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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

《西游记》是一部最典型的时代积累型的长篇小说。唐代玄奘法师去西域天竺诸国取佛经的事迹,最先经过五代僧院俗讲,逐渐神魔故事化。南宋杭州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猴行者保驾排除险难,降妖驱怪,助其成功,初具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雏型。元代有《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记载,元末有一部故事情节已相当丰富、叙述亦相当生动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明代刊行的这部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无疑是在元代平话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唐三藏法师取佛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伟业,僧院俗讲演绎其故事,旨在弘扬其功德,如《诗话》结末云:“满国福田大利益,免教东土堕尘笼。”元代佛、道两教并兴、争胜,由民间信仰渗入方兴未艾的通俗文艺中,道教的神仙魔怪进了唐僧取经故事,形成“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局面,弘佛的原旨没有突破,而神魔斗法之幻设之奇的趣味性,则上升到主导地位,读者感到“热闹”。明万历年间刊行的《西游记》小说,不论在它之前是否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本子,看其中所叙车迟国、比丘国妖道恃法术,进长生术而得宠,成为国丈、国师,篡夺朝政,灭僧伤民的情节,显然是影射嘉靖皇帝黜佛宠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是流皆位极人臣的朝政腐败情况,其成书当在这同一个历史时段里。

《西游记》小说作成于明代中后期,今存最早的金陵世德堂刊本无作者署名。清人丁晏据《天启淮安府志》“艺文书目”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一书,并以小说多当地方言,认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近世学者如鲁迅、胡适多信从之。近年,亦有学者提出质疑,以为《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西游记》应是记游之游记,而非小说,不能定小说作者为吴承恩。但仅据《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名目可能不是小说,也还是推测,不能肯定它不是小说,所以不足以否定小说作者可能为吴承恩。近年研究者对吴承恩生平事迹、诗文著作做了较为周详的稽考,最为用力者为苏兴编著的《吴承恩年谱》和刘修业、刘怀玉的《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从吴承恩之时代背景、里籍、仕历、交游、诗文等多个方面看,他极有可能就是《西游记》小说的写定者。

明代中叶,中国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王阳明建构了以心为本“致良知”的心学,随之涌起一股以张扬人性、重欲尚情的人文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特别凸显出来。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唐僧取经故事的再度书写,故事的主体、原旨没有突破,却发生了内在肌理的蜕变。

一是故事的第一主角彻底移位。小说开头先叙非佛非道的魔头孙悟空横空出世,横扫佛道徒虚构的三界神灵的神圣威严。西天取经路上,头上带着象征管束的头箍,不止是降魔驱怪的最大功臣,还依然桀骜不驯,无私无畏,揶揄世态,调侃神佛,成为“西游”世界里最富人格魅力的伟大形象。原来的取经主角三藏法师,空有佛子圣僧的名号,实则成了孱弱愚庸的可怜虫。

二是作者用现实人生的情理演绎西天取经的故事,“使神魔皆有人情”(鲁迅语),便突破了宗教教旨设定的神正魔邪的绝然区别、对立。最大的魔头孙悟空的抗争,就是人对神权统治、秩序的挑战。古今读者不论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奥秘,大都会油然而生快感。由神将降为魔的猪八戒,憨头憨脑,馋嘴贪吃,总想有个家,真是个极世俗凡庸的形象,虽然可笑,但还是让读者感到亲切,品味到现实人生的情趣。取经路上八十一难中的魔,有的并无恶行,如牛魔王,只是由于伤害其家人出而防卫被制伏,倒像一位受害者。有的魔竟是神佛派遣出来制造麻烦的。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写神佛皆有人情,像世间人一样的爱面子、计较得失,甚至行事拙劣、庸俗,失掉佛道徒为之编织的神圣光环。孙悟空抵不过红孩子的三昧真火,向南海求助。观音菩萨先是卖弄自己的净瓶有“架海的斤量”,她轻轻地提起,托在左手掌上,说:“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卖弄自己已算不上超凡入圣,还怕孙悟空骗去其美貌龙女,竟是一副小人之心了。乌鸡国王原本是好善崇佛,只是出于误会伤害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便奉佛旨,派遣坐骑青毛狮子幻形入世,霸占了王位,将国王推到井底浸泡了三年,以报“一饮一啄之仇”。以恶报怨,哪里还是大慈大悲?如来佛的灵山圣地,号称“净土”,也不真“净”,这位佛祖竟然以传经做交易,认为昔日传经只讨得三斗三升米粒的黄金,“忒卖贱了”,便唆使阿傩、迦叶两位尊者,向取经人索要“人事”,唐僧只好献上沿途化斋的钵盂,直是勒掯财物了。小说把佛徒、道徒炮制的至圣至善的精神偶像拉回人间,还其凡俗的面目,也就不那么可敬可畏了。

