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述对网络问政的定义只是对网络问政内涵及其意义的简洁表述，要真正了解其内涵和外延，只有从多维视角审视“网络问政”，才能揭示其本质意义。
网络问政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新途径，开创了信息时代民主政治的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化的新形式。从民主政治技术的角度看，网络问政是民主政治的技术创新。网络问政开辟了中国公众参与政治的新渠道，并为“协商性民主”或“参与式民主”进入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从民主政治运行的角度看，网络问政是民主政治的机制创新。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多样性的利益表达，网络问政要求政府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以满足网络政治生活有效、有序和稳定运行的需要，这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看，网络问政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科学化、常态化、制度化的网络问政是畅通民众表达渠道、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网络民主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治理理论看，网络问政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互动畅通、治理高效的网络问政是促进和完善权威的国家决策系统、加强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志愿团体、慈善组织、社区组织、民间互助组织等社会自治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它们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日益重要，理论界开始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关注公共部门对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技术的引进，治理理论的兴起则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改革的视角。它对现实问题的处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引领公共管理未来发展的潮流。
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治理理论是以社会中心论为出发点的，强调从社会的诉求出发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将其运用到国家、政党、政府、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其中，国家治理概念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现代国家除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事来保护国家领土免受外来入侵外，更要将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内政的主要任务，要为社会提供法律框架，保证法律和秩序的实施，调控宏观经济，直接规范和管理经济活动，抽取社会资源，实施再分配，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提高全民的社会福祉。为此，国家就需要有相应的治理能力。学者将国家治理结构分为六个相互依存的部分，即核心价值体系、权威决策体系、行政执行系统、经济发展体系、社会保证体系和政治互动机制。
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的动态均衡的调试过程。面对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和对传统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需要在保障国家治理结构基本稳定和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不相适应的部分之间保持一种有机的均衡，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对不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与经济进步的结构性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正是基于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化的大环境和国内面临的重大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压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推进实现我国更高层面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
网络问政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大众化的新形式、“参与式民主”的新方式、治国理政的新手段，在我国当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大背景下，通过网络问政的形式和途径，可以逐步建立高效、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和良性的政治互动氛围，维护和完善权威的决策系统，促进社会管理的和谐进步和良性发展。
（1）网络问政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模式。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
网络政治空间里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出现，弥补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不足。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以及社会信息流通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政治主体意识必然得到空前发展，他们对政治系统的期望也不断提高。
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同公民的意愿与选择之间的矛盾。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信息运动的增加，中国民众开拓出全新的政治参与空间，借助网络问政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政府则从网络了解民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努力打造阳光、透明政府，从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八大更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网络问政是官民双向良性互动的过程，网民借助网络平台变被动为主动接收信息，从传统的选民代表政治转向全民直接参与的新模式，大大拓展了网民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成为践行人民民主的一条全新渠道。因为网络问政创新了我国政治沟通的方式，网络环境促使传统的科层制沟通方式转向扁平制沟通方式，网络问政这种政治沟通新范式极大地缩短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得政府的形象更具亲和力。网络问政拓宽了政治沟通的通道，变传统的单一通道的信息传输机制为多通道的信息传输体制，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时间长、成本高、互动不足的缺陷，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于各政府部门和广大网民之间的沟通网络。
