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扑通扑通的、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从外观上看，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与此同时体温下降，四肢变得僵硬，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它是以一种确信的、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是在履行一项“君子协定”。也就是在此之后，死亡随即登场。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这是一种毫无余地、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其势不可阻挡。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穿过肠腺，进驻胰岛，再插入鲍氏囊，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最后抵达心脏。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人们可以想象，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都装载满满。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身躯归属死亡。废弃的灯盏，箱包，地毯，门把，窗框。泥地，沼泽，溪流，山脉，云彩，天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纵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型医院里，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有专用的电梯，专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在教堂墓地那儿，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举行葬礼仪式时，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从实用目的出发，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比如，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大可不必加以遮盖，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开车抬走。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这里啄啄，那里啄啄，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对这一系列的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为了合乎礼仪？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礼仪。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向世界敞开一切吧，像她那样躺在那儿，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在公园和在停车场，这就不是城市，是地狱。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由此，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么、驱走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但一年半载下来，其数目可能很稳定，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无论如何没法避开。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来，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这一定意味着，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无论是哪种缘由，结论只归于一个：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从集体的转向个体——不，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天经地义。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要是办不到，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则会是：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但殡仪馆就不行。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譬如，地窖阴冷，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这看上去很 不合情理 ，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落叶终须归根。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在中东地区某城市，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画面没有重量，没有夸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它们不属于哪里，却又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一个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天气平静无风无浪，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它就这么消失了。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多云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缓慢而沉重，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切。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 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 。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几秒钟，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我站起身来，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我母亲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赛，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这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把脚塞进鞋里，手臂插进夹克衣袖，打开房门出去，绕着房子就开跑。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我放慢速度，开始走起来。他站在房子背后，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凭直觉。

他放下铁锤，摘下手套。

“怎么啦？”

“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我说，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

“一张潜水员的脸？”爸爸说。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什么人的脸，是海里的一张画。”

“一张画，我说你呀。”说着，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说。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

“这么说，”他开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当然，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个基督教徒，他感到有点难堪。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类，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在这片住宅区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他是这么低估我。

我摇摇头。

“不是耶稣。”我说。

“这个回答还差不多。”爸爸说，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强。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这低低的、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声音清晰可闻。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咳嗽了几声，戴上手套，又把铁锤握在手里。

“别再想这事了。”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铁锤敲击岩石的声音响彻整个住宅区。一辆汽车从主干道朝这倾斜的山坡开上来，驶过一个接一个路灯。邻居家的房门打开了，普雷斯巴克莫在门口的阶梯下停住，戴上工作手套的同时，深深地吸进一口这晴朗夜晚的空气，然后握住小推车的手把，走进了他跟前的草地。从山那边飘过来父亲捶打山岩发出的火药般的气味，还有石墙外松树桩的气味、新翻出的土地和森林的气味，从北方吹来的微风里夹裹着一丝盐的气味。我想着我在海里看到的那张脸。虽然距离上一次才过去了几分钟，它却完全变了。现在我看到的是父亲的脸。

他在下面忙着打钻孔敲山岩。

“你还站在那儿吗，孩子？”

我点点头。

“马上回屋里去。”

我开始迈步走。

“你听着，”他说。

我站住，带着疑问转过头去。

“这一次不要跑。”

我盯着他不动。他怎么知道我刚才跑来着？

“别这样大张着嘴，”他说，“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傻瓜。”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闭上嘴，然后慢慢地绕着房子走回去。当我来到屋的正面，看见外面路上全是半大的孩子。年长一些的推着自行车站在一处，他们的身体几乎与昏暗的暮色融在了一起。年龄小些的孩子在玩踢罐子游戏，输家就罚站在马路上用粉笔划出的圆圈内。另外的人都在马路下面的树林一带把自己藏起来，躲在罐子持有者的视线之外，不过我能瞧见他们。

从桥柱间透射出的落日余晖，给黑黝黝的树顶点染上一抹红色。山坡上驶来了一辆崭新的车。车灯首先照亮了骑自行车的人。在短暂一瞥中，反光镜、金属、羽绒服、黑眼睛、白脸一晃而去。接着是那些在路上玩游戏的孩子，他们得向路的两旁勉强迈出一步，好让汽车通过。现在他们站在那里，都扮着鬼脸，盯着这辆车看。

这是特罗尔内塞斯夫妇，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斯韦勒的父母。看上去，他好像没有跟着一起来。

我转过身去，目光追随着汽车尾灯直到它们消失在山坡的最高处，然后回到了屋里。我试着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但没法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于是我来到了英韦的房间，从那里可以望见爸爸。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顶重要的一点是，要心里有数。后来我熟悉了他的心思和情绪，而为了预知这一切，我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琢磨。在某种下意识的分类梳理系统的帮助下，我把握住了做事要以什么样的尺度才能达到预期的那个结果。这样我就可以事先都做好准备，一种心智心神的气象预报。汽车加大马力从通向房屋的斜坡开了上来。当他关掉发动机，拿上自己的东西走下车的时刻，他锁上车门的同时向四下里张望的那个样子，当他从门口走进来脱下外套的过程中发出的一系列有着细微差别的不同声响——这一切都是预兆，一切都能加以诠释。他去过了哪些地方，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他是与谁在一起，所有这一些都成为了信息。但我唯一知道的一点是，在得出推论前我就退出了。最让我害怕的是，他是怎么发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竟然 没看见一点征兆 ……

天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我跑过来着？

他能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原因看透我的心底，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把一小袋糖果藏在了床上的被盖下，正是因为我猜到了他会进入我的房间。有关我把他给我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的解释，他是从来不相信的。他刚一走进房间，站定后，看了我几秒钟。

“你在床上藏什么东西啦？”他说。

他就怎么 可能 知道？

屋外普雷斯巴克莫打开了他安装在石板地上的那盏强光灯，他通常站在那里干活。在黑暗中凸显的这块新的光明岛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品杂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切。一堆油漆罐，玻璃瓶和画笔，劈好的柴，残缺的木板，卷在一起的汽车套子，轮胎，一副旧自行车架，几个工具箱，装有不同尺寸和不同形状的钉子和螺丝钉的箱盒，折叠好的那些废牛奶纸盒里铺满了春花的新芽，几袋石灰，浇花用的胶皮水管盘在一起倚靠着屋墙，一块画满了你所能想得到的各类工具的广告牌。或许这在表明，在里面的地窖里，有一个干业余爱好的房间。

我又朝着父亲的方向望出去，他一手拿着铁锤，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锹，正朝着草坪走过来。我赶紧向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大门开了，是英韦。我一看表，差两分九点半。紧接着，他以他独特的步子走上楼梯，身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差不多有点像只鸭子在走路。为了能在屋里走路又快又不发出声响，我们逐渐练就了这种走路方式。当他上来以后，已经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爸爸在哪儿？”他进屋就问。

“在外面花园里，”我说，“你没晚回家。瞧，现在九点半。”

我把戴手表的胳膊伸了出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把书桌前的椅子往后一拉。从他身上还能嗅到户外的气味，寒气、树林、碎石和马路。

“你动我的唱片了吗？”

“没有。”

“那，你到我的房间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说。

“要做什么你就不能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吗？”

我们下面的大门又开了。这次是爸爸沉重的步子在楼下的地板上走过。跟往常一样他在门外脱下了靴子，然后走进洗手间换衣服。

“在电视新闻里我在海上看到了一张脸，”我说，“你听说这件事了吗？你知道还有别的人也看见了吗？”

英韦用一种半带疑问、很不情愿的眼神瞅着我。

“你在唠叨些什么？”

“你知道那艘渔船沉没的事吗？”

他微点了下头。

“在电视里显示沉船的地点，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

“一具尸体？”

“不，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脸。是海面本身形成了脸的模样。”

一时间他只是着我，不再说一句话。然后，他弯曲起食指，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转了几圈。

“你不相信我？”我说。“那是千真万确的。”

“是千真万确，你就是个废物。”

就在这时爸爸在下面关上了水龙头。我想现在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屋里去，那就不会有在过道上和他碰面的危险。同时我不愿意英韦说完最后的话。

“你才是个废物。”我说。

他根本懒得搭理我。他只是把头转向我，像兔子那样把两排牙齿露在外面，还在齿缝间吹出一口气来。他的这个模仿动作暗示我突出的牙齿。在他没能看出我开始掉眼泪之前，我扭头走出了房间。我独自一人待了很长时间，这算不了什么，我扛得住。这一次算我赢了吗？就因为他没看见我哭鼻子？

一进我的房门我就停下脚步，瞬间的念头是我应该去浴室。在那里我可以用冷水洗去脸上的痕迹。可父亲正走上楼梯，我只好用毛衣袖擦拭我的眼睛。盖在眼睛上那层薄薄的泪水被干衣袖这么横着一抹，使得屋内一切陈设的外观变形，色彩有异，仿佛突然间沉到了水下，现在感觉是在水里观物。将这个想象的画面进一步延伸，于是我举起双臂在空中做出划水的姿势，与此同时慢慢地走回书桌。在我的脑海里，我戴着最早期潜水员用的那种铁头盔。那时候在海底行走的他们，脚上是铅铸成的鞋，沉重无比，厚重肥大的潜水衣套在身上臃肿得像一头大象，固定在头部的氧气管子晃动着就像根象鼻子。我嘴里喘息着，小口地往外吐气，把脚一下接一下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他们当时在海底的那种沉重缓慢的移动。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直到惊骇的想象进入又一个阶段，开始极为缓慢地向那个刺骨的寒水区域渗进。

几个月前我看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神秘岛》，说的是有几个乘坐热气球的人降落在了大西洋上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看到第一个画面时我就被完全震撼了。这里面无奇不有，包罗万象。热气球、狂风暴雨、穿着19世纪服装的人，他们登上的这块光秃秃的荒无人烟的岛屿，可能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围绕着他们一系列诡异神秘莫测的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在那里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在那集电视剧快结束时一下子有了答案。在地下水的坑道里有动静，一群人模人样的生物……从他们手里握着的灯发出的光亮里，一个光滑的、面具罩住的脑袋在眼前一晃而过……看清楚了……像蜥蜴，但是在用两肢直立行走……背上还背了几个……其中的一个回过头来，他没有眼睛……

