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祝斌 李成家
“第一夫人”这个如今风靡世界的称呼源于美国:1857年,第15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确定了“第一夫人”(first lady)为总统夫人的称呼。
这个称呼后被推广到全世界,成为国家元首夫人的特称。此后,“第一夫人”逐渐成为强硬乃至冰冷的国际政治与外交中一个特别而温情的符号。“‘第一夫人’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担三种外交角色:一是首脑公共外交的‘左膀右臂’;二是政府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三是社会公共外交的‘桥梁纽带’”
。在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第一夫人”外交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的政治博弈、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构建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第一夫人”是外交活动中一个特别而温情的符号。追溯“第一夫人”外交的历史可见,“‘第一夫人’的外交作用最初只是礼仪性的,通常体现在陪伴元首接待来宾或出访的过程中,后成为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情况下第一夫人也可作为‘总统代表’单独出访”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可金副教授认为,“‘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指一国国家元首夫人为执行最高领导人授予的外交使命或倡导非主权类议题,与社会各界开展各种形式的沟通的交往活动,是新时期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最高领导人出访强调国家利益,第一夫人更强调展现国家形象,强调向社会各界传递本国人民对受访国人民的友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就是一个国家的‘首席形象大使’,是一国国家形象的名片和天然的代言人”
。如今,伴随着传媒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电脑、手机等自媒体的不断普及,“第一夫人”们的外交活动既是媒体追踪和报道的重点内容,也成了社会和普通民众茶余饭后议论的主要话题。
观察和分析近年来的“第一夫人”外交可见,这类外交普遍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3月,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随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并单独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彭丽媛美丽、优雅、自信的表现,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赞誉,“美丽大方的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范儿”“时尚”“优雅”“大气”“丽媛style”“中国魅力攻势”等是国外媒体对中国“第一夫人”使用最多的评价。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称彭丽媛将成为第一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新中国第一夫人。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发表社论《彭丽媛,中国的新名片》,称“彭丽媛显然具备了胜任中国新时代第一夫人的实力。正因如此,彭丽媛的第一夫人之旅引起万众期待”。美联社报道称,“富有魅力的新科第一夫人彭丽媛成为中国最新升起的外交明星,一位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第一夫人可能有助于软化中国有时显得粗糙的国际形象,并使中国在赢得全球公众舆论的支持方面获得成功。”
2013年4月,在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13年度全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同时入选;2013年5月,彭丽媛入选《福布斯》杂志2013年度“全球最具权力女性榜”,充分彰显了中国“第一夫人”在世界的影响力,这对构建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伴随着传媒的快速发展,社会和民众对“第一夫人”的外交活动会格外关注,“第一夫人”外交已发展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第一夫人”外交作为国家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元首外交的重要补充。那么,“第一夫人外交”到底是如何构建国家形象的?我们认为可以从符号学、女性学、社会学等方面予以解读。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外交”一词如此解释: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从本质上看,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者指出,“人类传播是一种交流和交换信息的行为。在人类的社会传播活动中,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任何信息都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和传递。”
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就是双方之间借助一定的符号来实现意义的交流、交换和反馈,进而达成某种目标。由此可见,要通过外交活动传递何种信息或意义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符号的选择至关重要。基于此,我们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第一夫人”外交如何构建国家形象进行诠释。
首先,从外在和静态的角度看,虽然“第一夫人”并非国家公职,但作为一种礼仪和形象的存在,“第一夫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符号,会影响别国社会和人们对该国的认知。彭丽媛本来就是家喻户晓、影响广泛的歌唱家,再加上“第一夫人”的称呼,自然更受世界瞩目。所以当她在2013年3月首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时,“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这一符号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而面容美丽、气质优雅、穿着时尚的中国“第一夫人”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赞美。“在电视直播画面中,彭丽媛与习近平微笑着手挽手走下飞机,两人身着海军蓝外套,自信挺拔,神采奕奕。在随后的非洲访问第一站坦桑尼亚,彭丽媛一袭白裙,蓝色围巾点缀其中,庄重中透着典雅。”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次仪态万方的成功亮相。与在美国投放宣传广告相比,一个外形姣好、气质上佳、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第一夫人’,更能直接展现中国形象。俄罗斯媒体也指出,彭丽媛的陪同,为习近平的出访增加了几许‘柔性’。”
由此可见,从外表和第一印象上,“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首秀已为中国国家形象增色不少。
