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湛江当代诗歌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

一

新诗发展已90余年，9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谓长寿，但对于一种文学体式来说，90岁只能算刚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翻读90年新诗这本大书，我们都能发现它的迷人、它的精彩、它的令人欣慰之处，与此同时，不尽成熟的、稍显稚弱的、需要改进的方方面面不时隐现其间。回首是为了向前，总结寄望于提升。在此，我提出中国新诗创作中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问题，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可以把我们牵引到诗歌创作的内部，从精神纹理上来审视和读解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和艺术含金量，为新诗的继续发展与拓进提供一些宝贵的参照。

新诗的地域性触及诗性空间的问题，诗性空间与诗人生命体验的厚度和艺术表达的宽度是直接相关的。一般来说，一个诗人拥有的诗性空间越大，他在诗艺探索的路途上就将走得越远，他在诗歌中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越高。在诗人的文学领地上，地域性与超地域性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精神范畴，它们从不同的层面供养着诗人的创作灵感和思维泉源，又在不同程度上牵制或者耗费着诗人的艺术精力。二者都是诗人进行审美想象与艺术创造的重要基因，并以富有张力的存在态势蓄积在诗人的思想洼地之中。

地域性是每一个诗人的精神胎记，它意味着诗人精神的来历、情感的出处，是诗人开采不尽的生命矿场。地域性是诗歌的祖籍，一个没有祖籍的人将是一个终生漂泊的人，永远都处于无根状态；一个没有祖籍的诗人将是一个没有灵魂故乡的诗人，永远都无法品尝这个世界最本真的情与爱、苦与悲并将其呈现出来。中国新诗史上出现了许多带有明显地域标志的诗人与诗歌群体：胡适自由自然表达中的徽派风范，朱湘摇曳多姿的江南抒情，昌耀苍莽大气的边塞气息，“非非”“莽汉”诗人冲决陈说、逆反变构的巴蜀野性等，都是新诗显露地域性特色的极好例证。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诗人的精神驻地和灵魂港湾，它积聚着源头久远的历史记忆和文明承传，是诗人无法摆脱并将终身受用的心灵底纹与集体无意识。

与地域性相比，超地域性对于诗人的成熟与成功来说或许更为重要和关键。超地域性是在新诗走出了某一过于明晰的空间印记之后建构起来的多地域色彩并存混响的艺术品格，超地域性的生成意味着新诗摆脱了地域性的狭隘与拘束，意味着诗人摆脱了抓住一点不放的一根筋思维，也意味着诗歌在多时空的交汇与熔铸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换句话说，超地域性是每一个诗人艺术空间拓展和诗意品格提升最重要的心灵符码和精神标记。在中国新诗史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之所以被一代代读者不断传诵，艺术生命力至今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坚守地域性的同时，较好地体现了新诗的超地域性。具体来说，一方面，《再别康桥》生动地体现了吴越文化温婉、柔情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诗歌又将英美的绅士风情和文明底蕴灌注其间。也就是说，《再别康桥》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交响，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徐志摩的成功提醒我们，一个诗人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处理好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辩证关系。我们既不能为了获得超地域性而放弃地域性，诗歌中的超地域性必须以地域性为基础，没有地域性的所谓超越是不真实的、无根的，最终所获得的升腾与超越也会显得虚浮和没有分量；也不能为了守住诗歌的根底而在超地域性前望而却步，我们必须看到，一个走不出故乡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注定了只能在狭窄的视界、浅俗的思想和老套的手法上兜圈子，永远无法进入精神的高地，无法触摸大地最细敏的神经，感受灵魂最剧烈的挣扎与疼痛。

诗歌中地域性与超地域性两种特征矛盾统一、对立互补的关系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有一个精神原点，有一个思想的发源地和灵魂的出处，这就是他的诗歌中那种蕴藏很深、幽幽不绝、妙趣横生的地域性素质和品格；同时，每一个诗人又都应该眼观四野、心怀天下，不被一时的生活积累所附着，不为一地的人文情貌所局限，以超地域的情怀和眼界来迎受纷至沓来的物象，全方位感受喧嚣错杂的现代化浪潮，多角度打探和咀嚼世间百态，绘制出时代最丰富最精彩的精神地图。只有处理好了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悖论张力关系，将二者完整地统一在一起，我们的诗歌创作才能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和更高的艺术价值。