三是小说在文本回目、非情节性的诗赞中,依然较多地杂引佛理道说,讲什么“禅心”、“圆觉”、“真性”、“元神”,最后以取经人功成行满,九九归真,经传天下,功德无量作结,而对人物、情节的叙写描述,却是另一种参透世态人情的游戏笔调,还时而信手插入几笔,让孙悟空、猪八戒耍点调皮,说句调侃话,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那么神圣崇高了。闹天宫是以如来佛擒住孙悟空告终,孙悟空虽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他却在如来佛手指间“撒了一泡猴尿”,留下了一股“臊气”。天上这一兴师动众的伏魔壮举,便显得有些滑稽,胜利和失败似乎都无须计较了。“四圣试禅心”一节,原是为考验取经师徒意志而设,但施美人计,让佛道两家女神充作诱惑男人的角色,还给起了“真真”、“爱爱”、“怜怜”当时妓女习用的名字,让禁不住诱惑的猪八戒“撞天婚”,蒙起眼睛摸女人,来回扑抱,丑态百出,跌得嘴肿头青,真是一场庸俗不堪的闹剧。在车迟国里,孙悟空带领的两个师弟到三清观侦察妖道行迹,扮作道教最高的三位祖师神,让猪八戒将他们的神像丢进臭气熏天、美其名曰“五谷轮回之所”的毛屎坑里,猪八戒啯啯哝哝地祷告:“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这竟然是对道教祖宗神的公然亵渎了。孙悟空虽然未敢对佛教的至善至圣神作如此大不敬的亵渎,也还是不时地顺势调侃,挑破其虚假。朱紫国王为太子时,射伤了佛母所生的小孔雀,观音菩萨的青毛犼领会佛母要报复之意,下来霸占了朱紫国王后。观音菩萨说这是为国王“消灾”。孙悟空提出质疑:“菩萨反说了”,明明是欺君离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一针见血地撕破了佛菩萨以恶为善的大谎言。过狮驼岭,孙悟空斗不过大有来头的三大魔头,师父、师弟被捉去,生死不明,小说破例地写孙悟空心里十分凄惨,埋怨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这故作凄惨的游戏之笔,竟然将佛家炮制西天取经故事的神圣性,都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

这样,唐僧取经故事经过一位非僧非道的作者的重新书写,《西游记》的新文本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作为小说故事的整体框架及其弘佛原旨没有抛开,而对整体框架中具体事件、情节的书写,却逸出弘佛原旨,流淌出了与之相悖的思想倾向,用世俗人生的情理观照神佛,神佛也就失去神圣的光环,佛理道说便受到了质疑。作者无法超越历史,还只能在自己选定的取经故事的框架中,表达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心声,正像他心爱的孙悟空一样,不得不顺从神佛的旨意去取经,只是在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做番讽谕、揶揄、质疑。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题材,不在抽象说教,而在于生动的感性形象的审美内涵。所以,这部充满矛盾的小说理所当然地为世世代代的众多读者爱读,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大概极少有人读了《西游记》会顶礼膜拜如来佛、喜欢观音菩萨的。但这也给解说者解说、诠释造成超乎寻常的繁难。

