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世传浩惟一女,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
故参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悫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职以启谢丁,时丁方为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于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 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后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赏尔一官。”岁余,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真宗时,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建隆末,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穀,穀曰:“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闻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元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准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别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为得体。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有大臣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报国。”士大夫初闻此言,以谓不切于事,及其后当国者或不思事体,或收恩取誉,屡更祖宗旧制,遂至官兵冗滥,不可胜纪,而用度无节,财用匮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识虑之精。
陶尚书穀为学士,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穀遽趋入。
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简肃待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其后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有问于公何以知其必贵者,公曰:“其为人端肃,其言简而理尽,凡人简重则尊严,此贵臣相也。”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时皆服公知人。
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左氏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上问其故,贾以实对。上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以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而点最难工。至和中,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自谓穷尽物象。上亦颇佳之,乃特为“清淨”二字以赐之,其六点尤为奇绝,又出三百点外。
仁宗圣性恭俭。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 ,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 也。然外人无知者,惟两府侍疾,因见之尔。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至和初,陈恭公罢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际,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听其论议,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复用,朝士往往相贺。黄门具奏,上大悦。余时为学士,后数日,奏事垂拱殿,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余以朝士相贺为对。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梦卜,苟不知人,当从人望,梦卜岂足凭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记,至以梦卜而求贤,孰若用搢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语也。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内火,遂迁于玉清昭应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迁于洞真。洞真又火,又迁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荡无孑遗,遂迁于景灵。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辄火,景灵必不免,愿迁他所。”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简公度罢参知政事,为紫宸殿学士,即文明殿学士也。文明本有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又有学士,为诸学士之首。后以“文明”者,真宗谥号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学士皆以殿名为官称,如端明、资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称曰丁紫宸。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遽更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殿名,理宜避之,盖当时不知。然则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学也。
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时寇莱公在中书,定其班位依杂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冀公因诉于上曰:“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为特加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宠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为一轻浮子所戏,遽前贺云:“闻君有台宪之命。”仲容立马愧谢久之,徐问其何以知之。对曰:“今新制台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时三院御史乃仲简、论程、掌禹锡也。闻者传以为笑。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今后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杂端。”至今如此。
丁晋公之南迁也,行过潭州,自作《斋僧疏》云:“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巧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其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
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淳化中,罢相知安州,安陆山郡,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视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饮食甚微,每析半饼,以箸卷之,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此亦异于常人也。
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有一行者,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闵之,因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如此。
枢密曹侍中利用,澶渊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议定盟好,由是进用。当庄献明肃太后时,以勋旧自处,权倾中外,虽太后亦严惮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泽,皆执不行。然以其所执既多,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则不得已而行之。久之为小人所测,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请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徐启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或其亲信,为言之,许矣。”于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执不能已, 俛行之。于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齿,遂及曹芮之祸。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祸患之来,非智虑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枢府,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罗崇勋时为供奉官,监后苑作岁满叙劳,过求恩赏,内中唐突不已。庄献太后怒之,帘前谕曹,使召而戒励。曹归院坐厅事,召崇勋立庭中,去其巾带,困辱久之,乃取状以闻。崇勋不胜其耻。其后曹芮事作,镇州急奏,言芮反状,仁宗、太后大惊,崇勋适在侧,因自请行。既受命,喜见颜色,昼夜疾驰,锻成其狱。芮既被诛,曹初贬随州,再贬房州。行至襄阳渡北津,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谕。至襄阳驿,遂逼其自缢。
宋郑公庠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其为知制诰,仁宗骤加奖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进者谮之,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获已,乃改为庠,字公序。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寿而终。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可以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尝曰:“自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坏,子弟请加修葺,公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其仁心爱物盖如此。既平江南回,诣阁门入见,榜子称“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其谦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 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国朝雅乐,即用王朴所制周乐。太祖时,和岘以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乐者犹以为高,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照每谓人曰:“声高则急促,下则舒缓,吾乐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王侍读洙身尤短小,常戏之曰:“君乐之成,能使我长乎?”闻者以为笑,而乐成竟不用。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其后遂皆著姓。
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罢枢密副使,为南京留守,时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张亢最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为牛;琪瘦骨立,亢目为猴。二人以此自相讥诮。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一坐为之大笑。
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于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于阵。后公为舍人,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公辞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当时以为四六偶对,最为精绝。
孙何、孙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僅为陕西转运使,作《骊山诗》二篇,其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时方建玉清昭应宫,有恶僅者欲中伤之,因录其诗以进。真宗读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骊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读,而陈胜、禄山之语卒得不闻,人以为幸也。
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太常所用王朴乐,编钟皆不圆而侧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为非及。照作新乐,将铸编钟,给铜铸泻务,得古编钟一枚,工人不敢销毁,遂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曰:“粤朕皇祖宝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王朴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不圆侧垂,正与朴钟同,然后知朴博古好学,不为无据也。其后胡瑗改铸编钟,遂圆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窃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必有眩惑之疾。”未几,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验矣。其乐亦寻废。
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两府,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是岁王文安公尧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韩仆射琦、西厅参政赵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与二公同府,每见语此,以为科场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后至今治平三年,三十余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亦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