二

当我们从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相反相成的诗学辩证观来审视湛江地区诗人的艺术创作时，既能将他们独有的艺术特长加以准确揭示，也能为地方诗人突破区域性限制，在更广大的审美空间进行有效的创作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省湛江市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在。这里不仅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民富足，还活跃着一批非常出色的诗人。这些诗人都能立足于对特定地域的直观感知，写出独具个性的生命体验，还能超越地域的某些局限，摆脱狭窄的生活视野，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宇宙人生的深层观照。这些诗人有洪三泰、李舟、海湛、莫拉夫、马莉、骆浩文、黄育斌、钟明、温斌、梁永利、戚伟明、吴震寰、方良聘、符骐驿、梁雷鸣、陈宝梁、黄钺、符马活、刘汉通、黄礼孩、刘卫等，其中部分诗人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创作的一些优秀篇章被传诵甚广，颇受好评。

地域性是湛江籍诗人呈现自身所具有的艺术优势最为显著的标记。从南方地理构造层面上说，湛江偏居大陆最南端，临海而立，这在某种程度上养就了诗人的边缘意识和本真情怀。边缘化是湛江籍诗人的一种基本的地理认同，因为身处边缘，无法面对极为广大的世界，也就不具备对世间万象频繁接触和反复感受的机会与场域。边缘化生存的地理学认同将诗人的思维牵引到对身边细小事物的异常关注上，对平常人生存境遇的仔细咀嚼和回思之中。黄礼孩写道：“我珍藏细小的事物／它们温暖，呆在日常的生活里／从不引人注目，像星星悄无声息／当我的触摸，变得如此琐碎／仿佛聆听一首首古老的歌谣／并不完整，但它们已让我无所适从／就像一粒盐侵入了大海／一块石头攻占了山丘／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是我尚未认识的朋友／它们生活在一个被遗忘的小世界／我想赞美它们，我准备着／在这里向它们靠近／删去了一些高大的词”（《细小的事物》），这种关心小生灵的心怀和眼光意味着诗人有意识地贴近生活的地面，向某种虚浮的人生道别的内在动机。这是基于边缘性生存理解而发出的一种诚实平和的心音。刘卫在《背孩子的母亲》一诗中写道：“背带是脏的／背带绳是脏的／衣服是脏的／但你牵扯背带绳的动作是干净的／但你扭过脸去／看背带里的孩子的眼神是干净的”，贫贱的母亲也有高贵的母爱，卑微的生活丝毫没有削弱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照顾与关切。概括来说，诗人们由边缘化地理意识而带来的边缘性抒情或许会存在视野狭小、境界不开阔的弊病，但它那质朴、真纯、感人的风骨与气象却是极为本真和可贵的。

湛江东濒南海，西靠北部湾，蓝天碧海频频扑入诗人眼帘。海洋的狂涛巨浪带给诗人们无限的遐思，海洋纷纭的事情和物象给了湛江籍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和意象，以及表达不尽的主旨和韵味。如果说陆地是安静的，有士大夫一样的闲情逸致，更适宜呈现古典情怀的话，那么相比之下，海洋则是动荡的，海洋的动荡与现代人情绪的激烈和心理的动荡具有同构关系，因此，海洋更适宜凸显现代性精神内涵。湛江籍诗人中有不少是钟情于海洋，以海洋来表现生活之爱与命运之思的，其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印痕和现代气质。海湛笔下的“船”与“月”因海而生动：“海静／月动／因为有船／／月色茫茫／是航海的路／岸在前方／浪也在前方／／拥有一海乡情／船永远是港／泊月缺月明”（《船与月》）。骆浩文这样来描写与风浪搏斗的“水手”：“像荷锄暮归的老农／水手耕耘着大海的波涛／没有自己的家园／水手的收成／是一舱的风险和夕阳／／在每一个港湾／水手的牵挂是爱人的祈祷／没有风帆的日子／水手航行的归桅灯／是已逝的经历／／水手从没有自己的家园／只有蓝色的梦寐和惆怅”（《水手》）。没有家园的水手，他的生命进程充满了惊奇与刺激，当然也有风险与不测，诗人用“蓝色的梦寐和惆怅”来概述水手的人生经验，显然是恰到好处的。在湛江诗人中，梁永利和梁雷鸣应该是海洋诗书写得最典型的两位。梁永利的大部分诗歌都以表现海洋的情形和渔民的生活为基本内容。如他写五月的南海：“五月的南海曝光我的相片／沙滩上一只海鸟飞过女人的腿／不会出声　我看见的蓝真软／在角落里一些情节／从翅膀下消失／我习惯的事物　比如海杉为什么沉默／船抛锚了　成为远景／一个人走过城市经常被海浪镶上白边”（《五月》），写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情节”；他想象海洋的未来：“海　空了　不是现在／现在不是大江水流东吗／空了　不是过去／过去不是舵手在航行吗／海　空了　只在未来／因为人造的海是鲜的，比如海鲜／别怕——这是一句广告词”，字里行间无不流溢出对海洋前景的担忧和愁思。梁雷鸣的《北部湾落日》也写得生意盎然：“面对落日，我从来不会担心它会带走什么／／我静静地倾听。金色的海鸥飞过了桅杆／在潮落与潮涨之间／海，屏住了呼吸／红树林早已浮出水面／触目都是如此安静／／在这黄金时代／世界如我一样／倾听：日头落水的声音”，诗歌中那种触手可及的神秘力量给人富有魅惑的想象和回味。

