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是程光炜教授与他的博士生群体近七八年来集中从事的一项文学研究工作，旨在“通过对80年代文学事件、文学期刊、文学论争、文学经典的深入清理，试图把80年代文学纳入一种更加历史化、知识化的学术生产之中”，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80年代文学和文化进行“重新的理解和反思”。 [1] 新近出版的杨庆祥著作《“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 （以下简称《“重写”》）正是“重返80年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该著以“重写文学史”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潮和文化事件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了“重写文学史”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这一思潮的前因后果，为我们重新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和有益的学术启示。自然，杨庆祥的反思不可能穷尽“重写文学史”事件中携带的所有问题，也可能存在某些盲点和误区，显示出难以避免的有限性，这也呼唤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继续深化。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理解到，所谓“重返80年代”，将会是一代又一代学人以80年代文学和文化为“历史研究范围”（程光炜语），持续不断地回访和重塑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活动。

“论从史出”与历史还原

程光炜指出：“所谓文学史研究，实际是对历史文献的仔细整理和研究，是那种‘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的工作方式。” [2] 毫无疑问，《“重写”》是较为符合程光炜强调的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标准的，该著选择“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并将其一以贯之，既为论述的展开铺垫出坚实的历史基础，又使得最后的学术结论显得自然妥帖、水到渠成。

虽然《“重写”》始终坚持着“论从史出”的原则，但杨庆祥处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和角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体现在叙事笔法的使用上。为了将研究的地基建立在可靠的历史现场上，杨庆祥的学术论证往往会从史料呈现开始，让读者顺着史料的脉络进入历史语境之中，叙事笔法在展示具体史料上起到了有力的表达作用。论著的“绪论”开笔即言：“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进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第1页）选取21世纪初一个典型的文学批评案例为切入点，用简洁的叙事笔法加以陈述，从而轻巧而准确地触及了文学史的“重写”话题。这样的叙事笔法在这部论著中比比皆是，第一章开头：“1979年，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相继出版发行，随后在1980年，由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第三卷亦出版。”（第16页）第一章第三节起句：“1980年1月15日，作家姚雪垠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茅盾在此前不久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即应该重视‘南社’诗人柳亚子的旧体诗。”（第44页）第二章第一节首段：“1988年，有学者这样回忆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时候的情景。”（第52页）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起头：“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陈思和详细回顾了1988年上海‘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第96页）这些叙事文字在各章节开头的屡屡出现，有效避免了那种观点先行、史从论出的阐释模式所具有的以理论强势伤害甚至宰割文献材料的研究弊端，使理论阐发显得更有学理厚度和历史可信性。

上述所举例子还只是涉及各章节开头时的行文，该著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之中，叙事笔法的使用更是频繁，为了让与问题相关的各种史料充分出场，《“重写”》“甚至有在某些部分大量铺排这些资料的嫌疑” [3] 。不过，杨庆祥这样处理的意图在于，尽量不强行介入材料之中，而是努力做到用事实说话，让史料凸现观念，以史料的缀接来推动观点不断前移。例如，第三章第二节的标题为“‘新潮批评’‘文学圈子’与‘重写意识’”，其间引用了吴亮、陈思和、王晓明、蔡翔等人的一些论述和追忆材料，而叙事笔法则确保了这些史料的从容出场。论及“文学圈子”时，论著曰：“最早讨论文学‘圈子’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吴亮，在1986年左右的《文学与圈子》一文中，他对‘圈子’的出现、形成和功能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大致描述。”（第109页）在后文中，论著又以“为此，让我从陈思和的一段话开始分析”（第117页）一语引出当时像陈思和这样的学者对文学圈子普遍认同的相关史料，紧接着以“这次会议确实如陈思和所言，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并一直为很多批评家津津乐道”（第118页）的叙述语来引出蔡翔《有关“杭州会议”前后》的旁证史料。不难看出，论著中所引史料是相当充实和丰富的。借助这些丰富史料的陈列，杨庆祥有力证实了新潮批评实践、文学圈子组织与上海“重写文学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外，在援引史料的过程中，《“重写”》始终注意尊重并挖掘史料中潜隐的“当事人意识”，在阐述中尽可能逼真地呈现这些“当事人意识”，以便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场、还原历史。比如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论述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文学史的批评和‘五四’文学革命权的争论”，《“重写”》大段引用了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和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两篇论文中的文字，两处引用加起来有两千余字，而随后对这两个史料的阐释则只有500字左右。从阅读论著中对王瑶、唐弢的论文的大段援引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文学史家在当时对海外现代文学史中有意拔高沈从文、戴望舒、钱钟书等人的文学地位和艺术成就所表现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其实就是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老一辈现代文学史家作为当事人而具有的一种历史意识。《“重写”》之所以在这里重引用轻阐释，让史料尽可能多地出场，有意识地淡化阐释者的观点，不作大肆的渲染与铺叙，就是为了尊重“当事人”，以便较为鲜明地凸显“当事人意识”。在《“重写”》中，如此处理史料和阐释关系的方式是极为寻常的，这种重史料轻演绎的论述模式几乎成了《“重写”》基本的话语策略。更为可贵的是，为了立体而全面地呈现“当事人意识”，《“重写”》常常以“当事人”为言说中心，从80年代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语境出发，对“当事人”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历史陈述以及事后的追忆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述，给人以可感可触的历史真实感，从而能极为深入地领会“重写文学史”内在的精神脉搏和思想纹路。

