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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史上，就版本的众多和复杂情况而言，《红楼梦》都是数一数二的。《红楼梦》的版本，从体系上讲，固然只有曹雪芹原稿的八十回本和程伟元、高鹗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之别，可如果从流传形式的角度看，则可以说是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以传抄为标志的脂砚斋评阅八十回本阶段，以活字排印为标志的程、高整理过的一百二十回白文本阶段，以石印和铅印并行为标志的各家评批一百二十回本阶段，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以校勘铅印与照相影印为标志的整理本阶段。这些各具特色的版本，不仅使《红楼梦》小说得以广泛传播，而且，它们所具有的思想、资料和学术价值，已经并将不断推动着《红楼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之，也就有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版本重新出版的必要。
粗略算来，脂评抄本大约独占过红坛三十年。脂砚既说“四阅评”过，曹雪芹亦明言“增删五次”，加以抄手的改动，不同异文的抄本是颇多的。目前，在国内外已发现了十二种抄本，其中先后得到影印的已有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和列宁格勒藏本，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勘整理注释本也已陆续面世。程高本的出现，几乎完全取代了抄本的流传，它和它的各种派生本已有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传播史。其中的程乙本更为风行，建国后最早得到整理校点出版。由于《红楼梦》小说本身的魅力，加上我国小说评点派的传统影响，脂评之后，踵继者蠭起，采取通读全书、逐回品评的方法，将心得附丽于正文之下。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本《红楼梦》，不但有了行间批语，而且冠以“新增批评”的名目以自高身价。至道光三十年（1850）张新之《妙复轩石头记》行世的时候，铭东屏在给他的信中已说道：“《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可见当时评点之盛。而将各家批评收集拢来，形成一个包罗众家之言的汇评本，实在可称是《红楼梦》刊印史上的一个盛举。它反映了读者对这种融合作者与评者双重劳动的版本形式的认许和欢迎，在《红楼梦》的出版史上绝不应该被人们忽视。
最早的汇评本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光绪年间，粤人徐润在上海开设的广百宋斋书局首先推出了《增评补图石头记》，该书在正文之前，“首程伟元序；次护花主人批序；次太平闲人读法附补遗、订误；次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读花人论赞，周绮题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大观园图及图说，音释；次目录；次绣像……十九页，前图后赞”。正文“有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见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嗣后，铸记书局将该书稍作增删，增加刘家铭的“杂记”九条，删太平闲人的“补遗”和“订误”，并将书名改为《精校全图铅印评注金玉缘》排印出版。至光绪十四、五年（1888-1889）间，徐润开设的另一家书局——同文书局，又石印了《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较之他的首印本，删去了程伟元的原序，新增了华阳仙裔的序文和太平闲人的文中双行夹批，并将上赞下图式的绣像扩充为一百二十幅。至此，作为一个汇评本，它已相当完备，所以能够别树一帜，“风行海内”（《忏玉楼丛书提要》语）。
由《石头记》或《红楼梦》更名为《金玉缘》，我们不但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上的应有依据，而且书名似乎还落入了曹雪芹所极力反对过的熟滥旧套的窠臼，这是不可取、不高明的。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出于刊印者的故为标新，而是有其不得不改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就是为了逃避清廷的禁毁政策。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竭力借正统的儒家思想来约束异端、箝制人口，圣祖玄烨就说过：“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十三）于是，凡有碍于夷夏之防的，便大兴文字狱，像《明史》案等，其残酷程度史所罕见；而对于戏曲小说，也以“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同上）为借口，而通令严禁。据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所载，有清一代的二百六十多年间，仅中央政权就发布禁令一百多次，不能不说文禁森严。在这些禁令中，不但《红楼梦》被多次列入禁目，而且还牵连到不少续书如《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等。处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的《红楼梦》，如不改头换面，它还能存在下去吗？!
