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为活跃，也最引人关注。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言说话题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有着直接的意义关系；另一方面在于，由于从事此方面研究的学者对当代世界思想和文化思潮反应敏锐、接受力强，来自西方世界的许多文学批评话语得以最先在这一领域受到启用和演练，从而使中国学术界能与当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潮流形成及时的激荡、呼应和对话。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引入和调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不容低估的学术意义和作用，它们及时更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视野，也不断敞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的阐释空间。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追新逐异的思维模式在表面鲜活的背后，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话语陷阱（或者说危机），那就是——它很可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所作的阐释中，最后演变成西方文学的“中国版”，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意义却在无形中隐匿甚至丧失了。因此，对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警惕，对中国文学现有研究范式的质疑，也就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李怡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正是一本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和重构的学术著作，该著对“现代性”这一批评话语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追溯，对“现代性”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多重歧义做了深刻的考辨，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可能性的“现代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示，也为中国学术界重构“现代性”批评话语开拓出一条新路。

毋庸置疑，“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它的意义捕捉和学理分析既有利于了解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也有利于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代性”到底意指何谓？它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表述对象和适用范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批评话语给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影响？又如何让它有效地介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之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并做出相应的回答。汪晖曾经说过：“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 [1] 这显然是对“现代性”概念语义多重、让人莫辨一是之情形的一种表态。事实确乎如此，要对“现代性”概念做一个准确的界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并非因为资料贫乏或使用力度不够；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人们使用得太多，堆积在我们眼前的资料又过于丰富。人们已经从科学、人文、社会、历史等各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述这个语词，表达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认识。涉及“现代性”的西方哲学大师数以十计，包括康德、黑格尔、笛卡尔、韦伯、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哲学阐释与鞭辟入里的学理分析。这些哲学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但他们言述中意指的“现代性”含义其实都不尽相同，以至于后来专门研究“现代性”的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词义是游移不定的，“现代性”的概念是复杂多重的。卡林内斯库曾以善变的“面孔”来喻指“现代性”这一话语形态，并说：“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都没有。” [2] 同时，西方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现代性”理论的深化和扩散，这一话语所言说和牵涉的范围早已变得极为宽泛，已经从最初的哲学命题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不仅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现代性”语词在这些领域的广泛使用，不是使它的语义更明朗化，而是“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 [3]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同几乎所有的人文性语词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被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 [4] 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意义含涉中，并没有所谓必然性的知识要素，只是人们在不断赋予这个词语以意义。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卡林内斯库感到了“现代性”在解释上的无比困难，他曾不无幽默地宣称：“什么是现代性？就像其他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一样，我们认为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一旦我们试图表述自己的想法，就会意识到，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 [5] 尽管卡林内斯库这样说，但他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还是尽可能明晰地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其中有关“两种现代性”（“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论述，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和掌握“现代性”意义的重要理论依据。

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不难发现，在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中，“中国现代性”的语意如今已经变得相当地复杂和模糊，甚至超过了它的西方含义。李怡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至少有四种意义不同的“现代性”概念同时呈现出来：第一种是“现代性终结”论者的“现代性”，它立足“后现代”立场，顺应民族主义的思想要求，大胆宣称“现代性”在中国的终结；第二种是“呼唤现代性”论者的“现代性”概念，它将“现代性”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努力建设才可能呈现的品质；第三种是以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系统来概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第四种意义的“现代性”则是指一个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得到普遍认同的习惯性用语，不一定有严格界定的言说方式。（第26～29页）也就是说，由于“现代性”语词在文学批评中的频繁出场、泛化使用，“现代性”批评话语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胶着状态，即变成了某种在阐释中国文学事实中并非有效的“能指滑动”的概念杂耍和语言游戏，这种情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第33页）。有鉴于此，李怡甚至主张：“鉴于‘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与诸多西方文化因素的纠缠关系，我甚至设想，在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对这一概念的过分依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提炼出其他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第33页码）从中我们不难读到研究者深挚的道德良心和学术责任感，不过在这里，理想的浪漫色彩恐怕要多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因为文学理论并非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自我发展与完善的，它的存在与发展必定要受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必定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政治倾向、历史境域和文化诉求等等产生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今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恐怕还将会有很长时间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描述和言说。中国学术界“现代性”批评话语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该不该使用“现代性”这个语词，而是怎样合理使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在使用这个话语范式时，只是将中国文学现象与西方“现代性”概念做了简单比附，没有在中西文学与文化之间做细致而慎重的差异性考察，这自然是极不妥当的。这一点与中国学术界使用“后现代主义”来阐释中国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弊害也正如盛宁所指出的：“像现在这样把人家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一二三四地归纳，与我们自己的现当代文学做一番比照，然后轻易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我很担心，这样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产生种种的副作用，至少会使我国文坛上那些致力于创新的文学实验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 [6] 盛宁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然而不能因为有种种的副作用，我们就轻易放弃“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言说理路。

检视“现代性”批评话语的学术历程，会发现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现代性”批评话语登上中国学术的历史舞台，是同“后现代”批评话语联袂出场的。汉学家李欧梵先生曾指出：“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 [7] 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学术界早期“现代性”论者在学术观念中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烙印，他们以质疑启蒙为起点，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冲击力的现代性重估和后现代批判。如将鲁迅等人的小说看成“民族寓言”的“政治投射”；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解释成对一种外来思想的“翻译”；将沈从文、张爱玲视为具有“审美现代性”的代表作家；以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审美”为思想武器而抗御和批判现代文明的客观存在等。这些论断是这股“现代性重估”思潮中几种有代表性的声音。