红土文化也是湛江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精神品牌。贯穿湛江所在的雷州半岛南北的是一片厚实的红土，半岛三面临海，东西两侧和南端是湛蓝色的海域。湛江市的文艺作品大多以此为背景而展开。湛江的土地因为“充血”而更富有情致，红土是血性十足的土地构造，红土地养育的儿女更有壮志和激情。自然，红土地也适宜热带植物的生长，这里遍布着生机郁郁的南方植物，“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其实不只红豆，几乎所有的南方植物都有着别具意味的情采和内涵，这就为诗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洪三泰的名作《绿的·白的——给老场长》从几种独特的南方植物中抽绎出一种人生境界：“你献给山峦的胶林是绿的，／你献给平原的剑麻是绿的，／你献给荒地的蔗园也是绿的，／你的鬓发怎么是白的？／／胶乳是白的，／剑麻的纤维是白的，／白糖和纸也是白的，／我的鬓发也该是白的。”诗歌以“绿”与“白”两种颜色来描述南国植物，以一问一答的结构方式从侧面写出了老场长乐于奉献的可贵品质，红土上的植物和人心意相通，共同奏响一曲美的心灵旋律。此外，李舟的《温柔的椰子》《啼叫的油棕》等也是烛照南方植物独特个性的代表作品。

坚守地域性诗学为湛江籍诗人的诗意世界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地基和充足的艺术材料，也使他们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种独特的品质。不过，如果固守在地域性的营垒上，不作进一步的开拓与深化，诗歌创作灵感就可能会因视野拘束而日渐萎缩，最后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复制品。这样，从地域性向超地域性的过渡就成了湛江诗人自我救赎、诗艺突进的重要路向。

三

如前所述，地域性与超地域性是新诗创作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如果说地域性是诗人的根据地，那么超地域性则为诗人诗艺的继续升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以及更阔大的空间和地带。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有自己产品生产与制造的根据地，其次还应该大胆突破这个根据地，向更广袤的领地侵略和扩张。特定的地域性使湛江诗人的艺术作品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审美品位，而超地域性则使其中一部分诗人走出了狭小的生命空间，书写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世阅历与生命体验，从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超地域性题材的捕获是诗人走出地域性局限的第一站。由于对生长地域的耳熟能详，地域性题材较为突出地占据了诗人的心灵空间，所以诗人一旦提笔作诗，这些题材便如积雨云一样蜂拥而来。对诗人来说，地域性题材的丰富占有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的一面在于，诗人总有可以表达的内容；而不好的一面是，诗人太熟悉这些生活事物，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诗人对新奇诗意的提炼和发掘。在这个意义上，超地域性题材的攫取更有利于诗人从“陌生化”的生命体验中发现富于惊奇效果的诗之美。湛江诗人温斌对云南和西藏等地方风情的描画就可以看作寻找和发现超地域性题材的成功典范。如他写对一位藏族小姑娘的美好记忆：“高原反应时，我／头痛欲裂／是卓玛的眼神／给了我呼吸／足够的氧／／告别卓玛／回到我的城市里／是卓玛的眼神／点燃了所有的星星和月亮／使我再度出现／失眠的症状”（《卓玛的眼神》）。又如他以香格里拉来反映云南丽江的神奇风貌：“风吟唱在经幡上／飘动的辞语／玛尼堆静寂地刻写着／俗世深厚的希冀／望着洁白的牦牛头骨／天国近在咫尺／让我神圣地屏住呼吸／听转动的经轮／背诵着朝觐者的心迹／／当屏住呼吸抬头的瞬间／七彩祥云展现灿烂的笑容／这样一个偶然的奇遇，我猜／是不是神灵的主意／让我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你”（《走近香格里拉》）。这些诗歌都呈现了南国难以睹见的风土和人情，体现了诗人的超地域创作意识和表达能力。

