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模型当个宝

偶尔翻一本杂志，看到国内一家颇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和香港合作对 2005 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据他们的预测， 2005 年下半年 GDP 增长将以 7 月份为拐点，呈现下滑态势。全年平均增速 8.6% ，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第三、第四季度为负数。

2005 年已经过去了，结果与预测相差甚大，全年的增长率为 9.9% ，经调整后又为 10.2% 。整个经济在持续上升，根本没有拐点和下滑的迹象。消费物价指数并不高，但并没有出现负的情况。两家权威的学术机构、一批学富五车的海归学者，为什么对半年内的经济走势做出了如此错误的预测呢？

据报道，这个预测依据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它据称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国内相当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所谓“科学的基础”就是用经济计量模型“依靠机器算出来的冷冰冰的数据”。如此科学的工具居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我们不得不问，这种工具到底有多少科学的成分？

经济学家经常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其中运用最广的就是编制经济计量模型来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或者检验经济政策的效果。应该说，这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首创经济计量模型的两位经济学家弗瑞希和丁伯根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至少一半以上与经济计量模型相关。国外经济学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根据这类模型所进行的预测正确的比例也相当大。把经济计量模型作为“科学基础”也并不为过。但为什么这种“科学基础”运用到中国，预测并不长远的经济走势，就不“科学”了呢？

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要能得到大体上正确的结论，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这个模型所反映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是正确的；二是代入这个模型中的数据要是大体正确的。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存在，模型的“科学性”就会变成“不科学”。预测 2005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的模型变得“不科学”，正在于缺少了这两个条件。

经济计量模型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差别相当大。现在的各种经济计量模型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国情编制的，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利率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投资的利率弹性大。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尤其在政府做出重要投资决策、私人投资并不重要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密切了，或者说，投资的利率弹性小。如果把表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的利率与投资关系的模型运用到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其科学性就不存在了。经济预测的不正确首先是所运用的模型不正确。中国的市场化时间短，经济学研究总体水平也不高，还没有能正确反映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要借用国外的模型就很难符合中国国情，也谈不上是“科学的基础”。

模型不正确，所用的数据再正确也难以得出正确的预测。何况我们的统计数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预测中关于消费物价的走势，除了模型本身的问题之外，所用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由于所选的商品以及各种商品的权重数，往往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与人们的感觉不一致。人们感到物价上升较快的房价、教育、医疗、劳务等项目，或者没有包括在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中，或者权重数太低，或者所计算的价格与消费者的支出不同（医生红包与教育乱收费不可能计入）。统计局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逐步进行调整。不对这些消费物价进行调整，就作为预测未来物价走势的依据，科学的模型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经济预测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做出决策都十分重要。好在政府并没有依据这种貌似科学、实际错误的预测。根据这种预测应该采用松的政策，如降息或增加货币投放，等等。如果这样，经济岂不更热？政府对宏观经济走势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运用“科学的模型”预测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告诉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照搬到中国。西方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吸取、借鉴这种经济理论中对我们适用的内容，如加强产权保护、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但绝不能把它们现成的模型拿过来就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出发点不应该是这些引进的现成理论与模型，而是中国的现实。不从实际出发，任何貌似科学的东西都会变为不科学的或者荒谬的东西。

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会迷恋模型。其实模型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在现实中，比模型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有时直觉比模型更重要。记住这一点，经济学家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

中国的税制正在不断调整之中。 2005 年年底所得税扣除标准上调，从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消费税税目和税率调整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对税收的目的和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误解。

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府，就有了税收。作为统治社会的机构，政府总会有必要或不必要的活动，总要提供或多或少的社会服务。这些事都需要钱。政府并不是生产单位，不能创造财富，这些钱只能来自向公民强制征收的税费。作为个人或企业，无论愿意不愿意，纳税是一项不可逃避的义务。早在 1789 年，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

由此来看，税收的目的就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集资金，或者说是以最低的税收征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税基（国民收入）和税率，征税成本取决于税收征收与管理的效率。就税收本身而言，不应该有其他目的。“二战”之后，各国根据凯恩斯主义把财政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这样，税收又被赋予调节经济的目的，增税、减税以宏观经济状况为依据。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效果有限，且操作起来不容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已被放弃了。如今发达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税收的另一种目的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平等化。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都是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但从实践的效果看，税收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中国香港地区 2005 年取消了遗产税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首先要靠经济发展，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过高的累进所得税抑制了富人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富人也往往是有能力者，他们进行投资和从事创造性活动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火车头缺乏动力，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哪里有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平等？把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会削弱税收筹资的主要目的。因为税收对投资和生产的抑制作用会减少税基（国民收入）而减少税收。税收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用拉法曲线说明了税收与税率、税基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学派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拉法曲线被作为经典留下来了。

缩小收入差别并不是税收的目的，仅仅是税收的作用或影响之一。在设计税制时，如何缩小收入差别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一种税制应该使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并不是出于劫富济贫的目的，而是根据税收设计的公平原则。对于税收公平的解释有“能力说”与“受益说”两种理论。

“能力说”认为，按纳税能力（即收入水平）来纳税就实现了公平。这种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收入相等的人缴纳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是收入越高缴纳的税收应该越高。按照这种公平的原则，实行累进所得税，富人多缴税是天经地义的。

“受益说”认为，按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来纳税同样实现了公平。富人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穷人，所以多缴税也应该。例如，政府提供产权保护的服务，富人要保护的财产多于穷人，从这种服务中得到的利益当然大于穷人。税收中有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直接受益的是穷人。但社会保障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富人不获得社会保障，但也同样受益——在安定的环境里享受自己的财富。根据公平原则设计的税制，结果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但这并不是当初设计税制时的目的，而是税制实施的结果。

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必须扩大税基。税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税制设计要考虑到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就是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征收当然对投资与生产有抑制效应。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要尽量减弱这种抑制效应。 300 年前法国财政部部长柯勒贝尔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为“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你要拔尽可能多的毛，但又最好不要让鹅叫”。一般而言，人们对所得税这类直接税较为敏感，而对消费税这类间接税的敏感程度差一些。或者说，与所得税相比，消费税较为隐蔽一点，引起的抑制效应小一些。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用消费税替代所得税的原因之一。

从积极的方面看，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应该是鼓励投资与生产，或者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国家对公司利润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即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实行税收减免，正是为了鼓励投资。国外普遍征收汽油税，中国在消费税调整中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征税，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对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征收“庇古税”（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而得名）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些都有利于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

税制设计要从税收的目的出发，并考虑到税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以后调整税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