（2）网络问政促进了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崛起正日益改变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在线办公”越来越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时尚。新形势下，各级、各地政府网络问政平台的开通，是充分采纳民意、了解民情、创新执政方式、转变执政理念、营造开明政治风气的一种体现。广东地区很早便把网络问政引入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体系中，安徽还将网络问政写入政府报告中。2008年，胡锦涛、温家宝等时任国家领导更身体力行，与网民面对面接触，倡导网络问政新风尚。随后，中共中央开通了网络问政平台——“直通中南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些应对网络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已经逐步成为政府的施政亮点和习惯。广大网民借助网络媒体以各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问政呼声越来越为执政者所“听见”和采纳。应对这一必然趋势，各级政府官员及时转变观念，加强对网络的了解，努力提高“执网”能力，将网络执政作为执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亲近网民，尊重网民，问政于民，学会从网络上获取民智，听取民意，积极回应质疑，也已经成为执政的新常态。
从近年来的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网络事实上承担了表达民情、疏导民愤，尤其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功能。如2008年山西娄烦溃坝事件中，真相一度被地方政府所遮盖。《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起初是利用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向地方和职能部门举报，及撰写内参和新闻稿件等，但都未获重视。于是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公开了自己对娄烦溃坝事件的调查情况。这篇博文在被直递中央的网络舆情转摘后，迅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网下记者身份没能解决的问题，通过网上的网民身份却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关注。这样的实例还有许多。网络所能达成的问政效果凸显了网络问政的功能价值，由此越来越受到党政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以致连中宣部在内的中央各大机构，这几年都纷纷在传统的“简报”“信息”之外，另行创办了直递领导人的“网络舆情专报”，以此作为领导读网的工具。或许这就是“网民”的意义，也是众多公民纷纷要赶赴网络之约化身网民的动力所在。问题在于，网络这条权力冲突的缓冲带可以被政府一直依赖下去吗？“躲猫猫”事件虽然因为一个“网民调查团”的介入，成功地将舆情聚焦的目光转移到了网络监督的权责利弊上，但在网下的调查过程中，始终伴随“网民调查团”的无力感和无法逾越现实体制的无奈，让网络舆情最终还是回归到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并落脚在对看守所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上。“躲猫猫”事件的趋于和缓，也正是因为事件发生之后最高检察机关的介入。网络空间或许是虚拟的，但网络问政的所问及其背后的权力冲突都是真实的。真实的权力冲突需要真实的权力运行来化解。网络问政的指向是推动解决网下的冲突，而不只是要赢得一个官方尊重网络问政的姿态。
（3）网络问政能提升政府决策的透明和高效。在现有政府决策政策制定体系中，一般坚持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原则。实践证明，在政府绝大多数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这种决策机制因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和巨大的资源聚合能力起到了相对正面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以领导人为核心的决策体制对个别地方、个别部门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领导“一言堂”和少数人“拍脑袋决策”的事情屡有发生，给国家、政府和人民带来不小的损失。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相关的监督权和参政议政权，但相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能发挥的作用却相对有限。
网络作为当今最为普遍的信息传播载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而网络问政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网络不仅为公民问政提供了信息获取的渠道，更为民众表达对政府决策的意见和看法顺畅了渠道。政府在重大事项的决策前和决策中，网民可能不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和参与，但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来做民意调查和决策咨询，可以请网民参与到可行性预测和认证中去，尤其是事关广大百姓切实利益的重大事项，倾听民众的心声本身就是立项的根本；在政府重大事项决策后及其实施与验收阶段，网民同样可以利用网络介入其中，通过监督事项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成果，提高重大事项的实施效率。
网络渠道为网民参与决策活动提供了技术可能，网络舆论场更营造了一个问政的压力场。与传统信息传播环境下的过滤式信息场不同，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具有交互性、开放性的言论空间。匿名交往和压力失重给网民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假象，在这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达也更自由和无所顾忌。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在重大决策中，尤其是事关百姓利益的决策中无视网民的意见，拒绝网民的参与，等到某些事件决策产生了不良结果而引发网民被动地介入时，网民的隐匿性身份带来的病毒式扩散传播往往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最终让决策事倍功半，甚至酿成不可估量的负面结果。厦门PX事件、江苏启东群体事件等政府决策失误事件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论坛的议题越来越趋向民生，越来越贴近网民身边的小事、琐事，而成为民声的集散地。
网络问政鼓励人们在诸多公共议题上积极参与、发表建言，并在公共决策中有所体现。政府部门也在逐步接受网上民意，并将网络上的真知灼见运用到执政中去。厦门PX事件的圆满解决正是网民的胜利，是网络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重要案例。一方面，政府试图通过网络问政预先了解民意，评估公众需要，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不仅可以让公众意愿有所表达，也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减少因违逆民意而增加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一些涉及民生的大小问题，如医疗、就业、卫生等，政府部门也力图透过各种媒体和多种信息通讯渠道鼓励，在公众中进行广泛的公共讨论与对策搜寻。这一切在政府决策中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4）网络问政促进我国政治清新文明。随着网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网络不仅已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的手段，更成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通过网络，广大网民不断扩大政治沟通的范围，尤其是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锐器和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一批批腐败案件、公共性事件一经网友披露，多数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有力促进了我国政治的清新文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与之相伴相生的是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急遽提升，公民的平等意识、维权意识凸显，参政愿望空前强烈，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权利的渴望被渐次唤醒。而互联网诞生与发展正好满足了这一诉求。开放、平等、虚拟、互动的网络环境促使受羁绊的“现实人”向向往自由、平等的“网络人”转变，网民在网络上可以自由发言、评论和行动，参政议政更显方便和快捷。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这一切迫切要求国家的执政主体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将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放到关键位置，用政治的清新文明推进社会向前发展。
