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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着江风，仰头看云，内心被彻底清空，身子好像浮在白云之上。
找到道里公园附近的裴家，坐在一楼宽大的客厅里，裴夫人说三郎一早就出门找我去了。她不停打量着我，目光最后落在我那双冬天的棉拖鞋上；她那三四岁的女儿也盯着我看。我不自在极了，手掌不自觉地在肚子上抚摸着，木讷得找不出一句多余的话，只希望三郎早点回来。
沉默了一会儿，裴夫人嫌恶地看了我一眼，起身说：“你歇会儿，三郎说不定在回来的路上。”说完，牵着小女孩的手上楼，嘴里嘀咕道，“来了个哑巴叫花子……”
三郎终于回来了。
晚饭后，他带我来到道里公园。挽着他的手，缓缓走在湖岸边，我这才切实感到重返人间。到处是积水，成群的蚊子围在身边“嗡嗡”地飞着。在湖心亭里，倚着三郎，背靠栏杆坐下来。这一刻，我仿佛等了一万年。一轮即将圆满的月升了起来，在浓密的树叶间洒下细碎的月影。
“三郎，这就是你给我写诗的地方？”
“嗯！明天你也可以坐在这里写诗了。”
我哽咽道：“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撑不到今天。”
“对不起，今天与你错过，让你受那么大的惊吓。昨天就想来旅馆，却连乘船的钱也没有，想起箱子里还有一件宪兵制服可以当掉，拿到街上，当铺却都关门了。今天，诓了一个船夫把我送到东兴顺，却发现你已不在。”
我说这样的时候能被人惦着，就已经非常满足。他安慰说一切都已过去，并感叹生死太无常，昨天决堤到现在已死人数千，我们彼此珍惜，都好好活着。我将头埋进他的怀里，树叶被风吹动，他打了个寒噤，将我抱得更紧。四周一片寂静，月下到处是积水的亮光，寒凉越来越重，他搀着我往回走，两条褴褛的身影拖在身后。
三郎将他在二楼的房间让给了我。窗外传来鸟鸣，醒来发现小腿上布满了被蚊子叮咬的红包，钻心地痒。这算不得什么，站在窗前伸个懒腰，无比惬意。对面套间传出鸦片烟久违的香味，还有裴馨园夫妇躺在烟榻上那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我生生遏抑住关于鸦片的记忆，来到外间，只见三郎弓着身子，上身蜷缩在一张藤椅里，双腿搁在一张凳子上，鼾声均匀。我久久注视着他，心中溢满幸福，鸦片的味道闻不见了。我用手轻轻捏着他那笔直立起的脚板，被爱意点燃的欲望在体内奔突。我沉浸在想象里，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见裴馨园的女儿嚷道：“妈妈，你看！”紧接着传来裴夫人的大声揶揄：“你们两个，用手握住脚，这握手礼是东洋式的还是西洋式的？”我连忙拿开自己的手，低头坐在那里，羞愧难当。小女孩学着妈妈的话：“东洋式的还是西洋式的？”
“你爸也真是，阿猫阿狗都往家领。”裴夫人嘀咕道。
我和三郎的确如同流浪的猫狗。为了尽量不打扰裴家人的生活，白天我们尽可能少地待在屋子里。洪水退去，三郎牵着我的手，漫无目的地走在中央大街上。他那件粗布学生装的领口、袖口都已磨破，下身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灰色西裤，脚上还是那双破皮鞋；我仍是棉拖鞋加褪色蓝大衫，肚子越发隆起。走在这条街上，我俩自是最吸引路人目光的所在两个原本应该蹲在街角的人，竟然走到了街上。
三郎和裴馨园出门了，家里只剩下我和裴夫人。坐在床边发呆，见她进来，我起身喊“嫂子”。她在对面坐下，脸上挂着极不自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说：“跟你说件事儿……”
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惶恐，紧张地看着她。
“怎么说呢……你俩最好不要在大街上走了，在家里可以随便，街上人多，很不好看呢！认识我们的朋友多，谁都知道你俩住在我们家，人家讲究着，很不好听。如果不是住在我们家，好看不好看，都跟我们没关系。我家老裴又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低头捏着衣扣。
傍晚，终于听见三郎那“噔噔噔”上楼的脚步声，我起身迎他。一个人待了一天，他担心我腻味了，兴冲冲地拉着我的手说到外边走走。然而，因为裴夫人的话，中央大街已成了我的心结。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他来到了街上。
人们都穿上了夹衣，秋风吹过，我和三郎都缩了缩肩膀。我几乎迈不开步子，沮丧而焦烦。他有所觉察，关切地问怎么了。不等开口，泪水便在眼眶里打转。在街边一个稍微僻静的木椅上坐下，听我说完裴夫人的那些话，三郎眼里满是愤怒：“穷人就不能恋爱？”我说那显然是裴先生的意思。
“穷人恋爱也要遭到笑话？我一定要问问他！”
“千万别问，咱们毕竟寄人篱下。往后尽量不来街上就是。”
他看着街对面，咬着牙根：“去他妈的，怎么就不能上街？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歧视。这不，那就是他，我去当面问问！”
裴馨园夹着皮包，在街对面正往回走，三郎大步上前拦了下来，面对面说着话。三郎神情激动，裴馨园打着手势，很无辜的样子。过了一会儿，裴馨园继续往前走。三郎跑回来，重又坐在我身边，说老裴并不知道嫂子对我说了那些话，错怪他了。我假装释然，靠在他的肩头，茫然打量着这条时尚的街。
从中央大街回来，老裴一家已经睡下了。三郎扶着我一步一步摸黑上楼。我按着肚子，艰难迈步，眼泪不停滚落在黑暗里。
裴夫人带着女儿搬走了，留下老母看房子。
炕上的被褥亦被带走，我头枕包袱，躺在土炕的砖面上，三郎蹲在地上，轻声问，痛得好点了吗？来不及回应，一阵剧痛袭来，我用力按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吃力地侧过身子，额头沁出大滴的汗珠，我不停地在炕上打滚。阵痛间隙，感到脸上有些板结，一抹满是泥迹。炕砖上的尘土和着汗水、泪水糊了我一脸。外边下起雨来，三郎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急忙转身跑下楼去。
我一个人在炕上绝望地翻滚，雷雨声淹没了我那痛苦的喊叫与呻吟。疼痛减轻了些，感到口渴，将手从肚子上拿开，撑着炕面爬起来，拿起桌上那杯水，刚送到嘴边，一阵剧痛，双手赶忙捂住肚子，水杯掉在地上裂成碎片。弓下身子，我随即跪在炕边，不停喊叫着。老太太站在门口唠叨道：“太不成样子，又不是旅馆。住进来就不走……”
我努力直起身子，挣扎着爬上炕，将肚子压在砖面上，痛苦地呻吟着。不知过了多久，三郎浑身透湿地跑进来，将我抱到停在大门口的那辆带蓬马车上。
街上没什么人，低洼处的积水在月光的照射下片片白亮。我依偎在三郎怀里，紧紧捏着他的手。越来越痛，我撕扯着头发。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催着车夫。马车的速度加快，转到一条漆黑的街上，积水接近马肚，不管车夫如何扬着鞭催促，那马却只在水里打旋转。
“水太深，别催，怕走进阴沟里！”
三郎惶恐地看着前面，声音有些颤抖。说完，跳进水里，拉着马勒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水面晃动着一片银色的月光，我瘫软在车厢里。三郎那牵马月下蹚水的背影，让我忘记了疼痛，成了我此生难以消抹的记忆。
又梦见自己无助地站在一片大水里，大声喊着“三郎”，睁开眼发现他就坐在床边，正握着我的手。
“我在这儿，别怕！”
他替我擦掉额头的汗水。待我完全醒来，他告诉我这里是哈尔滨市立医院，我整整沉睡了两天，动不动就惊叫。他两眼布满血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老是梦见马车在水里打转，害怕极了，想睁开眼睛就是醒不了。
“亲爱的，都已经过去了。你生了一个丫头！”
我平淡地“哦”了一声，只是感到疲乏，对一切都不关心，包括那孩子，还有面前的三郎。跟他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等他一走，我又合眼睡去。到了第三天，却再也难以安睡，奶子胀得坚硬，生疼。这新鲜的经验时刻提醒我，自己已是一个母亲。
两个看护妇推着婴儿车一前一后走进来。左右两床的产妇，分别接过自己的孩子，脸上洋溢着喜悦。我的孩子也被推了进来，我却不由自主地对推车的看护妇不停摆手，断断续续地说：“不要！不……不要……我不要……”
她诧异地站在那里，病房里的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我拉起被子蒙上脸，听见那孩子又被推了回去。两天后，别的产妇和孩子都被家人接走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医院等着三郎交上那十五元住院费才肯放人。怕被庶务看见，他每天只能翻墙进来看我。
满墙明亮清朗的月光，我被奶水胀醒，将它挤掉后，却再也无法入睡。婴儿的哭声从隔壁隐隐传来。那一定是我的女儿在哭！五天了，我没喂过一口奶水。大水后蚊子多，此刻是否也在她身上、脸上爬？她冷吗？我的身子开始打颤，扶着床沿，走到墙边，将耳朵贴在洒满月光的白壁上，想听清那渐渐微弱的哭声。迷幻中，我感觉自己穿越了那厚厚的墙，来到她的小床前，像天底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哄她：“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了吗？”
那孩子的咳嗽声将我从梦幻里惊醒。躺回床上，片刻过后却又梦见三郎突然闯入病房，不由分说抱起我，穿过墙壁，逃了出去。住院费不用交了，孩子也不要了。我还梦见孩子做了医院院长的丫鬟，不久被他打死。我一次次被这些幸福、可怖的梦惊醒，一身冷汗地坐起。我冀望即刻摆脱一切困扰，毫无负累地开始与三郎的全新生活。静夜里，婴孩那悠长而稚嫩的哭声再次清晰传来。我再也无法入睡。一面月影婆娑的墙就这样把我们母女隔成了两个世界。我可怜的孩子！
第二天上午，一个穿着素净旗袍的中年女人坐在床沿，絮絮叨叨地说：“小丫头长得真招人稀罕，就是饿成那样儿，太让人心疼，再这样下去，恐怕保不住。”
新进来的两个产妇在一旁凄然地听着。
“抱去吧，别再说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用被子蒙着头，哭出声来。只听那女人说：“都是做女人的，谁也舍不得自己的骨肉，我不能做这让母子两离的事儿。”怕她离开，我掀开被子，眼泪还挂在脸上：“我实在养不活这孩子，我舍得，你抱去吧！”
她马上说：“你放心，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
她朝门口走去，我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泪水从指缝溢出。三郎拎着饭盒来到床前，听我说完刚才的一切，满脸惊讶，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现在没有负担了。三郎，咱们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我想早点离开这里，住院费……”
他紧握着我的手：“住院费你不用操心。那个庶务天天拦在门口要钱，我自有办法对付。安心静养几天，就接你出去。”
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八月节快到了，月亮一天比一天圆。一阵风过，窗外的大树摇动着细碎的月影，洒满室内的墙壁和地面。远处又传来若有若无的婴儿啼哭。我惊慌地坐起来，侧耳细听，哭声又没有了；等到再次躺下，没多久哭声又远远传来，再次坐起倾听，那声音又消失了。我索性坐起来，呆呆注视着对面墙上的树影出神。感伤的长夜在思前想后中渐渐退去，隐约听见隔院的鸡鸣。
肚子又开始剧烈疼痛，对面的医生办公室传来围棋落子的声音。医生不理会，看护们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三郎来到床前。额头又渗出汗来，我害怕会失去这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拉着他的手说：“太疼了！三郎，我会死在这里。”
“有我在，你不会死！”他站起身问身边那个较年长的看护，“大夫呢？”
这时对门两个医生因悔棋而高声争执着。三郎恼怒地说病人都这样了，他们还有心思下棋，让看护再去请请。看护出门后，他蹲下身子帮我揩去泪水：“大夫就来了，你忍耐些！”
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喊出来，看护回来说医生也没有办法，除非打特别的止痛针，但得用现钱。不等对方说完，三郎大步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对面便传来棋盘被踢翻，棋子撒地的声音，接着便是一个男医生的高声责问：“你是强盗吗？这样不懂礼节？”
“礼节？哼，对一个冷血东西，讲什么礼节？”三郎高声回应。
争吵声时大时小，我惶恐地听着那边的动静，早已忘了疼痛。
如山洪暴发一般，陡然传来三郎的怒吼：“你听着！今天如果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死在这里……我会杀了你，杀了你全家；杀了你们院长，你们院长全家……我要杀了你们医院的所有人来抵偿……我就等着你给我医！”
接着便听见刀插桌面的钝响。
医生的冷淡还是因为我们没有钱。过了一会儿，三郎手持匕首回到病房。他将匕首放在床头柜上，轻抚着我的脸，说：“廼莹，别怕！”
看护开始给我打针，招呼我吃药。我刚躺下，医院的庶务走进来，满脸堆笑地对三郎说：“大夫说了，病人昨晚受了点凉，没什么大碍。你陪她在病房躺一会儿，下午就请把她接回家静养，住院费不用缴。”
“咱们又闯过了一关！”庶务一走，三郎看着我说。我的泪珠滚落下来。
正午，三郎搀扶着我走出医院。一阵风过，我裹了裹他那件破旧的宪兵制服，抬头看看飘在空中的树叶，再看看身边的男人：
“三郎，我们该去哪里？”
转折向上的扶手是那样漫长……
我双手攀在上面，一级一级抬腿向上走。两条腿不停打颤，上了几级台阶，双手也开始颤抖，喘着粗气，满脸冷汗，虚弱得如同一片风中的草叶。
新城大街这间由俄国人开设的欧罗巴旅馆，价格比涨水前翻了一倍。一个中国茶房低声告诉我们三楼还有一间便宜的阁楼，不过老板对住客比较挑剔。三郎用眼睛示意我赶快上楼，自己拎着柳条箱冲在前面。
如果没有裴馨园那五块钱，今晚我们都不知道睡到哪里。从医院回到裴家对我来说如同跋涉，几乎耗尽了所有气力。在二楼那铺曾经翻滚过的土炕上刚刚坐下，裴馨园的小女儿交给三郎一个信封转身跑开了。除了一页信笺，里边还有五块钱。展开信笺，三郎低头不语，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坚毅地说：“走吧，老裴顶不住家人的压力，要我们搬走。自然也是他自己的变相逐客令，经济上不平等，我们做不了朋友。”
其实，小女孩进门那一刻，我就已然明了。见我实在走不动，他下楼叫来一辆马车载着我们，还有他的全部家当一只柳条箱，来到这里。
终于爬上阁楼，我偎在被垛上，身子瘫软得如同一摊泥水，抬手用袖口擦擦汗水。三郎将柳条箱和一个长纸卷塞进床底，起身问：“你哭了？”
总算可以单独在一起，想起在裴家的屈辱，我说：“为什么要哭呢，是汗水，不是眼泪。”喘息甫定，我虚弱地笑笑，定神看看小屋：四壁和斜屋顶一片洁白；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只带扶手的小藤椅；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套，白色的桌布；一扇小窗，高高嵌在墙壁上。屋子很小，躺在床上就可以摸到桌子、藤椅，还有房门。旅馆、小屋，早已成了我的创伤，在大水中逃离的刹那，就想此生再也不愿意回到这样的空间里。但是，有三郎在，这简单洁净的小屋，给了我全然不同的感觉。拉开被子，我刚刚和衣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
三郎拉开房门，一个身材高大的俄国男人站在门口极不信任地打量着他，显然觉得我们住不起这样的旅馆，催促道：“你的房钱，给！”三郎连忙关上房门，站到门外跟他讨价还价。
“每天两元。”
“不是包月三十吗？”
“那是涨水前，现在六十。”
“给你两元。”
“你，明天搬走。”
“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我迷迷糊糊听着，中间感觉三郎进屋从床底拿了那个长纸卷又出去了，接着便听见他压低声音吼道：“你，快给我滚，不然，宰了你。”没听清那俄国人说了什么，我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小屋有些暗淡。我对靠在藤椅上打盹的三郎说想喝水。他下楼倒了一牙缸白开水送到我面前。喝了几口热水，感觉好多了，拍拍床沿，示意他坐过来说说话。他摸摸被褥和枕头，满足地说原以为从医院出来又要睡空砖炕，没想到有被褥，还有枕头。我也是这么想的，看着斜屋顶，长长舒了口气。
又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包着花头巾的白俄女茶房，生硬地问：“铺盖，租吗？”见三郎点头，她便伸出右手，“五角钱一天。”
我立马爬起来，跟三郎同声说：“不租！不租！”
