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中，悟性除了给人带来错误之外，别无其他。当然，这些错误中也有被证明是有益的、对保存人的本性有帮助的。当遇到这些错误或者承袭错误的人，人们便心怀更大的幸福感为自己和后代努力奋斗着。这些错误的信念被一代代沿袭下来，最终演变成为人性的基本组成要素。例如存在以下一些错误信条：世界上有恒久不变的和相同的事物存在；还存在着物体、实体和肉体；一个事物看起来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的意志永远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那些对我有益的东西，其本身就是有益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是怀疑和否定这些信条的人在很晚以后才出现，真理也才露出头来，也不过仅仅是一种无力的认知形式而已。似乎人们不希望与真理生活在一起，我们的肌体组织就是为了与真理形成对立而设置的，肌体的一些高级功能、感知以及每种情感都与那些自古就被接受了的基本的错误合作，甚至那些信条在知识领域竟然演变成了人们判断“真”与“假”的标准了，一直到纯粹逻辑的最冷僻的范围，大概都是如此。这意味着知识的力量与真实的程度无关，而与知识的古老和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密切相关。

在所有生活同知识发生矛盾的地方，严肃的斗争决然不会出现，一切的否认和怀疑都被视为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像古希腊的埃里亚学派那些不同凡响的哲学家，就曾提出了与那些错误相对立的观点，并一直恪守至今。在他们看来，这些相对立的观点是可以长久存在的。他们眼中的哲人是坚定、冷静、客观、视野开阔的，既是个人又是全体，具备一种处理反向知识的特殊能力；他们相信，哲人的知识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哲人为了保持这一切，必须要对自己的现状产生某种错觉，同时还必须坚定地虚构出自己的冷静客观和恒久不变，对于认知者的本性给以深刻的误解，对认知中本能欲望的力量予以强烈的否定，将理性看作是完全自由的、自发的活动。在反对普遍事物的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准则，或者这种准则的实现也会在要求获得安宁、占有和统治的时刻，他们在面对所有这些时，都要用手捂住双眼，视而不见。诚然，诚实与怀疑的高度发展，最终难以造就出这样的奇才；他们的生活与判断完全依赖于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一切能够感知的基本错误。只要是出现两种对立原则，则都能够适用于生活的地方。于是就会产生诚实与怀疑，因为这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能容忍那些根本性的错误，从而也就会出现争辩，争辩某种功利的大小。

诚实和怀疑常常也会在那些地方出现：在那里，对于生存而言，新的定则虽然无益，但至少也是无害的，它是一种智性的游戏本能的体现，如同一切游戏一样，它们是无害的，同时又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人的脑海中，慢慢充盈着这种评判与信念，于是，在混乱的思绪中便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斗争与对权力的渴望。在为“真理”而战的过程当中，包括功利和欲望在内，几乎每一种本能都各有偏袒；智斗变成了工作、刺激、职业、义务与荣耀，知识与求真最终作为一种需要，被归到其他需要之中，于是，不仅是信念，还包括审察、否认、怀疑和矛盾，这一切都成为了一种力量，一切“邪恶的”本能统统从属于知识，它们都是为知识服务的，而且获得许可、尊崇和有益的荣光，最终便成了“善”的眼睛，永远清白无辜。

于是，知识变成了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又进一步变成一种逐渐增强的力量，最终，知识同那些永恒的根本性错误相互纠结，相互冲突，二者都是生命，也都是力量，二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这样，此时的思想家变成了这样的人：在求真的本能被证明是一种保存生命的力量之后，他内心求真的本能便同那些保存生命的错误展开了第一次的战斗。其他的一切同这个战斗相比都无关紧要的。此时，提出了关于生存条件的最后一个问题，也进行了第一次的尝试，并通过试验验证了这个问题。真理容忍那些被接受的错误的程度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试验。

逻辑如何于大脑中产生呢？一定是从非逻辑中产生的，而这个非逻辑领域一定是非常宽广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很多人所作的推论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例如，谁如果不是经常依据谋生之道和敌视他的人去发现“同类”，谁如果对事物归纳概括得太过迟缓和谨慎，那么，谁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就比能从一切相似中立即找到同类的那一个人小很多。

但是，将相似与相同同等对待，这种倾向虽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却是非逻辑的倾向，因为相同的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然而这种倾向却奠定了逻辑的基础，正因如此，事物的变化必然遭受长期的忽视，以便产生一种对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概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能够与这概念相符。