网络监督有利于洁净政治生态环境。传统意义的群众监督是执政党一直倡导和实施的一种间接监督。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一直将群众监督视作自己执政的源泉和促进力量。但是群众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即使是依赖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也是依赖于一定的中介组织和渠道来完成的。在监督过程中，组织的加工和把关人的过滤可能会诱发许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信息量的损耗不可避免，使得原本就缺乏强制力的社会监督效力大打折扣。“网络的出现与发展，使政治环境的监督向纵深发展。随着网络技术的介入，政府信息变得公开化、透明化、互动化，提供了公民政治监督的可能性，提供了真实、公开的信息环境，使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产生质和量上的改变。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深度和广度。这样不仅能充分体现政府活动的透明度和权威性，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助于公民在网上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
我们看到，由广大网民组成的网络监督群体正发挥着其作为“草根力量”的巨大威力，影响着社会治理。强大的网络舆论甚至可以影响司法审判，网络审判的现象不时在现实中演绎，如“许霆案”的舆论风波使原本的死刑变成五年的有期徒刑。青年群体作为“科技哺育”的一代，热衷于借助BBS、电子邮件、博客、手机短信、QQ等新媒体工具行使网络监督权，他们借助网络这个新的平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给我国民主政治吹来一股春风。个体意见不断叠加，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促进事件朝着有利于大众利益和社会正义的方向发展。网络问政往往体现在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上。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统计，在2009年77件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有23件都是在网络论坛上率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躲猫猫”事件、“天价烟”事件等，都是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得以真相大白，相关的非文明执政利益集团受到了惩处，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这些都是网络问政对政治生态文明发展的有益贡献。
网络反腐是洁净政治生态环境的清道夫。网络反腐是在网络技术发展中崛起的公民网络参政的主要形式。其便捷、透明等特点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对政府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达到了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效果。一项由人民网发起的网络问政大型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48591人中有69%的参与者认为“网络问政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74%的网友认为“网络能成为反腐的新阵地”。
广大网民借由网上问政，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逐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网民通过网络反腐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数不胜数，以2011年山西公考状元体检被刷事件为例，事件一经网民质疑和举报，山西省长治市立即对人社局公务员考录违规问题进行了调查，随即人社局副局长被捕，其他相关人员亦受到相应处理。
又如，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胡剑兵在网上曝出该单位南京项目部“送礼清单”系列照片中一张照片的画面，引发了连锁地震。党政相关部门即刻介入，相关人员受到惩处。
资料阅读：央企职工自曝单位送礼清单南京纪委：6人被立案调查
人民网北京9月4日电近日，有关“央企职工自曝单位‘送礼清单’”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日，南京纪委公布调查情况，“清单”涉及六合区21人，对接受购物卡后未主动上交和未及时退回的6名党员干部立案调查。
图1-1
据介绍，“清单”涉及的21人中，实际未发生和收后主动上交、及时退回的14人。经研究决定，对接受购物卡未主动上交和未及时退回的6名党员干部立案调查，1名非党员企业职工交由区交通运输局处理，收缴以上7人违纪违规所得。鉴于区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在此事件中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对其二人进行诫勉谈话，并责成区交通运输局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网络反腐的勃兴，实质是信息时代公民监督权有效实现的必然方式，是使官员“不敢腐”的威慑力量。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让那些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官僚领教网络监督力量的层面，更表现为其裹挟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不断地触动那些阻碍政治昌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制和势力，成为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利器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劲动力。2013年4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始在各大新闻网站、商业网站开设“网络监督专区”。截至8月底，人民群众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提交的网络举报数量日均为300件左右，而同年1月至4月初，每日在150件至200件之间；不仅如此，同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网站首页显著位置设置了“我要举报”专栏，举报人可以点击登录到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这为群众顺畅、安全地举报违纪违法行为又打开了一扇门，网络举报数量再度大幅攀升，日均超过760件。网络反腐的成效显著，对此，中央纪委信访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信访举报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信息和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力量源泉，欢迎社会公众参与和支持纪检监察系统信访举报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以“经济管理为主”，社会管理职责主要体现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国社会方方面面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党和政府来说，解决这些在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发展的现状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快从过去以“经济管理为主”向现代以“社会管理为主”的转变，不断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新形势下，全面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当下中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1）重新认识管理内容，创新管理重点。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管理好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管理和服务好人。只有这样，建构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这正是我们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2011年2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指出的，“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时处处、切切实实关心群众生活，紧抓民生之本、解决民生之急、排除民生之忧，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