俄国女人二话不说，麻利地将被子、软枕、床单还有桌布都扯了起来，一股脑儿夹在腋下离开了。如同被洗劫，小屋即时变得凌乱晦暗，床上只剩下一张草褥，木头桌面上到处是黑点和白色的斑圈。我们霎时愣住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沮丧，颤抖着双腿，从床底拖出柳条箱，拿出三郎的被子放在草褥上：“铺盖一天五角，也太贵了！”
“就是。他妈的老毛子，抢钱哩！”
我摸摸草褥：“没有床单，咱们就只能睡这个。”
“先将就将就，有了钱，马上买！”
晚饭是黑列巴蘸白盐。桌上铺着一张白纸，上边堆着一小撮白盐面，满满一牙缸白开水，在一旁冒着热气。我俩围在桌旁，各自撕下一小块黑列巴，蘸一下盐面，然后一脸幸福地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几下，再轮流拿起牙缸。见我将最后一小块列巴送进嘴里，他问够吗，我欢快地回答，够了！他将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也送进嘴里，拍拍双手，边咀嚼边说：“我也够了！”
我起身收拾桌子。三郎打来一盆水，赤裸着上身，蹲在地上洗脸。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闯进三个身穿黑制服，挎着手枪、长刀的“满洲国”警察。两个挎刀的警察不容分说上前架住三郎的左右胳膊。来不及擦拭，他的脸上、手臂上满是水珠。不知发生了什么，巨大的恐惧，将我那刚刚生出的幸福驱赶得一干二净。佩枪的那位从床底拉出柳条箱，打开翻了一阵，起身对三郎说：“旅馆报告，你带有枪支。快老实交代，枪呢？”
他一愣，立即镇定下来。不等他开口，佩枪警察发现了床底那个长纸卷，拿在手里，抽出一看才知道是口宝剑。他对三郎抖动着剑柄上的红穗头：“这东西，哪来的？”见三郎不言语，便说局子里走一趟。三郎争辩：“没犯事，凭什么？”佩枪警察温和下来，朝另外两个黑衣人看了一眼，他们松开了三郎的胳膊。
“是场误会，旅馆经理以为报纸里裹着一支长枪，赶到局子里报案。不过，日本人要是发现有宝剑，你也非吃亏不可。如果认定是大刀会的，那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儿。为了安全起见，宝剑我拿去保管一晚，你明天来取。”佩枪警察说。
三个黑衣人走了，街灯映照在小窗上。我们和衣躺下。我感慨到底是中国人，那三个警察比日本宪兵可是强多了。三郎没吱声，把脸侧向一边说：“睡吧，明天还得出门筹房钱！”
一早，三郎就走了。
对面和左右房间的门上，都挂着又圆又大的列巴圈，牛奶瓶规规矩矩地放在门口。那些住客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而这一切跟我们无关。
漫长的一天终于在等待中过去。
拉开电灯，坐在床沿，胃肠开始鸣叫，我不由自主地摸摸肚子，留心着门外的动静。楼道不时传来硬底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咚咚”声，还有高跟鞋响亮而急切的脚步声。看看头顶的小窗，雪花飘舞，有的落在窗玻璃上，即刻融成水珠。小窗上出现一道道水纹，如同在哭。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去年这个时候，我跟着汪恩甲住进了东兴顺旅馆。软底鞋的“嚓嚓”声在门口停了下来。
“三郎回来了！”
我连忙起身开门，一股饭菜的香味冲撞着我的鼻子，别的房间传出快乐的笑声，还有男男女女用俄语高声交谈的声音。一个中国茶房站在门口问是否包夜饭，每份六角，包月十五元。我毫不迟疑地摇摇头，赶紧关上门。我要把那饭菜的味道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那是难以忍受的引诱和折磨。我将耳朵贴在门板上，继续仔细听着外边的动静。熟悉的脚步声一点点切近，不等敲门，我就迎了出去，果然是三郎！
他疲累地坐在草褥上，身上的夹衣大片大片被洇湿，裤管拖着泥巴。赶紧帮他脱下鞋子，鞋底已经磨穿，袜子早已湿透，我催他快上床暖暖。他拉过被子，靠在桌角，将脚伸在被子外边。我兑好热水，绞了热毛巾，蹲在地上，捂住他那冻得通红的脚掌。
“饿了吧？”
我有孩子般的委屈，小声说：“不饿！”声音却不由自主地有些哽咽。怕他看见我眼里的泪水，我的头低得几乎碰到了他那冰凉的脚掌。他摸出几个铜板，沮丧地说只借到一块钱，要留着应付房费，让我拿着这几个铜板买几个馒头回来。
牙缸又冒着热气，我们就着盐面啃馒头。一天，就指望着这一刻。馒头吃完，我们又在重复昨晚的对话。他问够不够，我笑着说够了。问他，他同样说够了！
天还没完全亮，楼道里的灯已经熄灭。
从厕所出来，我发现与刚才不同的是，各个房间的门上又挂着散发浓郁麦香的列巴圈，似乎比昨天早晨看到的还要大还要圆！装满牛奶的白色奶瓶依然放在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艰难地挪着双脚，磨蹭到小屋门口，仍扭头痴痴盯着对门。
轻轻推开房门，三郎仍在沉睡，鼻息均匀。我到底躺回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满是列巴圈、牛奶……牛奶、列巴圈……所有关于食物的记忆全被唤醒。
小时候，老胡家的鸭子掉到井里，捞上来后，爷爷要了来，用黄泥巴一裹，烤熟了给我吃。那以后，我便将鸭子往井里赶。祖母经常咳嗽，老厨子为她做川贝母烧猪腰，她每次都分给我吃。我还带着小伙伴们在冯歪嘴子里的磨坊里烧鸡蛋吃……
睡意全消，我坐起来，门外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对自己说：“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便是偷，那就偷吧。太饿了！”
我的意志控制不了自己，轻轻下床，蹑手蹑脚走到门边，轻轻旋动门把手，将头探了出去。对面、左右房门上的列巴圈仍然在离我那么近！天快亮了，一瓶瓶乳白色的牛奶看得真真切切。脸皮发烫，心脏“咚咚”地急跳。轻轻关好门，将脸贴在冰冷的门扇上，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小屋明亮了些，街上传来马蹄声、车轮声，我双手紧抱胸膛，低头犹豫着。一个声音在耳边回响：我饿，这不算偷。我再次拉开门……
“别犹豫了，偷就偷！”
我觉得安慰胃肠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此刻，三郎是我的敌人，母亲如果在，也是我的敌人，全世界都是我的敌人。饥饿驱遣着我的双腿，而羞耻又如同绳索死死拽着我。小时候，祖父说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
这房门边的一个人的战争不知持续了多久。最终还是关上了门，转身的刹那，我模糊看见三郎那昂起的脑袋迅速低了下去。回到床上，他仍在熟睡，推推，他打起鼾来三郎没有看见我！我坦然躺下。
天大亮，楼道嘈杂起来。整个城市苏醒过来，街上的车马声清晰可闻。鼾声停止，三郎迅速爬起来，伸了个懒腰，对我说：“你再睡一会儿，我走了。”
他那褴褛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应付饥饿的最好方法就是躺着。住客呼唤茶房的声音，关门开门的声音，俄国女人们的说笑，还有每天早晨那个中年男人的提篮叫卖……
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无涉。
小屋由明亮渐至暗淡，躺了一天，我终于等到那期盼的脚步声。
三郎进到屋内，头发上滴着水珠。坐在床沿，他摆了摆湿透的裤管。我蹲下身子替他脱掉鞋子，摸摸裤管，冷硬如铁。我心疼地看着他，迎着我的目光，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轻声说：“饿坏了吧！”
“不饿！”我低下头。
“给你！”
他摸出一张二十元的票子递给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过钱，问哪来的，他告诉我有工作了，应了两份家教，一份教文学，一份教武术，这是预支的报酬。说着起身将我拉进怀里。
第二天，一睁开眼便想到那个提篮卖面包的人跟我们有关！家庭教师第一天上班，天不亮我们就起了床。整理好床铺，心想卖面包的怎么还不来，拉开房门张望，楼道里终于出现了提篮人的身影。我大声招呼：“这里！”
长方形的大竹篮摆在门口，三郎不停往外捡着方面包、圆点心，还有列巴圈，一股脑儿放到我手里。双手拿不过来，我就抱在怀里，不停地说，够了！够了！他似乎没听见，依旧埋头捡拾，竹篮立刻空了大半。我将面包抱到桌子上，转身回来接过三郎手里的。付完钱，中年男人拎着篮子走了，嘴里喊着：“面包嘞……”
三郎仍恋恋不舍地瞅着那大竹篮。回到屋内，我用手指着差不多堆满半张桌子的面包、点心、列巴圈：“你看，太多了！”
“不多，不多。快吃吧，孩子！”
“你叫我什么？”
“孩子！你见到面包的样子就像个孩子。”他用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一个饿坏了的孩子！”
“你也一样。刚才，我担心你要连篮子都买下！”
“再也不用盯着对门的列巴圈了！”
我连忙撇过头去，眼泪滴在手里的列巴圈上。
做完家教回来，三郎带我去当铺赎回夏天典当的秋衣：一件长夹袍和一件小毛衣。毛衣很合他的身；穿上夹袍，基本上看不见自己的双脚，两只手藏在又长又大的袖子里，但周身的温暖让我非常惬意。
街灯亮了。我挽着三郎的手臂，右手在口袋里捏着剩下的钞票，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理直气壮地走在中央大街上。他带我去下馆子，穿过电车轨道，再穿过熙熙攘攘的破乱小街，来到中国五道街的一家小饭馆前，门头上写着“一角钱小饭馆”。
三郎拉开贴着纸片的破玻璃门，我跟了进去。大堂里摆着三张大长方桌，每张桌子都被几伙陌生人挤得满满当当，屋子逼仄得几乎转不开身子。捏了一下他的手，我说没有空位子怎么吃啊。他说在这里吃饭，没那么多讲究，有空就坐。说着，将头顶的小卷檐帽拿在手里拍了拍。堂倌走过来，用那块油腻腻不见底色的黑抹布擦了一下桌角，向一旁正在埋头吃饭的人说“借光借光！”那人挪挪身子，三郎紧挨着坐在长凳的一端。见我站着，堂倌搬来一张圆板凳，让我在桌子头边坐下。三郎点了几个菜，堂倌迅速摆上几个碟子。
柜台上放着一个小圆木砧，我朝上边堆着的几大块熟肉看了几眼。三郎起身走过去，对木砧后边的伙计大声说：“切半角钱猪头肉！”
“好嘞！”伙计将刀在围裙上抹了抹，答应一声，熟练地挥刀切肉。不一会儿，三郎带回一盘切好的猪头肉和一碟小菜。大口吃了几块猪头肉，抬头瞅了一眼坐在火炉上的那口大锅，我用手肘碰了碰埋头吃肉的三郎，问那锅里煮着什么。
“没什么好吃的。”他边说边起身往锅边走。
我跟了过去，只见锅沿挂满了油腻，沸汤里煮着肉丸子。
“来一碗吧，”掌柜说，“味道好得很！”
三郎看看我。我回头看看已经摆上的五六个碟子：“这么多菜，还是别要了吧。”
“肉丸子，还带汤！”他明显放不下。
“那，来一碗！”
“来一碗。”三郎对掌柜的补充说，“再来一小壶酒，八个馒头。”
“他妈的，不过了。”
不等我缓过神来，他伸手揽着我的肩头，坐回长桌头边。肉丸子、白酒、馒头都摆上了，我们对酌起来。同桌那些做工、拉车的大多就着咸菜喝稀饭，眼羡地看着我俩。
戴狗皮帽子的，穿破羊皮袄的，还有满身红绿漆点的老油匠、小油匠进进出出，破玻璃门不停被推开合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外，趁着有人开门的当儿，对着门里说：“可怜可怜吧！给孩子一口吃的”。
屋子里全是男人，没一个人理会。抿了一口酒，我看见那老妇人不知什么时候跟着别人进到了屋内，门在身后敞着，一股冷气灌进来。我拿着一个馒头正欲起身，掌柜冲我摆摆手：“多得很，给不得！”
靠门边的一个小伙子，将那女人推了出去，强行关上门，骂骂咧咧：“真他妈的！冷死了。不关门还行！”
有人回应道：“她是个老婆子，你就推出去。若是个大姑娘，不抱住她，也得多看两眼。”
满屋子的男人都笑起来，我将一杯酒倒进嘴里，愤怒地看了男人们一眼，对三郎说：“走吧！”
拿好剩下的馒头，来到门边，三郎正要上前拉门，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身穿长风衣，个子高高，留着一头长发，面容清秀的年轻人。
“剑啸，是你！”三郎惊讶地喊道。
对方一怔：“三郎兄！”
三郎向我介绍，对方是金剑啸，著名画家。听三郎介绍完我，他便喊“嫂子”。得知我也喜欢画画，老师是高仰山，金剑啸便说跟高老师是很好的朋友。他只比我大一岁，言谈举止透着良好的教养，让人舒服。
出了小饭馆，冷气袭来，我打了个寒噤，裹紧夹袍，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满天繁星闪烁。三郎打着酒嗝：“吃饱没有？”
我满足地回答：“饱了！”真的是饱了！他大步往前，我在后边紧跟着。街口有个卖零食的小亭子，我喊他等等，掏出几个铜板买了两颗纸包糖球，跑上去递给他一颗：“请你吃糖。”
拉开欧罗巴旅馆的大门，三郎故作优雅地做了个女士优先的手势，我骄傲地走了进去。他在后边说真像个大口袋！我回头乜了一眼。两个中国茶房好奇地打量着我俩。
“你说我像个大口袋，看看你自己！”
我将三郎拉到大堂正中的镜子跟前。他打量着自己：满脸通红，大脑袋上的小卷檐帽仅仅扣住前额，后脑勺明显突了出来。帽子太小，似乎随时都可能从头顶脱落。那身学生制服又宽又短，毛线衣的桃色袖口露了出来。他冲着镜中的自己，挤挤眼睛，做了个鬼脸，然后拉着我上楼。
一进门，我张嘴伸出被糖球染绿的舌头给他看，他随即也伸出被染红的舌头给我看。比完舌头，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安静下来，三郎坐在桌旁，脸色阴沉，右手中指不停轻敲着桌面，自言自语说明天一早又得出门，真不带劲，来来往往冻得像个叫花子。温暖与饱饭带来的喜悦顷刻消退，我默默看着他。
脱了外套，三郎右手袖口拖着一截桃色的毛线。我取出针线，对他说毛衣脱线了，先用缝衣针补补。看了一眼袖口，他的神情有点异样，张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我立刻想起他在东兴顺旅馆曾对我说过的话。愣了一下，他还是把那件有故事的毛线衣脱给了我。
关了灯，小屋里的一切笼罩在清冷的月辉里，隔壁传来手风琴咿咿呀呀悲凄的演奏。我们各自枕着一本破书一言不发地平躺着。过了好一会儿，三郎幽幽地说：“桃色的线是跟你提过的敏子姑娘补上的。敏子姑娘已经成了过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
我没有接他的话。
“那时，我们都很疯狂。她给我写过很多信说爱我，说非我不嫁。可最后一封信却骂起我来，让我迷失了很多天，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可事实就是那样。”静默片刻，他又喃喃道，“敏子很好看。很黑的小眉眼，很红的唇……”
说着，用力捏了一下我露在被面上的手。我哀怨地想我又不是她。酒精焕发出三郎那无尽的感伤，他就这样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怀念他那曾经所爱这就是三郎。
风琴声寂止，窗外传来马蹄打在街石上的一朵朵脆响。
那两份家教并没有维持多久，床单来不及买，二十块钱眼看就要用完了。我们在道外、南岗的街边电线杆上贴出的广告也没有回音。
早饭后，三郎坐在桌旁用毛笔写好广告，站起身一脸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毛笔字。我说昨天不是贴了好几张吗，他说哪里够，还得多贴。话音未落，敲门进来一个穿绸大衫的中年胖子。生意找上门来了！三郎坐在床沿，那胖子在藤椅里坐下，朝床上看过来。我看了一眼草褥，心想糟了，赶忙坐在三郎身旁，想挡住他的视线。
胖子说白话文他一看就明白，算不得学问，想念《庄子》。三郎答也可以。他那道貌岸然的样子很滑稽，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听说每月要五块钱的学费，胖子起身说回去考虑考虑。
“我的脸都红了，《庄子》你也敢讲？”我朝三郎做了个鬼脸。
“有什么不敢？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来的。”指着床上的草褥，三郎自嘲道，“这哪里是讲《庄子》的人住的地方？咱们就广撒网，愿者上钩！”
说完，他出门上报社，顺便贴广告去了。
楼道又传来“列巴……列巴……”的叫卖声。自从有了那天早晨的经历后，提篮中年人每天早晨一上到三楼便径直来到阁楼门口。我从篮子里捡起一块方形黑面包，诚恳地说没有五分零钱，明早一起给。他十分不情愿地走了。面包放在桌上，看着也是一种安慰。我得等三郎回来一起吃。
我想分担三郎的压力，便试着给高仰山老师写信告借。刚开了头儿，敲门进来一个年轻人，说患肺病一年多不见好转，医生建议多运动运动，花钱吃药撑不起，他觉得运动总比硬挺着强，昨天看了广告，就想跟三郎学武术，但嫌五块钱的学费太贵，要跟师傅商量能否少一点。听说师傅不在，他就一直坐在那里等，实在等不住，总算走了。接着又来了一位问师傅是否会飞檐走壁的中学生，我哭笑不得地打发了他。回到桌旁往下写了几行，又敲门进来一位拿手杖、戴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我一时大意示意他床上坐，他顺着我的手看了一眼那赫然展露在眼前的草褥，还有床底三郎那双又笨又大的傻鞋，一声不吭转身离开了。