当我瞧见他的时候没有发出尖叫声，但这些恐怖的画面立时贯穿全身，满脑子都是，让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即或是在大白天的光亮中，当我一想到水洞里那些蛙人，恐惧就会让我完全崩溃。现在脑子里那无数的念头已经把我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与他们互为参照。他们的步子是我的步子，他们的手臂是我的手臂。我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没有眼睛的面孔。地下的水洞……黑污的水……手里举着灯的蛙人排成一长串……我陷得太深了，睁开眼睛也无济于事。即使我看见自己坐在自己的屋里，环绕四周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仍被恐惧攥在手里。我害怕得几乎不敢眨一下眼睛，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床上坐下，身体僵直，看也不看就一把抓起了书包，瞅一眼课表，找到星期三，读下面的栏目： 算术 、 自然地理常识 、 音乐 。我把书包举起，放到膝盖上，机械地翻拨着里面的书本。然后把书桌上翻开的那本书拿在手里，往床里面挪挪直到背倚靠着墙，开始埋头读书。最初我每几秒钟就会抬起头，慢慢地这种抬头的间隔变成了几分钟。后来是晚上爸爸叫我的声音，准确无误的正九点。此刻主宰我的已经不再是挥之不去的恐惧，而是书本了。要放下手里的书也是很需要毅力的。

我们是不被允许自己切面包片的，也不许使用电炉。所以总是妈妈或者爸爸给我们做晚饭。要是妈妈上夜班，就是爸爸来做这一切：当我们走进厨房，摆在桌上的两杯牛奶、两个盘子里的四片面包在等着我们。他通常都是早就把面包片做好，再把它们放在冰箱里。所以面包片又冷又硬，咬起来有点费劲，即或抹在上面的东西是我喜欢吃的。要是妈妈在家，会由她或者我们把搭配面包的各类食品都放在桌上。这小小的点子让我们可以决定把什么吃的放在桌上，也可以决定我们吃什么口味的面包片。另外面包保持室温，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当然也有获得某种自由的感觉：我们可以打开柜橱，取出杯杯盘盘，让它们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再把它们摆放在桌上；可以拉开装有刀叉的抽屉，总是在里面稀里哗啦拨弄一阵后，把刀子放在盘子旁边；可以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打开冰箱，拿出牛奶，倒在杯子里，自然也可以张嘴讲话。和妈妈一起用餐的晚上，我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我们随便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很感兴趣地听我们说话。要是撒了点牛奶，或是忘乎所以了，把用过的茶袋顺手放在了桌布上（妈妈有时候也给我们泡点茶），这都不要紧。但我们在吃饭时享受到的这种自由的尺度，是随着爸爸接近我们的距离而发生规律变化的。知道他在屋外或是在下面他的办公室里，我们便自由地高声谈话，还可以加上我们随心所欲的动作手势；他若走上楼梯，我们自然而然降低声音，感觉说的内容不适合他，就立刻转换话题；他一走进厨房，我们立刻静默，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好像我们在专心专意地用餐；相反，要是他走进客厅，我们就继续聊天，但是静静地，小心翼翼地。

这个晚上当我们走进厨房时，等着我们的就是盘子里的四片做好的面包片，上面摆放着不同的配食。一片是棕色的山羊奶酪，一片黄色奶酪，一片是拌着番茄的沙丁鱼，一片丁香奶酪。我不喜欢沙丁鱼，就先拿起这一片。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鱼，水煮鳕鱼让我有想呕吐的感觉，我们一周至少要吃一次；另一种是蒸鱼，吃在嘴里无盐无味，看上去也是松垮垮的。其他种类的鱼自然也是一样炮制，水煮绿鳕鱼、水煮军曹鱼、水煮鲱鱼、水煮黑线鳕鱼、水煮比目鱼、水煮鲐鱼、水煮挪威黑线鳕等等。其中沙丁鱼的味道最糟糕，番茄我可以把它当作某种番茄酱来吃，但那鱼稠腻腻的，特别是那小小的、滑溜溜的尾巴让人恶心。为了尽量不碰到它们，我通常是先把它们咬下，放在盘子旁边，用面包片一端的硬皮沾些番茄酱，再把那些小尾巴塞在当中，同时把它们卷在一起。用这个方法我可以在嘴里嚼几下而不碰到它们，然后喝几口牛奶把它们全都咽下去。假若爸爸不在场，像今天晚上这样，那自然是干脆把它们全都塞进裤袋。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英韦扬起眉毛，摇了摇头。然后他笑了。我也冲他笑了笑。

在外面的客厅里爸爸在椅子上动了动。一阵摸索火柴盒的声音。紧接着火柴头上的硫黄擦在火柴盒划面上发出的短暂爆裂声后，是烟被点燃了的声响，随即而来的一切便都归于火苗的静默中。几秒钟后，香烟的气味飘散进了厨房，英韦躬身向前，打开窗户，他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动静。声音从黑暗的户外涌进窗口，一下子厨房里的气氛全变了。突然间这里成为了外面原野山川的一部分。我觉得， 我们就像坐在一块暗礁上 。这个奇想让我手臂上的汗毛竖立。起风了，一阵悉索的风声从林间穿过，下方草坪上的树木和灌木丛被吹得哗哗一阵响。街路口传来的声音是扶着自行车把的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在谈话。通往桥的那个上坡路上一辆摩托正在踩油门加速。在远处，从峡湾里驶进的一艘船嘟嘟的马达声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响。

他一定是 听见 我了！我奔跑在碎石路上的脚步声！

“我们交换一下？”英韦低声说，指了指那片盖着丁香奶酪的面包。

“好的。”我说。真是太令人高兴了，困扰我的这个谜团总算解开了。我喝了一小口牛奶把最后一块沙丁鱼面包冲了下去。开始吃英韦放在我盘里的那一片。关于牛奶的合理分配很重要，当你吃到最后一片面包时，牛奶却已经没有了，这几乎不可能咽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吃每片面包时都省下一点。喝牛奶不用掺杂着其他东西，不带其他功能，就是纯粹将牛奶灌进喉咙，这种牛奶最有味道。不过很遗憾，我几乎从没有体会过这种快感。其原因在于：纯牛奶给人愉悦，但它作为冲剂的这个功能比获得好口感要重要得多。

但英韦就做到了。在计划节省方面他是个专家。

住在上方的普雷斯巴克莫用靴子后跟在房门前跺了几下。三声短促尖锐的吼声穿过夜晚。

“盖尔！盖尔！盖尔！”

从约翰·贝克房前的院里传来了回应，大家都听得出他回答时的迟疑，一定明白他脑子里有什么考虑的事。

“来啦！”他喊了一句。

紧接着就听到他在外面跑动的脚步声。当快跑到古斯塔夫森家的院墙时，爸爸在客厅里站起身来。他的脚走在地板上的方式让我的脖子往下缩了一节。英韦也缩着脖子了。爸爸走进厨房，走到餐桌跟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弯下腰把窗户重重地关上。

“我们晚上不开窗户。”他说。

英韦点点头。

爸爸看着我们。

“现在赶紧把饭吃完了。”

他一回到客厅坐下，我和英韦的目光相遇。

“哈，哈。”我低语道。

“哈哈？”他低声回应。“他主要在说你。”

他比我先吃完差不多有两片面包，所以他可以接着就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把房门砰一声关上，但我还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咀嚼面包。原计划是晚饭后到爸爸那里去，告诉他晚间新闻里会重播海里的那张脸。思前想后又改变了主意，觉得最好还是别提这事了。

要不？

我打算还是看情况再说。走出厨房的时候，我通常要折回客厅去，给他道声晚安的。要是他的声音安详，当然最好是有说话的意愿，那我就提这件事。反之，那就甭提了。

很不巧，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的两张皮椅中的一张，而是坐在沙发上。那是客厅最靠里面的地方。要和他接触我就不能假装路过的样子，只朝他转过身说声晚安就完事。我得向客厅里面走进去好几步，显而易见，那他就会明白我是有额外的话要对他说。不能先试探，那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不管他对我的语调如何，我都得讲出来。

我走出厨房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意外情况，因为犹豫不决停下了步子，突然间我已经没有选择，他听到我停住了，一定很快意识到我是有什么想跟他说。所以我向前走了四步，让他能看见我。

他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手肘抵靠在沙发扶手上，头部微微后仰，托在一只手上。他把原本向上斜望着天花板的目光投向我。

“晚安，爸爸。”我说。

“晚安。”他回答。

“晚间新闻里一定播出了同样的画面，” 我说，“我就想说这个，你和妈妈可以看看。”

“什么画面？”他说。

“关于一张脸的画面。”我说。

“一张脸？”

我站在那里，一定是嘴张得很大。因为突然他的下颚往下拉，张大嘴，我明白了他又是在模仿我。

“我给你说过这事的。”我说。

他把嘴又闭上，挺直身子，两眼一直盯着我。

“关于这脸的事你唠叨个没完，就到此为止了。”他说。

“是。”我回答。

当我转身走向过道时，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我身上。我刷牙，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在关掉屋里的灯之前，打开了床头灯。我躺下后开始读书。

实际上我们睡前只被允许读半小时书，到十点钟。但我通常读到妈妈回家，大约十点半。这个晚上就是这样。听到车从主干道向坡路上开来，我把书放到地板上，关掉灯，为的是在黑暗中躺着聆听她所有的动静：锁上车门，碎石路上的脚步，房门打开，脱下外套，走上楼梯的脚步……一旦她在屋里，屋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要是在她回家前我已入睡，半夜里醒过来时我就知道她在那里。屋内的气氛有什么变了，可我又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除了感到安宁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同样，要是她比原定时间提前回家而我还在外面：迈进过道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她在这所房子里。

我自然非常愿意跟她聊聊，但又感到没必要非要告诉她那张脸的事。最最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我听到她踏上楼梯前把钥匙链放在了电话桌上，打开滑动门，跟在里面的爸爸说了点什么，门又在她身后关上。有时候，特别在周末的夜班之后，当妈妈回到家，爸爸总是会做点夜宵。他们也一起听听唱片。偶尔，在他们离开后厨房的案桌上会放着一瓶在酒类专售店买的红葡萄酒，总是同一个牌子。难得喝一次啤酒，但也是固定的牌子，两三瓶产自亚伦达啤酒厂的比尔森啤酒，棕色的0.7升的瓶子，上面贴有一个金色帆船商标。

但今天晚上他们没喝酒。为此我很高兴。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不看电视的，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实施我那简单同时也有点冒险的计划：快到十一点时溜下床，踮着脚尖走进过道，把滑动门拉开一道缝，瞅着里面的电视新闻。像这样的事我以前从来没干过，甚至压根儿没想过。不让我干的事就不干，绝对不干。我从没做过一件父亲不允许我做的事。至少，没有故意违反过。但这次不同，因为这不是关于我，是跟他们有关。我已经看到了海里的那张脸呀，没有必要再看一次。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会跟我看到的一个样。