《红楼梦讼案》一文曾揭载：
诲淫之书，在前清时悬为厉禁，不但《倭袍》、《玉蒲团》等认为禁书，即《红楼梦》也未能幸免。光绪十八年秋间，上海县署受理淫书讼案一种，有自称书业董事管斯俊呈请称：“今年六月初间，闻有《倭袍》、《玉蒲团》，并将《红楼梦》改为《金玉缘》等，绘图石印，曾经禀请英公廨饬查在案。继查有严登发订书作坊伙冯逸卿与书贩何秀甫，托万选书局石印之《金玉缘》二千五百部，严亦附股。旋竟商通差伙，由何装运他埠发售等语。因思既经远去，即可缄默了事。讵本月中，闻何在他埠已将书销完，又托万选复印等情。派人探访，果印有《金玉缘》、《绿牡丹》等。据实具呈，乞饬提西门外万选书局书董宋康安，着交坊伙冯逸卿、订书作主严登发并何秀甫等到案究办。”（刊1947年10月29日《中央日报·上海通》二四二号）
《红楼梦》改名《金玉缘》的缘由及其被当局查究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对小说除了禁毁之外，还有提出删改办法的。说是：
江苏绅士遂有禁毁淫书之举，计费万余金，各书坊均取具永禁切结，诚盛典也。惟收毁淫书，搜罗必难遍及，况利之所在，旋毁旋刻，望洋惊叹，徒唤奈何！向尝于无可如何之中，拟一釜底抽薪之法，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除《水浒》、《金瓶梅》百数十种业已全数禁毁外，其余苟非通部应禁，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板片，仍可通行。……宜约集同人，筹款设局，汇集各种小说，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一旦汰其芜秽，益以新奇。（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
这种“仍其面目，易其肺肝”的倡议，虽未被当道者明令采纳，却在方法上为刊刻者所接受。尽管他们未必有这种“汰其荒秽”的明确的卫道动机，却至少对小说禁书抱有一种予取予夺的轻率态度。
被名为《金玉缘》的《红楼梦》，经过初步核校，大致可以断定它由程甲本过渡而来，可也发现不论在字句上还是某些段落上，都同程甲本存有差异。这种出入，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第一不是曹雪芹某一种稿本或抄本的重新被发现，这不但因为它出现的时间距作者存世的时间已相去一个多世纪，而且这个版本不见于任何公私著录；第二不是有另外的程伟元、高鹗式的整理者进行的一次新工程，因为在内容上并未发现有什么增加，其所作的一些修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寻找不到所遵循的一定的原则。这样，剩下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出于刊印者的随意改动。这改动者不外是两种人，一是书局的编者，他们基于自己的思想感情、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从个人的理解、爱憎、好恶出发，而对于原著轻率地改动；二是石印的抄手，他们在提高速度以求报酬的誊写过程中，极易发生错抄和漏抄现象，加以校对不精、重抄不易，所以就出现了改易和失误。按照常情，出现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清朝末年，书局的商业色彩日益浓厚，学术观念相对淡薄，加以当时的编印工作难有科学、严格的准则，工作人员的态度亦参差不齐。于是，在编和抄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编和抄的两个环节便可能出现改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金玉缘》，在版本学上和脂评各种抄本、程高本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它表明，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个流传广泛的版本，《红楼梦》的传播史有幸因它不但没有被禁中断，反而改头换面地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它有功于红学史的。直到今天，我们不但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通行的版本提供给读书界，而且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异文来作为校勘工作的参考。
和《金玉缘》本的正文相比，它的评批部分的价值就高得多了。评批部分的项目很多，内容也很庞杂，但是，这种种都是从当时众多的评批文字中有选择地逐步地汇辑起来的，可以看得出来，汇辑者的着眼点建立在各种评批影响的大小这一客观事实之上。像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评批，在当时不但流传广泛，而且影响巨大，颇得美誉。所以入选的各家评批，都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确能够代表《红楼梦》评批史上的一个异说纷呈的重要阶段，这也就显示出汇辑者的眼光了。
《金玉缘》一般著录为“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闲人张新之评”，这只是就回评言之，实际上回前所收的序、论、评、赞、问、咏、读法、补遗、订误、题词、图说、音释等达八九家之多，除王、姚、张三家之外，涂瀛、诸联的评和论赞也颇有价值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有了这些，虽然尚不能说所有的评点派成果已搜罗无遗，但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有代表性的评点派的精华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所提供的资料是相当丰富了。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习尚，即喜“新”厌“旧”，一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新学派出现的时候，对于旧的存在往往全盘否定。实际上，学术上的发展，于新旧之间不可能截然断分，新陈代谢之中还存在着新陈相因。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看，旧事物必定有其合理的因素，而新事物亦不可能十全十美；从邅递关系上看，旧孕育了新并裨助了新的发展；从发展表现上看，新的诞生与壮大会是迅猛的，也会是逐步的，而旧的衰谢却并不会是骤然的。拿红学来讲，新红学的诞生，的确曾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了红坛，它以考证代替索隐，从而取得了旧红学所没能取得的成果。不过，要是缺少旧红学所提供的必要的资料和各种丰富的思想素材，新红学的考证可能便丧失了坚实的依据，从而便丧失了新红学本身。旧红学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有的学者将其梳理为杂评派、评点派和索隐派等流派，似乎也只能是大体言之，难以全部包容和截然划分的。它在思想内容、学术观点方面所呈现的纷纭面貌，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如果我们简单地沿用习惯上所谓的精华和糟粕来加以概括或区分，倒显出了词汇的贫乏。《红楼梦》的高度文学成就，引起了不同层次、观点、爱好的读者的广泛欢迎，注定旧红学必然是一种包罗众说的复杂学问。因而，对于旧红学也像对待其他古代学术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必须经过缜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并引出必要的经验。
