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当代诗歌批评概说

一、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实力与研究现状

近现代以来，广东省一直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重镇。近代时期，广东籍梁启超、黄遵宪等学者和诗人倡导并亲身实践的“诗界革命”，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此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指导与参照，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新诗诞生之后，广东地区也先后涌现了如李金发、蒲风、梁宗岱、阮章竞、韦丘、韩笑、野曼、张永枚、柯原等优秀的诗人和诗评家。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下，广东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异常活跃的面貌。本土诗人迅速崛起，异地诗人也纷纷入粤，加入广东诗歌阵容之中，而诗歌人才云集、民刊和诗歌社团众多的广东正向着建设诗歌强省的目标挺进。在广东当代诗歌创作十分繁荣的同时，诗歌批评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林贤治、温远辉、谢有顺等诗歌批评家既能放眼当代中国诗坛，也能关注广东本土诗歌，他们的诗歌批评既体现出鲜明的先锋意识，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在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杨克、黄礼孩、世宾、梦亦非等则集诗人与诗评家于一身，他们一面从事诗歌创作，一面也对当下诗歌现象和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用诗人的眼光来审视当今诗坛状况，得出了许多精彩的观点和结论。此外，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向卫国对广东当代诗歌的研究，熊国华、朱子庆、赵金钟、向卫国、张德明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诗歌的研究等，都在当代诗歌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广东诗歌批评加以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当代诗歌批评的现状和特征，窥见当代诗歌发展的踪迹，也有利于了解广东当代诗歌的现实样态和审美格局，以便更好地促进和推动广东诗歌乃至广东文学的健康发展。

新世纪以来，广东当代诗歌批评著作相继出版，包括温远辉《善良与忧伤》（ 2007 年）、世宾《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 2009 年）、黄礼孩《午夜的孩子》（ 2009 年）、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2006 年）、向卫国《边缘的呐喊：现代汉诗诗人谱系学》（ 2002 年）、赵金钟《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 2007 年）、陈培浩《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 2009 年）等，都是很有分量的诗歌批评论著。广东当代诗歌批评虽然较为活跃且富有影响力，但学界对其加以关注并进行研究和总结的学术力度远远不够，不仅缺乏系统研究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学术专著，而且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进行论述和评价的文章也相当有限。向卫国的论文《世纪之交广东诗歌崛起的文化生态考察》考察了广东当代诗歌发展的文化生态，初步论述了诗歌批评对广东诗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谢望新《立足审美·独立发现》、唐德亮《广度·深度·慧眼——读温远辉评论集〈善良与忧伤〉》二文，对温远辉的诗歌批评文集《善良与忧伤》作了评论和阐释；杨清发《独异的风景——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韩传喜《吸纳与抗争——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写作与批评》等文，评述和分析了柳冬妩的“打工诗歌”研究。总体来说，这些零星的论文与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雄厚实力和重大影响并不相称。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研究亟待被重视与深化。

二、广东当代诗歌批评活跃与繁荣的背景考察

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在新时期以来一直显示出异常繁荣与活跃的发展态势，这与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既包括外部的因素，比如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文明诉求等；也包括内在的因素，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诗歌创作的持续走高，大量诗人和诗作的层出不穷，引发了批评家们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以广东为窗口对诗歌加以学术上的阐释，既揭示了广东诗歌独具特色的一面，也由此触摸到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脉搏。具体而言，广东当代诗歌批评活跃与繁荣的动力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下广东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为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新时期以来，广东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广东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广东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也呼唤精神文明的相应发展，在此情形下，反映广东精神风貌、代表广东人的文学素质与文化品位的诗歌自然也就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诗歌批评家对广东诗歌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加以学理的描述和诠释，正是这种高度关注的具体体现。