就这样，我躺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目光追随着闹钟上闪烁的绿色荧光。现在四周一片沉寂，我能够听到下面主干道上行驶的汽车。汽车的声响从新开的超市B—Max的上坡路开始，在胡尔特那儿继续往下行，开过一段路到老蒂巴肯，再往上走直到大桥。在那里，汽车如同半分钟前突然出现那样又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差九分十一点时，路对面房子的门打开了。我跪在床上，往窗外望去。是古斯塔夫森太太，她手里拎着垃圾袋走上通道。

这可是很难看到的一景，当我瞧见这一切时，首先进入脑子里的就是这个感觉。古斯塔夫森太太给人的印象是她从不露面。人们或许能看见她在屋内，或许看见她坐在她家那辆蓝色的福特陶努斯车内的客座上，我是知道这个的，只是以前从未去想过。可现在，她在垃圾桶跟前停下来，打开盖子，把手里的垃圾袋扔下去，再把盖子关上。我突然想到了，所有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带着许多胖女人具有的那种有点懒散的优雅。她从来都是足不出户。

我家篱墙外路灯的强光投射在她的身上，而环绕在她四周的一切——垃圾桶、房车的白色车身、铺地的石板、柏油路——发出的反光锐利而清冷，将她的剪影衬托得格外引人注目。她的衣袖黑色闪亮，白毛衣的质材泛着微光，她丰厚的棕灰色头发几乎就像镀上了一层金色。

她这么站立一会儿，四下张望着。先是看着普雷斯巴克莫家，再转向汉森家，然后朝路对面下方的树林望去。

有只猫在下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停下来打量了她一眼。她用一只手在手臂上摸了几下，然后转过身回屋去了。

我又看了一下表。差四分十一点。一阵寒意袭来，我随即估摸着是否应当穿上一件毛衣，但进一步考虑，如果那样的话，一旦被发现，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像是早有预谋。况且这也用不了几分钟时间。

我小心挪步到门那里，把耳朵贴在门上。唯一有风险的是，洗手间在滑动门的这一侧。在那里我便可以掌控一切，假若他们站起身，我有机会抽身退回。可眼下滑动门是关着的，假若他们正走向这里，等我察觉出时将为时已晚。

但至少我可以假装要上厕所呀！

问题轻松解决之后我小心地打开房门，走到过道上。静寂无声。我蹑手蹑脚穿过过道，感觉到干燥的地毯摩擦着我出汗的脚底。我在滑动门前停下，没有听见任何动静，把它拉开一点儿从缝里往里张望。

电视在屋角。那两张皮椅子空着。

他们也都坐在沙发上，两个人都坐在那里。

一切完美无缺。

电视屏幕上那个标着N字形的地球正在不停地旋转。我祈祷上帝一定要让那段新闻重播，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到我看过的画面了。

播报员的头条新闻是有关那艘沉船，我的心开始一阵狂跳。可出现的画面不是那静静的海面，是当地的一个警察，还有个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在接受采访。他们站在那里谈话，背景是波涛翻滚的大海。

这条新闻结束时，我听到了屋里父亲在说话，然后是笑声。羞惭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它是那样的强烈，让我无法思考。仿佛我整个内心变为一片苍白。儿童时期里突如其来的这种羞愧感，其力量的强大，唯有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能与之比较，还有突如其来的一种愤怒。那时候，所有这三种感觉的共同点是，我整个的 自己 像是被抹掉，成为了零。当然这一切只是情绪使然。于是我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一路漠然无视。我知道楼梯那儿的窗户一定黯黑无比，上面映照出过道的画面，我知道英韦的卧室门一定关上了，就像爸爸妈妈的卧室以及浴室的门都关上了一样。我知道妈妈的钥匙串一定还放在电话桌上，就像寓言里一个卧着的小野兽，皮革的脑袋，紧紧挤在一处的铁腿。我知道高及膝部、插着干花的陶瓷花瓶，枯叶一定洒落在了近旁的地板上，好像与这墙到墙的化纤质地的地毯毫无关联。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也什么都没想。我走进房间，躺在床上关掉了灯。当黑暗攫住我时，我往里深深地吸着气，开始微微颤抖，同时肚腹的肌肉一阵紧缩，口中挤压出一阵呜咽，声音很大，我不得不用柔软的枕头将它们止住。枕头很快就浸湿了。这办法真管用，就像人感到恶心，最后一下呕吐出来后的那种感觉。泪水止住后的好长时间，我还躺在那里，低声哽咽。哭泣真不是件坏事。同时它也好在把这一切做了个了断。我平躺在床上，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闭上眼睡去。

＊　＊　＊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还闪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显得暗无光彩，左面整个脸部处在阴影中。两道深皱纹爬过前额，两边脸颊上各刻下一道深纹，纹路暗黑。当这双眼睛严肃地凝视，嘴角微微向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张脸阴郁时又该会是怎样。

在这张脸上刻印下了些什么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钟正指23点43分。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万妮娅、海蒂和约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达·博斯特伦。他们四个人都各自在我身边的屋里睡觉，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除了与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有联系外，我们不认识任何人。不惦记谁，也没有什么社会交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绝不会说出真实想法，绝不会表示个人意见，总是紧紧跟随和贴近大家热议的话题，假装表示对他们的话感兴趣，只有喝酒的时候是例外。酒一旦进肚，我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而且通常走得很远。酒醒之后的那种极度恐惧，只是随年头而加剧，现在可持续有几周之久。当我饮酒时，我也发生短期失忆，对自我的行为举止完全失控，最经常的是情绪低落、愚蠢犯傻，也有在失态中的危险举动。因此我戒酒了。我不愿意其他人接触我，不想其他人见我，结果便是：没人接触我，没人见我。这就是一定会在这张脸上读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变得如此僵硬，好像戴着一副面具，每当我碰巧在临街的窗户里看到这张脸，几乎不可能把它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　＊　＊

脸上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眼睛。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和你死去的那一天，它们同样清澈。里面很可能布满血丝，很可能膜质晦涩，但眼内的光泽依旧。在伦敦时我看到过这样一幅画，每次看到它我都同样地被深深打动。那是伦勃朗晚年的一幅自画像。伦勃朗晚期作品通常带有极为粗砺的笔触，撇除所有枝节，强化瞬间印象，光彩夺目，神圣庄严，艺术成就无人可及——或许荷尔德林 晚年的诗作尚可比拟，他们二者之间无从比较难分高下。因为荷尔德林的光芒是在文字上体现，那份飘逸、神秘。伦勃朗的光芒流露在色彩里，质朴，带有金属感和实体感。但挂在伦敦国家博物馆里的这幅画的技法，恰恰更偏向古典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接近，更贴近伦勃朗年轻时代的表现手法。但这幅画让人看到的是衰老。这就是老年。面部所有的细节一览无余，让人读到岁月在上面留下的印痕。这一张脸上皱纹密布，皮肉松弛，有时光走过的残迹。但他的双目清澈，这不是年轻人的眼睛，它们属于另一个时间。仿佛是另一个人，从脸上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注视着我们。要接近这另一个人的心灵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伦勃朗个人的，他的嗜好与恶习，他身体的气味和响动，他的声音和语言，他的思想和看法，他行走的方式，他身体上的瑕疵和缺陷，所有的这一切，将他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然而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幅画，伦勃朗在作画的同一年去世，看着伦勃朗亲手画下的这幅肖像，栩栩如生如一个能呼吸的生灵，每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立刻陷进思索，但不是他自己的思索，立刻进入情感，但不是他自己的情感，每晚入睡之后便一切皆忘，一切抛诸脑后，岂不乐乎。一个跨越时间的人，眼里的光泽是不会消失的。这幅画同伦勃朗其他晚期作品的区别，是在看人和被人看之间。这就是说，在这幅画里他自己看人，同时也被人所看。这种奇特只有在巴洛克的艺术风格里才具备——画里有画，剧中有剧，场景精心布置，所有东西相互依存。手工的精湛技艺又将其水准推向最高峰，到达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如此完美的绘画是可能有的。它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它将供我们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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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身体血糊糊的，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当活动的时候，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安静，严肃，深不可测。我伸出舌头来，有一分钟那么久，于是她也伸出舌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现在她四岁了，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她的眼睛机灵警觉，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于狡黠，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这样的时候，我气得不行，使劲摇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脏跳动着。啊，我的天，它跳动着。

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还差几分八点。我坐在书房里，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听着瑞典林子乐队（Dungen）的音乐，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从那儿再往前去，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树枝光秃，草地青青，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我熟悉窗外的景色，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喜欢这点，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或许搬到奥斯陆去，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但我们说及的未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外出旅游，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事情却发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出乎预料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这么做了，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我怎么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会是 这样 ？

