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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林德太太就住在阿冯利干道插入一个小山谷的地方。小山谷两边桤树成阴，结满了像女士们的耳坠一样的果子。一条小溪横穿路面，它发源于远处古老的卡思伯特领地的森林，流经森林部分的上游，有着幽僻的池塘和瀑布，以错综复杂的小溪著称；可当它流到林德山谷时，却变成了一条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小河了。这是因为，任何事物如果不适当地考虑一下体面和礼节，是通不过雷切尔太太的门前的，就连一条小溪也不例外。也许，小溪意识到雷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口，犀利的目光老是盯着窗外经过的一切，从小溪和孩子注意起，一旦发现有什么奇怪或者不顺眼的事情，她便非打听个水落石出，才会安下心来。
在阿冯利和它外面的一带地方，许多人由于忽略他们自己的事情，能够密切地注意乡邻的一举一动；可是有些能干的人却既能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又能兼顾别人的事情，雷切尔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个会当家的家庭主妇，手头的工作总是很早就做完，而且完成得呱呱叫；她“创办”了缝纫组，帮助开办了主日学校，她还是教会救助团体和国外布道附属机构的最得力的支持者。然而即使这样，雷切尔太太还是能找出大量的时间，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的窗口，绗缝“衬棉絮的”被子——她已经缝好十六床这样的被褥啦，阿冯利的管理家务的主妇习惯用肃然起敬的口吻这样告诉别人——同时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这条穿过山谷，向远处陡峭的红山丘蜿蜒而上的干道。阿冯利拥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半岛，直伸入圣劳伦斯海湾，半岛两面临水，所以出入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得经过山丘干道，受到雷切尔太太洞察一切的目光的无形监视。
在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又坐在那儿了。温暖明亮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开着白中带粉红色的花朵，就像新娘面颊上泛起的红晕一样，成千上万的小蜜蜂围着花朵嗡嗡叫着，托马斯·林德——阿冯利那一带的人管他叫“雷切尔·林德的丈夫”，一个瘦小、温顺的男人——正在谷仓后面山坡的田地里种晚萝卜籽儿；这会儿，在绿山墙农舍近旁那一大片红色的溪边田地里，马修·卡思伯特也该在种他的晚萝卜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卡莫迪的威廉·J.布莱尔的杂货店里，雷切尔太太听到他告诉彼得·莫里森，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种萝卜籽，所以她知道。当然啰，这是彼得问起以后他才说出来的，因为众所周知，马修·卡思伯特有生以来从未主动地把他的情况告诉过别人。
可是，在大忙日子的下午三点半，马修·卡思伯特却跑到这儿来了，不紧不慢地驾着车穿过山谷上了山坡；更奇怪的是，他戴了一条白色的硬领，还穿上了一套最好的衣服，显而易见，他是要到阿冯利小半岛的外面去了；他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这表明他准备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那么，马修·卡思伯特上哪儿去呢？他又为什么要上那儿去呢？
如果当时阿冯利大道上还另有个男子，那么善于巧妙地把一些情况综合起来的雷切尔太太或许就可以对这个问题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可是马修难得出门，准是有什么紧迫的、不寻常的事要他去解决；他是世上顶顶羞怯的男子，不喜欢在陌生人中间周旋或者到他可能要同人家交谈的地方去。可现在呢，马修戴着一条白色硬领，还驾着一辆轻便马车，这可不是件常有的事。雷切尔太太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了好久，却一无所获，于是她一下午的兴致就这样给一扫而光了。
“吃过茶点，我就步行去绿山墙农舍，从玛丽拉那儿探问出他去哪儿，去干什么。”这位可尊敬的妇人最后作出决定，“在一年的这个时候，他一般是不到镇上去的，而且，他也从不探亲访友；如果是萝卜籽用光了，他也不至于要如此穿戴打扮，驾着马车去买；说是去请医生吧，他又走得不够匆忙。对啦，从昨晚到他出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完全给难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促使马修·卡思伯特今天走出阿冯利，我的心情或良心是不会有一分钟安宁的。”
这样，吃了茶点，雷切尔太太就出发了，她并没有多少路要走。卡思伯特家居住的草木蔓生、果树成荫的大房子在路的那一边，离林德的山谷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当然，狭窄幽长的小路使路程看起来远得多。马修·卡思伯特的父亲像他的这位儿子一样羞怯、沉默，当初创建家宅时，他尽可能地远离他的同胞，就差没整个儿退缩到森林里去了。绿山墙农舍筑在他开垦出的那片土地的边缘，从干道上几乎看不见。阿冯利其他居民的房屋友好地紧密排列在干道的两边。雷切尔太太认为住在那种幽僻的地方，根本不能叫生活。
