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袁世硕

一

《西游记》是一部最典型的时代积累型的长篇小说。唐代玄奘法师去西域天竺诸国取佛经的事迹，最先经过五代僧院俗讲，逐渐神魔故事化。南宋杭州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猴行者保驾排除险难，降妖驱怪，助其成功，初具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雏型。元代有《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记载，元末有一部故事情节已相当丰富、叙述亦相当生动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明代刊行的这部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无疑是在元代平话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唐三藏法师取佛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伟业，僧院俗讲演绎其故事，旨在弘扬其功德，如《诗话》结末云：“满国福田大利益，免教东土堕尘笼。”元代佛、道两教并兴、争胜，由民间信仰渗入方兴未艾的通俗文艺中，道教的神仙魔怪进了唐僧取经故事，形成“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局面，弘佛的原旨没有突破，而神魔斗法之幻设之奇的趣味性，则上升到主导地位，读者感到“热闹”。明万历年间刊行的《西游记》小说，不论在它之前是否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本子，看其中所叙车迟国、比丘国妖道恃法术，进长生术而得宠，成为国丈、国师，篡夺朝政，灭僧伤民的情节，显然是影射嘉靖皇帝黜佛宠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是流皆位极人臣的朝政腐败情况，其成书当在这同一个历史时段里。

《西游记》小说作成于明代中后期，今存最早的金陵世德堂刊本无作者署名。清人丁晏据《天启淮安府志》“艺文书目”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一书，并以小说多当地方言，认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近世学者如鲁迅、胡适多信从之。近年，亦有学者提出质疑，以为《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西游记》应是记游之游记，而非小说，不能定小说作者为吴承恩。但仅据《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名目可能不是小说，也还是推测，不能肯定它不是小说，所以不足以否定小说作者可能为吴承恩。近年研究者对吴承恩生平事迹、诗文著作做了较为周详的稽考，最为用力者为苏兴编著的《吴承恩年谱》和刘修业、刘怀玉的《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从吴承恩之时代背景、里籍、仕历、交游、诗文等多个方面看，他极有可能就是《西游记》小说的写定者。

明代中叶，中国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王阳明建构了以心为本“致良知”的心学，随之涌起一股以张扬人性、重欲尚情的人文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特别凸显出来。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唐僧取经故事的再度书写，故事的主体、原旨没有突破，却发生了内在肌理的蜕变。

一是故事的第一主角彻底移位。小说开头先叙非佛非道的魔头孙悟空横空出世，横扫佛道徒虚构的三界神灵的神圣威严。西天取经路上，头上带着象征管束的头箍，不止是降魔驱怪的最大功臣，还依然桀骜不驯，无私无畏，揶揄世态，调侃神佛，成为“西游”世界里最富人格魅力的伟大形象。原来的取经主角三藏法师，空有佛子圣僧的名号，实则成了孱弱愚庸的可怜虫。

二是作者用现实人生的情理演绎西天取经的故事，“使神魔皆有人情”（鲁迅语），便突破了宗教教旨设定的神正魔邪的绝然区别、对立。最大的魔头孙悟空的抗争，就是人对神权统治、秩序的挑战。古今读者不论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奥秘，大都会油然而生快感。由神将降为魔的猪八戒，憨头憨脑，馋嘴贪吃，总想有个家，真是个极世俗凡庸的形象，虽然可笑，但还是让读者感到亲切，品味到现实人生的情趣。取经路上八十一难中的魔，有的并无恶行，如牛魔王，只是由于伤害其家人出而防卫被制伏，倒像一位受害者。有的魔竟是神佛派遣出来制造麻烦的。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写神佛皆有人情，像世间人一样的爱面子、计较得失，甚至行事拙劣、庸俗，失掉佛道徒为之编织的神圣光环。孙悟空抵不过红孩子的三昧真火，向南海求助。观音菩萨先是卖弄自己的净瓶有“架海的斤量”，她轻轻地提起，托在左手掌上，说：“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卖弄自己已算不上超凡入圣，还怕孙悟空骗去其美貌龙女，竟是一副小人之心了。乌鸡国王原本是好善崇佛，只是出于误会伤害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便奉佛旨，派遣坐骑青毛狮子幻形入世，霸占了王位，将国王推到井底浸泡了三年，以报“一饮一啄之仇”。以恶报怨，哪里还是大慈大悲？如来佛的灵山圣地，号称“净土”，也不真“净”，这位佛祖竟然以传经做交易，认为昔日传经只讨得三斗三升米粒的黄金，“忒卖贱了”，便唆使阿傩、迦叶两位尊者，向取经人索要“人事”，唐僧只好献上沿途化斋的钵盂，直是勒掯财物了。小说把佛徒、道徒炮制的至圣至善的精神偶像拉回人间，还其凡俗的面目，也就不那么可敬可畏了。