《西游记》百回本小说,最先出的是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无作者署名。此后,相继不断地有多种评点本出现。明末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实为托名),清代最先出的是汪象旭、黄周星同评的《西游证道书》,继之有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西游正旨》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所见部分本子评论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辞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未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所谓“随宜附会”,就是说佛、道、儒三家评点者都是取《西游记》小说文本里与自家的教旨、经义相合的内容,附会出小说的主旨,佛徒说是“谈禅”,道徒说是“证道”,儒生说是“劝学”。大体上说,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三家之说并非都无根据,一样的荒谬,一样的应该扬弃的,还是须要做进一步地分析研讨,知道它们各自的说法、思路,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最先出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明末人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底本是世德堂系统的本子,前有著名文人袁于令的题词,与书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持三教相通的心学观念,甚至用佛家语,谓小说的大旨是表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却不认为小说是谈佛家的禅蕴或道家的修炼之道的。这是儒生之言,与前出之谢肇淛“盖亦求放心之喻”的看法是一致的。此书是随文评点,随手写出个人的阅读感受,称赞小说文笔“奇幻”、“趣甚”,描写真实生动,都抓到了《西游记》文笔的突出特点。此书的评点,还时而就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评说。如第十一写阴间判官受魏徵请托,索取了一些钱钞,放唐太宗还阳,总评云:“虽冥王礼敬,崔判谲忠,若无魏徵一纸之书,相良一库之金银,亦难得脱然无累,所谓三分人情,七分钱钞者,非也。”第四十二回观音菩萨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大怒,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一惯,旁批:“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矣。”前引第七十一回观音菩萨说她的金毛狮下凡占了朱紫国王位、王后,是为国王消灾,旁批:“以生灾为消灾,佛眼都是如此。”总评又云:“识得生灾为消灾,苦海中俱极乐世界也。此《西游记》度人处,读者着眼。”更是以反讽语气点破佛家语多是如此忽悠人的,也点出了《西游记》叙事内含讽刺的特色。这部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说《西游记》的大旨,只是十分笼统地总结为教人正心,随文点评其文笔高妙,揭明所叙情节的现实内容,点出嘲谑世情和神佛的意蕴,是最紧贴小说文本的实际的。也就是说,评点者是把《西游记》当作小说来读来评点的,不应归入“随宜附会”之流。

清代最先出、影响最大的是汪象旭(憺漪子)和黄周星(大鸿)合作的《西游证道书》。汪象旭是奉道之士,曾编刊了《吕祖全传》。黄周星是位遗民,明末进士及第,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是应汪象旭之聘参与《西游记》的校订、笺评的。《西游记》原无作者署名,此书题名《西游证道书》,伪托元代道教祖师丘处机作,伪造了一篇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作的序,说明《西游记》小说写的玄奘取经之事,实为隐喻做人之大道。此书的《西游记》本文,增入了玄奘出身的一段情节,作为小说之第九回,将明刊本的第九、十、十一回,并作第十、十一两回,仍然为一百回本;此外,还删掉了明刊本中数量甚多的长篇诗赞,修改了一些叙述啰嗦和有疏误的地方,文字更为简洁流畅,不过自然也减弱了些谐谑味。此书说《西游记》之大旨,亦如明末之人的看法,沿袭了谢肇淛以孙悟空始于放纵,终则驯服,“盖亦求放心之喻”的说法,只是改《孟子》的“求放心”为更为通俗的“收放心”。其评点《西游记》的叙事艺术,也明显受托名李卓吾的评点的影响,有些评语颇相近。不同的是汪象旭所谓的“证道”,专注于佛、道之道,第一回评语说:“《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仙佛之道,又总又不离乎一心,此心果然了悟,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托名李卓吾的评语绕开《西游记》文本的回目、诗赞中杂引的佛道术语,专注小说所叙之事本然的人情世故,汪象旭的评语则重在用那些佛理道说(实则主要是道家的理念、术语)来解说(多半是附会)《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了。如第二十二回收伏沙僧,取经队伍组合完毕,评语说这是“四象和合,五行攒簇”,并发表了一通五行相克之理:“按此四众之来,或前或后,初若无意凑合,而其中实有铁板秩序,井然不紊乱。何以言之?取经以三藏为主,则三藏为中意之土无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门即首收心猿,是为南神之火。火无水不能既济,故次收意马,是为此精之水。水旺则生木,故次收八戒,是为东魂之木。木旺则必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为西魄之金、总以卫此中土,正与水、火、木、金之定位相配。”将道家的五行生克之说附会到取经的四人一马的组合上,离题太远,了无意义。小说本不是着意表现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也不符合五行生克之理,譬如说,小说中有时称孙悟空为“金公”(第八十六回回目下联为“金公施法灭妖邪”),写他多次被火烧,怎么派定他属火?派定猪八戒为木,与小说中称之为木母相合,但没有受到被派定为金的沙僧的欺负,就又与五行中金克木之说不相合了。黄周星还颇自得地说:“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经拈出,若非半非居士,与余两人今日冷眼觑破,岂不被李卓吾、叶仲子辈瞒煞乎?”这是公开地标榜自己,贬抑托名李卓吾的评,其实他们才是有意制造玄虚误导读者的。第四十四回评语竟就回目“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和回中叙写车迟国城外“滩头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中的几个名词,望文生义地附会为道家炼内丹(养生术)理念术语,说“车迟国之夹脊双关,即我身之夹脊双关”,车迟国介于黑水、通天两河之间,“盖双关之夹,两水夹之也。以两河之‘河’,合之车迟国之‘车’,夫是谓‘河车’。”“河车”指胎盘,道家丹经谓人体内脏中精气运行之所在,阴阳交媾“结胎”处。接下来又联系取经人前过黑水河遇鼍妖,后过通天河遇鼋妖,鼍逞强作孽,鼋可养灵延寿,说这是炼内丹术语“龙虎”、“龟蛇”之托名,喻交媾阴阳强弱之态势。这样妄自附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太离谱,最后说:“未知观者亦了了否耶?”

