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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家庭教育，是我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而家训便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见诸文字的家训，较早而集中地出现在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原因，一如明代张一桂所述：“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阙，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敕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丁宁饬诫，而家训所由作矣。”
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家训类文字，有三国蜀诸葛亮的《诫子书》、魏晋之际嵇康的《家诫》、西晋杜预的《家诫》、晋宋之际陶渊明的《责子》、南朝宋齐之际王僧虔的《诫子书》等等。但是这些作品或者未能流传，或者篇幅短小、内容简略，因而对后世的影响，均无法与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所撰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
。《颜氏家训》一书问世以后，历代士大夫推崇备至。宋代晁公武称是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
。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人张璧称颂道：“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
清人赵曦明亦认为此书“指陈原委，恺切丁宁，苟非大愚不灵，未有读之而不知兴起者。谓当家置一编，奉为楷式”
。《颜氏家训》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末年，九世祖颜含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
。故琅琊颜氏到了南方之后，虽然不及同时南渡的琅琊王氏显赫，但也还是属于侨姓高门之列。至其祖父颜见远，因随南齐的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举家从金陵迁居于江陵（今属湖北）。《梁书·文学传》称颜见远“博学有志行”，而且在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后，“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曾任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镇西将军府谘议参军等职，亦有“博涉群书，工于草隶”
之誉。不难看出，颜之推出生于书香门第，这对于他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颜之推生于江陵，并在江陵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七岁即启蒙，接受家庭教育；十二岁时成为湘东王萧绎的门徒，经常听萧绎讲老、庄。但颜之推不好老、庄虚谈，而对《周礼》、《左传》颇感兴趣，并“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
。太清三年（549），对于十九岁的颜之推而言，有两件事是他难以忘怀的：一是侯景叛军攻陷台城，梁武帝萧衍在囚禁中忧愤而死；二是他首次出仕，担任了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不久，湘东王萧绎在江陵起兵讨伐侯景，以世子萧方诸为中抚军将军、郢州刺史，颜之推被任为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但在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0），侯景叛军攻陷郢州治所夏口（今湖北汉口），颜之推平生第一次成了囚俘，险些被杀，幸赖人救免，被囚送建康（今江苏南京）。颜之推因兵败被俘，始得流连祖辈所居家巷，感慨颇多。梁元帝承圣元年（552），侯景叛军被击败后，湘东王萧绎被拥立为帝，在江陵即帝位，是为孝元帝。颜之推才得以回到江陵，并因与萧绎的旧谊，被封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在此后两年时间内，得尽读秘阁藏书。正当他英年得志之时，不料西魏军又在承圣三年（554）攻陷江陵，梁元帝被俘杀，颜之推再一次被俘，遣送西魏。他不忘故国，有意南归，遂举家冒险逃奔北齐，想假道北齐返回江南，时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当他得知梁朝故将陈霸先已废梁自立的消息，顿感故国已不复存，南归之意遂绝。从天保九年（558）起，颜之推仕于北齐历二十年，相继担任过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职，并在北齐后主武平（570—576）年间主持文林馆事务，主编《修文殿御览》。颜之推在北齐的二十年，是他一生中相对安定的时期，他利用任职文林馆之便，得以博览群书，学问大长。北齐幼主承光元年（577），北周军队攻灭了北齐，颜之推生平第三次成为俘虏，时年四十七岁。颜之推被遣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后，又被授以御史上士。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后，颜之推被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但从他“上言请依梁国旧事，考订雅乐，而文帝不从”
来看，他入隋以后并不得意。在这时他最终完成了《颜氏家训》的撰写工作。颜之推的卒年已不可考，从《家训·终制》篇中“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的叙述来看，其病逝时应为六十余岁，约在开皇十余年中。
颜之推的一生数经陵谷之变，三为亡国之人，却未殉身于旧朝，后人对此颇有微辞，尤其对他“失节”出仕北齐，更是极力贬抑。此外，对于他在《颜氏家训》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矛盾，特别是既崇尚儒家思想又常常背道而驰、徘徊在儒家与佛家思想之间的问题，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清人朱轼认为：“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
孙星衍宋刻本《颜氏家训》跋也称：“国朝因其《归心篇》不出当时好佛之习，退之杂家。”应该说，后人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事实，但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就不能不首先对颜之推所处的时代及特定的身世经历作一番分析。