三是小说在文本回目、非情节性的诗赞中，依然较多地杂引佛理道说，讲什么“禅心”、“圆觉”、“真性”、“元神”，最后以取经人功成行满，九九归真，经传天下，功德无量作结，而对人物、情节的叙写描述，却是另一种参透世态人情的游戏笔调，还时而信手插入几笔，让孙悟空、猪八戒耍点调皮，说句调侃话，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那么神圣崇高了。闹天宫是以如来佛擒住孙悟空告终，孙悟空虽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他却在如来佛手指间“撒了一泡猴尿”，留下了一股“臊气”。天上这一兴师动众的伏魔壮举，便显得有些滑稽，胜利和失败似乎都无须计较了。“四圣试禅心”一节，原是为考验取经师徒意志而设，但施美人计，让佛道两家女神充作诱惑男人的角色，还给起了“真真”、“爱爱”、“怜怜”当时妓女习用的名字，让禁不住诱惑的猪八戒“撞天婚”，蒙起眼睛摸女人，来回扑抱，丑态百出，跌得嘴肿头青，真是一场庸俗不堪的闹剧。在车迟国里，孙悟空带领的两个师弟到三清观侦察妖道行迹，扮作道教最高的三位祖师神，让猪八戒将他们的神像丢进臭气熏天、美其名曰“五谷轮回之所”的毛屎坑里，猪八戒啯啯哝哝地祷告：“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这竟然是对道教祖宗神的公然亵渎了。孙悟空虽然未敢对佛教的至善至圣神作如此大不敬的亵渎，也还是不时地顺势调侃，挑破其虚假。朱紫国王为太子时，射伤了佛母所生的小孔雀，观音菩萨的青毛犼领会佛母要报复之意，下来霸占了朱紫国王后。观音菩萨说这是为国王“消灾”。孙悟空提出质疑：“菩萨反说了”，明明是欺君离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一针见血地撕破了佛菩萨以恶为善的大谎言。过狮驼岭，孙悟空斗不过大有来头的三大魔头，师父、师弟被捉去，生死不明，小说破例地写孙悟空心里十分凄惨，埋怨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这故作凄惨的游戏之笔，竟然将佛家炮制西天取经故事的神圣性，都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

这样，唐僧取经故事经过一位非僧非道的作者的重新书写，《西游记》的新文本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作为小说故事的整体框架及其弘佛原旨没有抛开，而对整体框架中具体事件、情节的书写，却逸出弘佛原旨，流淌出了与之相悖的思想倾向，用世俗人生的情理观照神佛，神佛也就失去神圣的光环，佛理道说便受到了质疑。作者无法超越历史，还只能在自己选定的取经故事的框架中，表达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心声，正像他心爱的孙悟空一样，不得不顺从神佛的旨意去取经，只是在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做番讽谕、揶揄、质疑。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题材，不在抽象说教，而在于生动的感性形象的审美内涵。所以，这部充满矛盾的小说理所当然地为世世代代的众多读者爱读，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大概极少有人读了《西游记》会顶礼膜拜如来佛、喜欢观音菩萨的。但这也给解说者解说、诠释造成超乎寻常的繁难。