中午，三郎进屋直奔桌前，在黑面包上抠出一大块塞到嘴里，边嚼边问：“盐呢？”我连忙将装盐的瓶子递过去。鼻尖上滴着清水滴，他对我说：“来吃呀！”我答应道：“就来！”拿着牙缸下楼打开水。等我把一缸白开水递到他手里，那面包就只剩下一个硬壳。
他将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面带歉意地说：“我吃得真快。真自私，男人真他妈自私！”说着，将牙缸送到嘴边。
我心疼地看着他：“再吃点，我不饿。”
“饱了，饱了！你的一半也被我吃了，还不够吗？男人不好，只顾自己。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
面包壳我还是没有动，有他这句话就够了。我说广告的威力真大，一上午就有三个人找上门来。他说好兆头，接着问我是如何答复那些未来的徒弟的，不等我开口，便打着手势，憧憬道：
“廼莹，见到广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回来路上我就想好了，到时候咱就开一个‘学社’，除了武术，还教文学写作。”想了想，“哦，对了，我怎么没有考虑到你呢？你可以教人画画、写诗。看吧，咱俩的日子定会红火起来，顿顿下馆子！”
手又伸到面包壳上，一只手撕不下来，他放下牙缸，另一只手伸过来帮忙，终于扭下一块送到嘴里，迅速咽了下去。紧接着，双手第二次又伸过来。当手指碰到那可怜的面包壳，他忽然想起什么：“不该再吃了，已经饱了！”
我走过去，将最后那块面包壳送到他嘴里。他喝了一大口水，放下牙缸：“晚上领你下馆子。我得教人家打拳去！”
晚上下馆子之类的话自然不能当真。第二天早晨，阳光洒满小屋。我早就饿醒了，推推三郎，问今天用不用上课。他侧过身子嘟囔说星期天，不用，接着又睡。“列巴……列巴……”的叫卖声准时回荡在楼道里，接着门被重重地敲响。我刚想说人家来讨昨天的面包钱了，三郎已轻快地跳下床去，全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拉了件衬衫往肩上一搭，光着脚板走到门口。
“一块黑面包，五个列巴圈。”拉开门，三郎对提篮人说。
“不用，不用。”我冲门口喊道。
提篮人犹豫了一下。
“别信她的，列巴圈，捡上！”
提篮人用绳子将五个列巴圈串好，再捡起一块黑面包交到三郎手里，接过铜板。
“黑面包，一角；列巴圈一个五分。一共三角五分。”他把手伸到三郎面前，“这些仅够黑面包的钱。”
“不会差你的钱，明早一起来取不行吗？”三郎左手托着黑面包，右手拎着那串列巴圈，有些尴尬。对方立即将他手里的面包、列巴圈夺了回去，放回提篮：“你刚才付的是昨天早晨的面包钱！”
三郎重又回到床上，背对着我说：“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当高仰山老师牵着一个身穿红色花旗袍，外罩一件黑绒上衣的漂亮小姑娘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想起秋天他带我们在松花江边写生的情景。
小姑娘坐在藤椅里，我和他坐在床沿上。他看了一眼小屋：“你一个人住？”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撒谎说是。他还是老样子，一副学究的表情，自顾自地说：
“还是一个人好，可以把整个身心献给艺术。你现在不喜欢绘画，喜欢文学，就把全心献给文学。只有忠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只有艺术才是美，才是真美。爱情很难说……”
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全然被饥饿控制。小姑娘看了一眼草褥，不耐烦地催促：“爸爸，走吧！”
“是，是，这就走。”高老师支应着女儿，“你看我，十三岁就结婚。女儿都十五岁了。”这也和五年前一样，他总爱说自己十三岁就结了婚。
“爸爸，我们走吧！”小姑娘加重了语气，起身朝门口走去。
高老师将一张十元的票子放在桌上，对我说了声“多保重”，跟在女儿身后离开了。站在门口，小姑娘花枝招展的背影让我想起自己的十五岁，读书的时候十六岁，哪里懂得饿的滋味。
空中飘着清雪，对面楼顶和街树树梢，都挂了一层薄雪。周身寒凉，我仿佛站在无人的山顶。街对面是一家药店，门口一个中年女人牵着一个孩子，衣襟里还裹着一个更小的，对着进进出出的人，不时腾出手来乞讨。没有人理会。她一手牵着，一手抱着孩子朝旅馆走来，看不见她的身影，却能清晰听见楼底传来孩子的哭声，还有那女人带着哭腔的乞讨：“老爷、太太，可怜可怜……”
几天后，玉贤将我留在她家的那个手提皮箱送了过来。两年前她带着我买下它，然后，我拎着去了北平。再见面，我们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话。她还是一个女学生，即将高中毕业；而我真的成了一个女浪人。
干冷干冷的，掉光了叶子的街树纹丝不动。阳光满窗，桌上摆着三郎那双破旧的傻鞋，手提箱放在草褥上，上边铺着一张白纸。在旅馆前台要了一只红色的粉笔，我开始对着傻鞋作画。手非常生，擦了又画，画了又擦，但非常享受一个人沉浸在创作中的感觉。
兹有友人三郎君，愿担任家庭文学、武术教授。
投函及面洽地点：道里外国三道街（即商市街）廿五号院内四号房。介绍人：老裴。
高老师的那十块钱，还有《哈尔滨公报》上这则不起眼的广告，让我们不用发愁未来数日的生活，同时也有了新的憧憬。
昨夜，三郎将报纸递给我，说是裴馨园帮忙免费提供的版面。捧着牙缸，他说当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不用天天为住宿、吃饭着急上火。那诚然也是我的梦想，怕他累着，我连忙说不急，他低沉下去说咋不急呢，将我拉入怀里，他抚着我的头发轻声说会有那一天！我将头埋在他的胸前，想象着有一天能做好饭菜等他一身风味、雪味地归来。
三郎还告诉我为救济水灾难民，金剑啸正发起举办“维纳斯助赈画展”，希望我能送作品参展。他自己准备写一篇介绍画展的短文。虽然很久没有画画，这消息还是令我振奋，转念想哪有钱买画具和颜料。睡前说到这个，三郎开始挠头，我安慰说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愉快而充实的一天很快过去。两幅静物粉笔画终于完成，除了那双傻鞋，我还画了两根从厨房要来的胡萝卜。拉开电灯，一幅一幅仔细地端详，内心涌起小小的得意。我重拾了一种久违的生活，这忙碌的一天便是一个新的开始。
三郎在敲门，放下画作，我雀跃到门边。一进门，他那张藏不住任何秘密的脸上，就露出有重大消息要宣告的表情。我们同时呼喊着对方：
“廼莹……”
“三郎……”
后边的话都没有说出。我让他先说，他则坚持女士优先。我将他拉到窗前欣赏那两幅就地取材的画作。他不停地高声赞叹真不错！亲了一下我的面颊，然后夸张地说：“廼莹，你真是一个天才！”这戏谑性的赞美听后还是十分舒服。他说等有钱了，一定要买最好的颜料和画具，让我啥也不干，天天在家里画。我立时收获了满沟满壑的幸福，娇嗔地打断了他：“好了好了，你好像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快说！”
他故意卖关子：“我想喝水。”
我将一缸开水递到他手里，说一个大老爷们咋这么磨叽。他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用京剧老生的腔调唱道：“夫人，我们有家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如果不是听他述说完原委，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原来，中东铁路局的王处长是裴馨园的熟人，想给小儿子请一个家庭武术教师，见了报纸上的那则广告就给老裴打电话。老裴今天捎信让三郎去王处长办公室谈谈。见面后王处长十分满意，两人讲好，三郎不收每月二十元的报酬，只需提供一个住处。王家刚好有一间半地下室的耳房空着，就答应房租酬金两抵。王处长说让家里打扫一下，过两天就可以搬进去。
“咱们真的在哈尔滨安家了！”我依偎在三郎怀里，喃喃道。
他捧着我的脸，替我擦去泪水，坚定地说：“相信我，马上会好起来！”
“维纳斯助赈画展”设在中央大街一处较开阔的街边。一块大木牌上写着画展的名字，旁边是三郎写的前言《一勺之水》。镶在镜框里的几十幅画作，挂在一字排开的展板上，寥寥落落几个行人在展板前流连。
金剑啸跟高仰山老师还有另外几个画家模样的人站在一旁。看见我和三郎，金剑啸过来招呼，然后对着我那两幅粉笔画连声说，画得不错，谢谢支持！我脸一红，说过奖了。三郎在一旁大声说都是他鼓励的结果。我没说什么。金剑啸笑笑，将身旁一个面皮白净，有些像政客模样的中年男子介绍给我们：“这是冯先生！”三郎连忙上前握手。中年男子看着我和三郎说：“在下冯咏秋！早就听说二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欢迎到‘牵牛坊’看看。”
我有些好奇，金剑啸忙解释道：“冯先生，江湖人称‘左倾名士’，乐善好施，喜欢在家里定期举办沙龙，房前屋后遍种牵牛花，朋友们将其住处称为‘牵牛坊’。”
“哪里，哪里！剑啸过奖了，欢迎二位赏光！”冯咏秋谦虚道。
“真是幸会，择日一定拜访！”三郎说。
接着，我们又跟高老师握手寒暄。完了，三郎说我们看看画。
我们站在金剑啸的油画《松江雪景图》前细细欣赏着，背后传来冯咏秋的声音：“王小姐也有空赏光？”
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左手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正在与冯咏秋握手，尔后朝我看了一眼，就站在我们旁边的画作前，边抽烟边欣赏。这样一位美人在旁，三郎明显有些心不在焉，眼神漂移，不时侧过脑袋，瞟瞟那位王小姐优雅地口吐烟圈的样子。
十一月十二日，我忘不了这个日子！
马车载着我和三郎，行驶在新城大街上。在与三郎认识整整四个月后，我们终于搬离旅馆小屋。从旁边驶过的汽车、马车，还有街边漫步的行人、店铺大玻璃窗里的模特儿，一切都变得那么可亲。一辆马车载着一对情侣从左侧疾驰而过，女孩的卷发在帽檐外飞舞，男人伸出手臂揽在她背后。三郎见状，也伸手将我揽在怀里。枕着他的臂弯，仰头遥望头顶的白云，马车快起来，街边的一切迅速向后倒去，拐进商市街，在一个院子的铁门外停下来，门牌上写着“25号”。
我心里默念：“商市街25号。”
进门，眼前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尽头是王处长家一排五间的正房，西北角便是那间半地下室的耳房。三郎提着行李走在前边，拉开房门，对我说：“进去吧！”
耳房有里外两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里间是卧室，放着一张小铁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几乎贴着地面，正对着王家正房。将两个箱子放在地上，三郎骄傲地看着我。我迎上去双手环着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今晚我要亲自做饭！”
一起来到外间厨房，见灶台空空如也，他说：“这就采购去！”我全然不知安一个家到底需要买些什么，他扳着指头数着，“铁锅、饭碗、面板、菜刀、水桶……”
风卷着沙粒吹打在窗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屋外传来狗叫、鸡啼，还有人的脚步声。我将头发扎在脑后，挽起袖子，哼着小曲，一遍遍擦拭地板、窗台还有桌椅。小屋被收拾得一尘不染。门被推开，三郎提着一只带盖水桶走进来。我满心欢喜地看着他拿开桶盖，如同变戏法般，从里边拿出一件又一件东西，嘴里不停介绍道：“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菜刀、筷子、饭碗、水壶……”
桶底躺着一个纸包，我问那是什么。
“大米呀，”他将纸包拿在手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锅呢？巧妇同样难为‘无锅之炊’！”
“急什么？”放下纸包，他在我的脸上轻拍了一下，转身从门外拿进一个带柄小锅和一张草褥。小锅让我爱不释手，问钱还剩多少，他犹豫了一下说不多了，买柈子怕是不够。说着，伸手在口袋里摸了摸：“买柈子去！”
小铁床上铺上草褥，垫上格子床单，从柳条箱里取出被子铺上，再从我的手提箱里拿出几本书在桌上一摆，小屋立时像一个温馨的家。柈子买回来了，三郎点燃炉膛，我围上围裙，开始在灶台上忙碌。厨房里弥漫着水气，三郎背靠门框意味深长地打趣道：“张大小姐做饭，头一遭！”
“一边待着去。我做什么，你吃什么！”
“好好好！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油菜和土豆片终于摆上桌子。我神情紧张地让三郎尝尝。他夹了一根油菜放到嘴里，嚼了嚼，连声说不错，然后低头大口扒米饭，再夹了一块土豆片送到嘴里，却不再言语。我尝了一口，才知道那土豆片咸得发苦。
“没事，反正白开水不要钱。”他打趣道。
我低头扒了一口饭，米饭也是半生不熟，细看油菜，发现多半被烧焦了。见我眼里含着泪水，他连忙安慰道：“第一次做饭，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我是个粗人，也不挑剔。你不要有压力。”说完，大口扒饭、吃菜。
晚饭后，王处长带着儿子玉祥前来看望。小男孩虎头虎脑，冲三郎喊了声“师傅”，正欲行跪礼，被他一把拉住，说这样就行了，往后好好练。王处长说这孩子生性顽皮，日后有劳多多管教。正在说话，小窗外人影一晃，小男孩转身到门口开门。片刻过后，跟在玉祥身后进来一个亭亭玉立、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披着一头波浪形卷发，鹅蛋脸，眼角修长，面带微笑，露出一对好看的酒窝。我立即想起画展上的那个抽烟女子，三郎更是眼睛一亮。
“欢迎你们！咱们可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对方微笑道。
“王丽，你陪玉祥师傅、师娘聊聊。”说罢，王处长牵着玉祥离开了。
三郎拉过一把椅子招呼王丽坐，然后跟我并排坐在床沿上。我用手碰碰他：“我们两天前见过。”
“是呀！在中央大街看助赈画展……”王丽微微一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早就拜读过三郎先生报上连载的小说，周围朋友经常提起。世界真小，父亲为玉祥请的师傅竟然是你！”接着，表情活泼地说，“没想到三郎先生多才多艺，文章写得好自不必说，还一身功夫。更听说你还擅长唱京戏。日后一定要让我开开眼。隔着这么近，真是得天独厚！”
三郎会唱京戏，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美人面前，他有些腼腆：“哪里，哪里，都是江湖传说。我是个粗人。”
王丽眼风活泼：“传说，可住到了我家里！”
他俩热络起来，我不禁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长夹袍。
王丽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看着我说：“我早就认识你张廼莹。”见我面露讶异，她接着说，“差不多天天在操场上见到你！”
“你也是女一中毕业？”
“你四班，我九班。”
“哦，那你跟郭小娴同班。她天天打球，我倒认识她。”我说。
“是呀，我也喜欢打篮球。只是你不认识我。”略微停顿一下，她说，“外班同学除‘五虎将’外，我可就知道你能写诗、会画画的大才女！在画展上看过你的画，还有墙报上的诗，笔名叫‘悄吟’，对吧？”
三郎凑到面我前：“呵，居然跟闻名全国的短跑名将们并列？”
我推了一下他的肩头，脸皮发烫：“去去去，人家会说话，听不出来？”
面前这美人的确非常会说话，很容易赢得好感。我随口问她那时候多大。
“十五吧！”她始终面带微笑。
“是因为你太小。在学校时，我不太注意小同学。”
我不知为何要这样说，正如在高老师面前为何要撒谎一样。她收敛了笑容，表情有些尴尬。这时玉祥在窗外喊：“三姐，你老师来啦！”王丽起身爽利大方地伸出手来，分别跟我和三郎握过，说：“我得学俄文去。”
我们送至门口。她转身对三郎调皮地说：“有时间再来听你讲传说！”
看着她长身材、细腰身的窈窕背影，我的心情顿时复杂起来。
我开始了独自操持饭菜的主妇生活。
头发凌乱地蹲在炉门前，好容易点燃炉膛里的柈子，燃烧了一会儿，却眼看着火苗渐渐变小，赶忙用嘴往里边吹气，还是熄灭了。指甲也被烧焦了一块，沮丧地直起身子，无助地盯着灶台，叹了口气，又蹲下身子重新引火，柈子眼看烧着，却又灭了。
起身将一根柈子重重摔在地上，边掉眼泪边对自己说：不能哭，早已不是骄子，哭什么？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炉子终于点着了，屋子暖和起来，这时才感到腰酸背痛，再看看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脸上满是草木灰和指印。
柈子中午就烧光了。屋里到处冰冷，小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掌灯了，三郎一进屋，边脱外套边说：“真他妈冷！点儿背，一分钱也没借到。柈子烧完了吧？”原本不想提，但还是说了说早晨被炉子欺负的委屈，并伸出被烧焦的手指甲给他看。他轻轻握着那根手指，拉到嘴边：“来，给你吹吹就不痛了。高兴点，别太娇气，咱们不是在度蜜月吗？”
我那满腹的委屈立刻烟消云散：“谁跟你度蜜月？”
他迅速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然后拍拍被子：“没柈子，做不了饭，睡下吧。屋子太冷，饿了就吃面包！”