在《“重写”》的“绪论”部分，杨庆祥对学术界有关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对各个研究成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了精要剖析。例如，针对贺桂梅等具有“后发的知识优势和理论穿透力”的学者有关“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著述，杨庆祥一方面肯定了其整体性研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历史展开具有更多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因此，“与其预设某种一一对应关系，不如去处理它们之间对话的框架、媒介和理论渊薮，并由此窥视因为参与主体、发生时空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和分歧”。（第12页）由此我们看到，《“重写”》采取“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深度反思的结果。因此，这种“论从史出”不只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体现为一种学术思维的调整，体现为对当代文学态度的转变，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程光炜语）学术理想的具体实践。

北京、上海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文化空间

《“重写”》的章节构造并不复杂，其主体部分是以北京、上海为学术场域，将与“重写文学史”有关的人和事纳入观照视野之中加以考量和分析，用详尽的史料和精粹的阐述来展示“重写文学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外延内涵，正如程光炜所指出的那样：“杨庆祥通过‘两个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空转换，通过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学术群体历史动机、认识装置以及研究者身份的重新认知，已经对多年前的那场思潮做了重新布局。” [4]

《“重写”》选择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作为反思“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场域，通过重新梳理和读解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学术队伍在“重写文学史”中扮演的历史角色、拟定的工作目标以及“重写文学史”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的学术意义，从而“对多年前的那场思潮做了重新布局”，这是较为合理和有效的论述策略与理论设置，有着提纲挈领的阐释作用。首先，因为北京和上海是“重写文学史”文化事件的策源地，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是从这两个文化空间最初滋生出来，然后逐渐向别的城市扩散和蔓延开的。聚焦北京、上海两个地带，分析这两座城市在80年代前后的思想氛围、文化征候、学术活动、学者队伍与师承关系以及“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行为实践和美学旨趣”（第13页）等，既可以便捷而有效地彰显“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的学术渊源与历史背景，也便于准确地厘清“重写文学史”思潮牵涉的各种对象、隐伏的各种关系。其次，北京、上海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他城市难以具备的地缘优势和思想文化特权，这种地缘优势和思想文化特权，无疑为“重写文学史”思潮在此诞生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为这一思潮能迅速扩散到整个中国学界提供了知识合法化的有力保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两个重要构架，“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设以及相关学术实践的展开，分别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学者来完成，选择这两座城市作为反思“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场域，无疑抓到了这一文学思潮和文化事件的要害部位，立足对这两座城市在80年代历史语境中思想学术状况的学理考察和文化分析，“重写文学史”思潮所蕴藏和涵盖的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通过反思“重写文学史”进而重新理解80年代的文化理想和学术任务也能顺利实现。