围绕群众工作，多管齐下，创新社会管理体系。
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交通等，涉及广大群众的利益，应理解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管理制度体系，即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
（2）重新界定管理主体，创新管理角色。创新社会管理，既要坚持党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的地位，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协调各方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群众自觉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党和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要进行分类管理，该政府发挥主体作用的，政府就要做好管理的工作；那些可以由社会来管理的，应该由社会行使管理的权力。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众问题，在许多社会管理领域，人关普罗大众，事涉百姓利益，情联千家万户，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理解，没有群众的参与，只由政府来弹单弦，唱独角戏，那一切都将徒劳无益，吃力不讨好。按照习近平同志的群众观，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群众应该是而且必须是管理的主体之一。一切社会管理绩效与效果都要群众来评判和决定。
（3）创新管理方式和方法，发挥网络渠道的工具作用。将群众列为社会管理的主要角色，并不是否定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更不是要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对立起来。在新型的社会管理体系中，要用一个明确的、共同的管理目标将政府和群众在管理中的关系统一起来，形成管理合力，达成劲往一处使的效果。要如此，就必须创新方式、方法，运用更先进的渠道和手段。“有专家指出，社会成员不仅有具体的利益诉求，也有被理解、被关怀的情感诉求，还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社会管理中，如果‘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轻视人、忽略人，不重视做人的工作，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在实践中，‘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重管理轻服务等思想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障碍，甚至给社会造成伤害，必须加以坚决摒弃。专家建议，在管理体制上，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管理理念上，要由防范、控制型向人性化、服务型转变。在管理方式上，从主要依靠管、控、压、罚等方式实施社会管理向主要通过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转变。”
几十年来，传统的金字塔式政治结构使政府管理方式相对封闭，这就造成了管理体制中的“官本位”“对上不对下”等现象突出。网络问政借助外部网民的力量，通过官民互动的形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改变了一些官员只关心上级或同级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而对来自社会的呼声漠不关心的态度。过去官员对政务信息是垄断的，有了互联网以后，官员不但要像过去那样听从上级的指挥、满足上级领导对信息的要求，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公众的信息需求，回答和解决公众的各种问题。网络问政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减少推诿扯皮现象。
在众多管理创新的手段或途径中，网络为更加广泛地管理参与提供了条件。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多表现在网民对社会管理的参与行为和网络监督上。网络问政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公民通过网络问政，提高了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效率，提高了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政府通过网络，如政务网站、政务微博和官员博客等形式，与广大网民在网络上进行互动，听取来自民间的呼声，将散落在民间的公众意见收集起来，传递给政府管理机构，让政府基层管理机构和社区管理人员深入基层，聆听民众的意见，最终让涉及广泛利益的群众建议进入政府社会管理决策的议程，从而催生一些新的制度。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通常也是公共权力行使的过程。网络空间更有利于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如果用好网络，特别是网络问政，社会怨恨情绪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缓，政策制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会更强，还可将一些公共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网络空间为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与主流民意相左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充分探讨和情绪发泄的场所，许多社会矛盾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得到舒缓。
依据网络问政在社会治理上的成效，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电子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该观点认为，网络问政的产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以微博、网络互动平台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二是政府管理理念的变化，特别是中国这几年不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使得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执政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与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所提出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模式相统一。善治模式包括多个方面，即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强调治理的透明性、参与性、回应性、民主性、责任性、有效性、公平性、合法性，对政府而言，治理的模式取向越来越强调善治的方式，联合国的善治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框架。信息技术与善治理念日益融合，互为强化，使得政府治理的理念、管理方式出现新局面，也使得电子政务呈现出电子治理的新形态。电子治理作为技术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新形态，必然使得政府和社会关系出现新的形态，政府的运作会更加透明，公众也将有更多的参与形态，并且更加强化政府的责任。换言之，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入使用让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使得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善治理念和方式得到推动和实现。