烛光里我们各自捧着一本书在看。窗外北风的呼啸声如此切近，即便饥饿寒冷，但看着两人映在墙上的影子，我还是无比满足。
三郎开始给玉祥教拳。起床后，他踢了一下剩在灶膛前的唯一一根柈子，说：“借吧！”
“柈子也借？向谁借？”
“向王家借。”说完，他转身进屋打好借条，然后冲王家正房喊他的小徒弟。
不一会儿，王家老厨子就抱了满怀的柈子送过来。炉膛前散放的柈子，让我俩兴奋起来。三郎拿起一根，要我看看炉子是否欺负他。我凑过去看他示范如何在炉膛里架柈子、引火……炉子很快点燃，积霜开始融化，窗玻璃变得清晰起来，外边啄食的小鸡看得清清楚楚。拿开米桶盖，却发现一粒米也没有，没法再借了，三郎看了一眼米桶，挠挠头。
“师傅，开始练拳吗？九点啦！”窗外传来玉祥的声音。
三郎冲着窗外大声回应：“等会儿，吃完饭就开始！”
我诧异地问：“吃完饭？等你借钱买米回来做饭？你让那孩子等到什么时候！”
“可不是！越等越饿，先练拳，再借钱。”
我无事可做，站在窗前，看着三郎足穿那双傻鞋，呼着白气，站在雪地里做着招式，小徒弟在一旁跟着学样子。教完拳，他就出门了，我在阅读中打发长长的一天。天光暗下来，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外边的一切又变得模糊。
三郎推门进来，只见他左手托着一大块黑面包，一小袋米还有一个小布包在右手上晃荡。接过面包，我说米是有了，柈子却只剩下最后一根。他仍满脸喜悦地晃动着米袋，用老生腔调唱道：“真乃顾此失彼也！”
我接过米袋：“穷开心，真喜庆！”
他将布包放在桌上，神秘兮兮地说：“你猜！”
没有理他，我径直伸手打开，一件蓝色棉袍呈现眼前。他拿在手里，抖了一下：“穿上试试。”
我如同孩子见了新衣般欢喜，赶紧穿上，在烛光里转了一下身子。真合身！
三郎说今天向老裴预支了下个月的稿酬，我上前拥抱着他，说：“再也不冷了！”
有米有柈子的日子，我就是一个熟练的主妇。
早晨点燃炉子，回到里间麻利地擦地板、收拾床铺。切好土豆片，等锅里的油烧热了，爆一点葱花，满屋子弥漫着香味。土豆片炒好了，揭开锅，米饭也熟了，一尝，不软不硬。玉祥的早课没有结束，我就拿本书坐在窗前等三郎回来。肚子饿了，回到厨房，舀了一匙饭送到嘴里，再夹起一块土豆片尝尝。然后站在小窗前，呆呆地看着三郎师徒俩。
再次到厨房“尝”饭菜的时候，门外传来三郎清嗓子的声音，赶忙放下筷子，躲在门后。推开门，见屋里没动静，他喊“廼莹”，我忍着不作声，他接着又喊，我突然从门后跳出。三郎吓了一大跳，走到脸盆边，边洗手边说，多大了，这么没正形！我得意地笑起来。
“看把你得意的！炉子不欺负你啦？”
“少废话，尝尝我的手艺！再不回来，饭菜都被我尝没了。”
午后，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屋子越来越冷，舍不得生火，坐在炉前，我将双腿伸进燃尽的炉膛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读着。三郎一肩雪地推门进来，见屋内没动静，就探头看看门后。听我说“在这里”，他朝厨房看过来：“烤火腿吗？真有办法！”我连忙起身拿了条毛巾，打掉他身上的积雪。进到里间，帮他脱下鞋袜，雪积满了袜口，袜子大部分都已湿透，我拿到门口摔打两下，然后点燃炉子烘烤，屋里立时飘着脚臭味。
晚饭桌上，三郎用貌似平淡实则按捺不住喜悦的语调说：“明天早晨晚点吃饭，南岗有个要学武术的，等我回来再吃。”起身离开饭桌，“我得到对门上武术课了。”说完，赤脚穿上傻鞋，准备出门。
我放下碗筷，急着对他说：“你等等，袜子就要烘干了。”
“我不穿！”
“怎么不穿？王家有小姐的。”
“有小姐怕啥？”
“不是不好看吗？”
“什么好看不好看的！你真是事儿多。”
他径直走了出去，我在后边无奈地补上一句：“你这人，真是！”
我拥着被子等他。一个小时后，三郎一脸倦容地回到屋内，脱掉衣服和鞋子钻进被窝。我推推他：“三郎，跟我说会儿话好吗？”他在被子里有气无力地回答：“明天再说。”我有些失望，嘀咕道：“明天一早，你就走了。”不等我说完，他的鼾声就起来了。
家教、借钱、编稿子，三郎一出门就是一天。屋子如同无人的旷野，我眼巴巴等着他回来。柈子又一根不剩，站在外间窗前，我呆呆地盯着院门。铁门一响，心情顿时兴奋起来，院子里却传来高跟鞋的声音，王丽身穿貂皮大衣走过来，弯腰冲我笑笑：“又在等你的三郎。”我赶紧低下脑袋。
“他出门在外，你天天等在家里，真是怪好的一对！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电影呀！今天的片子很不错，由胡蝶主演。”
铁门又响了一下。她朝院门看过去，然后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指着我说：“哦，跟你度蜜月的人回来啦！”说完便消失在窗外。
在她眼里，我和三郎如同蜷缩在地洞里的两匹小兽。我带着沮丧与期待，倾听着那脚步声一点点切近。三郎上唇挂着一层厚厚的霜，急匆匆进到屋内，从怀里掏出一个烧饼递给我：“趁热吃了。我得走了，一家电影公司招广告员，我想试试。”我追到门外，急切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风雪里。
身后又传来王丽的声音：“怎么，你的三郎又走了？”她手里拿着一块肉，正从屋外的冷冻室里走出来。我没有看她，转身进屋。
又断顿了，我和三郎一直躺到中午。
想到他晚上还得出门上课，我坐起来对他说就把那件新买的棉袍当了换点柈子、米面。他愣了一下：“那袍子你一次没穿，要当，你自己去……”说着，拉了一下被子，将身子侧向一边。见我真的下床穿衣服，他昂起头：“三元买的崭新袍子，非当两元不可！”
当铺柜台是那么高，我踮着脚尖，仰脸将包袱送了上去。里边一个头戴绒帽的中年男人，打开包袱翻了翻袍子。不等他张口，我急切地说：“两块！”他迅速将包袱卷起来，丢到我怀里，极不耐烦地说：“送到别家去！”
“你说多少钱？”我怯怯地问。
他摇摇头：“多少钱都不要！”
我明白了什么，转身径直往外走。只听身后他的语调温和下来：“五角。袖子太瘦，卖不出钱来。”
“不当！”我果断回答。
“一块！再也不能多。当，就这个数！”
回转身，只见他正伸出一根手指，举到太阳穴一般高的地方，比给我看。我将包袱又递了上去，接过一元的票子和一张当票迅速离开我要让三郎尽早吃上点东西。
拎着一棵白菜和一小袋米走在街上，前边有人大声吆喝：“包子，刚出笼的包子嘞！”
我上前捡了十个包子，付完钱，一路上心情被那些包子激动着。一个叫花子跪在路边，向我伸手，我连忙递给他一个。
见我手里晃动着的包子，三郎立马从床上跳下来，埋怨说都快饿死了，半天不见人影。包子立马被他消灭了大半。他才想起问我当了多少钱，挨欺负没有。我从口袋里摸出当票，他说才一元，太少了。说着又捡起一个包子塞进嘴里。
给他买顶皮帽子是我早就有的心愿，风雪里可以少遭点罪。如果直接说给他买帽子，他一定不会去，我便装作兴致高涨地说：“天气好，咱们去逛逛旧货市场。”
他果然同意了。旧货市场位于商市街和新城大街之间，很大一块地方，一个又一个的棚子连在一起，里边摆着鞋、袜、帽子、面巾、裤子、衬衫等各种摊子。走在三郎身后，看看挂在架子上的裤子正欲问价，又被旁边摊子上大大小小的皮外套吸引。仰头看着那些挂得高高的，一排一排的外套，翻着黑色毛皮领子，正想问，听见三郎在不远处冲我喊：“这帽子咋样？”我走到跟前说不好，他不甘心，将帽子戴在头上。
“像只小猫！”我说。
“真暖和！”他将两个耳朵放了下来。
“像只小狗！”我说，“小时候爷爷给我买过这种帽子，叫它‘叭狗帽’！这是小孩儿戴的帽子，你还是算了吧！万一玉祥有一顶，多尴尬。”
“暖和得很！”三郎不舍地取下帽子，顶在拳头上转了一下，交给摊主。
我最后给他挑了一顶“飞机帽”，两个大皮耳朵上长着两个小耳朵。三郎戴在头上，我挽着他的手，欣慰地说：“往后出门教课就不会挨冻了。”
走在大街上，我问钱还剩多少，他说“五角”。路过“一角钱小饭馆”，那扇破玻璃门仍在开开关关，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疾步走了过去。心想，五角钱可以吃三天，哪能进馆子？街边摆着瓜子、花生之类的炒货，我禁不住拉了一下他的衣角，问是否有铜板。他摇摇头。我低声说那就算了。他忽然放慢脚步，回头问我想买什么，我红了脸，支吾说不买什么。
“要买，就说！这不是有票子吗？”他停下来，掏出那五角钱。
“我想……买点瓜子。没铜板就算了。”
他摸了摸口袋，确实找不出铜板，就扬了扬那五角钱：“想吃，就买点吧！”
“不行！”我坚决地摇摇头，推着他往前走。
科勃采夫电影院招聘广告员，有意者请到华德商行接洽。
早饭做好了，《国际协报》上的这则广告不免让我心里长草。
三郎提着宝剑一进门，我便急不可耐地指给他看。他一脸淡然，没有作声。饭桌上，我说想去试试，他很不以为然，说尽骗人，千万别信，几天前也看到这样一则广告，跑去问，说已经有人了；昨天别的报上登广告招聘家庭教师，又去问了一下，招一个人，应聘的居然有二十个。我说去看看怕什么，不成拉倒，他便躁了，说要去我自己去。最近，他的情绪有些低落，火气大。我不再多说。
第二天早晨那广告又出现在周末的报纸上。我再也按捺不住，告诉他那广告又登了一次，明明白白写着月薪四十元。他低头扒饭不理我。我说得去看看，哪会有工作找上门？放下碗筷，他突然说要去现在就走，还有别的事儿。我赶紧扒了几口饭，起身跟了出去。
气温很低，三郎一言不发大步向前，我紧紧跟在后边，不一会儿便开始喘粗气。我有些恼怒，再看他头顶上的飞机帽觉得很可恶。在商市街口，他碰到一个熟识的年轻人，一问，对方也是去接洽广告员。三郎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对年轻人说我们有事儿先走了。他的步子更大，我跟得越发吃力。
在石头街找了半天也不见华德商行的影子。三郎边擦汗边骂骂咧咧：“这华德商行他妈躲在哪个旮旯，找遍了整条街，就是摸不着门。”扭头没好声气地问我是否看错了。我说当然没有，明明写着在石头街上。看了一眼街口一家店铺门头上的大钟，我劝他别急，还不到十一点，报上写的接洽时间是十二点。
“转了半个点儿，门儿都没摸着，咋不急？真拿女人没办法！”
如果搭话，会在街上吵起来，我不理他，上前向一个上了年纪的过路人打听。他指着石头街旁的一条顺街，说华德商行在那条街的尾上。谢过对方，我顺着所指方向走去，三郎跟了上来。
进到华德商行所在的楼层，三郎向一个小伙子说明来意，对方摆摆手说周末不办公。毕竟找到了华德商行，毕竟存在接洽广告员这回事儿，从楼里出来，他的情绪平和了些，步子缓了一点，偶尔跟我说一两句话，飞机帽看起来也顺眼多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一头雪花地走进去，办公桌后的一个中年男人让三郎直接到电影院商谈，他们不再代为接洽。从楼里出来，雪越下越大，地上一片银白，街上行人稀少。
“都是你的主张，我说过，他们尽骗人，你就是不信！”
“怎么又怨我？”
“不是想当广告员吗？看你当吧！”
我刚想说什么，他径直大踏步往回走，路面滑得很，跟不上，索性不跟了，就远远落在他身后。
两天过去，我还是放不下那则广告。收拾好屋子，独自再次来到位于中央大街与石头道街交口处的科勃采夫电影院。昨天我也来过一次，接待的人说经理不在。快到电影院门口，我远远便看见那顶飞机帽，仔细一看，三郎耷拉着脑袋正往外走。我停住脚步，等他走远再进到电影院里一打听，说广告员已接洽好了，让过段时间再看看。
吃完晚饭，我们对坐在烛光里。三郎心事重重地说南岗那个人的武术不教了。我心想指定是那个人不学了。我说不教算了，也实在太辛苦！他不言语，低垂着脑袋，身影映在墙上。我起身收拾碗筷。他开始自言自语：
“真他妈没劲！为着个广告员，腿都跑断了。昨天去，说经理不在，今天去，说过段时间再看看。他妈的，为了四十块钱，被人耍宝！”
我默默将碗筷拿进厨房，就听他在里间大声说：“画的可都是啥呀？情欲啦，艳史啦，真是肉麻、无耻！”
拧开水龙头，正准备冲洗碗筷，听他在喊：“廼莹，来陪我说会儿话，碗筷明天再收拾不犯法。”
男人感伤了。我坐回桌旁，听他倾诉。如同喝醉了酒一般，他拉着我的手：“你说，咱们能干那样无聊的事儿吗？去他娘的吧！”接着，又拿手指着自己，“我真是个浑蛋，不知耻的东西，自私的爬虫！”
“三郎，广告不画算了，别再想。跑了一天，早点睡吧！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刚起身，便被他一把拽住。
“你说，我们是不是自私的爬虫？怕自己饿死去画广告。不怕肉麻多招徕一些看情史的，让人们羡慕富贵，鼓励人们往上爬。怕自己饿死，毒害多少人却不管。人是自私的东西，若有人每月给二百元，不是杀人都干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压低声音提醒：“小点声，房东屋里常有日本朋友来。”
“怕什么，我说错了吗？”他大声喊道。起身拉过被子，和衣倒在床上，双腿吊在床沿外没有了动静。收拾完碗筷再回到里间，三郎已经睡着了，鼾声响亮。替他脱掉鞋袜，再将双腿扳到床上，掖好被子。坐在床沿，我鼻子一酸，眼泪涌了上来。
冬，越来越深。午后三点，天色已然黄昏。
家教没了，三郎不用出门。在屋子里待不住，他提议到中央大街走走。金剑啸神色匆匆迎面走来，三郎跟他站在街边说话。一低头，我看见老金的大头皮鞋上撒着一些红绿小斑点，便好奇地问他鞋上怎么有颜料。他朝对面指了指，说在电影院里画广告。对面便是科勃采夫，那活儿原来被老金接了！
“我手上的事儿杂，四点下班，五点画广告，你俩愿不愿意给我做副手？”见我和三郎都不说话，老金急忙说，“我还有事儿。考虑一下，五点我在电影院卖票的地方等你们，一进门就能看见。”
老金大踏步走了。我和三郎相互看了一眼，立即转身往回赶。
煮好的索波汤在锅里冒着热气。我们站在灶台前大口吃着卷饼，不时看一眼窗台上的小闹钟：五点差十分。他将最后一截卷饼塞进嘴里，噎了下去，转身往外走。我边咀嚼边说：“汤……汤……”
“都啥时候了，还汤、汤的！”他头也不回。
我将卷饼塞进嘴里，解下围裙，擦了擦双手，正正帽子，追了出去。正要跨过铁门，想起灶膛里的火没有熄，炉门前还有柈子，又急忙返回厨房，仔细看了一眼灶膛，里边的明火已经灭了。我用脚把炉前的柈子推到离炉门口稍远的地方，出门前又不放心地看了几眼。
三郎已经到了商市街街口，我小跑着跟上去。他看了我一眼，埋怨道：“做饭就不知道快一点！总是那么磨叽，你看，晚了吧！女人就会磨叽，女人就能耽误事儿！”
售票大厅正面墙上的大钟正指着五点。四处张望却不见老金的影子。上前问柜台里边那个大鼻子俄国人，他回答我说不知道金剑啸是谁。我和三郎茫然起来，等到五点半，两人气恼地往回走。
“去他娘的！都是你愿意去。我说过那不成！就是不听。多碰几个钉子，也对！”
回到家里，三郎整理着一叠稿子，嘴仍一刻也不闲着。他实在矛盾极了，他越说我越是心疼。他起身戴上飞机帽说给报馆送稿子去，连看也不看我就走了。
他前脚刚走，老金就推门进来了，满脸歉意地解释说五点的时候被一个人缠住了，忘了见面的事儿。我勉强笑笑没说什么。他问怎不再找找，我略有埋怨，说上哪儿找，等了半个点儿也不见人影。
他来邀我们一起去画广告，听说三郎出门了，便诚恳地说：“咱俩先走！你给我做副手，每月四十元，你二十，我二十，平分！”
二十块是多大的一笔钱啊！所有的委屈顷刻消释。我连忙戴好帽子、手套，吹灭蜡烛，跟着他往外走。走在街上才想起出门太急，门没有完全锁上，转念一想三郎一会儿就会回来。
广告车间设在科勃采夫电影院旁的一间大屋子里。右边中部一架机器在那里“嗒嗒嗒”地响着，左上角立着一块巨幅广告牌。金剑啸拎着颜料桶站在广告牌左边，用刷子涂抹着红色；我站在木凳上，在右上部刷着白色。地面上到处是细碎的木屑，油漆罐、颜料桶。巨大的噪音和浓烈的油漆味填满了整间屋子。头顶一盏昏黄的电灯，将我和老金的影子晃动在墙上、广告牌上。
“这就是大工厂啊！”老金用念台词的语调大声说。
三郎回来不会生气吧。我可是为着二十块钱。二十元可以买足够一个月的米面和柈子。他一定会理解我。刷完广告牌的右上部，从木凳上下来，我走到颜料桶堆前，寻找想要的颜色，却又想到不见人，三郎会到处找，应该留个纸条儿。心头掠过一丝不安，拎起一桶红颜料，再次站到木凳上，右手机械地刷着，脸上满是汗水，身上溅了许多星星点点的颜料点子。老金正蹲在地上涂着广告牌的左下部，额头一片水亮。
车间的门被推开，进来一男一女。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拄着文明棍，身穿花旗袍的女人，左手挽着他的胳膊，右手拿手绢掩着鼻子。
“达灵，我可受不了这气味，快走吧！”站在广告牌前，女人嗲声嗲气地说。
“停！停！谁叫你用这种红色？太暗淡，不好看！”中年男人冲我高喊。
我一时慌了神，停下手里的刷子，低头看看左手的颜料桶，确实选错了红色。我站在梯子上不知所措，只听那旗袍女人说：“达灵，走吧，医生说你的头痛就是经常看广告被油气熏的！”
“不看能行吗？你看，稍不盯着，颜料就用错了。”中年男人恼怒地对站在一旁神情尴尬的老金说，“撕了重来！”
“画不好，可以找别人，画广告的跟街上的乞丐一样多！”旗袍女人拉着男人边往外走边嘀咕，“女人为什么要做这个行当，又笨又想不开。”
我站在木凳上，尴尬而茫然，听见老金在喊：“廼莹，颜料淌出来了。”
我一怔，只见左手的颜料桶没拿稳，颜料淌在了广告牌上。我赶紧拿好颜料桶。老金温和地说：“下来吧！”
站在被我弄废的广告牌前，老金摇摇头：“这可怎么办？四块大牌子，明天一起要。刚才进来的就是电影院的经理，那女人是他的姨太太。”
我们只好在一块空牌子上重新开工。在电影院门口分手已是十点多。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回家的脚步却十分轻快。这回总算不用担心没柈子烧，没米下锅了，月底开支领回二十元，还可以在旧货市场给三郎买件皮外套。