在具体阐释北京、上海双城的文化空间特征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繁衍、创生、发展的关系时，《“重写”》选择的阐释路线是不太一致的。论述作为文化空间的北京在80年代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具体情况时，杨庆祥注意以王瑶、唐弢等老一辈现代文学史家的学术工作为叙述起点，同时征引大量史料来说明80年代初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大批学者关于现代文学性质、内涵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才转而阐释北京学者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及其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意义和作用。这样的论述是从历时性的层面追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由来，通过描述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前史”，赋予“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以深层的历史维度。对于上海这一文化空间中“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涌现，杨庆祥则从共时性角度分析，既阐释了上海学者的身份意识、上海的文化氛围、城市的文化性格、商业和市民文化传统等对“重写文学史”的催生效果，又分析了80年代在上海滩方兴未艾的“新潮批评”、上海文人构成的文学圈子等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助作用。虽然作为不同的文化空间，北京和上海分居两地，但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它们又共同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精神硕果，像北京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构想时“获得各种力量的支持：前辈学人的指点和支持，大牌杂志的鼎力相助，青年同仁之间的互通声气、相互合作”（第79页）那样，上海学者在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时不也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响应吗？因此，从开放的文化空间、崇尚自由和创新的80年代语境等层面来重审“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脉络，杨庆祥的下述结论是基本正确的：“如果跳出学科史的角度，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在时间上构成的线性递进的进程，而是一个可能在不同的空间里面都开始酝酿发生的‘历史思潮’，它一方面是80年代社会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馈，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借助这一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和建设。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北京和上海同属于‘重写’发生的空间，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1985年和1988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因果逻辑，并没有一个谁是因、谁是果的线性进化的顺序，而是可能平行构成‘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起源。”（第101页）这段阐释精彩地揭示了“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思想文化脉动之间的隐秘关系，从较为新颖的角度揭示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

必要的反思与反思的限度

“重写文学史”思潮已经是过去20多年前的故事了，20多年后再来回眸这段历史，必定会发现当年人们难以洞察到的某些玄秘，这为杨庆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某种学术可能。为了最为充分地审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生成根源、理论内核、现实影响和历史功过，《“重写”》设置了双重反思的思维框架，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在对80年代文学史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杨庆祥对不少史料所凸显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清理、剖解与辨析；另一方面，在对相关史料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之后，杨庆祥又站在文学史和文艺美学的高度进行再度审视与深层次反思。这种双重反思逻辑结构的设置，便于论者从微观和宏观的不同层面来全方位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具有一定的阐释有效性。通过反思“重写文学史”，杨庆祥发现了由于同是受惠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化语境，因此同属“重写”发生空间的北京和上海尽管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并不存在前后的因果逻辑，而是都可能构成“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起源；发现了“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包含的“审美原则”，以及由于对“审美”的偏执理解而可能导致的文学史重写的“作品中心主义”倾向；发现了文学史叙事体式背后所隐藏的“主体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焦虑”（第121页）；更意识到，“没有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将是不‘完整’的，而反过来，正是在对‘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历史的‘态度’中，最能见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第143页）。这些通过反思而结成的思想果实都是相当重要和珍贵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来说富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不过，历史对象总是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一种需要发现新信息的研究目标，也是一种等待确认的成品。因此，对历史对象的考察，必然存在着既需认同又需重审的思维悖论，对于“80年代文学”的认知也是这样。在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过程中，作为认识装置的“重写”范式，也许会不由自主地将论者的头脑武装起来，使他无法跳脱出原有的“重写”思维框架，从而拿出新的“重写文学史”方案来，这种情形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杨庆祥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力度。与此同时，由于受80年代文学与学术的“共识”和“成规”的制约，《“重写”》在整体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将“重写文学史”事件中“当事人”的美学旨趣和价值取向看作是大体一致的，相对忽视了对各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乃至矛盾性的甄别，也就无法果断作结：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文学史重写”其实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早已孕育着。

布罗代尔说过：“研究工作是从社会现实到模式、再回到社会现实的无穷过程，是由一系列的调整和耐心地重新开始的旅程组成的。” [5] 这意味着，杨庆祥的《“重写”》只是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个开始，学界对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反思，将是一次没有终结的思想旅程。

注释：

[1]杨庆祥：《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2]程光炜：《在今天语境下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程光炜：《在今天语境下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程光炜：《在今天语境下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城、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原载《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 OrxWdfv3AsnzlEyel3JdZiU+65FIheNXouvNp32fiVR/Mchm646nioIm8Na/sE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