《西游证道书》中这样的评语虽然不多,但却开了道士们如此曲意附会之先河,陆续有陈士斌作《西游真诠》、刘一明作《西游原旨》,再后来还有张含章作《西游正旨》、含晶子作《丘真人西游记评注》,都是将一部富有人情味的神魔小说,特意曲解为“托相”演绎道家修炼之道——“金丹大旨”的书,主宰了有清一代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

在清代《西游记》的评点本中,只有一部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独树一帜,跳出了道士们鼓噪的“金丹大旨”之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本《西游记》。

张书绅字道存,号南薰,山西汾阳人。乾隆初,以贡监考选,官广东同知,先后署大浦、龙门县事。性廉慎,有循良声。摄篆龙门,前令是因得罪上官被劾罢官,贫不能归,他筹金资助之,触怒当道,因而被劾去官。他性喜读书博览,宦游常携书数十簏。然无多著述,存者仅此一部《新说西游记》。看其行迹,是一位出身寻常,幼习举业,做过几年芝麻官的老实书生。

据《新说西游记》卷首“总批”,他在北京(当是坐监候选期间),已开始评点,乾隆十三年(1748)闰七月在广州同知任间完成其书。书是他返乡后在山西刊行的。他曾“阅数家之批”本,其书《西游记》本文依明刊本文字,恢复了《西游证》删掉的大量长篇诗赞韵语,却依《西游证道书》增入了玄奘法师出身原委一节。这是《新说西游记》一大特点。

张书绅是为推倒前出《西游记》之诸家评说而作其书,《自序》云:“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唯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说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稽之谭,良可叹也。”“总批”云:“《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就如传中黑风山、黄风岭、乌鸡国、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国、凤仙郡,是说道家那一种修仙?是说僧家那一种成佛?又何以见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确然明白指出。真乃强为幻渺,故作支离,不知《西游》者也。”矛头所指主要是《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旨在“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读者”,还《西游记》小说之本相真意。这在道徒们大张其帜,主宰了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之际,无疑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