正准备跨进铁门，三郎从门里走出来，面无表情，好像没看见我，径直朝街对面的小食杂铺走去，喊他也不应。我诧异地跟了过去，他将手里的牙缸放在柜台上，朝散装酒的大玻璃瓶指了指，要了一缸白酒，外加两支蜡烛。
我们一前一后摸黑回到屋内。黑暗中，他一仰脖子，往嘴里倒了一大口酒，然后将牙缸放在桌上，划火柴点蜡烛。他始终不说话，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心里难受，举起牙缸也往嘴里倒了一大口。他在桌旁坐下，将剩下的那点酒喝了下去，然后牙缸朝桌上一撴，仍旧一言不发。烛光摇曳，两人的影子，一个落在东墙，一个落在西墙。
“《歌女红牡丹》好看吗？胡蝶很漂亮吧。”沉默良久，他似笑非笑地问。
“你在说什么？”
“你就装吧，画完广告，你不是跟老金一起看电影去了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什么？我七点找到电影院，广告室都锁门了！我在门口一直等到电影散场。今晚的电影不是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吗？”
泪水流了下来，酒精开始搅动肠胃。我声音嘶哑地说：“我能把你留在家里，跟别的男人去看电影？三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画到现在呀！”
他不容置疑地打着手势，高声说：“门卫都把钥匙拿给我看了！你还装啥？卖票的人说，今天的电影是有声音的，看的人多。”
“我装？我他妈需要装吗？每天饭都吃不上，电影有声没声跟我有啥关系？”
酒劲上来了，他脸色通红，大口喘着粗气，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一条短裤，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头晕得很，我顾不上他。过了一会儿，他将衣服一件一件摊在地上，然后坐在上面，抓起墙根的积雪擦着脚板，冲我喊：“真凉快呀！亲爱的，你不来用雪擦个澡？”还没说完就躺在地上，两手抓着前胸，伴着干呕，又说又唱。
我的脸发烫，眼前一切变得朦胧恍惚，浑身无力，一下子瘫软在地。他蹲下身子，把摊在地上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嘴里说：“小妹妹，你睁开眼看看，我把衣服脱得一件不留给你盖上，怕你着凉，你还去画广告吗？”我无法张口。他继而又孩子般恼了，将衣服一件件从我身上扯下来，铺在地板上，语无伦次地数落着：“见到职业，开着门就跑了，雪吹进来一地，连我也不要了，开着门就跑了……”
半夜醒来，我发现自己盖着三郎的衣服躺在地上，他则赤裸着身子睡在一旁。他的额头滚烫，我吃力地将他拖到床上，给他敷了湿毛巾，坐在床边守到天亮，心里惦记着那四个大广告牌。卖柈子的人等在门外，我想问三郎钱在哪里。
“你在发烧，不用起来了。我一会儿通知玉祥今天的课不上。”见他睁开眼睛，我说。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四个大牌子，怕赶不出来，得早点走。卖柈子的人等在门外，钱呢？”
“你还要去画广告？”
“是的。昨晚我没看电影，牌子太大，跟老金在广告车间里干活，广告室只能画小牌子。”
“别说了！昨晚发那么大的酒疯，真对不起！钱，在我的口袋里。”
摸遍他的衣服口袋，不见钱的影子，他一拍脑袋：“想起来了，昨晚买酒的时候，五角钱都给了小铺。”
我只好对门口的那个送柈子的人说，一时找不到钱，下午或明天再付好吗？他没有理我，掮起柈子就走。正准备转身进屋，金剑啸走过来，对我说影院经理另找了一个副手，上午就不用去了。
三郎一直睡到午后。昨晚作得那么厉害，想来也确实累了。
我坐在桌旁看书，到了下午肚子一阵阵痛起来。三郎醒来，我伸手在他的额头摸摸，烧已经退了。他坐起来，伸伸胳膊，说早就没事了，他那体格不比我这小身板。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我说两顿没吃，还有心思逞能。饿一饿，我早已习惯，但看他挨饿，我心里难受。不能再饿下去，便跟他商量找王荫芬老师借几块钱。他点头同意，跟着我来到东特女一中的门口。天色已暗，我让他在门口等着，自己径直走了进去。
一大群女生正在操场上滑冰，发出一阵阵尖叫。隔着窗玻璃，教学楼里年迈的校役还认得我，把我让了进去。传达室外摆着曾经十分熟悉的事务牌、信箱、黑色电话机，还有衣架。再看，觉得都已是辽远的往事。我准备抬腿上楼，老头儿却拦住了我，说不能上去，有什么事儿可以代为传达。我说找王荫芬先生，他说正在楼上开教务会，结束得到七点。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还不到五点，我只好说改日再来，然后逃也似的离开。
出了东特女一中的大门，路灯光映照着地上的积雪，一片昏黄。三郎在不远处喊我。我走过去，强忍着腹部的疼痛，低声说回去吧。见我不愿意多说，他默默跟着往回走。走了一段长长的路，我告诉他王老师在开会，咱们等不了。他关切地问我是否还能走，我说没事。
一轮血红的圆月从一小片林梢升上来，庞大而混浊。走到商市街口，月辉变得清明，浩茫的心事亦渐渐随风消散。结了一层厚冰的商市街在月下泛着白光，如同一条长长的白练。我们小心地走在上面，我的脚步开始踉跄，三郎伸手用力捉住我的手臂，一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肚子的疼痛加剧，恨不得即刻躺到床上。终于看见25号的大铁门，脚底一滑，跌倒在冰面上。三郎赶忙将我拉起来，心疼地问摔痛了吧，然后不由分说地蹲下身子，命令我趴上去。我犹豫说自己能走，他扭头催促：“磨蹭什么，快上来！”趴在他宽厚的背上，昨晚到刚才的所有沮丧和哀怨顿时都没有了。寂寥无人的长街只有我俩，还有我们的影子彳亍向前。
三郎帮我脱掉鞋袜，让我上床躺着，然后将开水倒进一只装饼干的铁筒子里，盖好，递给我说放在被窝里暖暖肚子。我接过来，发现热水漏在手上。他赶紧拿了过去，见桌上有个空玻璃瓶，便将饼干筒里的热水倒进玻璃瓶，正一脸得意，一声脆响，厚厚的瓶底掉了下来，水洒了一地。见他裤腿被洇湿，我连忙问是否烫着了。
“没有！”他念叨着，“今天啥日子？点儿这么背！”
说罢，拿着无底玻璃瓶，嘴唇对着瓶口呜呜吹起来。我白了他一眼，正欲躺下去，有人敲门，三郎赶过去开门。只听他在外间喊了一声“大哥”，接着便看见方未艾跟在他身后往里走。见我坐在床上，方大哥有些不自在。三郎让他坐在桌旁，赶忙拿掉桌上沾水的饼干筒、无底玻璃瓶，并用脚将地上的瓶底踢到一边。看了一眼地上的水迹，再看看我和三郎，方大哥狐疑地问：“你俩干仗了？”
我俩同时笑起来。三郎坐在床沿，支吾道：“没……没有……”
方大哥说，他今天正式接替裴馨园编辑《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想做点事儿，今年即将过去，报纸打算举办一次新年征文，今天特来约稿。三郎惊喜道太好了，我难以想象这事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方大哥却说：“三郎忙着做家教，不一定有时间，廼莹你在家没什么事，一定要试试，别白瞎了才华。”
我有些脸红，心想哪有什么才华。
“不打扰你们了，这么早上床，指定没吃晚饭！”他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放在桌上，“去买点东西，哄哄肚皮！”
“大哥，真的不用，跟你借了好多次钱都没还，我们……”三郎尴尬道。
“跟我还装什么？要知道，上床疗饿法，是咱俩去年在小旅馆一起发明的。这钱就当我预支给廼莹的稿酬。”
三郎搔搔乱蓬蓬的头发，不再说什么。方大哥忽又想起老金托他捎信给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去参加在民众教育馆的聚会。关好门，回到桌旁，三郎看着那五元钱再看看我：“前天，你说待在家里，职业不会找上门，这不就找上门了吗？说不定，写文章往后就是你的职业！”
我既兴奋又惶恐：“三郎，我能行吗？毕竟收了人家的钱。”
“能不能写好，等会儿再说。要紧的是安慰安慰咱俩的肚子，面包可比饼干筒、玻璃瓶灌热水管用。”
我们各自啃着面包，三郎说文章只要写出来，有大哥在肯定不会落选。我担心两年多没动笔，稿酬提前安慰了肚子，到时候如果写不出来多丢人。他噎下最后一小块面包，拍拍手：“放心吧！要知道，你可是公认的大才女！”
我瞥了他一眼，心想，激将法都用上了！
民众教育馆在中国三道街上。
阅报室里零零星星坐着几个人，一个中等身材，长相清秀的男子正跟舒群说着什么，身旁站着一个衣着朴素，面庞丰满、白皙的年轻女子。三郎领着我走上前去，舒群介绍说他们是罗烽、白朗两口子。三个男人坐下来低声交谈着；我和白朗一见如故，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我感觉她沉稳得多。
金剑啸、冯咏秋走进来，跟大家商量成立一个剧团，初步定名为“星星”，老金任导演兼舞美设计，罗烽负责剧务、外联。众人热烈发表着各自的意见，我却想着报纸的征文。中午，冯咏秋请大家到牵牛坊吃饭，白朗惦记着家里，跟我一起提前离开了。一路上，从白朗那里了解到罗烽本名傅乃琦，在铁路上工作；她自己真名叫刘莉，目前待在家里。
对我来说，写文章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拿出纸笔，不知如何下手。过了很久，脑子里慢慢浮现去年春天马车刚进福昌号屯的那一幕。
四周弥漫着动物烧焦的恶臭，火堆余烬里赫然躺着一具烧焦的男尸，四肢脱落，脑袋如同半个破葫芦滚在一边。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跪在地上将头骨抱在怀里干号着。一旁的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不停哭喊。几个村妇上前劝慰那发疯一般的女人不要哭坏了身子；衣衫破旧的男人们则表情凄凉地小声议论着。
死者姓王，三个月前给东家赶马车起粪，马腿让石头给折断了，一年的工钱被扣，他于是天天醉酒，睡在人家的草堆上，不久简直就疯了，狗也打，小孩也打，在田庄上乱跑乱骂。那天有人趁他在草堆上睡着了，偷偷点了把火。长工们小声嘀咕，点火者指定受了东家的指使。半个月后听老姑说那王阿嫂生下孩子就死了，孩子也死了。
也不知道那没爸没妈的小女孩现在怎样。我想写写这王阿嫂的故事，然而写下“王阿嫂的死”五个字，却感到心手间的距离是那样遥远。然而，熬过了最初的生涩，第二天我便完全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着一个乡村女人的哀痛。傍晚，三郎回来，我也写累了，他带我去了传说中的“牵牛坊”。
那是一栋全木结构的俄式平房，位于新城大街南头，原是一家白俄兽医院，前年由冯咏秋的父亲买下。敲开门，通往客厅的过道上立着衣架，上边挂满了衣服。宽阔的客厅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正围在一盏落地灯下读剧本。白朗坐在淡黄色的壁炉前，正专注地捧着一个本子在看，自然卷曲的头发散在浑圆的肩头。我在她旁边轻轻坐下，由衷赞叹她的侧影真漂亮。她面颊绯红，自嘲说天天料理家务，都快成老妈子了。
屋子太暖和，脚上的冻疮钻心地痒，我的两只脚在底下交互搓着，担心被白朗发现。又进来几个人，她起身招呼，我如释重负，无所顾忌地对付脚上的奇痒。边搓脚边打量其他人，大多是陌生的面孔，三五个坐在一起喝茶，吃瓜子，聊天。冯咏秋来来回回地招呼着，不时整理一下自己的上衣，挺挺胸，或正正领结，显出毋庸置疑的主人派头。三郎在我身后正跟一个胖军官模样的人轻声交谈。脚底下稍稍舒服了些，我拿起白朗放下的剧本漫不经心地读着。从客厅右角上的门里，走进一个矮个女人，长着一张典型的蒙古人的脸，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是我的女人。”胖军官对三郎介绍说。
三郎将我喊了过去，并介绍给对方。胖军官夫妇向我微笑致意，四人坐下来闲聊。胖军官名叫黄田，现在香坊区警察署任署长，妻子叫袁淑奇。三郎和黄田还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一个第八期炮二队，一个第九期工兵科，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虽然三郎那些炮兵往事我听过多遍，但在此时，我得装作如同第一次听他讲。我想淑奇也一样。
磨电车响着铃子驶过，车顶不时闪现绿色的电光。我说淑奇真是个“小蒙古”，三郎撇撇嘴，说黄田跟冯咏秋是北平国民大学的同学，夫妇俩借住在牵牛坊里，被人戏称为“黄牛”“母牛”，这倒好，见一面，我就又给人家添一外号。
王阿嫂的故事仍在往下写。等我们再次来到牵牛坊，却是另番情景。客厅空空荡荡，桌上堆着高高一摞剧本。黄田走过来说年关风声紧，日本子这两天在道外逮捕了很多工人，是他建议暂停剧团活动，这地方太显眼，常有一大群人进进出出明显不行。见三郎和我有些失望，冯咏秋说等风声过了再活动。我们准备离开，他俩执意挽留，说朋友在一起聊聊没问题，日本子怕的是有组织的聚会。坐了下来，三个男人高声谈论着哈尔滨的形势，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我用手肘碰了一下三郎。他有所会意，我俩起身告辞。黄田诚恳挽留道：“不要走，一起吃晚饭，不必客气！”
“真的没客气。”三郎说。
淑奇围着围裙赶出来，拉着我的手有些发急地说：“不要走，一起吃晚饭！”
我说：“吃过了！吃过了！”
冯咏秋和黄田夫妇只好将我们送到门口。临别，冯咏秋叮嘱我们一定要来参加新年聚会。
写了一天，肚子咕咕叫，我远远落在三郎后边。他停下来催促，我磨磨蹭蹭跟了上去，无端感到委屈，嘟囔道：“那么坚定地要回家，回家吃啥？”
“呵，怨我？刚才是谁说‘吃过了’‘吃过了’来着？”
《王阿嫂的死》终于写完。放下钢笔，起身舒了口气，疲惫而充实。管它散文还是小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作”。
三郎进屋，放下宝剑，带着我去参加牵牛坊的新年聚会。一帮新认识的朋友站在门里，友善地看着我俩，有人打趣说牵牛坊又牵来两只牛！
坐在客厅一角，我深深被那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脸感染，忘了所有的不快与焦虑，更忘了这是异族统治之下的哈尔滨。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窃窃私语。无须主持人，人们自动上前表演。在黄田的手风琴伴奏下，淑奇用俄语深情演唱着《三套车》。三郎坐到了对面，挨着舒群、罗烽，貌似又要展开男人们那宏大的话题；白朗见状坐到我身边。淑奇唱完，众人热烈地鼓掌，她面色微红，朝我和白朗走过来。接着，金剑啸站到屋子中央，一脸深沉地开始朗诵他的诗：
天风在身旁旋转，
白云在脚下飞翔，
啊！白云，
你是否来自南乡？
南方那有个姑娘，
她指着我，
念着我，
在眼中放着忧郁的光？
啊，白云，
她穿着黑白格的衣裳，
常常孤独地遥望。
望着海，望着天，
望着我这海外的游浪？
啊！白云
她常哭吗，
在黄昏，在梅雨，
在床边的灯旁？
我仍期待着那以“啊！白云”为起始的下节抒情，老金浑厚的声音却停止了，只见他优雅地一弯腰，起身刹那，俊秀的脸上掠过一丝腼腆，眼里泛着泪光。我跟着众人鼓掌，眼睛潮潮的。白朗小声说，那是写给“格子姑娘”梁白波的，老金在上海学画时与之相识、相恋，回到哈尔滨始终念念不忘。深情的男人让人生出敬意，何况老金才情卓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年即将过去，或许又在怀念与“格子姑娘”曾有过的沪上岁月。冯咏秋向女仆招了一下手，从口袋里掏出三角钱要她去买些松子。
屋顶的大灯熄灭，四壁亮起绿色的壁灯，气氛由文艺渐趋狂放。唱机放送着悠扬的舞曲。静静看着屋子中央翩翩起舞的人们，我却惦记着面前的松子，盘子里已所剩无几，三郎面前的盘子也是如此。
黄田从屋角乱扭着身子来到中间，胖胖的身子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样子十分滑稽。跳交谊舞的一对对都被他搅散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子在那里胡扭乱动。有人喊“黄牛加油”，他却支持不住，在众人的哄笑里一屁股坐在地上。
绿灯熄灭，红灯亮起来，舞曲随之变得欢快，人们更加狂热。嬉闹结束，众人各自回到座位上，吃着果盘里的苹果、糖块、松子。过了很久，四壁的彩灯灭了，屋顶的大灯亮起来，人们安静下来，大多脸上现出倦容。寂静的马路上，一辆三轮摩托疾驰而过。
“日本宪兵在巡逻！”
没人在意黄田的话，冯咏秋礼节性地提议大家继续玩儿，众人却起身朝门口走，取下衣帽准备离开。淑奇将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嘱咐回家再拆开看。我与她拥抱了一下，跟着三郎随众人离开。
一声声狗吠回荡在深静的夜里。
我边裁信封边问三郎，吃了很多松子吧，他说三角钱都买了松子真是可惜，别人当零嘴，咱可是当饭，自然吃得多。信封里装着一张十元的票子，淑奇的善良与细腻让我感动得难以自持。
中央大街传来新年的钟声，我上前紧紧拥抱着三郎，祈愿新的一年不再挨饿。我希望那一下又一下的钟声早点寂止，尽快送走我的一九三二！我无法控制自己，趴在他的肩头放声大哭。
三郎轻拍着我的后背，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街道两旁的杨树带来春的消息。
