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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一部南北朝时期的著作，题名作者为“临川王义庆”。因为它生成于南朝宋，皇帝姓刘是常识，所以省略了“刘”字。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后来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所以袭封临川王。
然而，对于《世说新语》来说，刘义庆未必是它实际的作者，这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物，更经常是做主编的，其中文字未必亲力亲为，正如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也是集聚门客之力而成。
《世说新语》其书，用今天的标准来定义，可以说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记载了一批东汉末年到南北朝初期的名人小故事，大多是人物一时一事的特写。这些故事按其主题被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作为一部在先秦之后、唐宋之前的保存相对完整的著作，《世说新语》在文学、史学以及语言学的研究上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更难得的是，后来梁朝时候的学者刘孝标还为它做了十分详尽的注解，补充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史料。
《世说新语》的注者刘孝标，虽说也姓刘，但他和刘义庆既非同时代，也不是一族。刘孝标名峻（462—521），字孝标，南朝梁学者、文学家。他自幼身世坎坷，但能勤学苦读，有“书淫”的雅号，曾为梁皇室编著图书目录。明人张溥辑有《刘户曹集》。正是由于刘孝标的博学，所以他的《世说新语注》为后人推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古代著作中，有些注很有价值，甚至能喧宾夺主，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原著，比如李善的《文选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如此。这种情况一般除了注者博学多识之外，往往因为做注的年代较早，在注文中保留了很多后来散佚的文献。《世说新语》其书，文字并不艰深，但刘孝标注的重点是补充其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及史实，而他所引徵的四百余种书籍，绝大多数已经不存于世。《世说新语》的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的诸多原因，史料文献散失得很严重，即以晋朝一代的历史而言，曾经有过十八家《晋书》，而现存完整的则只有唐代官修的《晋书》。所以，《世说新语》后来多是与刘孝标注一起刊行，而人们读其书也不仅仅是为了看故事，更能从中了解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的人情百态。
《世说新语》有时候被简称为《世说》，但实际上《世说》是西汉刘向的一部著作，其书早已亡佚，按常理推想，或许刘义庆的著作体例与其类似，故而沿袭其名。只是现在也不清楚刘义庆定稿的时候到底称它为什么，文献记载中《世说》、《世说新语》、《世说新书》都有，现在一般都用《世说新语》作它的正名。
东汉以下直到隋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大混乱状态。政权更迭、战乱频仍，这是后人可以一目了然的混乱。但如果究其根源，还有许多隐性的因素是不得不关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发端于秦始皇，后来被汉王朝所继承。然而，根本性地改变政治模式，并使之制度化、常态化，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从而招来激烈的反对，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汉高祖刘邦也未能如秦始皇一般彻底地实行中央集权模式，在西汉王国中，仍然保留了部分周朝模式的自主领地，虽然这些领地都是封给刘邦的直系亲属的。而这种做法直到刘义庆的时代仍然保留着，他的临川王同样是世袭得来的。
除了土地、人口、赋税的明显利益分配之外，王朝的统治者还必须制定一种规则，它影响所有人的利益，那就是选举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就是指到底安排什么样的人来为这个庞大的政府工作。汉朝选择的是察举制，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通过专项制度从民间选拔人才进入政府工作。按现代人的经验，很快会想到这样的做法在实践中会产生何等严重的问题，但汉朝人用了，一用就是几百年。而用到东汉末年，其弊端就已经十分明显了。最为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门阀制度的形成。
察举制的弊端在短期内很难显现，因为从初衷来说，它是希望向全社会招收人才来参与政府管理工作的。但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首先，进入政府工作是可以带来权力的荣耀与物质的利益的，而这必定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其次，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农业国；于是，一旦有人进入政府，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他自身的工作，获得了荣耀与地位之后，那么，在察举制的背景之下，他的子侄亲属显然会比平民家的子弟更具备进入政府的优先权，尽管这种优先权不是明文规定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到了东汉后期，我们随便翻览当时的名人名录，会发现某些姓氏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而事实上他们也正是来源于同一个大家族。到了魏晋时期同样如此，所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姓很多，大多是王羲之一家的，谢姓很多，大多是谢安一家的。