意象是诗歌创作最基本的审美元素，在诗歌表达中，突破地域性拘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超地域的审美意象的捕捉与采撷。马莉的诗集《金色十四行》是诗歌创作的超地域书写较为成功的优秀文本。诗人的眼界再也不为一时一地的存在场域所限制，而是心游万仞，俯观仰察，在微观与宏观、外在与心灵之间自由穿梭，一切可以用来表情达意的意象都被诗人移用于诗中，从而收到了比较显著的美学效果。如《风暴咀嚼着我们的内心》一诗：“夏天的雨水，诱人的鼻翼／不能让眼睛偷窥的通往上帝的冰川／装满做人的道理／装满诗歌和预言的秘密通道／也装满爱情的气息／也装满不能改变的命运／季节正在生病，我正在生病／每天的勇气来自于没有勇气／再次阅读它，理解今天的人们／理解并且热爱，这个苦难世界／我呼吸着你，无人能够逃避的事实／尽管风暴咀嚼着内心／不能改变我坐在椅子上的姿态／和此生惊异的面容”，围绕“风暴”这一主体意象，诗人又物色了“夏雨”“冰川”“疾病”等若干分支意象来交代某种特殊生存环境下的心灵体验。作为自然的“暴雨”，我们在湛江地区是屡见不鲜的，但马莉诗歌中的“暴雨”显然更多是隐喻层面的，指人生的“暴雨”，这就使这一意象在地域性的前提下多了超地域性的意义。这也提示我们，超地域性或许还存有地域性的影子，但必须摆脱地域性的唯一性指向，向更宽阔的意义领域和精神高地攀升。在大量撷取超地域意象来进行诗歌创作的湛江诗人中，吴震寰、黄礼孩、符马活、温斌、刘汉通等也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对自然与世界的哲学透视，从平常事物中看出不平常的真谛，这是诗歌体现超地域性的最为重要的审美表现。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整个世界的基本假定和系统诠释，哲学在映照世间万物时所显现出的深透性和尖锐性是其他思维形式难以匹敌的。哲学需要智慧、心劲和特异功能。以诗歌的形式来传递某种哲理性思考，凸显着诗人以理性代替经验、用雕石取缔水波的审美价值取向。不能否认，地域性中也有哲学因子，但地域常常局限着这些哲思的普适效力，因此只有在超地域中那种哲学的理路才能被彻底照亮。吴震寰的诗歌《真相》开首即云：“不可被任何陈述引入歧途／真正的隐喻／从黑暗的侧面得到启示／放弃中得知真谛”，在佛性智慧中展开对生命的沉思。该诗最后写道：“受巫术的诱惑暴露愈加明显了／有任何呼唤会把我们的面孔重新点燃／有什么可以表达我们的缄默和痛苦／抽泣不会使我们的爱情衰减／我们将做的／我们能做的／我们将歌唱／为人世的破烂衣衫歌唱／为梦中的鲜花歌唱／然后我们躺下来，躺着活／像神一样宁静”，由哲理的思辨向宗教境界迁移和升华，体现着一种对世界终极意义的追寻和把握。刘汉通的长诗《暗箱》如藏满思想珠玉的宝匣，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了诗人对许多生命细节的存在主义观照。比如“尘埃粘附在四周，与时间对视的／是一本被风翻动的书，插图出现／或者消失，取决于阅读本身——／阅读是主观与客观的互相取消”，将人与世界和时间的对视看成阅读与被阅读的意义关系，给人类活动提供了阐释学向度上的注解。

地域性保证了湛江诗人艺术作品的地方特色和美学独特性，而超地域性提供给他们更宽阔的表达领地和更深沉的社会历史厚度，二者相互辅佐，共同绘制出湛江当代诗歌令人瞩目的艺术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