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文化的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为西方民族所共享，尽管各有出入。诸如，全面战争的动员方式，局部失败时如何重振信心，伤亡达到何种比例后可以投降，对待战俘的方式等。这些在西方民族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与西方人在战争信条方面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个人责任看法的资料。鉴于我们的目的是对日本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那些在战争信条方面与西方不一致是否重要，我们不必管它；其中一些可能重要，因为它们体现了需要我们解答的有关日本人性格的许多问题。

日本认为其战争正义性之前提与美国恰恰相反。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也不同。美国把战争归之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的征服行为非法地破坏了国际和平。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商业活动“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起因则另有看法。它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的唯一代表，也最了解“各就各位”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叛乱，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入学率达到 99.5% 。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鉴于“大东亚”为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就各位”。各国应明确各自在国家上的位置，而后世界才能一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对日本来说，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占领国，并没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幻想。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未从道德上对“大东亚”这一幻想进行反思。另外，即使是日本战俘中的最不好战者，也很少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目标。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根深蒂固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念和自信。这一点与我们热爱的平等水火不相容。但我们却必须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以及日本从中得到了何种好处。

对于胜利，日本所持的观念也不同于美国的普遍看法。它叫嚷日本必胜，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装备先进，但这有什么用？！日本人说这些他们早就知道，根本不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这些数字，也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在这次战争前就有了。”

甚至在战役获胜之时，日本的文官政客、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胜利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精神”的信仰压倒了美国人“物质”的信仰。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又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这一说教在塞班岛、硫黄岛溃败时，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所作的遁词。在日军节节获胜之时，它一直是进军的号角，并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陆相、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 在一本《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与许多国家在备战时一样，他们事实上也在担忧。贯穿整个三十年代，日本的国民总收入中军备所占比例的上升速率惊人。到发动偷袭珍珠港之时，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支出只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17% 。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战舰和枪炮恰恰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现代武器犹如武士的佩刀，都是日本人品质的象征。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始终重视非物质资源。美日两国都在为全面战争而全力生产，但日本的生产基础却基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叫嚣：“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很明显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封不动地应用于战争的各种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日本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吾等之血肉就是敌军之钢铁”，此句并非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日军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读此决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对我军军舰发起自杀式攻击，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例证。他们把这些飞行员命名为“神风特攻队” 。“神风”一词来源于 13 世纪时的一场所谓拯救日本的圣神之风，彼时成吉思汗进攻日本却败于突然而来的台风 。

甚至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崇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 12 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么？“我们的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则反而因此昂扬。”“越是疲倦，则越是体现我们的卓越训练。”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么？“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并说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很日益匮乏的粮食。“当然，也许有人说，在目前食品短缺之时谈不上做什么体操。不！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手段来强化我们的身体。”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对体力的观点，总是看是否保证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体力贮存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表现得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肉体死亡这种生理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描述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战机以三到四架的小编队返回基地。一名大尉在最先返回的一批之中。他降落后，在地面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冲上去施救，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死去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认为这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嘲笑这种广播。他们相信日本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呢？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可以维持千年之久”，那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训练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学会了，并且获益匪浅。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这一系列极端言论不屑一顾，视之为贫穷民族的托词，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妄想。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战时或平时的日本人。他们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纪律、训练注入心中，根深蒂固，绝不仅是孤立的怪癖。只有认识到这些，美国人才能懂得：日本人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估量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美国人的精神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都是能与他们相匹敌的。正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说，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太主观了”。

不仅仅是强调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类事务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反复谈及安全、士气，只不过是预先作精神准备。不论遇到什么灾难，本土遭受空袭，或是塞班岛溃败，抑或是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民众所作的解释都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因此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电台照旧播放着夸张的口号，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处在一个“一切均在预料内”的世界之中，以使民众镇静：“美军占领基什加岛 ，这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机航程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日本人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者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一直在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主张——所有情况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我们是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身边来的。”“敌人，你要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要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而是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来临’。”日本海相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 1870 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 的教谕说：“存在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面临无比艰难之时，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电台报道说，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现已落入我怀中……”“敌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此乃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相较日本人而言，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以牙还牙。凡是考虑如何才能使美国大众情绪稳定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溃败 ，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己找上门的，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应付随时出现的挑战，并且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则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

另一个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不断说“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展现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接到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令，在受鱼雷攻击，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下来，拿到纽约去放映”。他们考虑的是给世界留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大的控制力？美国权威学者指出，贯穿七百年日本封建时代历史，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 ，而在大名之上则是军事元帅——将军 。对天皇忠诚与否可以说不是个问题。天皇被幽禁在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视为是对将军的背叛。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坚持认为：日本只能通过它的历史来加以理解，那么一个虽然活着，但对于民众而言早已记忆模糊的天皇，怎么能够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民族拥戴的真正中心呢？他们认为：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世不坠的统治权的宣传机构只不过是夸大其词，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其论据的脆弱。这些学者进而认为，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温和对待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然而，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则持相反的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在日本人看来攻击天皇就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德谟克拉西”（ Demok-ra-sie “民主”的日语发音）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即使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日军俘虏的证词也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与西方的军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缺乏规定性。这当然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没有改变，但那时该政策至多可见于一部分军队和地方部队。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他们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变成非典型代表的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这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而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天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爆发时天皇并不知道，也没有得到他的许可。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供词与德军战俘完全不同。虽然德国战俘对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非常不满，但他们仍然将战争和备战归咎于希特勒。但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忠诚是两回事。