二

《西游记》百回本小说，最先出的是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无作者署名。此后，相继不断地有多种评点本出现。明末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实为托名），清代最先出的是汪象旭、黄周星同评的《西游证道书》，继之有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西游正旨》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所见部分本子评论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辞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未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所谓“随宜附会”，就是说佛、道、儒三家评点者都是取《西游记》小说文本里与自家的教旨、经义相合的内容，附会出小说的主旨，佛徒说是“谈禅”，道徒说是“证道”，儒生说是“劝学”。大体上说，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三家之说并非都无根据，一样的荒谬，一样的应该扬弃的，还是须要做进一步地分析研讨，知道它们各自的说法、思路，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最先出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明末人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底本是世德堂系统的本子，前有著名文人袁于令的题词，与书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持三教相通的心学观念，甚至用佛家语，谓小说的大旨是表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却不认为小说是谈佛家的禅蕴或道家的修炼之道的。这是儒生之言，与前出之谢肇淛“盖亦求放心之喻”的看法是一致的。此书是随文评点，随手写出个人的阅读感受，称赞小说文笔“奇幻”、“趣甚”，描写真实生动，都抓到了《西游记》文笔的突出特点。此书的评点，还时而就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评说。如第十一写阴间判官受魏徵请托，索取了一些钱钞，放唐太宗还阳，总评云：“虽冥王礼敬，崔判谲忠，若无魏徵一纸之书，相良一库之金银，亦难得脱然无累，所谓三分人情，七分钱钞者，非也。”第四十二回观音菩萨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大怒，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一惯，旁批：“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矣。”前引第七十一回观音菩萨说她的金毛狮下凡占了朱紫国王位、王后，是为国王消灾，旁批：“以生灾为消灾，佛眼都是如此。”总评又云：“识得生灾为消灾，苦海中俱极乐世界也。此《西游记》度人处，读者着眼。”更是以反讽语气点破佛家语多是如此忽悠人的，也点出了《西游记》叙事内含讽刺的特色。这部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说《西游记》的大旨，只是十分笼统地总结为教人正心，随文点评其文笔高妙，揭明所叙情节的现实内容，点出嘲谑世情和神佛的意蕴，是最紧贴小说文本的实际的。也就是说，评点者是把《西游记》当作小说来读来评点的，不应归入“随宜附会”之流。

清代最先出、影响最大的是汪象旭（憺漪子）和黄周星（大鸿）合作的《西游证道书》。汪象旭是奉道之士，曾编刊了《吕祖全传》。黄周星是位遗民，明末进士及第，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是应汪象旭之聘参与《西游记》的校订、笺评的。《西游记》原无作者署名，此书题名《西游证道书》，伪托元代道教祖师丘处机作，伪造了一篇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作的序，说明《西游记》小说写的玄奘取经之事，实为隐喻做人之大道。此书的《西游记》本文，增入了玄奘出身的一段情节，作为小说之第九回，将明刊本的第九、十、十一回，并作第十、十一两回，仍然为一百回本；此外，还删掉了明刊本中数量甚多的长篇诗赞，修改了一些叙述啰嗦和有疏误的地方，文字更为简洁流畅，不过自然也减弱了些谐谑味。此书说《西游记》之大旨，亦如明末之人的看法，沿袭了谢肇淛以孙悟空始于放纵，终则驯服，“盖亦求放心之喻”的说法，只是改《孟子》的“求放心”为更为通俗的“收放心”。其评点《西游记》的叙事艺术，也明显受托名李卓吾的评点的影响，有些评语颇相近。不同的是汪象旭所谓的“证道”，专注于佛、道之道，第一回评语说：“《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仙佛之道，又总又不离乎一心，此心果然了悟，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托名李卓吾的评语绕开《西游记》文本的回目、诗赞中杂引的佛道术语，专注小说所叙之事本然的人情世故，汪象旭的评语则重在用那些佛理道说（实则主要是道家的理念、术语）来解说（多半是附会）《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了。如第二十二回收伏沙僧，取经队伍组合完毕，评语说这是“四象和合，五行攒簇”，并发表了一通五行相克之理：“按此四众之来，或前或后，初若无意凑合，而其中实有铁板秩序，井然不紊乱。何以言之？取经以三藏为主，则三藏为中意之土无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门即首收心猿，是为南神之火。火无水不能既济，故次收意马，是为此精之水。水旺则生木，故次收八戒，是为东魂之木。木旺则必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为西魄之金、总以卫此中土，正与水、火、木、金之定位相配。”将道家的五行生克之说附会到取经的四人一马的组合上，离题太远，了无意义。小说本不是着意表现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也不符合五行生克之理，譬如说，小说中有时称孙悟空为“金公”（第八十六回回目下联为“金公施法灭妖邪”），写他多次被火烧，怎么派定他属火？派定猪八戒为木，与小说中称之为木母相合，但没有受到被派定为金的沙僧的欺负，就又与五行中金克木之说不相合了。黄周星还颇自得地说：“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经拈出，若非半非居士，与余两人今日冷眼觑破，岂不被李卓吾、叶仲子辈瞒煞乎？”这是公开地标榜自己，贬抑托名李卓吾的评，其实他们才是有意制造玄虚误导读者的。第四十四回评语竟就回目“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和回中叙写车迟国城外“滩头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中的几个名词，望文生义地附会为道家炼内丹（养生术）理念术语，说“车迟国之夹脊双关，即我身之夹脊双关”，车迟国介于黑水、通天两河之间，“盖双关之夹，两水夹之也。以两河之‘河’，合之车迟国之‘车’，夫是谓‘河车’。”“河车”指胎盘，道家丹经谓人体内脏中精气运行之所在，阴阳交媾“结胎”处。接下来又联系取经人前过黑水河遇鼍妖，后过通天河遇鼋妖，鼍逞强作孽，鼋可养灵延寿，说这是炼内丹术语“龙虎”、“龟蛇”之托名，喻交媾阴阳强弱之态势。这样妄自附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太离谱，最后说：“未知观者亦了了否耶？”