其次,从内在和动态的角度看,“第一夫人”作为一个外交使者,在外交活动这一动态过程中所传播的符号及其承载的意义,更深层次地影响着国家形象的构建。在传播中,“第一印象”固然重要,但“内容为王”仍然是一条不变的规律。因此,“第一夫人”外交,除了“第一夫人”的外在形象,她的内涵及在外交活动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将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表现,进一步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在她2013年3月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时,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彭丽媛具有‘第一夫人’的全部特征:习惯公众的注目,有一种平易近人的美丽,拥有盛名。”《华盛顿邮报》则发表评论文章称,“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第一夫人’的标准,彭丽媛具备了在民众中产生超强影响力的所有条件:美丽、知名度高和受到民众的喜爱。”2013年5~6月,彭丽媛又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了美洲四国,初次见面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比塞萨尔评价中国“第一夫人”“风度翩翩,而且很美丽,而且能够讲英语”,而经过一天多的接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她说“中国第一夫人热情、聪慧、给人印象深刻”。
总之,正如国外媒体人士所言,“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第一夫人’的风采将会被视为中国人的形象,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解读。”
结合彭丽媛至今开展的外交活动可见,中国“第一夫人”外交在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中已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成效。
从女性学的角度来看,“第一夫人”外交也有着特别的意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女性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而“第一夫人”更是一个国家女性的典型代表,“第一夫人不仅是国家元首的配偶,也是一个国家女性发展程度的缩影”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中,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平等思想广为传播,妇女解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外而言,“‘第一夫人’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当代女性风采”
。“第一夫人”彭丽媛,就是中国当代优秀女性的典型代表。
首先,在事业上,中国“第一夫人”成就显著。根据相关资料可知,“第一夫人”彭丽媛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享受正军级待遇。她曾连续当选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200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她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此外,彭丽媛热衷公益事业,先后担任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全国结核病防治形象大使”“控烟形象大使”,2011年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聘请为“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中国“第一夫人”取得的这些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当代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
其次,作为女性,中国“第一夫人”还成功地扮演着妻子、母亲等角色。根据相关报道可见,国内外媒体除了对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外交活动进行重点报道外,习近平主席与她在国际出访中的“情侣装”搭配、在出访过程中夫唱妇随、习近平主席处处关照妻子等细节也为媒体所聚焦,如2013年出访俄罗斯时,两人着“情侣装”相呼应,举手投足尽显默契,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彭丽媛在台下认真专注地聆听;2013年出访美洲四国时恰逢雨天,习近平为夫人撑伞,两人携手走下飞机;在哥斯达黎加的农庄里,两人同吃一块饼;2014年访问韩国时,彭丽媛在逛街时为习近平买蛋糕……此外,不少媒体甚至还挖掘出了彭丽媛与习近平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及婚后她如何照顾丈夫与女儿等充满温情的家庭故事。而通过观察彭丽媛参加的外交活动可见,关怀青少年儿童是她经常参与的活动:她曾访问法国、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儿童医院并亲切慰问患病儿童;还曾参观俄罗斯的孤儿学校和德国的中学,密切关注着青少年的成长。这些活动一同构建了中国“第一夫人”慈母般的形象。
总之,纵览国内外媒体对彭丽媛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展现在世界受众面前的中国“第一夫人”,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热心公益、关爱他人的女性形象。
除了符号学、女性学的视角,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发展水平,包括前面已分析过的女性发展程度等,来解读“第一夫人”外交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明、开放与自信的中国形象。
“第一夫人”的称呼始于美国,“第一夫人”外交也源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偶有“夫人外交”的事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也都有偕夫人出访的经历。但从总体上看,在彭丽媛之前,中国的“第一夫人”在外交活动中都比较低调,极少有单独的个人外交活动,国内外媒体对她们的报道也较少,因此引起的国际关注不多。2013年3月彭丽媛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后,“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呼在国内媒体,特别是网络上迅速传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一夫人’在中国政治话语生态里,一向是禁忌,而此次从禁忌成为自由自然引发全民对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
,就连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媒体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称呼,说明这一称呼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同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第一夫人”外交上同世界接轨。此外,“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人的配偶一直都比较低调,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新闻媒体也尽量避免涉及领导人的家庭生活”
,但近两年来,中国媒体先后刊登了中国新任领导班子的人物特稿,其中包括了领导人家庭情况、业余爱好等方面的内容,消除了中国领导人及其家庭的神秘感,让外界对中国领导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明和开放的中国形象。
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外交也有助于展示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步。“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外交活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13年3月,彭丽媛的外交“首秀”广获好评,她美丽时尚、优雅大气的照片登上了国内外大量媒体的头版,被赞为“丽媛style”。而据媒体的报道,彭丽媛所穿的衣服、手拎的提包都是中国国产品牌。“当世界的聚光灯汇集向彭丽媛时,世界服装时尚界也自然把目光转向中国第一夫人的服饰品牌,国产品牌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与热捧,同一款式的服装与手包在网店第一时间被抢购一空,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可的设计品牌‘例外’‘无用’也被媒体热炒,这就是由第一夫人所带动的时尚的魅力”
