先生准备衣裳，防他着凉，所以钱先生说：‘廿载犹劳好护持。’”其实，只要和诗题对照，即可知“护持”之物乃指“气粗语大”的“旧吟”之诗，并不指作者自己；如指自己，则“犹劳”二字就大不妥了。只有“自观犹厌”的旧稿才可以用此二字表示“我不珍惜，你倒珍藏”之意。《新唐书·刘禹锡传》记白居易称刘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也指的是诗。“可许”句，周文释为：“可以允许他的情怀似旧时吗？”“许”诚然可训为“允许”，但在此语境却不行，这里当是“许可”之意，即“你还认为我对你的感情像从前一样吗”。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面贵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第二句，周文解释道：“认为她当用蔷薇新瓣浸在像酥油样的油脂里搽面的。”此说不妥。这句明明是形容夫人面色天然白里透红，根本与化妆品无关。末二句用北齐卢士深妻崔氏春日以桃花面贵儿面时所作之诗：“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意谓你肤色这么好，是不是小时候用红花和雪洗脸造成的呢？诗意明甚，本不劳词费，但为了求实起见，这里还是作一番小小的考证吧。第一，钱公根本不可能恭维女子善用化妆品，小说《猫》中借傅聚卿之口嘲笑化妆过的女人“全是假的”，《围城》第三章写唐晓芙“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均对女人的傅粉施朱作了调侃。《石语》中所记陈衍语：“少年女子自有生香活色，不必涂泽。若浓施朱白，则必其本质有不堪示人者。”显然钱公是赞同的。第二，《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杨绛先生写钱公恶作剧，趁她睡着时，“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亦可想见肌肤之白。振老学人，未解风情，致作此煞风景之笺！又周文说，“面贵音添”，大概是将“面贵”误为“面见”了，“面贵”明明读作“诲”。
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
周文说：“咏玉台，指吟咏似《玉台新咏》的艳情诗。”“然脂，指夜里照灯写，因白天去工作。”此说又误。从未听说杨先生喜欢吟咏似《玉台新咏》的艳情诗，须知钱公此处乃用徐陵《玉台新咏序》之典：“于是然脂暝写，弄笔晨书。”“玉台”二字乃牵率而及，非实指也。由于徐陵在序中假托其书是一个“丽人”编录的，所以“然脂”一语后来都指才女。如钱公在向冒效鲁先生提及其贺夫人时也曾说：“然脂才妇长相守，粉竹金松共岁寒。”（《叔子五十览揆》）故“弄翰”句只是指夫人的文字生涯而已。
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
周文说：“‘世情’，指世俗的情事搬演栩栩如生。世人着墨不多像空际传神，把钱先生比作赵明诚，把钱夫人比作李清照。这样比较，好像是争名，是文人的习气，自己笑这种习气，讨厌世情这样比较。”这段话简直不知所云。其实，一、二两句乃夸奖杨先生的剧本，三、四两句则表示自己曾经有点不服气。邹文海《忆钱锺书》云：“犹忆初次见面时，我说厦门大学的朋友盛称季康的剧本上演甚为成功。锺书君作色答：‘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的好处。’”我们知道，赵明诚之才不如其妻李清照远甚，死后只留下一本《金石录》，钱公自然不喜欢人们拟于不伦。
荒唐满纸古为新，流俗从教幻认真。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
周文说：“钱先生认为世俗满纸荒唐，以古为新，流俗虚幻地认真。”事实不然。“荒唐满纸”自指《围城》而言，出自《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自题“满纸荒唐言”。周文又说：“世俗的人认为钱先生的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就是钱先生自己。夫人认为这是痴人说梦，非常着恼，所以写文章来对说梦的痴人讲明。从此她的声名因我而有损。”按“痴人说梦”原义是“对痴人说梦”，语出《冷斋夜话》，后来引申为痴人自己说梦。钱公在这里用的是原义。《围城》出版后，很多女读者写信来打破砂锅，问他是不是书中的男主角，婚姻生活是否如意等。（见水晶《侍钱“抛书”杂记》）钱公在诗里隐含着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真气人呀，人家把你说成孙柔嘉了，我这可真是向傻瓜说梦话，他们当真啦！”“恼煞”的是钱公，非夫人；“声名损”非关写文章，而是流俗指杨为孙。此诗写于1959年，《记钱锺书与〈围城〉》作于1985年，出版于1986年，故周文说夫人写文章以白其事乃将“后话”拉前了。
雪老霜新惯自支，岁寒粲粲见冰姿。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
周文说：“这是指‘文革’中对他夫人的打击说的。”只要拈出此诗写于“文革”七载前的1959年，其余也就不必多说了。
十首诗说错了六首，由此可见诗心理解之大不易，即使是与诗人有数十年交情，同样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老友也概莫能外。但亲友不解，不等于旁人不可解；今人不解，不等于后贤不能解。此扬雄之所以寄望于“后世子云”也。相信《槐聚诗存》中的那些难解之诗，能被钱公的异代知音所解，犹如李义山、王荆公、黄山谷、元遗山诸家的一些诗为钱公所解那样。
这篇急就的拙文只限于探索钱公的诗艺，而诗艺亦仅及于“技”而不及于“道”，不欲旁涉其他。至于先生通过“言志”与“缘情”透露出来的车辙之经、志行之洁、朋簪之好、情性之淳，以及其他逸闻轶事，虽若恍有所窥，终未敢发为文章，“以诗证史”，致为先生的在天之灵所窃笑。只能默而识之，存而不论，待与今贤时彦论及之文相互印证，则余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