柈子、米面暂不用愁，我和三郎悠闲地走在中央大街上。一家影楼的大橱窗里摆着一张巨幅结婚照，新娘身披婚纱，坐在椅子上，端庄典雅；新郎浓眉大眼，一身黑色燕尾服，立在一旁。三郎豪气地说哪天我们也去拍一张。我没接话，只觉得那真是非常美好的一对儿，片子也拍得好，难怪商家拿来招徕顾客。
三郎介绍说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孔罗荪，是“蓓蕾”文学社的发起人，算是哈尔滨文学界的前辈了。我感觉新娘有些面熟，他说当然了，人家是东特女一中的“校后”，名叫周玉屏。他接着告诉我，孔、周去年九月的婚礼，被报道为“皇后之嫁”“孔雀开屏”，轰动了半个哈尔滨，婚后两人以蜜月旅行为由逃到了关内。我想到去年九月我正在医院里挣扎。
乏了，在街边长椅上坐下，晒晒太阳。循着手风琴声，街对面一个盲人正歪着脑袋，沉浸在一个人的演奏里。一群俄国女人花枝招展地走来，刺鼻的香水味久久不散。房东三小姐被簇拥其间，手拿烟卷用俄语大声说笑着。或许，在她眼中，我和三郎这样一对匍匐在半地下室里的小兽，居然也走了出来。
中午回到院内，方未艾正等在耳房门口。进屋后，他扬扬手里的报纸：“廼莹，恭喜你！文章写得很好，顺利入选新年征文。这不，已经登出来了。”我打开《国际协报》，果然副刊整版刊载着我的《王阿嫂的死》。我激动不已，只听见方大哥对三郎说“廼莹出手不凡，前途未可限量”。
收起报纸，听他们哥俩交谈。方未艾说自己即将离开《国际协报》，由白朗接着编辑《国际公园》，叮嘱我们日后多跟她联系，多写点稿子，境况会慢慢好起来。起身离开时，忽又想起手里还有一封通过报社转给三郎的信。
喜悦洋溢在心底。我开始在厨房忙碌，生火、和面都有了特别的意义。三郎拿着信笺走过来，靠在门框上，喜不自禁地说：“好事成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正围着围裙忙着调面粉，停下手里的动作，期待地看着他。三郎告诉我，他的高小同学陈华正在长春编辑《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特地写信来约稿。
“有白朗和陈华的关系，往后咱们在哈尔滨、长春发表文章都不成问题。《大同报》还是“满洲国”的官方报纸，影响也大。你就安心写作好了。”
有了自己可以做也愿意做的事，我暗暗为自己打气。三郎出门后，收拾好碗筷，坐在窗前，铺开稿纸的那一刻，内心格外充实。写下标题“弃儿”，往事潮涌眼前，噩梦虽然过去，而我的写作就从那一场大水开始：
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着。
泪水从脸颊滑落，洇湿了字迹。那个孤独无助的夜晚来到纸上，我再次感到害怕，趴在桌上难以自控地啜泣。
窗外阳光很好，院里传来大声的喧闹和远远近近的脚步声人间已是四月！
三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轻抚着我的头发。我抱着他大声哭出来。他拿起桌上那张写满字的稿纸，轻声说：“都已成了过去，忘了吧！”
我喃喃说：“那抱走的孩子……”
晚饭后，他提议出去走走。
初春的夜，这条浮华浪漫的街彻底从寒冬里苏醒。我们浮在各种乐声里：流浪人的手风琴声，日本舞厅的舞曲，马迭尔饭店阳台上的乐队演奏……长街中段的横口处，一台唱机用很大的音量，正播放着不同语种的歌曲，时而日语，时而法语，时而俄语……我们朝江沿走去，光线渐渐黯淡，乐音渐渐淡远。一对母子蹲在墙根哀哭，一个老头站在街口乞讨。
这是一个如此分明的世界。
《弃儿》终于写完。早饭后，读着《国际公园》上朋友们的文章，只见上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编者按”：
摩登女子的口红，如同鲜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正是靠吸血而活着，鲜红的嘴唇便是标记，将人血涂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
孟希敲门进来，神情落寞地问三郎哥呢，我说出门寄稿子去了，接着便对他说起那段“编者按”。他红着脸说写得不好，处了两年的女友跟人走了，情绪受影响，说话不理性。原来是他的手笔！我安慰他失恋算不得什么，这本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那段话相信会激起很多人的共鸣。他来通知我和三郎，剧团近期重新开展活动。
将小孟送到院内，王丽手拿烟卷，正坐在树下读报。猩红的嘴唇里吐了一口烟：“这报纸今天发什么神经，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骂谁呢？”
我朝小孟做了个鬼脸。他看见王丽，却有些挪不动脚，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
风吹在身上暖暖的，天光越来越长。哈尔滨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写了一天，我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三郎走进来，将几张报纸和一封已拆开的信往桌上一丢，兴冲冲地说：“陈华来信了，《弃儿》写得很好，六号开始在《大同俱乐部》上连载，预计十七号载完。这是前两天的报纸。”
“一开始就发表万余字的长文，廼莹，你的起点很高哇！”
拿起报纸，那些熟悉的段落映入眼帘。写作给了我说不出的快乐，同时给予我快乐的，还有那群有意思的人。我们一起排练辛克莱的《小偷》和白薇的《娘姨》，排剧间隙一起打闹、闲聊，其乐融融。我能感觉出舒群、罗烽、老金跟我们有些不一样，三郎告诉我，他们还有方大哥都是组织里的人。我没什么政治信仰，只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好人。
《大同报》上的文章不断刊出，《弃儿》之后又发表了《腿上的绷带》《看风筝》，还有别的几篇。谈起我的文章，舒群他们对《王阿嫂的死》《看风筝》的评价比较高，说给满洲文坛带来了新气息。我不懂什么文坛，只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舒群来商市街找三郎商量，我们哈尔滨作者群是否可以利用陈华的关系，在《大同报》上创办一个文艺周刊。三郎一听很是兴奋，说干就干，不久《夜哨》诞生了。由三郎整理好大家的稿子，每周往长春邮寄一次，再由陈华从中编选，发表在报纸上。一年后才知道，舒群的那次来访，实则是组织交给的一个任务。
七月的哈尔滨最具活力，中央大街的浪漫格调毕现。三郎脖子上系着黑色蝴蝶结，上穿俄式花衬衣，下着西装短裤，手拿三角琴，边走边弹。我则是花短褂加黑色学生裙，脚蹬三郎的尖头皮鞋，跟在一旁。不在意路人好奇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全然新生，即便落拓，仍自信是这条街的一部分。
明亮的黄昏，三郎带我到松花江上划船。
院门口，王丽一身淡绿色的布拉吉，拿着一封信飘了进来。三郎调侃说，收到了一封情书?她脸一红，随即问我们干什么去，一听说划船，便要我们等等，也要跟着一起去。
小船在江心飘荡，王丽兴致高涨。在她的要求下，三郎唱了一段《四郎探母》，令我大为惊奇。王丽接着唱了一首俄语歌曲。唱完后，三人奋力划桨，小船快速驶向江心沙洲。
回来后，三人又坐在院子里纳凉、聊天。我的胳膊疼得几乎抬不起来，问王丽怎么样，她紧张地看了一眼正房的窗户，提醒我小声点，要是被她妈听见，就再也不能到江上划船、洗澡了。我吐了一下舌头，朝王家正房看去，房东太太正在纱窗后边收拾碗筷，于是回头故意高声问她俄语学得怎样，王丽高声回答还行，接着小声说：“明天下午早点走，我想在江上多玩一会儿，你们先出去，在街角等我。”
“划个船，至于吗？”
没接三郎的话，见正房没了灯光，王丽问：“上次来的那个孟编辑，人咋样？”
“你说的是《国际协报》的孟希？”三郎抢着问。
“是……”王丽的语气有些吞吐。
“很不错的小伙子。最近，跟女友分手了。”我随口道。
三郎似乎嗅出了什么：“你跟他有故事？”
“怎么可能，收到一封信而已！”
“情书吧！”
“不是……不是，你尽瞎说！”
我对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点兴趣也没有，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你们聊吧，我非睡不可了。”
一连几天，三郎什么时候上床的，我完全不知道。
“昨晚啥时候睡的？你跟三小姐都聊些什么，那么起劲？”早饭桌上，我禁不住问。
“凌晨一点多。”他扒了口稀饭，漫不经心地说，“聊些什么？哼！尽是些痴男怨女的事儿。不出我所料，小孟果然写情书追求她了，怪不得前天在报社碰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原来被咱院里的女神给折磨的。”
“三小姐那么漂亮，追求的人也不多他一个。”我自语道，“真的爱上了吃人的资产阶级小姐。”
“你说什么？”
我没接三郎的话，半认真地说：“你倒是跟她挺谈得来！天天都聊到更深夜静，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说，跟我倒是话越来越少。”
“我说呢，今天的菜怎么这么酸，原来醋放多了。”
“别装了。你不是条坦直的汉子吗？我可是什么都能扛的女人！”
“她是对我要好，真是少女的心思！”
“谁？”
“你还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自然知道！看着低头扒稀饭的三郎，心想，那么漂亮的富家小姐居然看上了穷家庭教师！
他抬起头：“我坦白对她说了，跟她不能相爱的，一方面有你，再者，彼此也相差得太远，让她理性点。”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话没说完，眼泪便涌了上来，放下筷子，坐到床沿上。
“这不是你问起来的吗？难不成我特意向你显摆？”三郎有些恼怒，将稀饭倒进嘴里，放下碗筷坐过来，“好啦，别生气！”
我把脸别向一边：“见到漂亮女人，你只考虑要不要追，从不考虑能不能追！这次怎么了？”
“好吧，那是从前，有了你之后，全都不一样。”
“好一张贫嘴！”我破涕为笑。
“吃饭吧！别自寻烦恼。”
我将头靠在他的肩上，轻声说：“三郎，生活稍好一点，我就隐隐感到不安！”
他拍拍我的肩头：“放心吧！你那颗敏感的心呀！”
下午，我在写作中，三郎坐在小板凳上看稿子。
罗烽、白朗还有小孟来了，见我刚刚放下手中的笔，白朗为打扰了我写作而面带歉意。罗烽将他和白朗以及老金、舒群为《夜哨》写的稿子交给三郎，说进院门时刚好碰见小孟。我和三郎会心一笑。听三郎说“小孟恐怕有别的事儿”，孟希连忙解释：“我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三郎哥、廼莹姐！”
三郎没接小孟的话，对罗烽说来得正及时，长春正在催稿。罗烽感慨《夜哨》顺利创刊，三郎功不可没，大家的写作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白朗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几个中你最有成绩！”
“那可都是我不停打气的结果呀！”
我嘟嘟嘴。白朗笑起来。天热，罗烽提议到江上划船，一行人便往外走，小孟不停回头朝王家正房张望。我看在眼里，故意问看什么呢，他红了脸吞吞吐吐地问王小姐是否在家。王丽正好跨进铁门，我高声说：“王小姐在这儿呢！”孟希一抬头与王丽的目光碰在一起，两人都有些脸红。三郎也有些不自然。
王丽问走在前头的三郎：“你们……”
“划船去！”
看了一眼自家正房，她小声说：“在街角等我啊！”
“满意了吧！”我挽着白朗的手，瞟了孟希一眼。他的脸涨得通红。
来到江边，朝白朗使了个眼色，我拉着三郎，她拉着罗烽跳上一只小船，将一对玉人剩在岸上。罗烽和三郎挥动桨板，小船迅速驶向江心。王丽站在岸边，一脸娇羞地喊：“你们坏呀！你们坏呀！”
江风拂面，我的心一如江面般开阔，跟白朗有说不完的话。
划至江心，两个男人停下桨板，高声唱着。四周到处是小船和阳伞，王丽和孟希的小船正缓缓离岸。三郎故意用桨板激起水珠，落了我和白朗满脸。接近沙洲，他和罗烽跳下去，把小船拖到沙滩上，然后朝江心游去。我和白朗将头昂在水面上，两手抓着泥沙，双腿浮在水面上，脚丫子不停地打水。不会游泳的人就这样过过瘾。远处沙滩上，王丽和孟希坐在阳伞下，边抽烟边亲密地交谈着。
西边出现大片的火烧云，回到岸上，王丽跟了过来，卷曲的长发飘在风中，嗔怪道：“你们都是坏人！”
那一刻，愿有一阵罡风吹过，小舟在风中倾覆，我和美人一起沉入江底。
早餐摆在桌上，三郎教课回来，我将孟希发表在报纸上的诗念给他听。
“什么歪诗？吃饭！”
放下报纸，我感叹道：“天哪，真的要爱到一起死！”
夜里再一起纳凉，三郎和王丽的聊谈变得有一搭没一搭。
“你们聊，我去睡了。”我的话音刚落，三郎也说：“我也困了。”起身跟我回屋。
点燃桌上的蜡烛，我问他怎不多聊一会儿。
“有啥好聊的。”他在桌旁坐下，一本正经地说，“想跟你说件事儿。”
我正感诧异，他接着说：“廼莹，我想咱俩合着印本书。”
“能……行吗？哪有钱？”
“事在人为，没什么行不行的！”
三郎说我近期的创作真的很有成绩，他虽然写得少一点，但以往也写了不少东西，两人认真选选，合在一起印出来，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创作，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想到他的大部分时间被养家占着，我的内心有些酸楚，憧憬等以后稿费多了，他就不用再当家庭教师，一定比我更有成绩。
印书的钱的确是个大难题，不过他说可以先在报纸上把广告登出来再慢慢想办法。如果能跟印刷厂通融，先印后卖，将卖书所得去还印刷费就好了。
随即，我们进入关于生平第一本书的设想里。他说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青杏”。我嫌平淡，问“跋涉”如何，他立即赞同。靠在他的怀里，我轻声说如果能成，一定要把初识时，他见到的那首《春曲》选进去。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三郎说：“这几句诗，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转眼便是秋天。那个酝酿于夏天的梦想，竟然真的即将实现。
《跋涉》的全部书稿终于抄好，金剑啸为它设计的封面是一幅山水图案，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几条银色的曲线条纹。山水画在一条约一寸五分宽的窄带上，横拦在封面的三分之二处，下边是书名和作者署名。处处显示出老金的用心。
九月底，将抄稿、封面送到《五日画报》社的印刷所，他们嫌图案太复杂，无法制版。三郎捡起墙角的一块木板，用桌上的红色蘸水钢笔写了“跋涉”“三郎”“悄吟”“1933”几个字，说就用这个做封面。对方说这倒没问题。我被第一次出书的喜悦激动着，更没有什么讲究。
《跋涉》能够下厂印刷，主要得益于舒群，他一个人资助了四十元，三郎的另一个朋友陈幼宾资助了十元，余下的被《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慷慨免除。四十元是很大一笔钱，舒群平时极其节省，听三郎说后，我心里十分不安。周围朋友的慷慨让我们深受感动，亦被深深激励。挽着三郎的手，走在中央大街上，被大欢喜追逐，我俩如同两个孩子。路过华梅西餐厅，他提议进去喝一杯。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要了两杯伏特克，拿起酒杯，我俩碰了一下，为《跋涉》干杯。
从华梅出来已然正午，太阳晒得人有些燥热。三郎脸膛通红，又提议去江上划船，从口袋里摸出两角钱说，花了算了，管它呢！来到江边，我们选了一只船底铺着青草的小船，三郎跟船夫谈好了价钱：一角五分，一个点儿。船夫推开小船，我们轻摇桨板，小船顺流而去。
沐着江风，仰头看云，内心被彻底清空，身子好像浮在白云之上。
靠近一处沙洲，三郎说以往这里常有老毛子男男女女脱光了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说完，他跳上沙洲，拉住小船，让我扶着他的肩膀上岸。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见他脱光衣服跑进水里，我也想学学俄国人，体验一把释放身体的感觉，在船身的遮挡下，脱掉衣服，赤身趴在水里。身上的燥热即刻褪去，上岸趴在沙滩上，与天地格外亲近。突然，一只小船划过来，我赶紧跑进水里，等它过去，迅速上岸穿好衣服。三郎回到岸上，发现衬衫不见了，我指着江中一团白色的东西说在那里。他划船追过去，靠近后放下船桨，伸手捞起一条大鱼，高举着冲我大声喊：“你看！”
“晚上，给我煎了！”
回到沙洲，他一脸得意。我担心不新鲜，他掀开鱼鳃：“你看，通红的，新鲜着呢！”心中有鱼，他便不再留恋沙洲。上岸还了小船，说不能光着膀子在中央大街上走，要我回去拿了衬衫送来。等我满头大汗地赶回，日已西斜，三郎正跟船夫们坐在伞样的布棚下喝茶吹牛。伸手要租船剩下的那五分钱，他却说付了茶钱，一个铜板也不剩。
我急了：“煎鱼要用醋啊！”
“能吃就行，没那么多讲究。”他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几天后，再次跑到印刷所，《跋涉》已经印好。
次日便是中秋节，工人们都放假了，来不及装订。看着那些散发油墨香的书页，我们有些等不及，自己动手装订起来。傍晚，三郎叫来一辆马拉斗车，装上一百多册新书走在回家的路上。马脖子上响着铃铛，我俩不时扭头瞅瞅车斗里码放整齐的《跋涉》，虽然不名一文，却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财富聚散有时，文字或许传至百年。