《西游证道书》中这样的评语虽然不多，但却开了道士们如此曲意附会之先河，陆续有陈士斌作《西游真诠》、刘一明作《西游原旨》，再后来还有张含章作《西游正旨》、含晶子作《丘真人西游记评注》，都是将一部富有人情味的神魔小说，特意曲解为“托相”演绎道家修炼之道——“金丹大旨”的书，主宰了有清一代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

三

在清代《西游记》的评点本中，只有一部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独树一帜，跳出了道士们鼓噪的“金丹大旨”之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本《西游记》。

张书绅字道存，号南薰，山西汾阳人。乾隆初，以贡监考选，官广东同知，先后署大浦、龙门县事。性廉慎，有循良声。摄篆龙门，前令是因得罪上官被劾罢官，贫不能归，他筹金资助之，触怒当道，因而被劾去官。他性喜读书博览，宦游常携书数十簏。然无多著述，存者仅此一部《新说西游记》。看其行迹，是一位出身寻常，幼习举业，做过几年芝麻官的老实书生。

据《新说西游记》卷首“总批”，他在北京（当是坐监候选期间），已开始评点，乾隆十三年（1748）闰七月在广州同知任间完成其书。书是他返乡后在山西刊行的。他曾“阅数家之批”本，其书《西游记》本文依明刊本文字，恢复了《西游证》删掉的大量长篇诗赞韵语，却依《西游证道书》增入了玄奘法师出身原委一节。这是《新说西游记》一大特点。

张书绅是为推倒前出《西游记》之诸家评说而作其书，《自序》云：“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唯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说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稽之谭，良可叹也。”“总批”云：“《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就如传中黑风山、黄风岭、乌鸡国、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国、凤仙郡，是说道家那一种修仙？是说僧家那一种成佛？又何以见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确然明白指出。真乃强为幻渺，故作支离，不知《西游》者也。”矛头所指主要是《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旨在“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读者”，还《西游记》小说之本相真意。这在道徒们大张其帜，主宰了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之际，无疑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