我刚到斯德哥尔摩时，只认识那里的两个人，而且都不熟：盖尔，1990年春天和他在卑尔根有过几个星期的交往，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琳达，1999年春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举行的文学新人讲座上结识的，只有几天时间的接触。我给盖尔去了封信，问是否可以在他那儿待几天直到我给自己找到住处。我办成了，在那儿我给两家瑞典报纸投了一份租房广告。从四十多份复信里我选了两份。一处在巴斯图街，另一处在布兰许尔卡街。两家看过以后决定住第二家，直到我的视线落在大门进口处楼梯旁的住户名单上，在那里我看到了琳达的名字。世界真的很小，竟然有这个可能？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千五百多万人口啊。要是公寓是由朋友或熟人关系介绍，几率就不会这么小，因为不管城市大小，相对来讲文化圈子是很窄的。但这可是完全经过一个上百上千的人都看过的无名无姓的租房广告，回我信的人自然既不认识琳达，也不认识我。就在这一刻我再次改变主意，最好还是住另外一处。因为要是我选择住这里，琳达或许会认为我是对她有意思。但这就是一个预兆，其中含义无穷。因为琳达就是现在我娶的女人，我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是她与我分享生命。我以前生活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我随身带来的书籍与唱片。其他的一切我都让它尘封。那时候我用了许多时间来回想我的过去，现在想来，那么多时间几乎是一种病态，因此我不仅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最大限量地从中吸取经验，现在过往的一切几乎不能在脑海里接近我。更多的原因我想是我们有了孩子，和他们一起的生活现在占据了所有的时间空间。甚至所有新近发生的事都完全被他们排挤掉了：若问我三天以前做了些什么，我记不得。问我两年前万妮娅的情况怎样、海蒂两个月前的事、约翰两周以前的事，我都记不得。在我们每天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这些事始终重复发生着，我现在改变最多的是对于时间的概念。从前时间在我的眼里像可以向前走的一段距离，这道路通向遥远的未来，但愿它的前景充满光明，至少绝不会是乏味无聊的，而现在这里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模式。要是我用一幅画来描述它，应当是在水闸前的一只船：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了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同样的千篇一律。随着每天的日子过去，当生活触及边沿的一刻便更加怀念以往，那一刻前方之路敞开，生活终于又向前移动。与此同时我在其中恰恰看到了这种重复、禁闭和毫无变化很有必要，它们给予我保护，一旦我离开了它们，所有从前的烦恼便会回来。突然地，我会被那些所说过的、所见过的、所想过的漫无边际的无数念头完全占据，仿佛又被扔进了从前生活了多年的那种毫无节制、一事无成，常常深陷于自轻自贱和失败的境地之中。往日的憧憬与希望现在依旧同样强烈，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希望的目标在那时可以实现，而不是此时此地。我在这里要寻得另一种目标，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安宁。这里我说的是艺术的生存。纸上说说不难，在纸上我能轻而易举地给海蒂描绘出一个形象，比如，清晨五点钟她从童床上爬下来，黑暗中她在地板上蹒跚学步，几秒钟后打开电灯开关，站在跟前，对睡眼惺忪半张开眼的我说：“Köket”（瑞典语：厨房）。她的瑞典语很有个人特色，词汇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含义，而是她的自创，这个“厨房”的意思就是什锦麦片加蓝莓酸奶。用同样的方式，比如看见蜡烛就叫“Ja, må hon leva!”（瑞典的生日祝福歌）。海蒂大眼睛，大嘴巴，还有一副大胃口。在她自己生命的头一年半里，整个看来就是个急切贪吃、健康强壮、快活的小家伙。这个秋天约翰出世，其他人都退居次要，海蒂显示出了自己最早期朦胧未知的情感的宣泄方式。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几乎利用每一个机会想方设法地去伤害弟弟，他脸上的抓痕经常规律性地出现。秋天我去了一趟法兰克福，四天后回来，约翰看上去就像去过了战场。事情很难办，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让她接近他，于是只好想法洞察她的情绪，避免她靠近弟弟，断了她想碰到弟弟的路。但即使在她心情愉快高涨的时候，她的手也可能闪电般伸出去揍他一拳或是挠他一把。在这一系列行为的同时她也会开始生气，其暴怒的程度是我两个月前未曾想到的。与此同时，她身上也体现出了早期的那种同样莫名的脆弱：在我的声音或是举止中有了几乎难以察觉出的那么一丁点儿的严厉，她便垂下头，转过身开始哭起来，仿佛她只愿意向我们展示她的愤怒，而一些敏感的东西她会掩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温柔之情。但这只是在纸上。在现实里，真实的场景是：一大清早，当外面的街上还是一片漆黑，整个屋子里还没有一丝动静的时候，她站在我跟前，情绪很好地等待着这新一天的到来。带着一种心甘情愿、紧张又带点激动的心情，我立刻开始行动，把昨天的衣服往身上一套，跟她走进厨房，那儿是许诺过的蓝莓口味酸奶和不含糖的什锦麦片等着她。她的作为要是超出了我的底线，我便温情全无，一连串的例子，比如一再闹着缠着要看一场电影，或者想法进到约翰正在睡觉的房间去，简单地说，每次我对她说不字她都反而对着干，接着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较量，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于是我由厌烦变为激怒，当我厉声对她讲话时，她的眼泪就滚了出来。她低下头，耷拉着肩头扭过身去，我想，自找的，让她这么去好了。直到晚上我才领悟到，她不过两岁呀，哪能不管她。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心想，我在这里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啊。但一旦这念头过去，心里会对自己说我别无选择，心里会是每天清晨三小时里要走过的一切程序：尿布要换，衣服要穿，早餐要摆上桌，牙要刷，脸要洗，头发要梳光洁后再归拢系好，吵嘴要避免，打架要制止，连衣裤和靴子要穿上，然后我一手推着双座的童车，一手把两个小女孩推着往前走进了电梯，伴着一路上少不了的推打吵闹下楼，走出大门，把她们抱进童车坐下，戴好帽子和手套把车推到街上，这时路上已经有许多来来往往赶着去上班的人，十分钟以后把她们送到幼儿园，这时我还有近五小时的自由时间可工作，在他们又给孩子们穿戴上衣帽等候回家之前。

我始终有很强烈的希望独处的需求，我需要巨大的孤独的空间，当我得不到这些，像我过去的五年里一样，就会失望沮丧，有时候几乎是恐慌，或者发怒。我整个成年人的生活里让我向前的动力——奢望有朝一日能写出些精彩的东西，当这唯一的念头受到威胁时，就会感到像有一只耗子在啃噬着我的心，就想从这里逃开。时光从我身边飞走，像沙粒一样从我的指间滑落，与此同时我做的是……是啊，我做的是什么呀，我？擦地板，洗衣服，做晚餐，饭后的洗刷，购物，跟孩子一起在外面的儿童乐园玩，把他们领回家，脱衣服洗澡，照料他们直到晚上睡觉，把她们在床上安顿好，晾衣服，收干衣服回来，衣服叠好放回衣柜，收拾屋子，擦拭桌子、椅子、柜子。这是一场战争，不是那种史诗般的英雄战争，却是那种你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因为无论我在家里付出了多少劳动，所有的房间里还是杂乱不堪、邋遢肮脏，我用我醒着的每分钟照管着的孩子，却比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更加执拗，有一度这里简直就是个疯人院，或许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亲密和疏离之间获得必要的平衡，越是难以控制情绪的时候这种平衡就显得越重要。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万妮娅八个月左右时，她开始有了很强的感情宣泄需求，有时候几乎是一种突然袭击，那会儿根本不可能亲近她，她只是一味地尖叫，大声尖叫。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拽住她，直到这一切结束。也难说清这是为什么，但当她从外界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时，便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当我们到斯德哥尔摩郊外去看望她外婆时，当她与其他孩子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太长，或是在周末的一天我们进城去了一趟。当她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尖声大叫，不顾听不受劝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敏感与自控力的统一结合并非易事。在海蒂出生后，对她就更难了。我真希望能说自己的行为举止是明智的、有分寸的，但很遗憾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势下我的愤怒和我的情绪也随之加剧。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万妮娅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超市地上就是不起来，在我的怒火上来时会失去理智，恨不得把她立时撕成碎片，当时也顾不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把她像一袋马铃薯那样往肩头上一甩，就这样扛着她穿过城市，她当时又踢又打像野兽那样嚎叫。另一种情况是，她喊叫时我就站在那里跟她对吼，把她扔在床上用手按紧直到她最后降伏，这是她害怕的一招。在她那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找到了一个可以准确地让我完全发疯的绝招，即一种固定方式的嘶喊，不是哭或者抽噎或者歇斯底里，是毫无由来的、带有目的的、含着寻衅的那种干嚎。这时我会完全失去控制，跨步走到这可怜的小女孩跟前，对着她大声咆哮，或是捉住她使劲地摇晃，直到她的嚎叫转变为哭声，她的身体绵软下来，最后终于可以接受对她的抚慰。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段经历，看这个不到两岁的她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刻下怎样明显的印记。事实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说的话题就只有这一件事。说上去这自然不关她的事，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琳达和我的生活几近混乱，或者说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一切随时可能崩溃，而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有小孩的家庭生活。我们不懂得计划。得把晚餐的食物买回来这件事，每天都让我们措手不及。每个月底也得付清账单。要是没有某个发放工资的机构不定时地将钱打入我的账户，比如那些各类的收入，版税、读书会的售书酬金、一点学校教科书酬金，或者，正如这个秋天，有来自国外的后续版税，那一定会全乱套的。这不断有的即兴作品增加了瞬间的意义，当然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劳动的成果自然让人感到生命格外充满意义，感受到光明，当然也可以实际干点什么了，强烈的感受，无与伦比的欢乐。啊，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喜气洋洋。孩子们都充满了活力，自然他们要寻求快乐，要是我们有额外的精力带他们去高兴一回，他们就会把几分钟以前的执拗或是愤怒忘得干干净净。当然会意识到这样做是很消磨人的，所以虽知道要和孩子们一起同乐，但这对身处其间的我意义不大，仍像陷入了眼泪和失望的泥潭里。我一旦陷入了泥潭，就将被新发生的每一件事拽住旋转而下，直至泥潭深处。而与此一样消磨人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跟 孩子 打交道，是 孩子 在把我往下拉。这毫无价值。像这种处境，我是要尽最大可能不做这样的人。在有孩子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那时候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只要我好好待他们。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到当时为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警告我有了孩子会是对生活的另一种侵入。将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他们的亲近程度。一个人自己的秉性和幽默如何与他们的脾气和幽默交织在一起，如此一来，个人最糟糕的一面不再是为己所有，藏于内心，而是把它们都显示出来，但又像接受外面的东西一样，被扔了回来。自然，关于人善与美的一面的显示也同样如此。在那些最有压力的非常时期里是个例外。在海蒂和约翰先后出生那会儿，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生活受到冲击，找不到比生事、闹别扭更好的宣泄方式来矫正和改变这一切。这里的生活基本上是稳定和井井有条的，虽然有时我对他们光火，但他们对我仍然有安全感，每当他们需要庇护时，就会想法来靠近我。再没有比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更让他们快乐的事了。他们要的都是一些极简单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奇幻色彩：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天去西约特兰港郊游，先经过一个公园，摆在那里的一堆木头就足以占据他们半小时，然后经过海边，他们对海上的帆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接着就是午餐，我们坐在通往海里的阶梯上吃意式三明治，那是在当地一家意大利咖啡馆买的，至于带的便当嘛，我们自然不去想它了。于是有一个小时他们只是四处跑着、玩耍、欢笑。万妮娅跑起来有点甩手甩脚的样子，这种极具个人特点的跑动姿势，从她一岁半那会儿就这样了，海蒂以她那跌跌撞撞的步姿走着，迈步急切而匆忙，始终掉在她姐姐身后两米的地方，她时刻准备好要接受属于万妮娅的那些小玩意，虽然这种情况不多。然后我们顺着来路回家。海蒂在童车里睡着了的时候，我们和万妮娅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她热爱单独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柠檬水，一边打开话匣子，问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比如天空是不是挂得很牢，或者有什么能让秋天停下，或者猴子是否有骨架子。面对这一切我的愉悦之情油然而生，不是那种巨大的欢喜，更加接近于一种平和或者宁静，同时也很高兴。或许甚至是，在游离出的一瞬间里的快乐。还不够吗？难道这还不够？是的，若快乐是一个目标，那么这就够了。但快乐不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要它来干什么？家庭也不是我的目标。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我拥有的一切时间和我的每一分钱财都花费在它上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那我们就可以住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冬天去滑雪溜冰，背包里装有干粮和暖水壶，夏天出外划船，水里游泳、钓鱼，野外露营，和其他有小孩的家庭一起去国外旅游；一个井井有条的家，用时间精心做一道晚餐，同朋友们聚在一起，幸福而快乐。是啊，这像是一幅漫画，但每天我看到有孩子的那些人家就是这样生活的。孩子们干干净净，衣服精致美丽，父母们都乐呵呵的，有时候会提高嗓门，但他们绝没有像蠢货那样站在那里冲着孩子们一通大吼。他们在周末出外郊游，夏天在诺曼底那里租一栋房子避暑，他们的冰箱里绝不会空着，总是有食物。他们在银行或是医院上班，在IT公司或是政府机关部门就职，在剧院或是大学工作。为什么我要写作，将自己关闭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孩子们用的童车看起来就像是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我去幼儿园时，眼神疯狂、面部僵硬，脸上像罩着一个怪异颓丧的外壳？为什么我要写作，让孩子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合着我个人的意愿，对后果不管不顾？我们生活中这所有的混乱到底来自哪里？我知道我可以让这一切消失，我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家庭，那得我愿意才行，那这必得是我们生活最终的意义。我不愿这样。为了家庭我必须付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从生活里我唯一学到的是忍耐，绝不向它提出任何问题，将所有的渴求和幻想积攒沉淀，让它燃烧，最后顺着笔尖流出。我不知道这些思考来自哪里，当我看着眼前这白纸黑字时，觉得这几乎就是滥用，是曲解：为什么责任就要高于快乐？关于快乐的话题是陈词滥调了，但接下去有关意义的问题就值得探讨。当我看到一幅美丽的油画我会流下眼泪，但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会这样。这不意味着我不爱他们，我爱，我用了我的整个心去爱，这只能说明他们给予的意义不能充满整个的生命。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很快我就四十岁了，我到了四十，很快就是五十。我到了五十，很快就是六十。我到了六十，很快就是七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墓志铭会这么写着： 此地安眠着一个人，他万事能忍。最后他被挤压得粉碎 。或许，这样更好：