“这只能算是呆在那儿。”她走在留着深深辙印儿的小路上时这么说。小路上长满了青草，路边是野玫瑰丛。“独自避开别人，住在这种地方，也就怪不得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儿孤僻的味道了。树木可不是什么呱呱叫的伙伴，不过老天知道，如果它们真的是好伙伴，那倒是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可是宁愿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可以肯定，他们看上去倒是挺满足的；不过我猜想，他们多半是习以为常了。人对任何事情都会逐渐适应的，就连被人绞死也不例外，正像那个爱尔兰人所说的那样。”
这么想着，雷切尔太太离开了小路，走进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大柳树，一边是形态拘谨的伦巴第树，整洁干净，随风流翠。看不到一根散落的树枝或一块碎石，要有的话，雷切尔太太早就收入眼底了。她暗自点头，认为玛丽拉·卡思伯特打扫院子同她自己打扫屋子一样勤快。
雷切尔太太举止轻快地敲了敲厨房的门，得到准许后，她走进屋子。绿山墙农舍的厨房是个令人感到愉快的房间——或者本来是会令人感到愉快的，如果它不是过分干净，看起来像一间废弃不用的客厅的话。厨房的东西两面都有窗子；通过朝西的那扇，可以看到后院，六月里柔和的阳光打窗口直泻进来；可是如果朝东面的窗子瞥上一眼，你会看到果园左边开着雪白花朵的樱桃树，以及溪边山谷下摇曳生姿的修长的白桦树，这个窗口被悬挂在上空的错综纠结的葡萄藤染成了一片绿色。玛丽拉·卡思伯特要坐就坐在这里。她对阳光总有那么点儿不太信任，觉得在这需要认真看待的世界里，阳光似乎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现在她坐在这里，手中织着毛线，身后的桌上已作了开晚饭的准备。
雷切尔太太刚刚关好房门，就已经把桌上的一切东西在脑海里做了记录。桌上放了三只盘子，这么说玛丽拉一定是在等着马修带回一个什么人来喝茶；可盘子里却都是家常食品，只有酸苹果酱和一种饼子，看来她盼望的客人不会是什么特别的人物。可是，马修的白硬领和那匹栗色的母马又是怎么回事儿呢？雷切尔太太简直被平静而毫不神秘的绿山墙农舍中的这件非同寻常的蹊跷事儿给弄糊涂了。
“晚上好，雷切尔，”玛丽拉欢快地说，“今儿晚上天气真好，是不是呢？坐下吧，你们家里人都好吗？”
玛丽拉·卡思伯特和雷切尔太太之间存在过、并且一直存在着一种友谊——没有别的词儿可用，只能这样称呼那种关系——说不定正因为她们彼此截然不同，才有往来。
玛丽拉是个精瘦的高个儿女人，棱角分明，没有曲线。她乌黑的头发已有几丝灰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小发髻，两只金属发夹毫不松劲地穿插在里面。她看上去阅历短浅、思想刻板，实际上她也正是这样一个女人，不过她的嘴巴四周的神情弥补了她那严峻态度的缺陷，这样的神情如果再稍稍发展一点，就可能被认为带有幽默感了。
“我们大家都挺好，”雷切尔太太说，“可是，当我今天看见马修出远门时，我还担心是你身体不舒服呢。我想他可能是去请医生了。”
玛丽拉的嘴唇会心地扭动了一下。她已经料到雷切尔太太会来；她知道，看到马修这样不可理解地离家出门，她的这位邻居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萌发起好奇心来的。
“啊，不，我身体挺好，虽然昨天头疼得很厉害，”她说，“马修到布赖特河去了。我们从新斯科夏的一家孤儿院领回一个小男孩，他乘今晚的火车来。”
即使玛丽拉说马修是去布赖特河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雷切尔太太也不会比这时更加惊讶。她着实愣了五秒钟。玛丽拉是绝对不可能和她开玩笑的，可雷切尔太太却差点儿不得不这么认为了。
“你是跟我开玩笑吧，玛丽拉？”她好不容易又能说话时，这样问道。
“不，不是。”玛丽拉说，好像从新斯科夏的孤儿院领回男孩，是管理有序的每家阿冯利农舍的一桩春季寻常事务，而不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雷切尔太太感到自己的精神大为震动。她用带有感叹号的语句思考着。一个男孩！在所有的人当中，居然是玛丽拉和马修·卡思伯特首先要领养一个男孩！从一家孤儿院！天哪，这世界无疑是翻了个儿啦！她以后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你怎么想出这个点子的？”她不以为然地盘问道。
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的事来，当然是得不到赞成的。
“哦，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盘算了整个冬季。”玛丽拉回答道，“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上这儿来，说她打算春天到霍普镇上的孤儿院去领一个小姑娘。她的表妹住在那儿，斯潘塞太太去看过她，对那儿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从那以后，我和马修就时常谈论这个问题。我们想要个男孩。你知道，马修渐渐上了年纪——他已经六十了——手脚不像从前那么敏捷灵便了。他的心脏又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要雇人帮忙，是多么不容易。除了那帮蠢头蠢脑的还未成年的法国小男孩，谁也请不动；当你真的让一个法国小男孩闯进你的生活圈子，学到一些本领，他就马上不安心工作，离开这里到龙虾罐头厂去干活，或者干脆到美国去了。起初马修提议要一个养育院的男孩，但我断然否定了。‘也许他们不错——我没说他们不好——但我可不要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我说，‘至少得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当然，不管领谁都有冒险的成分。