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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蔟徵声也，乐有用太蔟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 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世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 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
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蔟、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 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 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序也，故以之求人鬼。 世乐之序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序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蔟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序也。 圜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序，故以之礼天地。 五行之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序天地之序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太蔟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序也。 此四音之序也。
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之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盖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 （徵） 〔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 （徵） 〔微〕，不得其正。”其均起于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 （黄） 〔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序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序，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 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而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 此（二）〔三〕律为宫次序定理，非可以意凿也。
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 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大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 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 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 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 （阳） 〔阴〕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 （独） 〔浊〕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 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 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 “炎”或作“盐” 。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㽂、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 （遇） 〔过〕于君声无嫌。 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 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旁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
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京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 （愚） 〔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 （宜） 〔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余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
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拟〕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 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 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 此《汉志》语也。 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 黄钟之商 。同位娶乙丑， 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 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 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 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 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 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 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 戊子娶己丑， 大吕之徵。 生丙申，火之孟； 夷则之徵。 丙申娶丁酉， 南吕之徵。 生甲辰，火之季。 姑洗之徵 。甲辰娶乙巳， 中吕之徵 。生壬子，木之仲， 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 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 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 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 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 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
今太常钟镈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縻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栝，以其横栝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镈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栝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 （晓） 〔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旁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凌〕、毌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簻便易持”，李善注谓：“簻，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簻，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簻，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簻”，故潘岳《笙赋》云：“修簻内辟，余 （萧） 〔箫〕外逶。”“裁以当簻”者，余器多裁众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当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箎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 （孔） 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篴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篴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斲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
、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 （者） 〔音〕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