这就是所谓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造成长期的利益垄断，一方面使太多的人由于才能、热情与现实地位形成的巨大反差，从而积聚了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由于一切来之太易，逐渐失去了奋发的活力。终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庸碌无能之辈，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却没有积极工作的态度，也看不到努力前行的希望，所以形成了一股古怪的清谈之风。清谈本身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哲学沙龙，就是人们相聚一处讨论、争辩抽象的哲学问题。古代中国的哲学的基本典籍如《周易》、《老子》、《庄子》等，都是清谈的素材库。比如有和无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体、什么是用？这样的思辨训练，如果只是当成一种爱好，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算是有益的学术活动。但任何事都有个度，过头了就成坏事了。能参与这样活动的肯定是文化精英，文化精英大体都是达官显贵，当清谈称为上流社会的时尚，官员相聚不谈国事，带兵的不讲打仗，理政的不谈民生，视正业为俗事，张口《周易》，闭口老庄，这样的社会就是病态的了。所以，后来人们常说清谈误国。此外，品评人物、张扬个性等奇言异行也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表现形式。
清谈之风大约始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时期，之后渐趋消亡，刘义庆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正好与之吻合。刘义庆也许不会如我们一般清晰地看到这股社会风气的来龙去脉，他只是想编一部“近代名人小故事集”，为了显示完整性，他少量收取了东汉人的事，仍以魏晋为主，到他生活的时代被迫结束。而既是“名人”故事，当然以那些名门大族的成员为主，所以，当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指出，刘义庆在不自觉中建立了一个划分时代的界石，并且“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这是《世说新语》对后代史学研究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同时，由于书中大量记录了当时人物的语言，势必会留下许多当时口语的痕迹，而历代文献主要用书面语记录，所以《世说新语》又是六朝时期最有价值的语料库之一，对中古汉语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历代的观念，重经史而轻小说。《世说新语》恰恰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虽是短篇合成，但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在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在生成年代以及完整性、艺术性上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搜神记》差不多可以担当。所以在文学领域，《世说新语》同样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下面谈谈本书的校勘整理工作。
《世说新语》成书于印刷术流行之前，现存最早的完整刻本有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简称绍兴本），藏于日本，后辗转影印回国。这个本子有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的王利器断句本和1962年的中华书局影印本。而另一个宋刻本是陆游依据董弅刻本重刻的，曾藏于徐乾学传是楼，今已佚。同时，日本还有一种唐写本的残卷（简称唐写本），共51则，民国初年由罗振玉影印后在国内流传，此本年代虽早，但残缺严重，仅有校勘上的学术价值，不能供读者阅读。
明代人对《世说新语》兴趣很浓，也有许多刻本传世。其中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本质量最好，1919年经《四部丛刊》影印，流传颇广，近代许多学者都用之为底本（简称嘉靖本）。
到了清代，也有一些刻本流传，多是对之前刻本的校订。如道光八年（1828）浦江周心如纷欣阁刻《世说新语》三卷，就是据明袁褧嘉靖本重雕，校正了不少错误。光绪十七年（1891），王先谦思贤讲舍本据纷欣阁本再加校订并重刊为三卷本，是为清刻本中最善者。
我们这次整理，就是选取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思贤讲舍所刻本为底本，校本则用绍兴本、唐写本为主。另有一种所谓“沈本”，其实是《四部丛刊》影印本后所附录的雍正年间沈宝砚的校语，而沈校所据其实是传是楼所藏陆游刻本，此本已佚，所以严格地说，只能称“沈校”而不能称“沈本”。因近代诸家皆以“沈本”或“沈校本”称之，姑仍其旧。
今用简体横排，书中除了异体字、避讳字及明显讹误径改不出校外，其余诸本异同或改动底本文字，都会在校记中说明情况和缘由。
近代学者研究《世说新语》成果颇丰，从晚清李慈铭开始，李详、程炎震、余嘉锡、徐震堮等皆有专门著述。本书整理除刘孝标注外，不集后人注语，故诸家之说中有助于校勘正误的言语在校记中略加征引外，其余一概不收。其中，李慈铭说出自《越缦堂读书简端记》（198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利器辑本），李详说出自《世说新语笺释》（载《制言》杂志第五十二期），程炎震说出自《世说新语笺证》（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三期），余嘉锡说出自《世说新语笺疏》（1983中华书局本），徐震堮说出自《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本）。此数人后者祖述前者之说颇多，其书俱在，故不烦一一标明转引。读者有意深入研究，可另行寻找相应著作。
由于《世说新语》涉及人物众多，且多以字号、别称出现，故原刻本在书前有“附释名”，现将其附在书后，标名为“人名释名”。另外，我们在书后还收录了龚斌先生编制的“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