这里安眠着一个发现自己从不抱怨一切的人，

因此他只活了一半的生命

在坠落而下进入死亡之前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

啊，上帝，这里是多么的阴冷乏味，

谁能寄给我一点生活的盐味？

或是这样：

这里安眠着一位作家，

一个好人谦谦君子，

笑声于他陌生，

不识快乐滋味

曾一度满嘴词汇，

现如今一口泥土。

来吧蛴螬，来吧蛆蛹，

啃一嘴咬一口啄一点肉体进胃口

吃掉一只眼睛无妨

它早黯淡无光

这人的高谈阔论已过去很久

但我现在还有三十年的日子要过，很 难说 我还会跟从前一个样。因此，或许会是如下？

我们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你，神明的上帝

带他走吧连同他的毛发和肌肤，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终于寿终正寝

他吃下我们的面包已经够多

他对朋友挥举拳头

为的是静心写书拼命工作，

他写作他手淫，但结果不佳无建树，

行文全无风格，坐在那里只是一通瞎拼凑

于是他拿了一块蛋糕，又再拿一块蛋糕

于是他拿了一个土豆，又拿了一块鲱鱼

拿来一头猪把它全烤脆，

吃个精光响亮打饱嗝，呃！

我不是法西斯，但就爱棕色奶酪

我换掉字母，只用维京字符写作！

出版社拒绝，这人发了疯

他边吃边打嗝，却始终没个够

他的肚腹增大，脂肪增厚，

双眼冒毒光，舌头在燃烧：

“我想说的哟只是大实话！”

脂肪在血管里聚集，脂肪将心脏包围

一天他因疼痛发出嚎叫：

救命，救命，我的心停止跳动，

从车祸丧生的尸体中给我一个新心脏！

但医生说不，我记得你的书，

你将像一条鱼那样死去，铁钩直刺喉。

你知道疼痛，可感受到了痛楚？

针刺心脏，这就是死亡，我的朋友！

或许还有一个可能，要是我走运的话，鉴于个人有的一丁点儿特殊偏好？

这里安眠的一个人他在床上抽烟

和他太太一起，燃烧而尽飞冲云天

换句话说，

他们已身不在此

寻得的一点灰烬于户外的草地间。

当我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旧日的生活，让生活开始新篇章。那时候我十六岁，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一年级。在这个学年开始的最初阶段，我的父母还没有离婚，关于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一点儿也猜不出他们将来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那时候我们住在离克里斯蒂安桑二十公里外的特韦特，一座建在山谷最外沿的老房子里。地势很高，背面是树林，屋前的景色是一条河流。整个房产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粮仓和一间户外堆杂物的房子。刚搬到那里的那个夏季我十三岁，爸爸妈妈买了好几只鸡，我记得没到半年它们就跑得一只也不剩了。父亲在草地边的一块狭长地带种上了土豆，再往下还有一个肥料堆。在我父亲脑子里的许多梦想工作中，园艺工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他也确乎有才能——环绕我们房子的花园里植物繁盛，也有异国引进的植物，向阳的那堵墙下我父亲种上一株桃树，看到树上最后结满果实，父亲确实很引以为豪。刚把家搬到乡下来那会儿我们对前景乐观，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慢慢地，同时也是很确定地，掺杂了一种自嘲，因为对我父亲一生中的那些年月，我能够记住的那些具体事情之一是他说出的一句话（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外面花园的一张桌子旁边，他、妈妈和我在烧烤）：

“我们这一家子呀，真是完美无瑕！”

说嘲讽话不难，我自己就擅长这个，但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不能领会其间隐含的寓意。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晚上就 是 挺开心的。这句嘲讽话的字面内容，像一股潜流通过了这个夏季余下的所有时间：一大清早我们在河里游泳，在周边有篱栏浓荫遮蔽的地方踢足球；我们骑车去哈姆雷桑登的野营地，在那里游泳、晒太阳、瞧女孩子；七月里我们去看挪威少年足球杯，在那里我第一次喝醉酒。有人认识在那里有一套公寓的人，有人认识可以给我们买啤酒的某人，于是我坐在那里，在一个陌生人的客厅里，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让自己开怀地喝酒，那真是一种炸裂开来的快乐，所有危险的或是值得担忧的事全都烟消云散，我只是笑啊笑，在包围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当中，陌生的家具、陌生的女孩子、陌生的花园，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丝不变的就像这样。只是笑啊笑，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随即而至。这个晚上我被拍了两张照片，在第一张照片里我躺在地板中央横七竖八的一堆身体中，一只手里拿着个骷髅头，脑袋像甩在了一边和这摊伸出去的手脚不搭界，脸上挤出了一个扭曲的怪异的笑。另一张照片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一手抓着一个啤酒瓶，另一只握住骷髅的手放在大腿根的阴茎那里，我带着墨镜，咧着嘴放声大笑。那是1984年夏天，我十五岁，有了这样一种经历：喝酒真是太爽了。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我的童年时代就这么继续着：我们躺在瀑布下的岩石上打盹，有时又站到高处跳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星期六下午坐公交车进城，在那里我们买些好吃的东西，逛唱片店，与此同时，对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的那种期盼，一直在心里念念不忘。这不是家里发生的唯一变化：我母亲从她工作的护士学校请了带薪假，这一年她要去卑尔根学习，英韦那时已经住在那个城市。这也就是说，我和父亲要单独住在那里，头几个月也确实如此，很可能觉得我碍事吧，后来父亲建议我去祖父母那里住，在埃尔韦街他们有一幢房子，多年来祖父的会计办公室都设在那里。我所有的朋友都住在特韦特，在这儿的高中里有新结识的朋友，但我觉得还没有熟悉到可以放学后大家在一起的程度，一周我有五天参加足球训练，不去训练时就一人坐在下面的客厅里看电视，在阁楼的书桌旁做功课，或者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听音乐。有时候我也去桑内斯，我家那地方叫这个名字，去拿衣服、唱片或是书籍，有时也在那里过夜，不过我更愿意待在祖父母家中我的房间里。我们家那房子里冷飕飕的，可能是因为没什么人气，父亲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吃饭，在家里只干点最有限的、必要的一些活儿。房子里笼罩着一种沉寂的气氛，在这圣诞将至的时节有种伊人已去的冷清。二楼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有小小的干得卷缩了的猫屎，老式的洗碗机立在厨房的案桌上，所有的暖气全都关上了，除了他搬到自己住的那间屋里的一个电暖器外。他自己的心里经受着痛苦。一天晚上我回到那里，那应当是十二月初的时候，在冰冷的卧室里我放下手提袋，在门道里和他撞了个满怀，他刚从粮仓回来，那里的地下室改装成了一套房间，他的头发蓬乱，眼睛黑沉沉的。

“我们不能生个火吗？”我说。“这里太冷了。”

“生个火？”他学着我的发音说。“在这儿我们不他妈的生火。”

我不会发r这个音，我从来不会说r ，这是童年时代最让我发怵的事。我父亲一贯这样模仿我，原因之一是他要让我注意我不会发这个音，徒劳地试图矫正我，让我自己发出那个地道的南方人都会的r音；第二个原因是他不喜欢我，想跟我对着干，就像现在一样。

我只是转身就走，再走上楼梯。很高兴没让他看见我眼里闪烁的泪光。我为自己的眼泪羞愧，十五岁，很快就要满十六岁了，这种羞耻的感觉比他模仿我说话带给我的刺痛要强烈许多。我一般不怎么爱哭了，但父亲给我头上罩着一个让我没法摆脱的盖子。不过我可以示威。上楼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抓起几张新唱片塞进手提袋，提着它下楼到大门旁边的那间房里，我的衣柜在那里，我从柜子里拿了几件毛衣，走进门道穿好衣服，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走出了院子。车库上灯的反射让结上了一层薄冰的雪地闪闪发光，灯下面是一片纯净的黄色。往下通向公路的草地也有光亮，因为晴朗的夜空繁星密布月亮高挂，河对岸的丘陵几乎都在月色的笼罩之中。我开始往下走去。脚步踏在汽车留下的车辙里发出碎裂声。在下面的邮箱那里我停了下来。或许走的时候我应该说一声。再一想，那样就完全失去意义了。我的本意就是要他反省从头到尾他都做了些什么啊。

