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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非常清楚，在当时，用友是民营，四通是民营，而联想是“国有民营”。它不同于用友、四通，也不同于海尔，不同于红塔，它拥有“国营”的身份，同时也拥有“民营”的实质。他说：“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是贷款容易、税收优惠、有商业信誉等，确实，国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
如果说柳传志在市场机制的引发下偶然创造了联想，那么他必然要在联想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印迹。令人惊喜地是：柳传志的印迹是通过理念物质化了，即把从实践中得来的理念又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使联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沃伦•巴菲特认为：“一个企业家只有具备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两种本领，才能不至于成为空想家。”显然，柳传志是引导联想在市场机制中稳步运行的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既像一个军队的统率，能够随时制造出一套可以取胜的作战方案，又像一个工程师，完全懂得把不同“零件”组合成“联想”这台机器的工艺。其实，联想在柳传志的脑海中始终就像一项能够开一个“百年老字号”招牌的老店，不但能够获得企业本身的利益，而且要积累民族的利益。
正因为柳传志有了对中国企业与政治关系的独到把握，所以，在中国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柳传志能将联想做到今天的规模，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作为一家地道的国营企业，因为投资少、规模小，也许投资者并没有指望这个小公司能干出多么大的事情来。但国有这一点，对于诞生的这个小企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柳传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国营企业在很多方面具有的优势民营企业都不可比拟。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柳传志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用活用足政策，把联想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了“官办民营”这块金字招牌，就不会有今天的联想。
那时候到政府部门开会，联想的总经理总是早早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有机会讨论，一定要抢着发言，目的是引起领导的注意以便得到支持。
成立早期，柳传志和创业伙伴们再三权衡，计算所只投资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应该放权。于是他们向计算机所提出要三权：第一是人事权，所里不能往公司塞人。第二是财务权，公司把该交国家的、科学院的、计算所的上缴以后，剩下的资金支配所里不要管。第三就是经营决策权，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自己做主。
联想集团公司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1日。它的成立使当时还属偏僻之地的中关村又多了一家不起眼的新公司。这间后来叱咤风云的新公司的全部家当是：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加上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以及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创办初期，与“两通两海”相比，这家公司实在不起眼。柳传志和另外10个在当时被认为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摸索发展之道。
联想虽然投资不多，但在柳传志的要求下计算所将三件宝交给公司：一是下放人事、财务和经营自主权，也就是在机制上保证后来柳传志所说的“民营”；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做公司后盾。这一点在当时可能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因为中科院是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也许还有人觉得是计算所在甩包袱，但是，高素质的创业人员可能是当时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最大的财富。当然这是面双刃剑，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是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不好管理，用的好可以带来效益，用得不好也可能带来内耗；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这是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有了中科院计算所这块国内计算机界的顶尖招牌，对公司发展业务肯定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柳传志一直到1988年还在强调“我们是官办公司”，那是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优势，并游刃有余地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发展。
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是贷款容易、税收优惠，以及有商业信誉等等。回顾联想集团的发展历程，国有优势的发挥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功不可没。柳传志曾直言不讳地说：“1988年我们能到香港发展，‘金海王工程’为什么去不了？因为它是私营的，而我们有科学院出来说话，‘这是我们的公司’。”
香港联想开业三个月就收回90万港元的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高达1.247亿港元，“国有”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体现。甚至在企业发展的后期，联想还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国有”的恩惠，与政府成功地合作、开发并实施了诸多的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