旧红学中的脂砚斋评、索隐以及王国维评论，都应该作专门的研究探讨，这里无暇涉及。单就本书所辑评批而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宝贵矿藏。其中既有对《红楼梦》主旨内容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辨证，也有对《红楼梦》总体的概括与评价；既有对《红楼梦》各种艺术典型的褒贬剖析，也有对这些文学形象塑造得失的议论；既有对作品多种描写手法的热情肯定，也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幽索微。涉及的方面既广，达到的程度亦深，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地甄别。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虽然源远流长，可它在文学史上获得相应地位的历程却十分艰难。早在元末明初，杨维桢在陶宗仪编纂的《说郛》所写的序中，就从小说应该接受儒家之道制约的观点，指出了小说的“其可传于世无疑”。罗烨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不但肯定了小说“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以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以为戒”，从而可使“高士善口赞扬”、“才人怡神嗟呀”的社会作用，而且认为小说作家必须“务多闻”，做到“博览该通”，具有坚实的“根基”，方才成功，而能与文学大家相比并。嗣后，李开先评《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词谑》）。陈继儒提出《列国传》“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而可“与经史并传”。文坛巨擘李贽颂《水浒传》为“忠义”。胡应麟以“古今著述，小说家独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为根据，明确主张“小说，子书流也”，而对“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的不公正现象表示了愤慨。此外，公安派领袖的袁宏道，通俗文学集大成者的冯梦龙，文坛怪杰的金圣叹等，也都为小说地位的提高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可是，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也还是西学东渐、民主革命兴起之后。在为小说争地位的长达六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旧红学的评批家们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护花主人王希廉在《批序》中将“诗赋歌词，艺术稗官”乃至小说作为詹詹的“小言”，而相对于“仁义道德，羽翼经史”的炎炎“大言”，力主二者“道一而已，语小莫破，即语大莫载；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这种重视小说文学地位的见解是值得称道的。
具体到《红楼梦》，由于它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复杂和文学表现的隐微含蓄，从来就是毁誉不一的，毁者至诋为淫书。《金玉缘》的评批则针锋相对，以为它“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之神圣同功”（王希廉《批序》）。“全部一百二十回书，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明斋主人诸联《总评》）他们以推崇阐彰为己任，太平闲人张新之《读法》开宗明义即称：“《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一经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如指上螺纹，一目了然，方知《石头记》之造孽与否，岂不大妙！”诸联《总评》则说：“是书之传闻于世也久矣，痛无真能读、真能解者。……昔贤诏人读有用书，然有用无用，不在乎书，在读之者。此书传儿女闺房琐事，最为无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状难显之情，正有无穷妙义。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无用，是人之无用，非书之无用。”所谓“书中反面”、“一目了然”，所谓“有用无用在读之者”云云，都是在有意识地履行文学批评引导读者的责任，为《红楼梦》的传播鸣锣开道。
鲁迅先生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的确，关于《红楼梦》的题材和主旨，即使仅在评批家之间，那也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张新之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读法》）姚燮说：“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总评》）涂瀛则在《红楼梦赞》中对此发了一通议论：“夫色爱易也，敬为难；亲易也，养为难。此处有急索解人不得者。是必由生知安行，加以尽性至命功夫，直造到人欲尽浄，天理流行，然后一念之仁，而众美各若其性；一念之义，而众美各畅其情；一念之礼，而众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众美各尽其才、各奠其位而已也。”诸联则干脆称《红楼梦》为“戒淫之书”（《总评》）。王希廉说：“《石头记》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宝钗是宝玉之配，亲情更切，衰运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详细。”“《石头记》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总评》）上述的各种见解，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读者以启迪。