对了，现在该是几点钟了？

我抓住左手的手套褪下半截，把衣袖往上一捋看表。七点四十分。再过半小时有一趟公交车。要能赶上这趟车回去就太好了。

但要是赶不上呢。可他妈千万别这样。

我把旅行袋又往肩上一搭继续往下走。在朝上方的房子投向最后一瞥时，我看见一缕白烟正从屋顶的烟囱袅袅升起。他一定以为我还躺在楼上的房间里。于是他后悔了，抱来柴火升起了炉子。

河里的冰炸裂了。这炸裂的声响一直飞跑向前，沿着平缓的河谷的四周往上方蹿。

然后发出轰隆的一声巨响。

一个寒噤在我脊背上掠过。这种声响总是让我充满极大的快乐。我抬头看着那些闪烁的群星。挂在山峦上方的月亮。河对岸汽车的灯光像是在黑暗里劈出一道光的巨大裂缝。沿着河岸是黑影幢幢的树木，静默而毫无敌意。在这白色冰面上有两个木质的水位计，秋天的时候会被河水淹没，但现在河水低浅，它们裸露在那里发出湿漉漉的微光。

他点上了壁炉。这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后悔了。因此我的不辞而别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回转身又往上走去。我进了门，开始解开靴子上的鞋带。我听见他在客厅里的脚步声，就在我头上。他打开门，手扶着门的手把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这是要出去？”他说。

我已经出去过了，现在是回来，不可能多解释。所以我只点点头。

“是这么想的，”我说，“明天开始得早。”

“好，好，”他说，“我想明天下午出去一趟。这里给你说一声。”

“好吧。”我说。

他注视了我几秒钟。然后关上门走进客厅。

我又把门打开。

“爸爸？”我说。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没说一句话。

“明天下午有家长会，你知道。六点钟。”

“是吗？”他说。“好，这我得去的。”

他把身子转过去继续往客厅里走，我关好门，把鞋带系好，把旅行袋往背上一扔开始朝汽车站走去，十分钟以后我在那里停下。脚下方是瀑布，现在已经冻成了一弯巨大的冰穹，从实木复合地板厂那边来的微弱光线照射着它。瀑布后面和我身后连绵的丘陵蜿蜒而上。它们环绕着分散在河谷地带发出亮光的房屋，阴森荒漠。头上的繁星看上去像是铺撒在完全冻住了的海底。

汽车来了，车灯射出一道光柱。我给驾驶看了我的乘车卡，在车厢左边的倒数第二个位置坐下，我总是坐这个位置，只要它空着。路上车不多，我们呼啸着开过索尔斯勒塔、赖恩斯勒塔，沿着哈姆雷桑登河岸驶过，进入朝向蒂梅内斯的树林，拐进E18号公路，经过瓦罗大桥，再经过高级中学，进入市区。

公寓位于河这一面的最下方。进门后的左侧是祖父的办公室。右边是公寓住所。两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小浴室。二楼也分为两部分，右边是一个未装修的极宽大的阁楼，另一边是一间房，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那里我有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小沙发和一个茶几，一台唱机，一个搁架上放有唱片，一摞学校的教科书，一些杂志和音乐报刊，还有一个衣柜，里面有一叠衣物。

房子很老了，它曾经属于我爸爸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她是在这里去世的。我有点理解爸爸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的祖母最亲近，那时候他的许多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对我来说，她类似于神话中的一个幽灵，强壮、有权威、有主见，三个儿子的母亲，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在我见过的那些照片里，她总是一袭黑衣裙，扣子严严实实地扣到脖颈处。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患了老年失忆症，从1870年开始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在家里人中间开始管她叫“老糊涂”。

我脱下靴子，往梯子一样陡的楼梯上走去，进到房间。有点冷，我打开了热风扇。打开了留声机。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乐队的《天堂在此》（ Heaven Up Here ）。我躺在床上开始读书。我读的这本书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我前一年已经读过一遍，但这一次感到同样的精彩激烈。窗外的城市伴着从汽车发出的均匀、低微的呼啸声，从意识里消失，又不时毫无知觉地回来，仿佛我自己正处于运动之中。但我没有，我静静地躺在这里读书，直到十一点半，然后刷牙，脱衣上床睡觉。

清晨在那里醒过来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似乎不仅周围一片空荡荡，在心里也是。直到上高中以前，我总是在这样一所房子里醒过来，爸爸妈妈已经起床要赶着去上班，屋里充盈着烟草的气味，喝咖啡，听收音机的广播，吃早饭，屋外的黑暗中汽车的发动机正在加热。那完全是另一种光景，我爱这个气氛。穿过老式房屋住宅区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去上高中，这我也喜欢，那时心里总会充满好些让自个儿欢喜的念头，好像我是一个人物。绝大多数上高中的都来自城里或周边地区，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是乡村地区来的，这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这就是说其他的人以前都互相认识，他们在课外时间碰头，成群结伙的。校内的情况也一样，这一群一伙的老凑在一处，每次课间休息的时间就成问题了：我该待在哪儿呢？我该站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坐在图书室里看书，或者坐在教室里假装翻看作业，然而这都相当于在传递一种信号，说明我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局外人，长时间这么下去可不行，于是这一年的十月我开始抽烟。不是因为我喜欢，也不是因为我想显得强悍，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地方可待：每一次课间休息我就可以和其他那些抽烟的人一起待在门外站在一处，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放学后我走回住地，不存在任何问题。首先因为那时我绝大多数时间要去特韦特训练，或者和扬·维达尔碰面，他是我初中时最要好的伙伴，其次因为没人看见我，就不可能有人知道所有这些夜晚我是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

在课堂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班有四个男生和二十六个女生，在课堂上我有自己的角色，有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讲话、回答问题、参加讨论、完成作业，我是存在的。在那里我跟随着其他人，大家都在一块儿，我没有刻意显示自己，这样就没有人对我的在场有意见。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旁边是巴森，前面坐着莫勒，这一行的最前面是波尔，余下的教室里便全是女生了。二十六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喜欢她们当中的一些，但还没有到我可以说爱上她们的程度。莫妮卡，她父母是匈牙利犹太人，她思想敏锐，博学多才，当我们讨论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时，她总是控制住自己，有节制但同时立场坚定地为以色列辩护，有些我是不能明白的，显而易见，以色列是个军事国家，巴勒斯坦是个牺牲品。汉娜，一个来自沃格区的漂亮女孩，在合唱队里唱歌，基督徒，相当幼稚，但在同一间屋里瞧着她会很高兴。西芙，浅黄头发，褐色的长腿，在刚开学不久的一天，她说教会学校和商校之间的地区近似于美国的校园，我就首先注意到了她，因为她那时就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而对于这个世界我愿意成为它的一分子。过去几年她住在加纳，很爱夸口，笑起来声音特别高。贝妮迪克特，她的脸轮廓鲜明，五官几乎有点像50年代时候的女人，卷曲的头发，服饰属于上流社会的阶层。托内，姿态优雅，深色头发有点严肃，她绘画。看起来比其他人更独立。安妮，带着牙箍，在那个秋天的一次班级聚会上，我和她在巴森母亲的那张理发椅子上爱抚亲昵。希尔德，淡黄色的头发，脸色红润，敢说敢为的样子，但仍然有含糊其辞的时候，她常常向我转过身来。伊雷妮，女孩子当中的核心人物，很漂亮但会让人转瞬即忘。尼娜，她是那么强健，有如男性般的粗壮体魄，但同时又以很女性的裙衫着装。梅特，个子不高人精瘦，聪敏过人。她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总是一身牛仔服，她个子小巧，但笑声一直不断，她衣着暴露又毫无章法，身上总能闻到烟味，每次开口笑时就露出牙龈，除了这点外还是个漂亮女孩，但她的笑声特殊，在她话音刚落、或是正要说一句蠢话时，就会发出辅音的那种嗤的笑声，事实上她有点大舌头，口齿不清，这对美的评判来说自然要减分，换言之，就没法称其美丽。我的四周有一大群女孩蜂拥着，肉体的激流，乳房和大腿的海洋。我只要瞧着她们在桌子后面的身形，就会觉得与她们的关系更加亲近。换句话说我的日子因此便有了意义，我很高兴走进教室，同所有这些女生在一起，坐在我有权利坐的那个地方。

这天早上我第一个下楼去餐厅，买了学校做的面包和一瓶可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边吞嚼着一边翻一本书。学生们慢慢地走了进来，个个步履迟缓，脸上带着前夜未消的睡意，很快地教室就坐满了。我和莫勒小声交谈了几句，他住在哈姆雷桑登，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然后老师到了，他叫贝格，穿一身简单的罩衫。这是我们的挪威语课，与历史课并列我学习最好的学科，我的分数是在五分和五加 之间，没有达到更高过，我决定考试的时候要上去。自然学科是我的薄弱环节，数学那时候低到二分，我从不看书，课堂上的讲学当然远远高于我的理解。教我们数学和自然课的老师是老派人物，数学老师是韦斯特比，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有一只手臂老是不停地扭曲翻转着。上他的课时，我把双腿放在桌子上和巴森聊天，这个韦斯特比，他那结实多肉的脸立时涨得通红，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吼叫我的名字。于是我把腿放下，等他转过身去，又继续和人讲话。自然课老师尼高，矮小瘦削，几乎像个干缩了的小老头，有一副魔鬼般的笑脸，打哈欠的样子却很孩子气，他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也有肌肉抽搐的毛病，一只眼不停地眨巴，肩头上下抽动，脖颈还会猛地往后一甩，他的这些动作活像在模仿一个让人受不了的老师，很搞笑的。夏季学期他穿一套浅色西装，冬季学期穿深色西装，有一次我看见他把教室里教学用的大圆规当成一把步枪使：我们那时正埋首做试卷，他从上方俯视着我们，把圆规的两条腿合并在一起往肩头上一扛，然后在教室里走走停停地兜圈子，脸上挂着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神经不正常吧？在他的课堂上我也讲话，讲的次数多了以至于后来但凡他听到教室里某个地方有人叽咕，也不管是谁在讲，“克瑙斯高”，他断然出声，同时把手掌举到空中：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座位上站起来，罚站一直到下课铃响。这倒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心里开始渐渐生出一种渴望对着干的反叛情绪，去你妈的，就这样了，怎么的。我忙着计划去给耳朵扎个眼，把脑袋剃成光头。自然学科，跟我有什么关系？数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去乐队里演奏，去享受自由，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不是我必须这样过的生活。

在这方面没有人与我达成共识，在这方面我是孤独一人，所以眼下看上去这不现实，它属于未来，而所有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无形的。