我们不禁要问：“现代性重估”思潮究竟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这样的思维路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又有着怎样的学术意义？就积极的方面来说，这股“现代性重估”思潮很显然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这一学科的价值判断，更新了他们固有的认识与思维，也催促他们及时反思既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清点业已形成的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不过，这种思潮暴露出的理论偏颇也十分明显：将所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话语范畴之内，或者以“两种现代性”理论来解释中国现代所有的文学现象，结果都落入了整体主义的思维陷阱。这样的文学阐释在展现文学史生动而新鲜的一面的同时，却更大程度地简化并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精神内涵，因为它是以牺牲每个现代作家自身的主体性特征、牺牲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现实空间体验、牺牲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个性差异为代价的。所以，在李怡看来，这样的“现代性”批评话语与现代中国丰富的文学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膜，理应受到学界深刻的反省与质疑。因此他主张，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把握还必须再回到“中国”里来，深入体会我们自己的境遇，不断破除“语言漂浮物”的阻碍，再“正名”，再“命名”，然后方有我们可靠的“现代性”发生。针对学术界目前仍在时兴的“现代性”批评话语所导致的语言雾障，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阐释中难以避免的混沌和隔膜，李怡提出的上述主张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体现着“现代性”批评话语反思中的思维推进与理论深化。

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自然也离不开对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历史考察和学理阐发。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生长与发育过程中，一直有一脉“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潮流在暗处涌动着，这其中包括20世纪之初的国粹派、学衡派，以及20世纪末的“后学”论者。那么，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呢？李怡指出，“对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而言，无论它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它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对于自身文化的质疑和批判”（第89页），而“中国林林总总的保守主义基本上都保持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由衷的依恋”（第91页）。由是观之，对文化传统缺乏批判性立场的中国保守主义在参与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建设方面，其作用和力量都要大打折扣。但保守主义不是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在现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各种观念的共存、交织、碰撞与互补是很正常的思想格局，激进、自由与保守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才是较合理的现代文化结构模式。所以，我们对保守主义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容忍，并尽量保持一种理解之同情，这恐怕才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现代性”批评姿态。余英时说过：“文化不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创新和保守是不容偏废的。” [8] 不过，我们在承认保守主义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有必要认真检审它的价值立场，以此来正确评判它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因为“推陈出新”也好，“温故知新”也好，都需要有对“陈”和“故”的批判性继承、合理性扬弃，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出新”或者“知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衡派的局限在于他们“昌明国粹”的文化理想中，有着太多对于古典文化的非理性眷顾；而吴宓的悲剧则在于“以中国式的道德背景和道统观念来认同与读解着白璧德”，从而导致“其理想追求与中国现实的脱节”。中国的“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潮，一直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文化进程中一股反方向的力量存在着的。因此，对中国“反现代性”保守主义思潮的重估，也是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反思“现代性”批评话语，不过是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还不是最终的学术目标。我们更重要的学术目标在于以反思为契机，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以期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加成熟和完善，更加具有活力和锐气，更加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对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与现象的阐发也显得更加确切和恰当。在这里，首要的任务自然是重构“现代性”的批评话语。那么，如何重构呢？李怡认为，仅靠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或者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远不能解决当下的“现代性”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之间彼此隔膜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返回”：一方面返回到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中去，努力进入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体验空间”，去认识和理解他们各种各样的实际的人生感受；另一方面也返回到我们自己原初的生命感受和文学感受中，调动研究者自身的真切人生体验，去悉心读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此为基点，李怡自觉地对“现代性”这种话语形式表达了某种戒备甚至拒斥：“与其将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越来越抽象的理论模式中带离我们的实际感受，不如再探究我们文学启动的‘原点’，让我们首先返回文学需要的人生基点，然后再重新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所谓‘现代性’。”（第60页）

笔者认为，一味套用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系统来解剖中国现代文学当然是不妥当的，但完全抛弃“现代性”话语范式未必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毕竟“现代性”是一种带有世界性意义的概括性语词，而且也是一个至今在全球学术界富有活力的知识概念，它或许不是从中国文学实践中归纳出的一个理论术语，但这个“西方”概念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和现代文化内涵，还是能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本质和规律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处理：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际出发，立足对作家精神世界的细微烛照，珍重现代作家和研究者自身的生存感受和生命体验，同时参考西方世界“现代性”的意义，发掘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有的“现代性”特征，来补充和完善西方思想界的“现代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晖的一段话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就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而言，从问题的提出、形成的方式以及它的病理现象都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也不仅仅是外来的文化移植，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涉及的是一种‘文化间性’‘文化间的交往行为’。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被动性，但却同时承认中国‘现代性’发生过程中的文化自主性因素。” [9]

注释：

[1]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

[3][法]伊夫·瓦岱著，田庆生译：《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6]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页。

[7]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8]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9]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中国文学年鉴》2007年卷摘录） Jg6MtTtrN/SvKNP6i/dAwkRL6FC6/3/6jLy5a8QAmD0B/rGM7xHfRsyKFoyOsu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