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约在三年前，我收到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时任所长戴维·贝茨(David Bates)先生的来信，他代表当时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的多恩顿教授(Martin Daunton)和他自己，向中国的英国史学界提出建议：建立正式的交流关系，并定期举行双边学术研讨会，讨论英国历史问题。信来得很突然，因为我和他们未曾见过面，也没有来往；他们写信给我，是因为我担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的会长，想通过我向中国同僚们转告意向。

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是举世闻名的学术团体，到那时为止，它只和三个国家有类似的交流关系：美国、日本、俄罗斯（听起来好像是英国的国家战略似的）；现在他们和中国联系，中国将成为第四个国家，可见他们对这件事是何等重视。来信说明，英国的历史学界已高度认可中国同行的研究，关注中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对研究英国历史的中国学者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

中国的英国史研究酝酿于19世纪末，起步于20世纪初，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关于这个过程，我在后面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此处要说的是，英国学术界一直给我们很大帮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那时候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学术在遭受长期的严重摧残后举步维艰，亟待振兴。正在这时，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来到中国，在他的帮助下，中国的英国史学科很快与英国史学界建立起联系，抢占了契机。那位学者就是爱丁堡大学的哈里·狄金森(Harry Dickinson)，他当时还是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把帮助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作为人生的重要使命，曾先后15次来中国讲学，引导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学科的中坚力量。现在，狄金森教授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了，是今天史学界的泰斗。我们庆幸得到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帮助，没有他的帮助，中国的英国史学科发展不到今天这样，贝茨先生的信就不会发出，我们这部文集也不会出版。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要表达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心声：感谢狄金森教授的真诚奉献！

1987年，狄教授和王觉非教授曾在南京举办过一次中英学者讨论会，效果很好；但此后20年，尽管两国学者来往不断，交流密切，却没有再举行过双边的学术研讨会。贝茨先生的来信翻开了双方交流的新一页，它见证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步。现在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已经成熟了，正在走向国际舞台，这就是自1980年狄先生第一次来中国以后，英国史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

贝茨先生卸任后，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先后两届主任——德里克·基恩(Derek Keene)和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都努力推进会议的进展。2009年4月，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第一届中英英国史学术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共23位学者，包括中方11人，英方12人。按双方商定，会议设12个议题，每个议题由一位中方学者、一位英方学者做主题发言，然后进行即席讨论。从人数看，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但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却是很深入的，因为只有这样小规模的对话式讨论才有可能深入，并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其实重在声势而不是交流，深入的交流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的英国史学界已经可以和英国同行们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小规模研讨了，这就是本次会议的意义，也是我前面说的：它成熟了，因此受到英国历史学家的关注。

本文集是这次会议的成果；会议结束后，学者们对自己的论文充实加工，使之更符合出版的要求。双方商定：两国将分别出版中英文论文集，向公众展示英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双方也商定：下一次研讨会在伦敦召开，研讨的课题应该更细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学术需要走向世界，而国际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手段。通过交流，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能做出更多的成绩，服务于中国学术发展，也服务于中国自身的需要。

钱乘旦
2011年3月20日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