不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这都一样无所谓的。过去，在所有学科里我总是属于最优的那一部分人，总是乐意把成绩显示出来，但现在不再这样做了，我把这些优秀成绩视为几近是一种羞耻，它意味着你成天坐在家里埋头书本，耷拉着脑袋，这是失败者。挪威语就不一样了，是与作家和那些艺术家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这也不是能够光靠书本读出来的，这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情感、灵气、个人风格。

上课的整个时间里我坐在那里潦草涂抹一气，课间休息时在校门口抽烟，在这个循环里，天空和户外景色慢慢地展开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下午两点半最后一道铃声响起，我开始走回家，到我的小屋宿舍。这是12月5日，我生日的前一天，我满十六岁，妈妈将从卑尔根赶回家。我心里充满欢乐。和爸爸单独一起过的日子从某方面来讲倒也蛮不错的，他尽可能地与我保持距离，他住桑内斯我住城里，两地背道而驰。妈妈回来时这一切会结束，直到新年来临我们一家都将住在一起，有妈妈的存在，每天要和爸爸面对面的这一损失就几乎完全可以得到补偿了。我可以同她说话。和她讲什么都可以。对爸爸我不能说什么。不可能，我和他没什么可说的，除了那些具体的事，比如我到哪里去，我什么时候回来。

当我走回公寓，他的车停在外面。我进门去，整个走道里充满了烧烤的烟味，从厨房里听到一阵刀叉的碰撞声，还有收音机的声响。

我把头探进去。

“嗨。”我说。

“嗨，”他说，“你饿了吗？”

“是的，很饿了。你做了什么？”

“烤肉排。你坐下吧，马上就好。”

我走进屋里，在那张圆形餐桌前坐下。这桌子很旧了，我猜想那曾经是属于他祖母的。

爸爸把两块肉排、三个土豆和一小堆烤洋葱放进我的盘子里。自己坐下来，开始用餐。

“对了，”他说，“学校里有什么新消息？”

我摇摇头。

“今天你没学到点什么？”

“没有。”

“没有啊。”他说。

我们继续在静默中用餐。

我不想伤害他，我不愿意让他认为这是不愉快，他和儿子的关系不融洽，所以我坐在那里想我能说点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想出来。

他情绪不坏。没有动怒。但是他人心不在焉的。

“最近你去看过祖父祖母吗？”我说。

他注视着我。

“去过，”他说，“昨天下午去待了一小会儿。为什么你问这个？”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感到脸上掠过一道红晕，“我只是想知道。”

我已经用餐刀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肉都切下了。现在我举起一块骨头把它送到嘴里开始啃咬。爸爸的动作和我一样，也开始啃骨头。我放下骨头，把玻璃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谢谢晚饭。”我说，然后站起身来。

“是六点钟开家长会吧？”他说。

“是。”我说。

“你在这儿不走吗？”

“是这么想的。”

“那等我完事后路过这里带你一块走，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桑内斯。可以吗？”

“好的。”

当他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写一篇关于运动饮料的广告体裁的作文。门被推开了，来自城市的喧嚣骤然增高，门道里地板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的声音。

“卡尔·奥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走。”

我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放在旅行袋和书包里，两个包都装得鼓胀，因为下个月我要在家里住，很难确切知道我会用到哪些东西。

当我下楼梯时他瞪着我看。他摇了摇头。但他没有生气。是另外一种含义。

“家长会怎么样？”说话的时候我避开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些最糟糕的事他已经知道了。

“怎么样？好，那我就来告诉你。我被你的数学老师一场责难。发生的就是这事。韦斯特比，是叫这名字吧？”

“是。”

“为什么你不给我说这事？我可是弄得一头的雾水。真的是大为惊诧呀。”

“那，他都说什么了？”我说，同时开始穿外衣，因为爸爸保持着镇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说在上课时你把腿跷在桌上，不服从管教纪律，放肆无理，你上课讲话，既不读书也不做作业。再这么继续下去，他就完蛋了。这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有一部分是那么回事。”我说着直起身来，已经穿好了衣服。

“他说这是我的过错，知道吧。他数落我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在我站着的地方扭过身子。

“那你怎么说？”

“我给他顶回去，也给他一顿数落。你在学校的表现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但这自然很令人不快。这你明白的。”

“我明白，”我说，“对不起。”

“这没用。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开家长会，就这么定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们走出大门，朝汽车走去。爸爸坐进车里，在座位上侧弯下身，把我这边的车门打开。

“可以把后备箱也打开吗？”我说。

他没回答，但他照我的话做了。我把旅行袋和书包放进后备厢，小心关上车盖因为不想打扰他，他正在扭转车钥匙，我坐到前面的座位，把安全带从胸前拉过去，将插销在下端固定好。

“总而言之，这是让人难堪的。”爸爸说。他启动了马达。仪表盘亮了。我们前面的那辆车也朝着河下面的方向开出了一段。“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这个韦斯特比？”

“相当差劲。他不能维持纪律。班上没有人在乎他说的话，就没人听他的。他自己也不好好反省吸取教训。”

“在大学时他的考试成绩可是名列前茅，知道这个吗？”爸爸说。

“不知道。”我说。

车倒退了几米，绕上马路，然后掉转方向开始驶出城。发热的马达轰鸣着，轮胎上的小钉匀速地碾压着路面发出嗖嗖的声响。像往常一样他车开得很快。一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轻松地放在旁边的换挡杆上。我的肚腹内一阵翻腾，一股小小的喜悦之情在身体内散开，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从来没为我辩护过。他对那些有关我表现的批评从来没有选择过宽容。在每年暑假和圣诞假期前要交出学校的成绩册时，我总是一周前就开始提心吊胆。哪怕是对一丁点儿的缺点评语他也会怪罪我，对我暴跳如雷。开家长会也一个样。对最小的一点批评意见，如上课爱讲话或丢三落四等，会后他也会发泄一通怒气。更别说我拿着学校的条子回家的那些时候了。那是判决的日子。是下地狱。

是因为我快长大了，他现在才这样对待我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平等了吗？

当他坐在那里凝视着前方，我们的车沿着道路嗖嗖往前奔的时候，我真想看着他。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得说些什么，而我无话可说。

半小时后我们开上了最后一道坡路进入了房子前面的院落。爸爸没有熄掉引擎，下了车去打开车库门。我朝前门走去开了门锁。想到行李，我又折回来，那时爸爸正关掉引擎，红色的后车灯闪烁着。

“开下后备厢？”我说。

他点点头，把钥匙又插进去一扭转。车盖像鲸鱼尾巴那样往上掀起，它踫了我一下。当我走进屋里，马上就觉察出他做过清洁了。闻到一股绿肥皂的气味，房间也整理过了，地板锃亮。楼上沙发上的那些干猫屎蛋子不见了。

他自然要做清洁了，因为妈妈即将回家，即使是有很具体的理由，他也不会为自己这么大扫除，因为他那里一向就是个杂乱邋遢令人觉得不舒畅的地方。现在我感到轻松多了。家里又恢复到以前的井井有条。不是因我个人心里的纷乱还是其他的什么，还有更多的因素，我受到了干扰，特别是这种干扰还不止一种。这个秋天他身上发生了些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只有他和我在一处，显而易见，也不仅仅是这个。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人拜访我们，除了自家人。他唯一认识的是同事和邻居，这就是说，在特罗姆岛那儿是这样，这里他连邻居也不认识。妈妈搬到卑尔根学习后几个星期，他把几个同事叫到桑内斯的家里来，他们要搞一个小聚会，他问我那个晚上是否可以到城里去住？要是我觉得孤单，我总是可以到祖父祖母那里去的，只要我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是这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那天上午他路过那里给我带了一袋子吃的，烤好了的比萨饼、可乐和炸土豆卷，我可以在电视跟前吃。

第二天上午我乘公交车去扬·维达尔那里，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然后继续乘车回到家里。门锁上了。我打开车库看他是出去散步了，还是开车走的。车库是空的。我又回到屋子跟前开了门锁。在客厅的桌上立着几个酒瓶，烟缸里栽满烟头，虽然没清理打扫但看上去还不至于太糟糕，我想他们一定搞了一个小派对。立体音响通常是放在上面的仓库里，但现在放在壁炉旁边的一个小桌上，我在那一小堆唱片跟前蹲下来，部分唱片靠着一根椅子腿，另一部分散放在旁边的地板上。我记得这些唱片他听了有许多年。平克·弗洛伊德，乔·达辛（Joe Dassin），艾嘉（Arja Saijonmaa），约翰尼·卡什，猫王，巴赫，维瓦尔第。最后那两盘他一定是在派对前或者是在这天早上听的。其他音乐也不是特别适合这种聚会。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洗碗槽里有些没有洗刷的杯盘，打开冰箱，前排有几瓶白酒和一些啤酒，几乎都空了。我走上二楼的楼梯。爸爸的卧室是开着的，我朝那里走去，进到屋里。妈妈卧室里的床也搬进来了，和爸爸的床并靠在一起。因为喝酒，他们的聚会一定是很晚才结束，房子的位置较偏远，坐出租车进城或是去爸爸工作的地方文内斯拉都不便宜，有人在这里留宿。我的房间没动，我把我要带走的东西装好，又折身回了城里，虽然我是计划来这里过夜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某种陌生的痕迹。

还有一次我回到那里去，没有事先打招呼，那是个晚上，在训练完以后我懒得再回城里，队里的汤姆开车把我送到家。在厨房的灯光下我看见爸爸坐在桌前，一只手托着头，面前放了一瓶酒。这也是个新情况，他以前从未喝醉过，至少我在这儿的时候，至少不是独自一人。我现在看见了，我不想他知道我看见他了，但又不可能返回，于是在门前故意使劲地跺着踢着靴子上的雪，把门猛地一下打开，又将它重重地关上，让他毫不怀疑我是刚刚走进来，我把浴室里的两个水龙头一起打开，坐在里面等了几分钟。当我走进厨房时，那里已空无一人。空玻璃杯放在案桌上，空酒瓶放在水槽下面的柜子里，爸爸回到了他住的粮仓下面的那套房间里。好像这还不够神秘不解，在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看见他开车经过索尔斯勒塔的那家商店，那天最后三节课我逃课了，在晚上去谢维克训练前我到扬·维达尔那里去了一趟，当我坐在商店外的长凳上抽烟时，爸爸那辆鼻涕绿的阿斯科纳开了过来，这不可能看走眼的，车继续向前开走了。我扔掉手里的烟，倒没有理由躲起来，当车开过去时我直直地盯着它，甚至举起一只手打了个招呼。但他没看见我，他在同旁边坐着的那人讲话。第二天他到我的住处来时，我跟他提起这事，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他们一起有个项目，放学后在我们家工作了几个小时。