从网络问政的实践看，它已经成为社会救济制度的一种渠道和形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网络事件的发生，使相关政府部门通过“网络问政”去发现一些长期存在的制度性问题，从而促成新制度的施行，来填补旧制度的空白。比如“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表明了目前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失，经过网络传播和热议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孙志刚事件”最后促成《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这正是网络问政完善已有制度的体现。
资料阅读：中国社会管理亟待加码创新
2011年8月，已有20年历史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换，意味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社会管理”话题的关注度已攀上人民网关于2012年两会调查的第三位。可以预见，这将是3月中国“两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对于“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在内地是全方位的，从执政者到普通民众，都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问题感同身受。在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也逐渐堆积，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同时，焦虑情绪在社会上蔓延。
应该说，中国高层始终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2004年6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而“完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则出自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
社会管理由此列入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在2011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列为讨论主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中国“两会”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首次在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占据重要篇幅。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对“创新”的理解，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新的思想解放。社会管理问题在政策层面的阐释，还需要在操作层面得以创造性的实现。
“不要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维稳，防止社会不稳定最好的方法是消除不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景天魁向中新社记者指出，“社会管理创新要治本，要从社会基础建设开始，应花大力气建设完整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
这位专家指出，在民众维权、政府维稳的冲突中，要切记“宜疏不宜堵”。直面矛盾、理性解决冲突，是去年一些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成功经验。
从“治安”到“管理”的转变，核心在于社会管理需要全社会参与，社会问题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治”，还应该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管”。
西方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政治公关活动主要包括四种，即媒体管理、形象管理、组织内部传播和信息管理。其中形象管理就是形象塑造，一方面政治公关活动要塑造政党领导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塑造政党的形象，把政党领导人和政府的好形象，积极地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党或政府而言，媒介一直是且永远是其公关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无论是政治生态中的媒介——政治关系，还是媒介生态中的政府（政党）——媒介关系，一定是其所处生态圈中最核心的一组“影响和被影响”组合。新闻媒介是政府管理部门发布信息的渠道，政府部门是新闻媒介可靠的信息来源。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中，政府与媒介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圈关系。在经营和管理上，媒介受到政府一定的控制；同样，政府传播的主要任务由媒介承担，政府形象往往由媒介塑造。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媒介“把关人”的角色，媒介信息流随着“水龙头”的标准而开启或闭合。就我国而言，政策影响控制媒介的目的是建立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圈，使媒介间形成一种有序结构的积极状态，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媒介在政府传播体系中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然而，这一切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而逐渐改变，网络正凭借其“草根”般顽强的生命力，用“边缘突破型”的姿态逐步改造着媒介生态。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更消解了传统状态下政府对媒介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更多非专业人士加入到媒介信息的发布渠道，众多没有“被把关”的资讯像漫川飞舞的柳絮“随波逐流”，又被人有意或无意“拾起”，形成一股强大的、非受控的传播影响力。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网络媒体还起到了一定的聚合和催化作用，往往一件微小事件，经由几级网络传播的聚拢和放大，就会演变为一场重大的公关危机；此外，网络信息源的无限增大，网络信息多元化趋势明显，加之信息发布者的素质参差不齐，给网络信息受众和网络管理者增加了辨析真伪的难度。因此，掌握网络信息传播的规律，谋划新媒体形势下网络媒体与政治的新型关系，构建健康、积极、有序的新媒体生态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实，作为一种“草根”媒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更贴近普罗大众，受众的接受度更高，更具有亲民性。即使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网络媒体，因比传统大众媒体多了与网民互动的传播功能，也较传统的官方媒体更受民众欢迎。这表现在网络媒体在消解传统领袖“威严”、神秘形象的同时，也为领袖人物塑造了一个新的亲民形象。每逢大灾大难之时，国家领导人都亲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通过网络等广为传播，充分展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民、爱民形象，大大改观了民众对政府的评价，消解了民众因天灾引发的负面情绪。“习大大”微博一出，立刻吸引无数网民热捧。网络问政这一执政方式的践行，通过网友给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直接留言、发表意见的方式，把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亲民本色再次传达给广大网民，有效地树立了政府形象，牢固了民心。
由是观之，新媒体背景下，党和政府应将网络媒体视为执政的优质资源，借此传播政府形象，搭建政民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