随后几天，将书分赠给牵牛坊的朋友们，《跋涉》一时成了大家聚会的话题。随着同发隆商场和一些书店开始代售，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转。柈子、米面不用愁，两间屋子还安装了电灯，再也不用在摇曳不定的烛光里写稿了。三郎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在朋友撺掇下，开始学驾车。他出门后，这间半地下室就完全属于我，坐在桌旁，铺纸提笔便是另一世界。写累了，看一眼高高码放在屋角的《跋涉》，或者拿起一本翻翻。
沉浸在文字里，一天很快过去。三郎推门进来，将一卷报纸丢在桌上，替我揉捏着双肩说，写了一天，歇歇吧。我很享受地仰脸问他车开得怎样。他停止手里的动作，比画着双手握方向盘的样子：“比前几天好多了。我那身手你不是不知道，这点事儿难不倒我！”
汽车对我来说太遥远，切近的是脑子里的那些人物。
见我不接话，他拿起桌上的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你看，《大同报》在介绍咱俩的书呢。”这么快长春就有关注，倒是令我十分意外，起身接过报纸。鉴于他刚才随时随地地吹牛，我故意念道：
“全书的笔调是一致的。这正可说明，作者因为生活的挣扎，已把自己的手训练熟了。至于三郎的粗暴和悄吟的细腻，那是男女生理上不同的关系，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而他们的值得介绍，无可非议！”
“看把你得意的！”
放下报纸，我难掩喜悦：“真的如你所说，《跋涉》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的创作。”
这回，我已有心理准备接受他的得意，三郎却没有接话，从屋角拿起一本新书，坐到桌前，貌似漫不经心地说：“新认识了一个朋友，上海来的，要本书。”说完，提笔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起身将钢笔递给我，“你也签上。”
接过钢笔，一见“程娟惠存”，我便朝他瞟了一眼：“是个女的？”
“哦，是个热爱文学的中学生，来哈尔滨找哥哥，哥哥出差了，照顾她的小王是跟我一起学开车的熟人。”三郎边倒开水边漫不经心地说。但我明显感到他有些不自然，提笔在“三郎”的后边签上“悄吟”，半调侃道：“该不会有别的故事吧？”
“过两天，人家还要来家里拜访你这位女作家呢。”
“呵，找上门儿来了，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接过签好字的新书，他有些不耐烦：“行了，行了，别一天到晚酸不拉唧的。有人想读咱们的书是好事，想见见作者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还是个孩子。”
“谁酸不拉唧？”我掠过一丝不快。
“好，好，你没有！行了吧。”
我没理他，朝厨房走去。正好有人敲门，他跟了过来。拉开门，只见黄田面色凝重地站在门口，扭头看了看，关好门，一言不发地径直走到里间，在桌旁坐下。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和三郎坐在床沿上，紧张地注视着他。
“上午接到通知，《跋涉》因没经过当局审查，已被定为‘非法’，且有‘反满抗日’嫌疑，今天起禁止出售。警察已从书店、商场没收了一批。你俩往后要留心，写文章更要注意！”黄田说，“最近风声紧，日本子为了加强文化统制，出动大批宪兵、便衣，不断抓人酷刑逼供。”
我骤然紧张，不自禁地朝屋角看去。
三郎倒还镇定：“知道了，谢谢黄兄提醒。”
黄田的神情缓和下来，说也不必过于紧张，留心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接着问我俩是否愿意学俄语，他给淑奇请了一个俄文家教非常不错，如果愿意学，可以介绍，学费不用管。我连忙点头答应。让朋友破费，三郎有些过意不去。黄田起身往外走，说：“三郎见外了，算不得什么。就这样定了，每周三下午让佛民娜小姐上门来教。转移一下注意力，避避风头也好。”
一连几天，我让三郎尽量少出门。
上午，他在家里写稿，我到院子里晾衣服，王家正房传出争吵声。只听王太太高声说：“是他？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接着又听王丽说：“三郎？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我早就看不惯你，天天跟两个穷鬼搅和在一起，隔三岔五到江上划船，当我不知道？外边没疯够，回来在院子里聊到半夜不睡。你看看，他那样子，春天、秋天、冬天，三季只有一件夹外套，一看就是个不详细的人，谁能保准不是强盗？”
“哎呀，妈！人家两口子都是作家！”
“作家？哼，拉倒吧，就他们那样儿，还是作家？”
“行了，行了，真拿你没办法，说起来就没完。”沉默了一会儿，王处长接着说，“他俩的新书引起日本人注意，也不排除有人恶意造谣，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得找玉祥师傅探探究竟。你俩也不必大惊小怪，武术课停一段，对玉祥看紧点，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到耳房那边去。”
“玉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见王太太在抹眼泪，我赶紧回到屋内，正准备跟三郎说，王处长就在外边敲了两下窗玻璃，示意他去一趟。我跟了出去。片刻过后，王家客厅便传出三郎的声音：“怎么可能！”王丽走出来，嘴上叼着纸烟，表情冷淡地说：“收到一封黑信，说玉祥师傅要绑他的票。”我大吃一惊。
回屋后，三郎一屁股坐在桌旁，出着粗气，一言不发。我轻声劝他别生气，指定有人故意造谣，制造麻烦。他平静了些，说应该是《跋涉》带来的。
佛民娜是个十八九岁的俄罗斯姑娘，身材苗条，有一双清澈湛蓝的大眼睛。
我和三郎如同两个小学生，坐在桌子两端。她开始教一些简单的俄文单词：“我的”“你的”“爱人”。“印度鸡”俄语念作“印捷以嘎”，三郎的舌头转不过来，老是念成“印度嘎”。佛民娜就用“印度嘎”作为他的俄文名字。我学得倒是比较轻松，每次上课，三郎挨批评的时候居多。或许越来越紧张的形势，让他有些心不在焉。除了在民众教育馆排练话剧，我俩基本上不出门。
排练结束，金剑啸招呼大家到商市街商量公演事宜。中学生徐志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主角，说有事得先走，老金叮嘱他公演千万不能缺席。
一场秋雨过后，冬天的脚步近了。一行人走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白朗挽着我的手走在前边，低声说：“听到关于《跋涉》的传闻了吧。大家都十分担心你俩。”她接着提醒我近期多留心身边可疑的人。我不自禁地扭头看看，舒群也正在神色严峻地跟三郎小声说着什么。老金、罗烽同样面色凝重。
几个人在屋子里坐下后，老金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小偷》《娘姨》《一代不如一代》，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罗烽接着汇报公演计划，说联系了好几个地方，民众教育馆要我们配合政府，在“满洲国”纪念日演出，被他和老金拒绝了。
“纪念‘满洲国’成立？真是笑话！”三郎气愤地说。
“正因为拒绝了他们，民众教育馆不再提供排练场地。最近，我在联系巴拉斯电影院……”
罗烽说完，众人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意见。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目光动不动被墙角的《跋涉》牵走。老金最后说近期就不排练了，等公演场地联系好了再通知大家。众人散去，舒群故意走在后边，提醒三郎将不安全的书报赶快烧掉，以防日本宪兵来查。
送走他们，我和三郎迅速关好屋门，将《跋涉》搬到厨房，藏在柈子里。回到里间，不敢开灯，我点燃一支蜡烛，跟在三郎身后。他从床底拖出柳条箱，我将蜡烛立在地上，开始帮他清理箱子里的东西。报纸、稿子一一拿出来仔细翻看一遍，地上到处都是纸片，接着又将箱子里的书籍拿在手里，一页页地翻。三郎翻得比较快，我不停叮嘱仔细点。翻完最后一本书，他说：“就这些了！”我不安地问：“你确定？”说着，将地上的一张纸片点燃，丢进一旁准备好的瓦盆里。
三郎迟疑了一下，从书里拿出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丢了进去。更多“可疑”的纸片被丢进去，我紧张地用一根小木棍拨弄着，不时看看门口，害怕突然闯进人来。
纸片迅速燃成灰烬，火光渐渐小下去。心情稍稍舒展，坐在桌旁喝水的当儿，我忽然看见那张吸墨纸上有字迹，放下杯子，展开一看，上面竟然写着“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心情又即时紧张起来，不由分说地丢进瓦盆里，火光重又燃起。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三郎边跺脚边恼怒地低声吼道，“那么大一张都烧了，烧花眼了？看你用什么！”
“吸墨纸重要，还是性命重要？”
“就不能把字剪掉？犯得着为一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愣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套“满洲国”“建国”明信片摆在桌子正中，然后将桌上的书籍检查一遍。两本封面上带有“满洲国”字样的书，看也不看就收了起来，替上《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三郎将一本小学算术课本拿出来摆上，顺手将《世界各国革命史》抽出来，自言自语说那里边记载着日本压迫朝鲜的历史，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拿起来就往瓦盆里送。他一把按住我：“疯了吗？你疯了吗？”
没心思吃晚饭，关灯躺下，院子里传来狗叫，还有开关大铁门的声音。只听三郎在黑暗中说：“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谣传不要太认真。”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妈的，哪天抓去哪天算！睡吧，睡不好，明天脑仁儿疼。”
剧组的人聚在巴拉斯电影院，老板要看看试演效果再决定是否提供场地。金剑啸环顾众人，才发现不见了徐志。大家面面相觑，白朗说他可是从来不缺席的。三郎和白朗试演了《小偷》中的一幕，罗烽正跟老板交涉，我们等在门口。
“你们最近怎么样？”舒群小声问三郎。
“没什么动静。前怕狼后怕虎，啥也做不了。这年头碰上什么算什么，他娘的，管不了那么多。”
舒群没言语。罗烽走过来，大家急着问是否谈成了，他摇摇头说条件太苛刻没谈拢。白朗沮丧地说三个剧排了三个月，不能公演实在可惜。大家没有接话，默默散了。
佛民娜等在门口，进屋后，拿出两张作业纸摆在桌上。我的那张整整齐齐，三郎那张凌乱不堪，满是批改的红色记号。她赞许地看了我一眼，接着一脸严肃地对三郎说：“你看人家进步得多快，练习做得多好！你总是不用功，花了学费，不好好学习。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电线杆’揍你！”
刚才一路上的紧张和恐慌立马被冲淡。见三郎低头不语，我心里想笑。
一个月过去，不见什么动静，我们感觉是自己吓唬自己。
为着旧戏，三郎正跟人在报纸上打笔仗，照常出门给报社送稿。屋子烧得暖暖的，我的心境渐渐安宁，每天趴在桌上写稿，累了，看看窗外的大雪。
一天下午，写作被敲门声打断。开门后，只见门口站着一对陌生的男女。我正欲张口，小伙子自报家门道：“你是悄吟女士吧，我姓王，是三郎的朋友，我们学开车时认识的。”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的小姑娘是谁。小王介绍说：“这是从上海来的程小姐。很想认识你，这不，特地让我带她前来拜访。”
小姑娘冲我微笑道：“谢谢你和三郎先生签名赠书！”
进屋后，程娟表情活泛地对我说：“我来哈尔滨四十天了。北方话还是讲不好，你大概能听懂吧！”
屋里一下子来了两个陌生人，我倒有些拘谨，淡然答道：“说得挺不错的！”
她接着兴致颇高地谈起跟三郎认识的经过。说小王也是到哈尔滨后才认识的。那天两人一起逛同发隆，看见摆着卖的《跋涉》，她感觉作者“三郎”像是个日本人，于是问一旁的小王，他们居然相熟，不久经他介绍就和三郎认识了。
“获赠大作，真是荣幸之极。这两天三郎先生跟人打笔仗，我十分同情他的观点。”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翻翻，“他在这篇里骂那些唱旧戏的是‘奴心未死’，真是痛快！”
小姑娘自顾自说着，我几乎插不上话，静静打量着她。她也不时看看我。她脸面素净，一条红色绸带束着漆黑的头发，葡萄灰的袍子上撒着黄色的碎花，整个人干净漂亮。屋子暗下来，拉开电灯，听见王丽在窗外约三郎晚饭后去滑冰。循声看过去，她晃了晃手里的报纸，朝屋里看了一眼，眉毛一扬，人影一晃，竟推门走了进来，看着程娟诧异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程娟一脸俏皮。
这时，听见玉祥在窗外喊自己回家吃饭，王丽便说“一会儿再聊”，就匆匆离开了。
程娟告诉我，她俩是在舞场认识的。原来程小姐也经常出入舞场，环境跟我不同的人，我难有说话的兴趣。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读了《跋涉》里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作者应该是非常浪漫的一对儿。还有，你的那首小诗很是打动我。”
她说的仿佛是一件跟我无关的事儿。我平淡地听着，没有接话。三郎走进来，后边跟着王丽，程娟顿时兴奋起来。屋子塞得满满的，我越发觉得自己多余，目光从三郎移到程娟身上，又移到王丽身上。王丽又吵着要三郎表演才艺，他毫不推辞，作势要唱。王丽让他等等，回家拿来胡琴、口琴，说不能清唱。
接过胡琴，三郎拉了把椅子，坐在屋子中央，拉了两下，调好琴弦。王丽背靠火墙，点燃一支烟，面带微笑，红脸，绿绒衣，一头卷发，浑身散发着西洋少妇的风情。程娟则是一脸女中学生的天真。在两位美人的注视下，三郎兴致越发高涨，清清嗓子，边拉琴边唱：“杨延辉坐宫院……”
王丽吐了口烟：“哎呀呀，怎么还唱这个？这不是‘奴心未死’吗？”
程娟笑起来。三郎满不在乎说：“只要两位小姐高兴，在下就‘奴心未死’一回！”
“我准备晚饭去！”
我觉得有些肉麻，看了三郎一眼，进到厨房里，烧水、和面。里间传出男男女女的高声欢笑。我用力揉着面团，不时看看自己那晃动在墙上的影子。
三郎着家的时候越来越少。
夜里，我坐在床上看书，他经常趴在桌上写信。我好奇地问他写给谁，那么勤！他便说是陈华。
风声又紧了起来。走在街上，听见后边有人喊，回头看时，白朗、罗烽神情紧张地跟了上来。四人一起朝前走，白朗小声告诉我，徐志被捕刚放出来，昨天离开了哈尔滨。见对面有人走过来，我惶恐地碰了一下她的胳膊。白朗马上不言语。在一个僻静的街口，我们停了下来，罗烽说老金发现有可疑的人出现在家门口，这两天没敢回家，也正在考虑离开。
“找黄田打听打听去。”跟罗烽、白朗分手后，三郎说。
在科勃采夫电影院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男人走到三郎身边，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接着朝一条横街走去，三郎紧跟其后。我死死盯着三郎，心跳加剧。两人在街口踱来踱去，只听见陌生男人说：“你们剧团已经抓走了两个，你也应该预备预备。”
“预备什么？怕也不成，遇上什么算什么。”三郎平静地跟对方握手道别，然后看了我一眼，“咱们走！”走了几步，低声说，“别害怕，是个熟人。”我那始终提着的心稍稍放下，嘀咕道：“神秘兮兮的，吓死我了！”
在办公室找到黄田，他说还不知道抓捕剧团成员的事儿，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特高科办事一向神秘。问不出什么，我俩只好忐忑不安地回到商市街。跨进铁门，王丽神情呆滞地告诉我们小孟走了。三郎一惊，问什么时候，她说是昨天晚上。离开哈尔滨前，还要走了她的一把水果刀，说是防身用。三郎撇嘴道：“水果刀能防身？”
我们朝耳房走去，听见王丽在身后说：“三郎，程小姐给你写了封信，门房给了我，已从门缝塞进了屋里。”
进屋，一封信果然躺在门边。三郎拾起来，拆开扫了一眼，快速塞进口袋。我感觉怪怪的，没说什么。进到里间，关上门，他仔细检查了一遍门锁，然后从床底拉出柳条箱，将里边的书籍又拿出来翻了一遍，再放回去。桌上的那排书，我也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心安。两人坐在桌旁，彼此看着对方。
“没路费，咋走呢？又能逃到哪里？”三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我满心沮丧，心想，以前闹饥饿，吃上顿愁下顿；如今刚刚能吃顿饱饭，却又闹恐怖。三郎拍了一下桌子，起身说：“别管了，能咋的？天天神经兮兮的，日子没法过！爱咋咋的！程娟让我教她滑冰，走，一起滑冰去！”