总之在这段时间他跟同事有许多接触。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在霍夫登有个讲座，他参加的聚会次数比我能记起从前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肯定的，那是因为他感到无聊乏味，或者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待着，我为此感到高兴，那时候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他，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用一个即将长大成人者的眼光，在那一瞬间我真愿意他周围有许多朋友和同事，就像其他人那样。同时我又不喜欢这种改变，这使得他不可预见。

事实上他在家长会上破例替我辩护的事，就属于这个未预见的范畴。对，这或许是其他所有事情当中最显著的一件。

我把衣服从行李中拿出来放进衣柜，把唱片一张张放进书桌上的唱片架子上，学校的教科书收好摞成一叠。房子是19世纪中叶的建筑，所有的地板都发出吱嘎声，这些声音在所有的墙壁间飞跑，所以我不仅仅知道爸爸就在我下面的客厅里，还知道他也坐在沙发上。我本打算读完《德古拉》，但感到在没有把我和爸爸之间的状况落实以前我是没法静下心来读书的。结果自然是他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同时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下去对他说，“嗨，爸爸，我坐在上面看书呢”。“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个”，他会问，或者至少心里会这么想。但眼下的这种别扭的状况应该改变，于是我走下楼梯，去厨房里转了一圈，或许有什么吃的东西？当我要走进客厅的最后几步时，看见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我的那些旧连环画册里的一本。

“你晚上不吃点什么吗？”我说。

他抬起头很快地望了我一下。

“你自己吃吧。”他说。

“好的，”我说，“那，完了以后我就坐在上面的房间里了。”

他没有回答，在沙发旁一盏灯的光线下继续看他的《秘密特工X9》。我切下一大块香肠，在书桌旁坐下吃了起来。我想起了，他一向是很难得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的，妈妈一定在卑尔根给我买礼物了。可是生日蛋糕他得准备吧？他想过这事了吗？

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家里了。爸爸去机场接的她，当我走进屋里时他们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肉在电炉的烤箱里烤着，吃晚餐的时候桌上点着蜡烛，我得到了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和一件妈妈在卑尔根买的衬衣。她逛遍了卑尔根的商场就想替我买点什么，找到了这件衬衣，虽然她觉得不错同时认为我会喜欢它，但我是不会穿这件衣服的，只是不忍心说出口。

我穿上衣服，我们在客厅里吃蛋糕喝咖啡。妈妈心情很好，她不止一次地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英韦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恐怕圣诞前夕才能回来，他说，到那时我会得到礼物的。我去训练了，当我晚上九点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仓库的房间了。

我很希望同妈妈单独谈谈，但看上去没有机会，于是我等候了一会儿就去睡了。第二天学校里有考试，这最后的两周里考试很多，我都早早交卷，进到城里去逛唱片店，或是去咖啡馆，有时同巴森一起，有时同班上的一些女孩子一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巧合，不可能理解成我是在竭力地想与他们傍在一块儿。与巴森在一起是不错的，我们开始有点彼此接近了。有天晚上我和他待在一块儿，我们只是在房间里听唱片，但我仍然满心欢喜，我有新朋友了。不是乡下佬，不是重金属粉丝，而是一个喜爱Talk Talk、U2、水男孩（Waterboys）和头部特写（Talking Heads）的乐迷。巴森，或者赖德，他实际上应该叫这个名字，栗色头发，容貌英俊，对女孩子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从来没有做出一副卖弄和自以为是的样子，因为在他的天性里没有炫耀的光辉，没有自我陶醉，他从未获得过他可以获得的位置，但这也不是出自他的羞怯，更多的是一种郁郁沉思及他的一种自我内省，他总是退后半步。他从没有完全释放过，显示他的真面目。是因为他不愿意，还是他不能够，我不明就里，不过通常应该是二者皆有吧。但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事物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这方面我想到的领域，比如说政治，可以从谈一种政治立场自然而然地转向另一个话题，说到鉴赏的口味，从一个喜欢的乐队可以让人进一步转换到自己也喜欢的风格相近的其他乐队；谈及人，我就从来没法从其他人论及的话题内容中摆脱开，他却有独立的思想，说出自己的观点，做出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个人特质的判断。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夸，相反地，你必须要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才能进一步地接触。这不是他使用的手段，不过这就是他。能把巴森称为自己的朋友，我为此感到骄傲，这不光是他知识的丰富，也不只在于友谊本身，当然也是，但最重要的是，想象到他的好声誉也会给我带来好处。也说不上什么真正的好处，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一点是明显无疑的：要是一个人被排拒在外，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人能带他进去，至少当一个人是十六岁的年纪时。在这种情况下，被排绝在外不是一个抽象比喻，而是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我周围有好几百个与我同龄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我就不能进到他们可以进入的圈子。每个星期一我很害怕所有人会提的这个问题，即：“你周末都做了些什么？”可以说一次“在家看电视”，也可以说一次“和一个伙伴在房间里放唱片”，但人们当然愿意说出些更好的消磨周末的方式，要是他不愿意失去与其他人的联系。有的人与人接触，从第一眼就被人划出了圈外，然后一直延续整个高中阶段，我绝不愿意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多事天天围绕我们发生，我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要被他们邀请去参加聚会狂欢，要和他们一起去城里，要过他们那样的生活。

这最大的测试，一年里最大的狂欢，就是新年聚会。最后这几个星期到处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巴森要到他在尤斯特维克认识的朋友那儿去，完全没有任何可能让我粘着一块儿去，于是直到圣诞前学期结束时，我没有得到邀请去任何地方。圣诞节到新年前夕，我同扬·维达尔坐在一起，讨论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他住在我们下面四公里远的索尔斯勒塔，这个秋天他要开始职业高中的糕点制作专业。我们想要去参加聚会，想喝他个酩酊大醉。关于最后这个喝酒的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在少年足球队踢球，那里的守门员，汤姆，他可以办成这件事，对替我们买酒的事他不会反对。至于这个聚会，相反地有点……九年级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附近一栋房子里搞聚会，都知道是属于那些有点不正经的、多少带点违法性质的狂欢，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与其那样我宁愿待在家里。也找到了我们很熟的一群人，这些人当中一些和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些是在一起踢足球的，但这也不在考虑之内，聚会地点在哈姆雷桑登，而我们也不在邀请之列，即便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混进去，在我们眼里这也不是上策。那些住在特韦特，读职业学校或是工作了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车，车的座位铺上了毛皮，在前车窗的镜子那儿挂着德国产的飘着香味晃来荡去的装饰物。可我们没其他的选择了。我们必须得被邀请参加新年派对。还有，到了大约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人们都出来，聚集在空地或是十字路口，点燃烟火让它飞升天空，欢庆新年的到来。这不需要任何邀请都可以加入的。我知道许多学校里的人要在瑟姆地区搞一个聚会，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那里呢？于是扬·维达尔想到了在我们乐队里的鼓手，住在霍内斯的一个八年级生，他说过他要去瑟姆参加新年聚会。显然这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后来两个电话就把一切搞定了。汤姆替我们买啤酒，我们将和八、九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他们的一个地窖里的客厅到午夜，然后出外到路口那里人们聚会的地方去，找到自己学校认识的人，和他们混在一块儿度过整个晚上。这是个好计划。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在走过爸爸妈妈旁边时我说我被邀请去参加新年聚会了，是班上的一些人在瑟姆搞的一个聚会，我到那里去可以吗？我们家也是有晚宴的，祖母祖父都要来，还有我爸爸的兄弟居纳尔和他的一家人，但无论妈妈还是爸爸都没有反对我去。

“那，真不错啊！”妈妈说。

“可以的，”爸爸说，“但你得一点以前回家。”

“这可是新年前夕啊，”我说，“不能是两点吗？”

“好吧，那就两点，但不能两点半。明白吗？”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我们骑车去赖恩斯勒塔的商店，汤姆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把钱给了他，然后各自拎了一个装有十瓶啤酒的袋子回来。扬·维达尔把它们藏在他家外头的花园里，我骑车回了家。爸爸妈妈为着晚上的家宴能像个样子，正在家里全力以赴地打扫整理屋子。外面起风了。我在房间窗前站了一会儿，看见旋转飞舞着的雪花在眼前飘过，灰色的天幕仿佛在树林里幽森的树木间沉落下了去。我放上一张唱片，打开我正在读的一本书，在床上躺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妈妈的敲门声。

“扬·维达尔的电话。”她说。

电话在在下面放置衣帽柜的屋里。我下楼走进那屋，关上门，一把抓起听筒。

“怎么啦？”我说。

“出大事了，”扬·维达尔说，“那个该死的莱夫·雷达尔……”

莱夫·雷达尔是他哥哥。他二十好几了，开一辆加大马力的欧宝阿斯科纳，在博恩的一家实木复合地板厂工作。他的生活不是朝向西南方向、朝着城里，像我们家和其他绝大多数人家一样，而是朝向东北方向，朝着比克兰和利勒桑，和他这个年纪的人我完全没有过交往，知道他，但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留着小胡子，经常戴着一副飞行员的那种墨镜，但并非从上到下看上去都真的很霸气彪悍的人，他的穿衣打扮很有绅士风度，但为人行事却是反其道而行。

“他干什么了？”我说。

“他在花园里找到了装啤酒的袋子。于是该死的他就对我不依不饶。这个烂鸡巴。他妈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居然给我一顿臭骂，他说我只有十六岁，接下去没完没了地说了一大堆。然后他要我告诉他是谁买的啤酒。我拒绝了，那是肯定的。这跟他有他妈屁关系。于是他说要是我不说出这个名字他就要告诉我爸。十足的伪君子，这王八蛋。那，我就只好说了呀。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你知道这混蛋要做什么？”

“做什么？”我说。

在劲风里雪像一层轻纱从仓库的屋顶上倾斜而下。从一楼的窗户里透出柔和的灯光，几乎是充满神秘地向这一点一点加深的暮色里弥漫。我模糊地看见里面有一个晃动的身影，这一定是爸爸，我想，我相当地肯定，在下一秒钟他的脸部轮廓在窗户前出现，他直直地看向我。我垂下目光，把头稍稍侧在一旁。

“他强迫我坐进车里，带着那两个啤酒袋子直接开车去了汤姆那里。” 0mOGBC2FafIoiqwdDS8LJGq8cgeZpMowTiWE1t5j/IfiA8YDcOxQxJnWab4izH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