张书绅的前书“总论”概括《西游记》之大旨，“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话说得十分迂阔，以致近世学者列为有别于“谈禅”、“讲道”说的“劝学”说。然细按其反复说明，骨子里还是明清人除了“金丹大旨”说之外的那种看法，那种思路。他也说：“《西游记》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个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外边的魔障，即是内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种种魔生也。’”都是前出批点本说过的话。又说：“《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之疏。合而计之，实即一人之四肢五脏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至善之旨也。”这也颇似世德堂刊本卷首陈元之《序》中以孙悟空为“心之神”，白马为“意之驰”，猪八戒为“肝气之木”，沙僧为“肾气之水”一段话，则不如谢肇淛《五杂俎》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之咒，能使心猿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之语，更简明纯正。而另引《孟子》的一段话，却说出了别的评点本没有说出过的意思：“《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真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隐喻之。”就是将西天取经故事所寓之意，由所谓“求放心”，教人正心诚意，转化为“困穷”能“坚其志”，“曾（增）益其不能”，也就是困难险阻能使人增强毅力，奋发有为，增长才干的意思。近世有评论者认为《西游记》的主调是排除万难、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与之可谓一脉相承，而又推进了一步。

张书绅力图破除《西游记》“谈禅”“讲道”特别是道士们的“金丹大旨”说之虚妄，回归“圣贤之道”，谓小说大旨是阐明《大学》首章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笼统地说，并非完全不可取，“明明德”云云，与“求放心”、“正心诚意”意思是一致的。但他要逐章逐节地落实到《大学》的诸多章句上，则难免穿凿附会，了无意义。例如小说第五回叙孙悟空偷蟠桃、仙丹，附会为《大学》第六章“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之意，谓孙悟空被封为齐大圣、“有官无职”，是“闲居”；他爬到蟠桃树上偷吃蟠桃，“变做二寸长的个人”，批曰：“人至二寸，小之至也”；又跑到瑶池偷喝王母的仙酒，是“为不善”；后又转到兜率宫偷老君仙丹，批曰：“天外之至，则无有不至者矣。”活像是以游戏之笔作八股文，题目的各层意思都有了，小说这段情节的情趣，却完全没有了。有的批语甚至随便牵合，没个正经理路。如第五十至五十二回叙过金 山洞降兕牛精一节，批语标出的题目是《论语·为政》讲孝道的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批语先说唐僧到此山饥饿，孙悟空去化缘，“划地为圈，令长老安坐其中”，“圈子非别，即生事葬祭之礼”。却又说“三藏饥寒，以见生不能事”；猪八戒领着唐僧出圈，在妖魔化成的楼阁内看到一堆白骨，说是“喻死不能葬”；不见有事儿来侍，喻“不止不葬，亦并不祭”，“此传（指这段情节）正言不孝”。谁不孝？怎么能推到取经人身上？后说，因为不孝，所以遭到兕怪之难，“不得已，而拜求太上（老君），盖太上者，即此礼也”，“此兕怪之所取降矣”。简直是乱说一通。

明清《西游记》的批点本，鲁迅分作“谈禅”、“讲道”、“劝学”三类，最佳者当为先生未曾过目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语表述的是阅读感受感知，近乎西方的所谓“读者反应批评”，其他评本则程度不同地突破了文学批评的疆界，有意识地牵合附会到别的方面去，但总的看法还有一些与作品本文相适应的理路，譬如说诸家评点都没有完全抛开明清时代儒、释、道三家共举的心学理念，所谓“求放心”、“收放心”、“魔以心生，亦以心灭”、“正心诚意”，其实是一个意思（道士们强调“金丹”修身，便是扯得更远了），近世评论者不仅鲁迅还勉为认可了“求放心”说，而认为《西游记》写出了人生从童年幼稚到老年成熟完善的过程，这部小说就是“心经”的说法，还是不少见的，这说明西天取经故事经过明人的再度书写，就蕴含有这样一种“期待视域”。但是，顺着托名李卓吾的批评从世俗人生的眼光、理路细读小说，便可以看出那种“心学”说、人性成熟说，是忽视了、丢开了小说叙写中背离取经故事原旨的内容及其倾向性。这也可说鉴古能知今吧！ fqSitgcq/Uo7HRaYoPbZH/n8Ps01oXtUajliLsJWseYdeO34Rs0H/rHhQeJdad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