张书绅的前书“总论”概括《西游记》之大旨,“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话说得十分迂阔,以致近世学者列为有别于“谈禅”、“讲道”说的“劝学”说。然细按其反复说明,骨子里还是明清人除了“金丹大旨”说之外的那种看法,那种思路。他也说:“《西游记》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个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外边的魔障,即是内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种种魔生也。’”都是前出批点本说过的话。又说:“《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之疏。合而计之,实即一人之四肢五脏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至善之旨也。”这也颇似世德堂刊本卷首陈元之《序》中以孙悟空为“心之神”,白马为“意之驰”,猪八戒为“肝气之木”,沙僧为“肾气之水”一段话,则不如谢肇淛《五杂俎》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之咒,能使心猿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之语,更简明纯正。而另引《孟子》的一段话,却说出了别的评点本没有说出过的意思:“《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真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隐喻之。”就是将西天取经故事所寓之意,由所谓“求放心”,教人正心诚意,转化为“困穷”能“坚其志”,“曾(增)益其不能”,也就是困难险阻能使人增强毅力,奋发有为,增长才干的意思。近世有评论者认为《西游记》的主调是排除万难、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与之可谓一脉相承,而又推进了一步。

张书绅力图破除《西游记》“谈禅”“讲道”特别是道士们的“金丹大旨”说之虚妄,回归“圣贤之道”,谓小说大旨是阐明《大学》首章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笼统地说,并非完全不可取,“明明德”云云,与“求放心”、“正心诚意”意思是一致的。但他要逐章逐节地落实到《大学》的诸多章句上,则难免穿凿附会,了无意义。例如小说第五回叙孙悟空偷蟠桃、仙丹,附会为《大学》第六章“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之意,谓孙悟空被封为齐大圣、“有官无职”,是“闲居”;他爬到蟠桃树上偷吃蟠桃,“变做二寸长的个人”,批曰:“人至二寸,小之至也”;又跑到瑶池偷喝王母的仙酒,是“为不善”;后又转到兜率宫偷老君仙丹,批曰:“天外之至,则无有不至者矣。”活像是以游戏之笔作八股文,题目的各层意思都有了,小说这段情节的情趣,却完全没有了。有的批语甚至随便牵合,没个正经理路。如第五十至五十二回叙过金 山洞降兕牛精一节,批语标出的题目是《论语·为政》讲孝道的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批语先说唐僧到此山饥饿,孙悟空去化缘,“划地为圈,令长老安坐其中”,“圈子非别,即生事葬祭之礼”。却又说“三藏饥寒,以见生不能事”;猪八戒领着唐僧出圈,在妖魔化成的楼阁内看到一堆白骨,说是“喻死不能葬”;不见有事儿来侍,喻“不止不葬,亦并不祭”,“此传(指这段情节)正言不孝”。谁不孝?怎么能推到取经人身上?后说,因为不孝,所以遭到兕怪之难,“不得已,而拜求太上(老君),盖太上者,即此礼也”,“此兕怪之所取降矣”。简直是乱说一通。

明清《西游记》的批点本,鲁迅分作“谈禅”、“讲道”、“劝学”三类,最佳者当为先生未曾过目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语表述的是阅读感受感知,近乎西方的所谓“读者反应批评”,其他评本则程度不同地突破了文学批评的疆界,有意识地牵合附会到别的方面去,但总的看法还有一些与作品本文相适应的理路,譬如说诸家评点都没有完全抛开明清时代儒、释、道三家共举的心学理念,所谓“求放心”、“收放心”、“魔以心生,亦以心灭”、“正心诚意”,其实是一个意思(道士们强调“金丹”修身,便是扯得更远了),近世评论者不仅鲁迅还勉为认可了“求放心”说,而认为《西游记》写出了人生从童年幼稚到老年成熟完善的过程,这部小说就是“心经”的说法,还是不少见的,这说明西天取经故事经过明人的再度书写,就蕴含有这样一种“期待视域”。但是,顺着托名李卓吾的批评从世俗人生的眼光、理路细读小说,便可以看出那种“心学”说、人性成熟说,是忽视了、丢开了小说叙写中背离取经故事原旨的内容及其倾向性。这也可说鉴古能知今吧! ByrbqcF/szX6amQMsAXtEQ+7etJ5fagqcDLCnLJSQDxCJPkGG8WdSx9OIS0hdb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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