第二，广东本土诗歌力量的持续生长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以来，广东诗歌创作的火热与兴旺是国内诗坛中极为引人注目的诗学景观。广东本土诗人迅速崛起，在较短的时间内向诗坛奉献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一时间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诗歌胜景。在黄礼孩主编的《出生地》一书中，就集中展示了世宾、黄金明、羽微微、燕窝、赵红尘、巫国明、温志峰、唐不遇、陈陟云、张慧谋、陈计会、刘汉通、青蛇、游子矜、粥样、浪子、黄礼孩十七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而这些诗人其实只是广东优秀诗人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名单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列出十多个在当下极为活跃，诗歌创作数量大、质量高的诗人来。广东当代诗歌的整体性崛起，给了诗歌批评极为真实而生动的诗歌案例。对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加以剖析和诠释，既可以准确突显广东诗歌的美学魅力，还有可能对广东诗歌与当代文化语境的互生互助关系作出深刻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本土诗歌力量的发展对广东诗歌批评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异地诗人与评论家入粤，带动了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行各业的人才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到广东，在这些人才中也不乏富有才情和才气的诗人，正如谢有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各自的口音，记忆，气息，散落在各个角落，认真生活，努力写作。” 这些来自外地的诗人，我们可以从黄礼孩主编的《异乡人》里读到他们的名字：东荡子、郑小琼、余丛、老刀、凌越、阿斐、宋晓贤、莱耳、扬子、谢湘南、王顺健、方舟、李明月、欧亚、杜绿绿、肖铁、安石榴、梦亦非、潘漠子、卢卫平等。他们在广东慢慢扎下根来，逐渐融入广东诗歌的大家庭，他们的加入，使原本就繁兴的广东诗歌的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诗歌批评家也有许多是从外地毕业分配或者作为人才引进的。来自北京的朱子庆，来自福建的谢有顺，来自湖南的熊国华，来自湖北的向卫国、张德明，来自河南的赵金钟，来自安徽的柳冬妩等，都是当代广东诗歌批评的中坚力量。有这些来自外地的诗人与诗评家的到来，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实力很显然会上升到新的境界。

第四，民工潮涌动与“打工诗歌”的繁兴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东许多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带，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大小乡村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离开自己生长的家园，在广东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的遭遇和经历、苦楚与疼痛、感伤与体验，都成为诗人们用分行文字书写当代一种特定生命形态的极好题材。“打工诗歌”正是对表现这种独特题材的新诗作的及时命名，虽然这样的命名并不怎么准确，但它对当下诗歌中一个较有特点的表现样式的提示还是很醒目的。柳冬妩、赵金钟、熊家良、张德明等，对“打工诗歌”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广东诗歌批评中的一大亮点；打工者的不平凡经历与“打工诗歌”的不平凡表达给广东诗歌批评注入了理论活力。

第五，民间诗社、民间诗刊与诗歌网站的繁多和活跃也是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支撑。创办民间诗歌社团和民间诗歌刊物，为广东诗歌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这几乎可以说是广东诗人的某种共识。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下，广东的民间诗社与民间诗刊在全国来看可以说是最多的，这里除了被称为当代第一民刊的《诗歌与人》（黄礼孩主编）以外，还有《女子诗报》（晓音主编）、《情诗季刊》（陈剑文主编）、《白诗歌》（小抄、范小雅主编）、《赶路诗刊》（任意好主编）、《九月诗刊》（黄昏主编）、《蓝鲨诗刊》（陈计会主编）、《蓝风》（杜青主编）、《开诗刊》（阿吾、一回主编）、《好汉坡诗刊》（张三中主编）等。此外，阿翔主编的《太阳诗报》《先锋诗报》《大象诗志》，梦亦非主编的《零点》等，都是具有先锋精神和当代意识的重要民刊。除了民间诗社与民间诗刊的创办，兴办网站，借助网络来传递广东乃至全国的诗歌信息，以网络为诗歌发表的阵地和诗歌传播的媒介，也是广东诗人在当下语境中推动诗歌创作的重要策略。在广东诗人创办的诗歌网站与论坛中，“诗生活”（莱耳创办）、“露天吧”（苏一刀创办）、“广东诗人俱乐部”（一回、花间、大草创办）、“赶路论坛”（任意好创办）、“《女子诗报》论坛”（晓音创办）等，都是在国内诗坛中相当有影响力的网站与论坛。毫无疑问，这些民间诗社、民间诗刊、诗歌网站与论坛，既是广东诗歌批评得以承载的重要媒体，也是广东诗歌批评必须加以研究的现象，它们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影响是积极而显在的。