“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滑冰？”我有些无法可想，“要去你自己去！”
三郎真的独自走了，恐怖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他，而我无从意识到上海来的这个十七岁小姑娘已然改变了我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三郎和程娟顶着满头雪花回来了。小姑娘想尝尝我做的炸酱面。我在厨房里默默忙碌，他俩在里间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程娟虽然对北方面食很感兴趣，但有我在，三人吃得十分沉闷。放下筷子，她说饱了，三郎连忙起身相送。我边收拾碗筷边说好走。三郎正准备上前拉开屋门，我清楚听见程娟在问“有信吗”，三郎扭头朝我看了一眼，高声说“天冷路滑，路上小心”，拉开屋门的同时，又小声说“没有”。
三郎关好屋门。我拿着碗筷，来到厨房门口，极力压抑着恼怒：“你们天天见面，还要写信？”
“没……有……”
“你俩当我是聋子、傻子？请你告诉她，这鬼鬼祟祟的客人，我不欢迎！”
程娟不来了，三郎还是天天出门。我没心思过问他在做什么，但上海来的女中学生明显搅动了他的心，也搅动了我的心。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风声越来越紧！
窗外飘着大朵大朵的雪花，炉膛里柈子烧得旺旺的，不时传出木块炸裂的声音。我盯着窗玻璃上欢快流淌的雪水发呆。三郎走进来，将一封信丢在桌上，边脱外套边说非走不可了。
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消息，也没什么好奇怪。陈华来信说《夜哨》也出事了不能再出，并特地嘱咐三郎把不安全的报纸烧掉。我说不是都烧了吗，三郎说那二十一期《夜哨》恐怕也不安全。说着，从柳条箱里拿出一叠报纸。我们的作品都在上面，我实在有些不舍，便问，一定要烧？他拿起报纸不容置疑地转身准备进厨房，听见有人敲门，又连忙警觉地塞进床底。
我去开门，是金剑啸。看见三郎那惊慌的样子，还有床底的报纸，老金说《夜哨》就不要烧了，太可惜，待会儿他带走，替我们留着。三郎表情松弛下来。见老金今天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帽子也是新的，我说：“今天是啥日子？相亲回来，这是？”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说不定要去上海，就做了两件衣裳，进当铺，卖破烂，新的也多值几个钱。”
我和三郎一惊，问什么时候走，他说还没定，问我们，三郎也说再看看。老金建议要走的话，五六月间海上风浪小，少遭罪。我提议一起走，他说到时候再说。《夜哨》停刊了，他计划从明年一月份起，在白朗主持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再创办一个《文艺》周刊，还是原班人马。不过大家都得换个笔名。
送走老金，我问三郎：“吃什么，面条还是米饭？”他感慨道：“天哪！居然能选择着吃。”我心里说，是啊！有烧不完的柈子，不愁吃，不愁油盐，三郎也不用当家庭教师，却天天担惊受怕，时刻想着离开。真他妈的！
两天后，舒群来商市街聊了一下午。形势很不好，他准备过完春节就去青岛。我说我跟三郎也有离开的想法，但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说等到了青岛再跟我们联系，如果去青岛，大家在一块儿还可以做点事情。有了个去处，我心里安稳许多。
送走舒群，程娟来了。
“廼莹姐，三郎在吗？”她怯怯地问。
“不在。有事吗？你可以写信呀！”
她的脸霎时通红：“我后天返回上海，来告个别。”
“那，你明天再来！”
见我没有让她进屋的意思，她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我提着一篮子菜从早市回来，推开门，撞见三郎正将一封信塞到程娟手里。见我进来，程娟慌忙将信塞进手袋的时候，里边掉出一朵玫瑰干花。我装作没有看见，径直走进厨房，听见她在跟三郎搭讪：“那，我走了！欢迎你和廼莹姐有机会来上海。”
既然她真的走了，而且上海那么遥远，程娟也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我就不想再对三郎说什么，虽然那朵玫瑰干花对我来说十分刺心。想到要离开，此刻，我对哈尔滨的复杂情感，远远压过了三郎所带给我的烦恼。
两人坐在桌旁一言不发地吃着早饭。一个头戴学生帽的年轻人敲门进来，三郎介绍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法政大学的小李。我起身到厨房拿碗筷，请他一起吃早饭。他急忙制止，说：“关于你们，风声很不好。我的同学弄进去了一个。”三郎惊讶地问是什么时候，他说就在昨天。学校已经放寒假，那个同学正准备回家就被带走了，今天一早又来了日本宪兵，在宿舍搜了个遍，翻出一本《战争与和平》来。
“跟《战争与和平》有什么关系？”三郎问。
“在他们看来，那也是危险书籍。”小李说，“我还听说，有人要对你放黑箭。”
三郎说：“我又没做什么。”
小李认为现今说什么都没用，他们无缘无故就拿人，把《战争与和平》都搜走，说是调查调查，也不知道调查什么。我急切想知道“放黑箭”的会是什么人。他看了我们一眼：“我得走了，你们小心。”
我和三郎再次找到黄田的办公室。他非常忙碌，说话不方便，让我俩午后在马迭尔咖啡室等他。
生意冷清得很，咖啡室里几乎只有我俩。黄田终于来了，侍者送上三杯咖啡，三郎用小匙搅了搅，轻声对黄田说：“风声越来越紧，我和廼莹想离开哈尔滨。”
听了这句原本试探性的话，黄田竟不假思索地说：“走了好！我看，你们早该走！”
我和三郎一时愕然。
“走吧！没什么好犹豫的。不用担心路费，我给你俩拿钱。”黄田喝了口咖啡，看了看左右，低声说，“这两天，我在特高科里听他们审问抓来的人，皮鞭子抽得那个响啊！心想，要是自己的朋友弄进去一个，那声音可怎么听？走吧，越快越好！”
出了咖啡室，我和三郎十分茫然，漫无目的地朝江边走去。风很大，我心乱如麻，挽着他的手走进道里公园，谁也不说话。池子里结着厚厚的冰，几个外国小孩大呼小叫地在上边溜冰、嬉闹。三郎写诗的那个亭子还在，顶上满是积雪。
回到商市街，天色渐暗，远远看见一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站在王家院门附近。继续朝前走了一段，只见那人足穿高筒皮靴，正在铁门外徘徊，路南边停着一辆三轮军用摩托。三郎拉了我一下，我们停下来，那人朝摩托车走去。我俩对视了一下，大步走进街边一家面包店。
眼睛注视着窗外那个男人，我朝一块面包指了一下，伙计问是否要红肠，我心不在焉地点了一下头。那人骑上摩托车，发动马达走了。我这才回过神来，伙计将切好的红肠、面包包在一起，递给我：“三角五分。”付了钱，跟在三郎身后匆匆离开。进到院内，我懊恼地说家里有吃的，买这些做什么？袜子又不能买了。
“谁也没有逼你买东西啊！你怨谁？”
他的话加重了我的懊恼，这惊慌失措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儿。在黯淡的天光里，只见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门口。走近了，对方在招呼我们：
“三郎先生。”
“廼莹姐。”
程娟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三郎上前开门，进到屋内，程娟指着小伙子，用俄语介绍道：“这是我的爱人！”
三郎面露不快。我寡淡地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将刚才的面包、红肠用盘子装好放在桌上。三郎出门买酒，要为程娟饯饯行。我只好进厨房再炒几个小菜。
一个十七岁的上海小姑娘，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三个月就有了“爱人”。居然用俄语，难道是连自己都有些说不出口？幸亏我和三郎都学了几句俄文。不知道程娟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大约想撇清早晨那一幕，以示她没跟我抢“爱人”。
四人都不怎么说话，各自拿着一小瓶伏特克喝着，沉闷极了。
程娟将瓶里剩余的酒倒进嘴里，一口咽下，然后说谢谢款待，家里有朋友等着她，得走了。送走那对“爱人”回来，我看着三郎问还喝吗，他失落地摇摇头。我在厨房里收拾碗筷，他站在门口说了声“我出去一趟”，便拉开门走了。
这显然是个敏感的时刻。他高估了我的大度，即便自感有些龌龊，我还是放下碗筷跟了出去。远远看见他进了下趟街的一个小院。站了一会儿，天太冷，正准备离开，我看见程娟脚步踉跄地走出来，后边跟着三郎。两人走进院旁的杂货铺，片刻过后出来，程娟手里多了一瓶酒，正准备跨进院门，三郎捧起她的脸强吻了一下，转身消失在黑暗里。程娟张望了一下，进到院子里。
回到空无一人的半地下室，脸上的泪水早已冰结。不禁想起东兴顺旅馆的那个初识之夜，耳边回响着三郎那豪气冲天的话：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不知道他是否还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我“丢开”。刚才被他强吻的小女孩整整小他十岁，即便如此境地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多情。
一个人想了好久，心中唯一的慰安是小姑娘明天就真的离开了。过了今晚，三郎就会回来。我哪里知道，他们的故事今晚只是暂告一段落。
三郎回家，我决计不再提程娟。天这么冷，我只担心他如果醉倒路边会被冻伤。比起白天所经历的，这才是更大的恐惧。捧着书，文字却全然进不到眼里，时刻倾听着院门处的动静。
第二天早晨，阳光满窗，三郎带着满脸宿醉的痕迹推门进屋，告诉我程娟乘坐一早的火车回上海了，便倒床睡去。
我替他掖好被子，心想，这多情的人该不是在火车站守了一夜吧。
又是三月，寒冬即将过去。
程娟走了，三郎的心已收回，紧张的时局似乎也有所松弛。舒群虽然走了，朋友们也不再紧张兮兮地提离开。我和三郎的俄语学习仍在继续，佛民娜还是批评他不用功，威胁要拿电线杆打他。
我的心重新归于平静。三郎在温习俄语，我坐在桌旁想写一个长篇的东西，在稿纸上写下第一章的标题“麦场”。刚开了头，三郎让我示范几个俄语单词的发音，他怎么努力，舌头还是转不过来，折腾得烦了，便丢下书本，提议去看看松花江开江。
太阳很好，照得人暖暖的。靠岸的江冰坍塌了下去，融成一片片的水，在太阳底下闪着波光。远处冰面上经冬的积雪灰扑扑的，不再耀眼。大大小小的冰块在江中间顺着水流缓缓移动，冰块与冰块碰撞时，发出巨大的响声。
竟然碰见了罗烽和白朗。大家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少了，上次见面还是去年年底的事。我和白朗拥抱在一起，然后欣喜地看着对方。罗烽和三郎互相打听着舒群的消息。罗烽说舒群走后杳无音信，问三郎，他也摇摇头。
三郎想看江桥，四人便朝上游走。
不多久，我便感到浑身燥热，他们仨的脸上都沁出了汗珠。站在桥面上，只见一条大江朝东流去，满是大大小小缓缓蠕动的白色冰块。一列火车呼啸而过，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令人震颤。江风不再凛冽，带着些许暖意。抬头遥望漫天的白云，顿时忘掉了所有的烦恼，还有所处的时世。
郊野满目荒寒，寻不到一丁点绿意。北中国的春天来得这么迟！
我和白朗都带了秋林红肠和列巴，两个男人想喝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偶尔见到一两处泥墙草顶的破落人家，却始终找不到酒馆。走累了，坐在土堤上，无拘无束地聊上几句。不远处的船坞里躺着一艘黑色大船。罗烽说那是“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击沉的战舰“利捷”。船帮上的弹孔清晰可辨。我想起当年“佩花大会”的情形。为了抚恤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家属，我和同学们上街给行人佩戴自制的小兰花，让他们捐一点钱。战争的见证还在，而那些往事早已遥不可及。
四月下旬，《麦场》开始在《国际公园》上连载。越来越多的文字发表出来，我的写作劲头更旺。早饭后，一杯清茶唤醒我脑子里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一坐便是一天。
放下钢笔，揉揉发涩的眼睛，活动一下脖子。白朗推门进来，从包里拿出几张报纸放在桌上，说《麦场》连载了整整一个月，今天结束了。《文艺》周刊创刊两个多月来，我提供的稿子最多，在《国际公园》上发表的作品也最多。她跟报馆商量决定聘我为《国际协报》的特约记者，每月开支二十块哈大洋。说着，她将一包银圆放在桌上，说：“你跟三郎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期待你俩有更多作品问世。”
我万分感激她为我所做的努力。她说姐妹间不用客气，风声没那么紧了，好好写吧！
送走白朗，看着桌上刊载作品的报纸，写满文字的稿纸，还有那包银圆，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走上了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路。三郎进来，掏出一封信，欣喜地说舒群来信了，邀请我们一起去青岛，并已在《青岛晨报》为三郎找好了工作。
“一定要走吗？”
“流浪去吧，哈尔滨也不是家！”
我的眼里满是泪水。三郎跟我来到厨房。墙上的木格子里整齐摆放着装满白盐的罐子、酱油瓶、醋瓶、香油瓶；盐罐子旁边摆着一大包海米，还有一罐炸好的肉酱；墙角放着满满的米袋、面袋，炉前整齐码放着柈子。
眼泪挂在脸上，我说：“你看，咱们多富足！”
“如今肉酱拌面，还不如去年黑列巴蘸白盐的日子舒坦！”三郎有些落寞，转而骂道，“他妈的，小日本子！”
看着灶台上的家什，我不禁问：“这些怎么办？”
“真是小孩子，锅碗算得了什么？”他笑起来。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我却大病一场，症状还是肚子痛得厉害，一番治疗下来，终于有了好转，身子却虚弱得不行，医生嘱咐不要过于劳心劳力。三郎有些着急，让我到乡下的朋友家里休养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说什么也不愿意，但到底扛不住他那耐心的哄劝。
一个人在乡下，真是度日如年。窗外一树树洁白的梨花静静开放。小时候，在后花园每次见到梨花开，祖父便念叨五月节快来了，小荣华又大了一岁。
静养还是很有效果，待了十三天，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上完最后一次俄语课，我们将佛民娜送至院门口。听说我们五天后就走，她显出惜别的神情。我让她等等，跑回屋将给三郎买的那块米色软绸围巾拿了出来，请她在上面绣点什么留作纪念。佛民娜欣然接了过去。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和三郎都有些怅然。他提议照张相作为对哈尔滨的纪念，我立马赞同。虽然没有燕尾服，没有婚纱，但我俩还是稍微修饰了一下。我坐在椅子上，身穿一件半截袖子、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的短旗袍，梳着两根辫子，扎两朵淡紫色的蝴蝶结。三郎立在一旁，穿着那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亚麻衬衫，腰间束着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都不过是哈尔滨青年男女最常见的打扮。照片洗出来，送给白朗一张，不久被《凤凰》文学杂志社要去做了封面。三郎为此骄傲得不行，说不输摆在中央大街的橱窗里。
临行前一天，三郎忙着跟朋友们告别，我则惦记着厨房里的瓶瓶罐罐。
地上摆着水壶、面板、水桶、蓝瓷锅、三只饭碗、酱油瓶子、豆油瓶子、一只带柄铁锅……一个中年旧货商人站在门口跟我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心情再讲下去，希望他早点走，我好一个人静静。门口的东西，还有旧棉被、破皮褥子、旧鞋子都被拎走了。厨房空空落落，行李都打包了，此前简陋整洁的家一片狼藉。倚着门框，眼泪簌簌落下。对那些没有烧完的柈子，甚至三郎那双穿破了的傻鞋，我都有说不出的留恋。
柳条箱、手提皮箱和布包袱放在屋子当中。我怔怔看着窗外。三郎手拿宝剑，摆出招式在院子里给他的小徒弟上最后一课。三天前就知道师傅要走，玉祥边做动作边抹眼泪。早课完毕，三郎将宝剑送给他做纪念。那孩子接过去，扑上前抱着他哭着喊“师傅”。
三郎拎起两个箱子走在前面，我提着包袱跟在身后。
拉开门，他转身说：“走吧！”
这是我们住了五百多天的家！跨出屋门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街车、行人、店铺还有杨树不停晃过。站在商市街和中央大街的交口回望来路，我在心里默念：
别了，商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