但是，如果领回一个本国出生的加拿大人，我会感到安心些，夜里也会睡得安稳些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请斯潘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姑娘时帮我们也挑一个回来。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了，就让理查德·斯潘塞的住在卡莫迪的家人捎信给她，请她给我们带一个大约十到十一岁的伶俐可靠的男孩。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年龄——岁数不算太小，一来就能派点用场，干点儿杂活；又不很大，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教。我们打算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还要送他上学。今天，我们收到了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的电报——邮递员从车站捎来的——说他们乘今晚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到布赖特河去接他。斯潘塞太太会把他留在那儿的。她自己嘛，当然是继续乘火车去白沙站啰。”
雷切尔太太一贯对发表自己的见解感到得意；如今，在调整了她的精神状态以适应这桩惊人的消息之后，她又开始侃侃而谈了。
“听着，玛丽拉，老实对你说，我觉得你正在干一件傻透了的事——一件担风险的事，纯粹是这样。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个什么样的孩子。你要把一个陌生的孩子带进家里来，可你关于他的情况却一无所知，不知他的性情怎样，父母是谁，他将来又可能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对啦，就在上星期我还在报上读到，说小岛西部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他半夜里放火烧了房子——是故意放火的呀，玛丽拉——几乎把他们在床上烧成灰了。我还知道另外一个例子，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有吮吸生鸡蛋的嗜好，他们没法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如果你征求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事实上你并没有这样做，玛丽拉——我会说老天保佑，这种事情想都别想，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种只会增加对方痛苦的安慰话似乎并没有触怒或吓住玛丽拉。她不慌不忙地继续织着毛线。
“我不否认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雷切尔。我自己也有过疑虑。可是马修却对此下了很大的决心，我看得出来，所以就让步了。马修很少对什么事情固执己见，一旦他作出决定，我总觉得我该让步才好。至于冒险嘛，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干什么，差不多都要承担风险。自己生孩子还有风险呢，如果碰到三长两短，总是难以摆脱不幸的命运。再说，新斯科夏离这个岛很近，我们又不是到英国或美国去领他回来。他不会和我们有多大差别的。”
“好吧，我希望会有圆满的结果。”雷切尔太太说，她的口气明显地透露出她对此深表怀疑，“如果他放火烧了绿山墙农舍，或者往井里放了毒药，到时候你可别埋怨我没提醒你——这是我听到的在新布伦斯威克发生的事，那里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就这么干了，结果全家痛苦不堪地丧了命。不过，这个例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
“对啊，我们又不是去领一个女孩，”玛丽拉说，似乎往井里放毒纯粹是女性的壮举，就男孩来说是无需担心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领养女孩子。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在这方面，如果她冒出收养整个孤儿院的念头，她也会毫不退却地坚决去做的。”
雷切尔太太本想等马修和他带回来的孤儿到家后再走，可是又想到至少还要等长长的两个小时他才能回来，就决定取道往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桩新闻。这肯定会引起极大的轰动，而雷切尔太太正是非常喜欢引起人们激动的。于是，她起身告辞了，这多少使玛丽拉松了口气，因为后者感到在雷切尔太太悲观情绪的影响下，自己的疑虑和恐惧正在复苏。
“哎哟，这里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真有意思！”雷切尔太太平安走在小路上时，脱口说道，“看起来我仿佛是在做梦。唉，我为那可怜的小家伙感到惋惜，这是毫无疑问的。马修和玛丽拉对于孩子一无所知，他们还指望那孩子比他的祖父更聪明、更稳重呢，这是说如果他有祖父的话，而他有没有祖父，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不管怎么说，想到绿山墙农舍将要有个孩子，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那儿还从来没有过孩子，新房子建起来时，马修和玛丽拉已经成人了——即使他们曾经是孩子，现在看他们的神情也难以令人相信。说什么我也不愿变成那个孤儿。哎呀，不过我可怜他，就是这么回事。”
雷切尔太太满怀着诚挚的激动心情对野玫瑰丛这么说；如果这时她看到那个正在布赖特河车站耐心等待的孩子的话，她的怜悯心理还会更加沉重，更加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