第六，《中国新诗年鉴》的创办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推动。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自 1999 年创办以来，至今已历时十余年。十余年来，这个“依靠个人的绵薄之力，依仗民间资本，独立支撑起汉语诗歌艺术平台”（见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的年度诗歌选本，无疑是新世纪众多选本中发展历史最悠久、辐射力和影响力最大的。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首先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品牌，这一论断是毫无疑问的，当代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能在这本年鉴里找到他们的踪影。同时，《中国新诗年鉴》身处广东，它自然也是推进广东诗歌发展的重要基石，广东不少优秀诗人也在这个年度选本中先后亮相。在推举当代诗歌之余，杨克版的诗歌年鉴还对年度的诗歌理论进行了精要筛选和展示，这是其他诗歌年度选本所不具备的一项内容，它给了诗评家在诗歌年度选本中出场的机会，有不少广东诗歌批评家在此年鉴中一显身手，包括杨克、温远辉、谢有顺、向卫国、张德明、柳冬妩等。应该说，杨克版的年鉴对广东诗歌批评的推动力是较大的。

三、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理论个性

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家立足当下，立足中国新诗，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的诗学理念和诗歌观念出发，切入当代诗歌的历史现场，对诗歌现象、诗歌潮流和代表性诗人、诗作进行理论言说，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为广东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前行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纵观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家的批评文本，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其间所体现出的理论个性，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广东当代诗歌批评体现出鲜明的先锋意识。“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是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奈斯库的名言，这个名言曾被批评家谢有顺多次引用。由此可见，站在中国诗歌的前沿，以先锋性的艺术姿态和诗学眼光来面对林林总总的诗歌现实，并为之加以精彩的阐释，就构成了如谢有顺这样的广东诗歌批评家的基本美学立场。正是站在先锋性的艺术立场上，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家才能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诗歌的最新发展动向，洞察当下诗歌创作体现出的某种创新性特征，也才能及时地发现当下诗歌中所存在的一些症结与问题。比如谢有顺对知识分子“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变成了字词的迷津，无法卒读” 的写作陋习的严厉批判，和对民间写作的极力肯定；朱子庆对阿毛诗歌《当哥哥有了外遇》艺术合法性的质疑；向卫国、张德明对“中间代”诗歌的大力推举；以及对垃圾运动、下半身写作与消费文化语境的某种合谋关系的指认，都可以说是基于一种显在的先锋意识。他们的理论言说因此能由现象出发而抵达本质，从具体的问题着手而触及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其次，广东当代诗歌批评有着较为深邃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家在观照当下诗歌创作现状和阐释当代诗歌作品时，往往不会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不是浅尝辄止的泛泛而论，也不是见木不见林的以偏概全，而是站在历史的高点上来观察、打探和寻思，因而他们对于诗歌现象的沉思，对于诗歌文本的内涵挖掘和价值评判，都融进了一种更为切入和准确、具有较为长久的时效性的历史眼光。黄礼孩曾在《佛山日报》上开设过诗歌文本解读的专栏，专栏中的文本并不是诗人凭一己之好而任意挑选的，而是综合了历史的、审美的、诗学的等多种视角，因此这些文本具备了代表当下诗歌最高水平的资格。而对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所作的阐释，便被自然而然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解读余丛的《这一年， 35 岁》时，黄礼孩说：“诗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的不仅仅是诗人的内心，还有这个现实的世界。余丛的诗歌暗合了这个时代斑驳的暗影。”对于郑单衣的《我已从悲伤中逃脱》，黄礼孩则解释道：“现代文明无处不在，你又能往哪里去呢？诗人面对当下的焦虑生活，他无法超越自身，他只能回到纸上建筑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这两处解释，都明确指向了“现实”与“当下”，这种突出的“当下”意识，体现的正是一种幽深的历史感。