颜之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和社会秩序的急剧动荡，使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危机。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却显得苍白无力，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统治思想的功用。这就促使一部分士大夫突破儒学的限制，在思想理论上另作选择，并对儒学名教展开了大胆的批判和否定。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相当真切地道出了人们为挣脱儒学纲纪束缚而任情废礼的普遍心态。这是时代潮流，身处其时的士大夫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和影响，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颜之推自然也不例外。
其次，魏晋南北朝又是多种文化相互冲撞与融汇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既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并立与交融，又有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汇合，也有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冲击。这既为该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使当时的思想文化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一个表现，便是儒、释、道三教并立。颜之推有着在南方和北方先后任职的复杂经历，而且在梁朝为官时与梁元帝等关系亲近，不可能不受到梁朝盛行一时的佛教以及老、庄学说的影响，在他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儒、佛兼而有之的倾向，也是不足为怪的。
再次，东汉末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门阀制度，到南朝已达到其鼎盛阶段。东晋南朝的门阀世族为了独占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竭力维护士庶之间的界限。他们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族望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于琐碎细务，对于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却百般维护，所谓“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六朝忠臣无殉者”的时代风气，“胜国之亡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
。南北朝时期，未能身殉旧朝者不在少数，颜之推亦未能免俗。虽然他在入仕北齐后，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写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
、“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
等词句，显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但比起以绝食殉南齐的祖父颜见远，显然是大为逊色的。另一方面，颜之推对于自己“一生而三化”
的行为也作过辩解。其一，他在《家训·文章》中提到：“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其二，《终制》篇中也说：“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岔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由此不难看出颜之推思想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他的行为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因而对于颜之推的“一生而三化”，后人似不必过于苛责。
自从《颜氏家训》问世以来，由于历代士大夫的极力推崇，佛教徒的广为征引，以及历代藏书家和颜氏后裔的一再翻刻重印，此书佳评如潮。同时，由于训诂学家颜师古、书法大家颜真卿、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颜氏后裔不同凡响的才学与操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颜氏家训》的垂训之力，以至不断有人提议：“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而已。”
一部本意只为“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训，如此长盛不衰，无疑表明该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家知识分子注重家庭教育的需要。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颜氏家训》也仍然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中所提出的治家教子之方和为人处世之道，有许多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作者注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其中固然有不少消极过时的内容，但也包含有许多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教子》）；强调“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鼓励子女要靠勤学自立于世，而不能依靠祖上的荫庇养尊处优，赞赏“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勉学》）；反复告诫子孙要学以致用，珍惜光阴，博览机要，反对“闭门读书，师心自是”、“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空疏学风（《勉学》）；重视对儿孙道德品质的培养，告诫子孙不可为仕进而谄事权贵（《教子》）；主张婚配最注重的是配偶的“清白”，反对“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治家》）；对以钱财、女宠通关节谋爵禄的行为表示极大的蔑视（《省事》）；强调为人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讥讽“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名实》）；力主丧事从简，“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终制》），等等。毫无疑问，上述见解都是颇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今人借鉴参考的。