尤可注意的是，各家的评批，关于人物的品评特别丰富，占据着一个主要地位，可以说已经奠定了《红楼梦》人物评的坚实基础。张新之说：“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读法》）王希廉总数近千条的回后评中，对人物的品评也特多，例如：“可见贾母年少理家，宽严得体，出入有经，较之凤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第一百七回）“王夫人持家严正，固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听，金钏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殒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严峻，亦非和气致祥之道。”（第七十七回）“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乃凤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话挑引，且两次诓约，毒施凌辱，竟是诱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后已，不但极写凤姐之刁险，且以描其平日钟情之处，亦必如此引盗入室。”（第十二回）“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即抽身走回；听小红同坠儿私语，复假装寻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身得力处。小红传平儿说话，琐碎而明白，活写出伶俐小丫头口吻。”（第二十七回）“袭人既欲轻生，何须择地？己自不顾，何暇顾人？依违以维，必无良策，雪芹曲传无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轻云耳。余亦难信另抱琵琶，渠无此意也。”（第九十八回）相形之下，姚燮的品评稍感简略，然而能一针见血，精到不让王评。“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处，在搬入潇湘馆”。“宝钗奸险性生，不让乃母。”“凤姐坏处，笔难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獧婢，自是可儿。”“凤之辣，人所易见，钗之谲，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指袭人为妖狐，李嬷嬷自是识人。”（《总评》）而王希廉那段以福、寿、才、德四字为标准，对于贾母、贾敬等二十一人所作的论断，尤能予人以启发。各家的人物品评，也像关于主旨和题材的看法一样，并不都是一致的，有的属于褒贬的程度不一，有的则截然相反。王希廉对宝钗就与众不同，说她“有德有才”，似乎偏爱。
结合人物品评，还往往触及到艺术形象的描绘特点。王希廉评：“王熙凤出来，另用一副笔墨，细细描画，其风流能干有权阴薄气象，已活跳纸上，真是写生妙手。”（第三回）“秦氏房中画联陈设，俱着意描写，其人可知，非专侈华丽也。”（第五回）“宝钗说黛玉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真将一个极灵极妒的女孩，活现纸上。”（第八回）“写黛玉替宝玉戴斗笠，实是疼爱宝玉，若是宝钗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话来，今默无一语，真是大方女子，两相形容，文章细活。”（第八回）“宝钗怒而能忍，借靓儿寻扇发话，又借戏文讥诮宝黛，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而其尖利处亦复不让。”（第三十回）“写刘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门上问话，周瑞家引进荣府，看见服食陈设，见王熙凤说话，活画出一乡里老妪到富贵人家光景，真是写生之笔。”（第六回）这类评批，都能抓住特点，要言不烦，既指出了作品的精义所在，又颇能给人以进一步思考的启示。
《红楼梦》的评批是沿袭了我国小说评点的传统和方法的，所以也还特别讲究描写的技法。“此回全用借笔作伏笔，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第二十回）。“宝玉抬回贾母房中，人人俱到，独黛玉不来，是在潇湘馆痛哭，不好意思走来，所以下回说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其痛更甚于别人，是暗描，不是漏笔”（第三十三回）。“紫鹃自言自语，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说，故借紫鹃代说，如画正午牡丹，无从落笔，借猫眼一线画出。夹叙邢岫烟事，旁衬黛玉之婚姻无就”（第五十七回）。他如“事后追神法”、“文章剪裁法”等等，不一而足（均见王希廉回后评）。这类评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陈腐，但却能见出当时文学批评的习尚。
对于《红楼梦》的各家评批，我国红学界似乎尚未来得及给予必要的重视与研究，如今汇评本的重新校点出版，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工作。平心而论，包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涂瀛、诸联等人在内的各家评批，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既没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有所开拓，又没能形成各自的或整体的体系，因而算不得重要的流派。可是，它们在红学史上却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一笔抹煞、盲目否定。这不仅因为它们大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推动过《红楼梦》的传播，帮助过读者对《红楼梦》的鉴赏、理解，而且，它们占据着红学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脂砚斋评的以透露作者身世和作品原貌为主，发展到以文学批评为主，使红学走上了文艺学的正常轨道。它们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文学技巧等方面的论述，都给后来的红学家以有益的启示。而且，这种不拘形式、随感而发的议论，它的可读性、趣味性都很浓，既能给人以学术观点上的增益，又能给人以美感的享受。
由此，我又有一些联想。其一是，对于文化遗产包括红学遗产，要实行批判地继承，这有个认真的熟悉、分辨、消化、吸取的过程，温故既可以知新，在前贤成就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学术开拓。否则，抹煞前人或者捧煞前人，而急于挂招牌、贴标语、故作新奇，都是与事无补而背离科学精神的。其二是，百家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正确方针和可靠途径，但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和不至走入歧途，在客观上还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在主观上也还需要具备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在学术争鸣中彼此尊重、取长补短、启发思虑、共同发展。否则，先立门户、彼此指摘、戴帽打棍、两败俱伤，陷入无休止的消耗战，既与学术无益，徒授人以笑柄。其三是，红学成果车载斗量，显示了巨大的成绩和生命力，的确令人鼓舞，然在形式上严肃有馀、活泼不足，高头讲章式的大块文章多于一得之见的随笔杂记，今后不妨在形式上也来个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