再次，广东当代诗歌批评显示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不少诗歌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往往体现出一定的体系性与系统性。诗歌批评家使用一定的理论话语，对当代诗歌现象和诗歌文本发言，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难的是在这一系列的发言中，诗评家要建构起一个较有系统性和条理性的诗学框架，而这个诗学框架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诗评家理论水平的体现。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家在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做得不错，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世宾、柳冬妩、陈培浩等几位批评家。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中，世宾从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诗学主张，这对于当下纷乱无序的诗歌写作现实而言无疑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曾经是打工者一员的柳冬妩出于对打工群体的“理解之同情”，将诗评关注的目标定位在“打工诗歌”上，他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聚焦打工诗人群体，借助存在主义和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打工诗歌”的思想内涵、精神特质和语言形式等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析。陈培浩的《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作者虽然在副标题上标注了“诗歌评论集”，内文也多为广东诗人论，但这个“诗歌评论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体系性的。在论著的自序中，陈培浩写道：“我所关注的这些诗人，很多并未成名，毋宁说他们是一群虔诚的诗歌学徒，他们为了寻找心灵的本真状态而选择了诗歌，而他们在写作到了一定的时期后也进入了写作的彷徨期。因此，我认为他们都处在一种迷舟摆渡的状态，他们的心灵和语言在迈向诗歌对岸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险阻，是吸引我去探寻的秘密。”这段话对于当代诗人写作状态的描述和界定，还是较为切实的，而以这种界定为起点，陈培浩从知识考古学和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揭示了当代广东诗歌创作中极为隐秘而真实的一面。

最后，广东当代诗歌批评常常能立足本土，从广东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进行学理言说。以广东为基点观察当代诗歌的存在与发展状况，从广东辐射到全国，这是广东诗评家从事诗歌批评时重要的诗学策略。林贤治、温远辉、谢有顺、黄礼孩等为不少广东诗人写过专论和综论，这些专论文章或见于诗集序言中（如林贤治主编的《郑小琼诗选》、黄礼孩主编的《出生地》《异乡人》），或见于诗评家的专著中（如温远辉《善良与忧伤》、黄礼孩《午夜的孩子》）。陈培浩的《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这部以诗人论为基础而组构起来的诗学论著，所论述的也多为广东籍诗人，包括黄礼孩、黄金明、郑小琼、黄昏、傻正等，诗评家由这些诗人的诗歌出发，对诸多诗歌理论问题进行了思忖和论说。此外，向卫国对广东诗人赵红尘、张慧谋、陈陟云、黄金明等所作的精彩阐释；赵金钟对黄礼孩诗歌文本的细致研究；张德明在分析了广东当代诗歌的艺术风貌和创作格局后写成的《广东当代诗歌的青春群像》等，都是立足广东当下诗歌，放眼中国诗坛所作出的理论表述。

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理论个性当然远不止这四个特征，而他们对于当代诗歌批评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则需要对他们的批评文本进行细读之后才能准确地把握。

四、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主要理论创见

在当代广东诗歌批评中，较有价值和独创性的理论还是不少的，有些理论创见往往是由多个批评家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向度上分别言说，共同完成的。这些具有独创性的诗歌批评不仅在广东诗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当代中国诗坛也显得分量十足。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作粗线条的描述，不作细致的展开。