与那些在“变化流动”中观察一切的人相比，观察不甚仔细的人更占优势。因为在推论中过分谨慎，或者怀疑成癖，对生命本身就会构成极大的危害。倘若不努力培养出相反的癖好，任何人就都不能自保。这里所说的相反的癖好是指：宁愿肯定而不作出任何判断；宁愿出错、虚构而不愿等待；宁愿认同而不作出否定；宁愿评估判断而不要合乎道理。

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逻辑思维和推论的过程同自身非逻辑、非正当的本能欲望的过程和斗争是相一致的，我们一般只是经历斗争的结果而已。现在，这个古老的机制正在我们的内心发动起来，如此迅疾和隐秘。

我们称作“诠释”的实则为“描述”，而从这描述中，有可以看出我们比古老文明阶段的认识和科学都要出色。我们擅长描述，但说到诠释，我们做得也并不比前人多多少。

我们发现许多连续发生的事物，然而在古老的文明时代，单纯的人们与那些探索者所看到的仅仅只有两点——“因”与“果”。我们无法超越变化又圆满这一概念，也无法深入其的背后进行探究。在每件事的一系列“原因”呈现于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开始做出推断：这个是最先发生的，而另一个是紧接着发生的，可是最终却无所领悟。例如，每一次的化学变化过程和继续运动都称得上是奇迹，可没有人对引起继续运动的撞击做过任何“诠释”。我们又如何来诠释呢！我们仅仅使用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和使用线、面、体、原子和可分割的时空；当我们最先将所有的一切都转变为概念——我们的概念时，又将如何来诠释呢？

将科学看作事物的人性化其实就够了；我们对事物及其先后顺序的描述，从而能够对自己进行更仔细的描述。因与果，估计不会再有这二元论了。我们面前有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连续，但我们却将有些东西与这种连续孤立起来，就像是一种运动，我们感觉它是孤立存在的，而这种感觉还不是通过观察得出，而是通过推断。

我们的许多错误都是由许多的“果”所导致的，我们只是会感觉到很突然，而无数的过程却在这个突然的瞬间与我们擦身而过了。

将因果看作连续，而不要按照我们的本性将它们看作随意肢解的片断；将所发生的事情看作一种“流”。如果一种智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可以将因果概念抛弃，否定一切条件。

即使不存在新的追求知识的热情，科学依然会得到促进而发展壮大。现在，无论相信科学还是迷信科学，都很少表现出对科学的热情。对于科学而言，也没有被当作求知的热情，而只是现状和“风俗”。人们往往只会对知识感到好奇，对这一“风俗”已经习惯，这样就足够了。有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名誉和荣耀，而有的人是因为不知怎样打发多余的闲暇而去读书，去收集、整理、观察，从而向别人转述。事实上，这些人的“科学欲”仅仅显现他们的百无聊赖。

有一次，罗马教皇里奥十世居然对科学唱起了赞歌，说科学是我们生活中最美的、最值得骄傲的、幸与不幸中的高尚事务。最后，他说：“如果不存在科学，那么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失去支撑；即使在如今科学尚存，我们的行动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时常会对事物产生没把握的感觉！”然而，这个平庸却多疑的教皇，将对科学至关重要的评价隐瞒起来，这种做法同教会中所有对科学的赞颂如出一辙。从他的话里，人们听出他讲科学置于艺术之上了。这对于他这个艺术爱好者来说，岂不是非常怪异的事情！原来，他这次对艺术高于科学的论调闭口不谈，仅仅是出于客气与礼貌而已。在他看来，尚未被挑明的东西才算得上“被揭示的真理”、“灵魂的永恒福祉”，也才称得上是生活的饰物与骄傲、支撑与稳定呢！

“科学并非不是常重要，只是二等事务，不是绝对的必需品，更不是追寻的目标。”这原本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评价，它深深地留在了里奥十世的心里！

科学在古代很难获得尊崇与褒奖，即便那些热心于科学的学者人也会将对于道德的追求放在首位；将知识当作是道德可以利用的最佳工具加以赞美，这已经算是对知识的最高评价了。知识不愿只当工具，在历史上这还是很少见的。 YrKxVMN/dV8eNVEl/M53Fej3notSTeClHupyhQ8cQ4gAy/XOv4GJJIsBB9Ypl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