其次，书中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有生动详尽的记述，有助于了解南北朝时的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颜之推的一生，正值南北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南北文化的隔阂，当时的许多学者往往囿于一地之见。而颜之推则不同。他先后仕宦于南朝的梁和北朝的齐、周以及天下一统后的隋朝，有机会游历南北各地，耳闻目睹各地风物，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见到各种传本的经书典籍，因而他的学问于广博的同时，还能融南北文化于一炉。仅《颜氏家训》中明确提及的颜之推所到之处，就有荆州、江州、扬州、益州、赵州、雍州等地，足迹所至，相当于今日之湖北、江西、江苏、四川、河北、陕西等数省。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见识，并且反映到了《颜氏家训》的记述中。这些生动详尽的记述，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对南北朝社会现状的反映，特别是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如《勉学》篇描写了梁朝贵族子弟不学无术，平时养尊处优，望若神仙，及离乱之后，即陷于穷途末路的狼狈情状。同篇又讽刺了“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迂腐俗儒；《教子》篇刻画了北齐一位士大夫教子谄事权贵的卑劣面目；《治家》篇则写了一位远亲弃杀女婴的惨酷场景；《名实》篇针砭某“贵人”服丧期间以巴豆涂脸，致脸上长疮，以沽名钓誉的丑恶嘴脸；《涉务》篇嘲讽了指马为虎的建康令王复；《省事》篇揭露了北齐末年以钱财女色通关节谋私利的末世颓风。凡此种种，多为正史所不载，从而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成为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后人藉此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世风习尚。一类是对南北风俗习尚优劣差异的比较和评述，主要集中在《风操》篇中。诸如冬至岁首的礼俗、称名与称号的不同、临别饯送、丧哭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评析。此外，《治家》篇写了南北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文章》篇比较了南北文制的区别，等等。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南方和北方的不同民情风俗，是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还有一类，是颜之推在南北各地的所见所闻。如《风操》篇记述了江南的“试儿”习俗；《养生》篇写了梁朝庾肩吾常服槐实，至年七十余，仍能“目看细字，须发犹黑”；《归心》篇记载江南有“二万斛船”，河北有“千人毡帐”，又介绍梁朝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云使发光”；《杂艺》篇描述了“投壶”、“弹棋”的游戏，等等。通过这些记述，可以使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更加具体形象的认识。
其三，书中《音辞》、《书证》、《文章》等篇目，为后人研究古代的经书典籍、文字音韵、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颜之推作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
。其中，文字、训诂、声韵、校勘更是他最为擅长的学问。颜之推不仅注意到地域不同而造成的语言差异，而且也注意到因时代不同而使古今声韵有所变化。这在当时是一个卓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隋代对声韵学深有研究的陆法言所撰《切韵》一书，其中就有不少是采纳了颜之推的观点。
《书证》篇录有颜之推对经、史典籍以及各种字书、韵书的考证四十七条，考辨古书文字词义，纠正古书中的错讹，颇多精到之处。颜之推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故于训诂方面，不仅能引证文献，而且能以方言口语和实物（如碑刻等文物）进行印证，大大增加了其学术观点的说服力。
此外，《文章》篇集中体现了颜之推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杂艺》篇分论书法、绘画、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游艺等诸多方面，也具有珍贵的学术资料价值。
当然，我们在肯定《颜氏家训》一书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此书作为封建时代文人训诫子孙的家庭教育读本，不可避免地含有对今天而言已经不适宜的消极内容。诸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侈谈因果、宣扬迷信，以及浓重的明哲保身、全身免祸的思想，都是在阅读时应予注意的。作为颜氏后裔的颜嗣慎曾在明万历刻本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清康熙年间，朱轼也在评点本序中指出：“使读者黜其不可为训而宝其为训，则侍郎之为功于后学不少矣。”前人对《颜氏家训》所持的这种“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的。
《颜氏家训》成书以后，历代刻本很多，但直至清代乾隆年间，始有赵曦明为之作注，随后又有卢文弨“就赵氏注本增补”，刻入《抱经堂丛书》中。近代以来，王利器所撰《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中华书局1993年12月增补本第1版），以卢氏抱经堂丛书本为底本，并以南宋刻本及多种明、清刻本进行校勘，广泛搜集了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的解说，还补充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是迄今对《颜氏家训》一书研究之最完备者。我们对《颜氏家训》的译注，即是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原文沿用《集解》，仅对个别异体字作了改动；注释则广泛参考了《集解》所列诸家解说，斟酌权衡后择善而从，间亦补充我们自己的看法；译文力求既忠实于原著，又通俗易懂。这个译注本也许还说不上尽善尽美，但我们希望能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和理解《颜氏家训》这部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著作。
庄辉明 章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