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民众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承担责任，而不是天皇。”“纵然日本战败，所有日本人依然尊崇天皇。”

这些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论调，在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欺人之谈。但是，直到战败，这些却毫无疑问地仍然是日本的舆论。那些曾无数次审讯战俘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我们向日军作广播的人在内。从各地汇集的许多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只有一份比较激烈：“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则不过猜测说，天皇为了皇太子可能会退位；或者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妇女也许能指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本的指挥官们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拜行为，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在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时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号召官兵要“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为天皇而献身！”但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停战，日军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度的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体大加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报纸杂志，还是在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同甘共苦的军官，战俘们破口大骂；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倍加痛恨。他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加以赞扬，对另一些军官严厉谴责，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辨别日本事务的善恶。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同努力，并指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 1944 年 7 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人位发言：“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发表言论会受到罪责。他们犹豫不前，只是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借此发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谈到深夜，我问了他们很多事。但他们却唯唯诺诺、如履薄冰。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人们斗志的好办法。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严重限制了国民，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胆小。因而某些能够发挥的战力却没有发挥出来。”

由此可见，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会批评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不会无条件地认同等级制的优越。然而，唯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受到尊崇？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会使天皇获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真如那些战俘所言，那些受天皇之命“持竹枪战斗至死”的日本人，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接受占领？会不会是故意欺骗我们，将我们引入歧途？或者确实是真的？

所有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则更与日本军队有着特殊关系。其中之一是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 S. 麦凯恩将军时，日本的广播对此表示惊诧，显示出日本在此方面观念与美国人截然相反：

对司令官约翰· S. 麦凯恩受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麦凯恩将军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安全护送会基地。这一消息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我们想让你们关注的点是，非常奇怪：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被视为英雄，若能救出伤员那更是锦上添花。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 B29 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嘲讽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预防准备则毫无价值。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时，此一态度也很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受损物资”。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补充正常的战力。随着时间推移，补给上的困难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情况更加恶化。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嘲讽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对病患者的照料，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及这一点。这些在日本却是极少见的。总而言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里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火线第一时间抢救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日军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加可悲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竟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被迫从有医院的据点撤退，但他们即使有时间，也不会安排预先转移伤病员的行动。

只是在部队真正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那时，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若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驻菲律宾美军军医长哈罗德· W. 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关押了三年，“美军战俘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日军士兵。战俘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一个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唯一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上校每年只见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自我牺牲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的局面时，会选择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保留作为军人的荣誉。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的境况会被告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种形式的态度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蒙受了耻辱，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显然不需要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导。日军严守这条军纪，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 142 ∶ 17166 ，即 1 ∶ 120 。而且除少数以外，这 142 个日军士兵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少之又少了。若队伍中阵亡者达到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基本会放弃抵抗，这在西方军队中被奉为真理。由此，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 4 ∶ 1 。而在霍兰迪亚（ Hollandia ），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 1 ∶ 5 ，这与北缅的 1 ∶ 120 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可耻的了。投降美军是“受损物资”，而那些受伤的，或者患疟疾或痢疾的士兵，反而还未被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许多美军战俘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是多么危险的事，又是如何刺激了日军看守。令日本人难以容忍的是，当了战俘就已经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却居然不懂得。在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中，有许多是日本军官要求看守俘虏的士兵也必须遵守的。急行军或是挤在狭小的运输船中转移，对日本兵说来已习以为常。有些美国人还说，必须掩盖好自己的违章行为，否则将面临极为残酷的惩罚，而最严重的行为则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若被发现，那就是极严重的犯罪，就意味着美国人蔑视日本看守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受到严厉惩罚。日本人即使是对日常生活中的顶嘴也严格禁止，在军队中尤其强调这一点。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把作为文化习惯结果的暴虐行为和单纯的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对暴虐行为加以宽宥。

特别是在开战初期，由于日军士兵相信敌军将虐杀一切战俘，因而更加重了投降为耻的心态。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即使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很怀疑其真实性，因而将其杀死，这种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一个除了死亡以外别无选择的日军士兵，常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作为自己的骄傲，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这么干。就像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是壮烈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这种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的耻辱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思想的深处。这与我们的战争公约根本不同，而他们则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同样不可理解。当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蔑视。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们以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奋战到底。他们也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并不以被俘为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规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作为日本人的日子也就结束了。直到战争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幻想回国，而不考虑战争如何结束。有些人要求杀了他们，“但若你们的规定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一起起飞，引导美军轰炸军事目标。似乎他们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如上述描述的那样。有少数人坚决不合作。而且，无论如何，美军必须先给一些有利条件，日俘才可能有上述行为。可以理解，有些美军指挥官对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犹豫不定，以至有些战俘营根本未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原先的怀疑则必然会消失，而日益代之以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美国人一开始没有预料到战俘们会做出 180 °大转变，这与我们的原则不相符。但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换另一条道路。这是否是我们在战后可以考虑利用的行为方式？或者这只是个别日俘的特殊行为？恰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其他行为的特殊性强迫我们思考一样，这些行为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制约他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所学到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等等。 u1wJFZUqp/1G6V7kdAD11fGLgriBckkSHskDefzqRBKvA+/vGGhkXb7cfM0241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