第一，“南方诗学”理论。这一理论是由杨克、温远辉、向卫国、黄礼孩等批评家共同提出并建构的，虽然这些批评家并没有在某个具体的场合进行一定的磋商，达成某一共识，但他们身处岭南这块土地，凭借敏锐的诗性直觉，发现了广东诗歌独特的地域色彩和生命气息，他们选择“南方”这样的地理学术语来称冠出现在岭南这个区域上的诗歌实际。代表性的论文有杨克《在南方写作》、温远辉《在南方以南的星空下——浅说广东诗歌及专辑里的青年诗人》、向卫国《广东诗歌十年考察——并倡导建构“南方诗学”》、黄礼孩《南方的写作》等。

第二，“完整性诗学”。这个诗学概念由世宾、东荡子、黄礼孩共同提出，世宾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著中作了系统的阐发。“完整性诗学”提出的初衷，旨在“强调梦想对于置身一个破碎时代的诗歌写作的意义”（世宾《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自序》），所思考的重点“是人类必须担当公共的精神责任，这是诗人应该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应是积极地担当，必须坚定并富有永新的力量”（黄礼孩《完整性诗歌：光明的写作》）。“完整性写作”其实是规划了诗歌创作的理想指标，这在当代日益世俗化的历史语境里，可以看作是诗歌呈现其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功效的最为可取的写作路径。

第三，“在生存中写作”。这是诗评家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一著中，对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之间的贴身性和互诉性特征的理论表述。在《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一文中，柳冬妩写道：“打工生活是一种涉及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重要的当代生活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丰富源泉。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心迹感觉，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成为某种结晶式的精神与物质的记录。“打工诗歌”直插当代的本质，是一种现实的诗歌。”柳冬妩还认为，“打工诗人”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他们让自己的作品见证了一个时代”（《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歌”将成为“现代人的‘心灵史’”（《生长在夹缝中的“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用诗歌的方式为打工一族建立了精神上的谱系，这是他们的精神本能，他们在生命意义晦暗不明的痛苦之中求索灵魂对信仰、道德的慰藉，在庸碌无尽的生活之外寻求诗化的人生”（《打工者的精神牧歌》）。

第四，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辩证关系的考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梳理和剖析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流变演进轨迹，是诗评家赵金钟的专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的理论核心。谈到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赵金钟不仅从内容的层面，而且从形式的角度进行了阐发。他认为新诗体式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正是新诗体现现代性的重要表征，而与古典诗相比，新诗在构思、语言、节奏和韵律等方面体现出的不同与差异，其实就应当视为现代性精神素质渗入诗歌本体后引发的自然结果。同时，对于“十七年”诗歌发展历史的追溯、对于当代诗歌演变轨迹的辨识，都可以在现代性与民间性双重变奏、矛盾统一的理论视角上来考量。

第五，网络诗歌的消费文化特征。互联网出现之后，作为一种新型的诗歌形态的“网络诗歌”也浮出水面，对之加以关注和阐发是诗歌批评立足前沿、直面当下的某种体现。在《网络诗歌研究》一书和《互联网语境中的新世纪诗歌》（《中南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1 期）、《论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餐化》（《文艺争鸣》 2008 年第 6 期）等论文中，“网络诗歌的消费文化特征”被明确指认。由于生成语境的宽松、发表条件的便捷、传播速度的迅疾，网络诗歌呈现出娱乐化、狂欢化和交互性的文化特征，这是我们对这种新型创作形式的初步认识。在《网络诗歌研究》中，作者写道：“中国网络诗歌的繁兴，从一个方面来说反映了诗歌创作者在重获话语权后的疯狂‘释放’，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是眼下消费文化语境下话语膨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互联网语境中的新世纪诗歌》一文从正面阐发了网络诗歌的消费文化特征对创作和阅读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论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餐化》则分析了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餐化对诗歌本身的负面影响，指出“有效地抵御快餐化或许是拯救网络诗歌的艺术困境、提升其审美境界的重要路径”。

由于阅读所限，笔者对于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理论创见的描述无法做到穷尽其貌，这里的阐释难免会存在挂一漏万的嫌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广东当代诗歌批评的理论贡献还会获得更为准确的了解、认识与评判。

（原载《中西诗歌》 201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