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奇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型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奇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Où est mon cravate,lequel mon père n'avait envoyé de Koursk?”
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Ah,est ce que,Marie,que…
……唉,难道可以……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
……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奇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久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奇卡
,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低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
,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谢梅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呵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呵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呵欠呢。
“这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戈尔·谢梅内奇……”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把叶戈尔·谢梅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件肩袈裟拿给我看。玛涅奇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在堆房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谢梅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梅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戈尔·谢梅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奇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奇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奇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奇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戈尔·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戈尔·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奇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奇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奇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
,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蹬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monsieur.”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戈尔·谢梅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
“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奇卡在哪儿呢?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奇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1883年
那是中午。地主沃尔德列夫,一个高大壮实、头发剪短、眼睛突出的男子,脱掉大衣,拿绸手绢擦一阵额头,胆怯地走进衙门里。那儿满是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
“我想在这儿查问一点事情,不知该找谁接洽?”他对看门人说,那人正从办公室深处走出来,手里托着盘子,上边放着玻璃杯,“我要在这儿打听一点事情,并且要一份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那您就往那边走,老爷!喏,找窗子旁边坐着的那一位!”看门人说,用托盘指着尽头的窗子。
沃尔德列夫嗽一嗽喉咙,往窗子那边走去。那边有一张绿色桌子,桌面上满是斑点,倒好像那桌子害了斑疹伤寒似的。一个青年靠桌子坐着,头上竖起四撮头发,鼻子很长而且生着粉刺,身上穿着褪色的制服。他把大鼻子戳到纸上,正在写字。他右面鼻孔旁边有一只苍蝇在散步,他就不时努出下嘴唇,往鼻子底下吹气,这就给他的脸添上极其操心的神情。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在您这儿,”沃尔德列夫对他说,“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姓沃尔德列夫……顺便我要一份三月二日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文官把钢笔探进墨水瓶里蘸墨水,然后看一看:笔尖上蘸的墨水是不是太多了?他相信墨水不致滴下来,于是沙沙响地写起来。他的嘴唇努出去,然而用不着再吹气:苍蝇飞到他耳朵上去了。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查问一下?”沃尔德列夫过一分钟又问道,“我姓沃尔德列夫,是地主……”
“伊万·阿列克谢伊奇!”文官对空中喊一声,仿佛没看见沃尔德列夫似的,“等商人亚里科夫来了,你就对他说,要他在写给警察局的呈文副本上签个字!我已经跟他说过一千回了!”
“我想查问我同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的讼案,”沃尔德列夫喃喃地说,“这个案子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恳切地请求您为我费一费神。”
文官仍然没看见沃尔德列夫,正捉住他嘴唇上一只苍蝇,仔细观察它,然后把它扔了。地主嗽一嗽喉咙,拿出方格手绢大声擤鼻子。然而这也无济于事。文官仍然不理他。他们沉默了两分钟光景。沃尔德列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放在文官面前一本翻开的簿子上。文官皱起额头,带着操心的脸色把簿子拉过来,合上了。
“我要查问一点小事……我只想弄清楚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是根据什么理由……我可不可以打搅您一下?”
可是文官只顾想心思,站起来,搔着胳膊肘,不知什么缘故走到一个橱柜那儿去了。过了一分钟,他回到他的桌子这边来,又摆弄簿子:这回簿子上又放着一张一卢布钞票。
“我只打搅您一分钟……我只要查问一点小事……”
文官却没听见。他动手抄写一个什么文件。
沃尔德列夫皱起眉毛,灰心地打量所有那些笔底下沙沙响的人。
“他们写个没完!”他暗想,叹气,“他们写个没完,叫他们都见鬼去吧!”
他离开桌子,在房间中央站住,绝望地垂下双手。看门人又端着玻璃杯穿过房间,大概留意到沃尔德列夫脸上的狼狈神情了,因为他走到沃尔德列夫紧跟前,轻声问道:
“哦,怎么样?问过了吗?”
“问过了,可是人家不愿意理我。”
“那您就给他三卢布好了……”看门人小声说。
“我已经给过两卢布了。”
“那您就再给一卢布。”
沃尔德列夫回到桌子那边,在翻开的簿子上放了一张绿色钞票。
文官又把簿子拉到跟前来,动手翻阅,随后,忽然间,仿佛出于无意似的,抬起眼睛瞧着沃尔德列夫。他的鼻子开始发亮,转红,由于微笑而起皱纹了。
“哦……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他问。
“我想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是沃尔德列夫。”
“很高兴,先生!是古古林一案吧?很好,先生。那么认真说来,您要查问的究竟是什么呢?”
沃尔德列夫就向他陈述他的要求。
文官活跃起来,仿佛一股旋风把他卷进去了似的。他查档案,吩咐人抄写副本,给申请人端椅子,所有这些事一刹那间全办完了。他甚至谈了谈天气,问了问收成。等到沃尔德列夫起身走出去,他就送他下楼,殷勤而恭敬地赔着笑脸,做出他随时愿意在申请人面前跪下去叩头的样子。不知什么缘故,沃尔德列夫倒觉得过意不去,就顺从某种内心冲动,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来,递给文官。那一个不住鞠躬,陪着笑脸,把钞票接过去,而且用的是一种近似魔术家的手法:钞票只在空中一闪,就无影无踪了……
“哎,这些人啊……”地主暗自想着,走到外面街道上,站住,用手绢擦额头。
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