。彭丽媛还穿着旗袍出席了众多的外交活动,让世界人民充分领略到中国的传统服饰之美。“彭丽媛凭借独特的服装品位入围‘2013年度最佳着装榜’,并且,彭丽媛跟随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身穿深蓝色双排扣大衣配简洁款手提包的照片还被放在了《名利场》杂志网站上”
。2013年3月25日,与习近平主席一起正在坦桑尼亚访问的彭丽媛参观了该国的“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并赠送了几件礼物给该基金会。据了解,中国“第一夫人”赠送的礼物“阮仕珍珠”、护肤礼盒“百雀羚”和“蜀绣”等均为中国国产品牌。
由此可见,中国“第一夫人”外交还可引领国产品牌“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走向世界,并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这自然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的国际形象。
虽然“第一夫人”外交已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依然受到制度因素、社会生态因素和“第一夫人”的人格特质因素等方面的制约。
要通过“第一夫人”外交更好地构建国家形象,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推进“第一夫人”外交制度化。尽管“第一夫人”外交已成为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常规性活动,各国对其也普遍持默许态度甚至有意积极推进,但“第一夫人”外交尚未得到制度化的确立。“迄今为止,由于各国均没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她们在外交中担任什么角色,以及在某种角色上发挥到多大程度,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授权。”
由此可见,当前“第一夫人”外交往往是出于礼仪需要,有时甚至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也难以取得切实的效果。基于当前“第一夫人”外交存在的这些问题,各国应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制度化,通过制度明确“第一夫人”在外交中应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职能、参与活动的内容、希望达成的目标等。
目前,“第一夫人”外交主要被定位为国家元首外交的补充部分,因此应明确“第一夫人”外交的角色定位和主要承担的职能,让其与国家元首外交相辅相成,切忌与之相背离甚至越俎代庖。例如,“1995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访问北京,并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她在妇女大会上公开对中国的人权说三道四,让东道主很没面子,此行普遍认为损害了两国关系”
。与希拉里相比,小布什总统的夫人劳拉则较为低调,“她在布什的8年总统任期内,除了陪同周游列国之外,很少单独出访。即使偶尔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单独访问,也比较谨慎地避谈政治。这种比较柔和的‘夫人外交’形式,是布什‘强势外交’的一个有益补充”
。彭丽媛随习近平主席出访而进行的外交活动,也是对习近平主席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彭丽媛以第一夫人的角色随习近平主席访问世界各国,不难发现每到一个国家习夫妇都有很明确的分工,习主席负责进行政治洽谈、商务会晤等,而我们的第一夫人则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学校、孤儿院、妇女基金会等等,并且可以用其动人的歌声对世界各国的妇女和儿童送出慈爱与关怀”
。
其次,推进“第一夫人”外交常规化。当前,“第一夫人”外交主要是在“第一夫人”随国家元首出访时同步进行,是对国家元首外交的补充,“第一夫人”单独出访的外交活动较少。要想“第一夫人”外交取得更大的效果,各国应在建立“第一夫人”外交常规化机制方面进行突破。
纵观“第一夫人”单独出访的历史,普遍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到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前妻塞西莉亚,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妻柳德米拉到约旦王后拉尼亚,这些单独出访的第一夫人们搞外交,风头往往能赛过国内的男主人们。”
2002年3月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应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夫人的邀请,单独出访波兰,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罕见的“第一夫人”单独外交活动。“柳德米拉访问之后,俄罗斯和波兰巩固了关系,波兰还一度掀起过‘普京热’。”
2014年3月19日至26日,应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邀请,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偕母亲与女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彭丽媛陪同米歇尔一行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在北京,两位‘第一夫人’一起参观学校、游览故宫、共进晚餐并观看演出,米歇尔在她的日记里写道:‘东道主彭女士展示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一面。’……美国媒体直截了当地指出:‘习近平夫妇和美国第一家庭成员的合影直观地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深度。’”
因此,加强国家之间在公共外交中的沟通协调,建立“第一夫人”外交的常规化机制,让“第一夫人”外交成为国家公共外交中与已建立的国家元首定期会晤和互访机制一样的一项经常性活动,可以使之在构建国家形象、促进国家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第一夫人”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第一夫人”作为国家形象大使,只有具备优秀的综合素养,才能在外交活动中充分展现“母仪天下”的风采,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光添彩。
“第一夫人”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角色,特别是在外交活动中,她的穿着打扮等形象问题都会被媒体聚焦。因此,“第一夫人”的每一次亮相,都应树立良好的形象。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为了协助“第一夫人”做好对外工作,在白宫内设有专门的“第一夫人办公室”,“因为‘第一夫人’的形象越来越重要,要出席的场合和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一个人肯定照顾不过来,就必然需要一个专业团队来打理一切”
。分析相关报道也不难发现,那些形象美丽、气质优雅、穿着时尚的“第一夫人”更受媒体的青睐和追捧,如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英国“第一夫人”萨曼莎、约旦王后拉尼娅等。
同时,“第一夫人”的言行举止要得体,避免损害自身乃至国家形象。前秘鲁“第一夫人”埃莲娜·卡普·托雷多就曾多次为丈夫招惹麻烦。如曾有媒体报道:“本月21日,在泰国陪总统参加APEC峰会时,卡普又因言语冒犯反对党领袖和秘鲁媒体而成为众矢之的,而其夫君托莱多总统只能一边出面维护妻子,一边向被冒犯的人致歉,另外还担心妻子会再次闯祸。”
秘鲁国内报纸对她的形象也多为“着装随便不爱化妆的第一夫人”“爱游山玩水的第一夫人”“我们咄咄逼人的第一夫人”“搞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第一夫人”等负面评价。
最后,“第一夫人”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外交技巧,充分展示自身魅力。如2013年3月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随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媒体引述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副团长安德烈·索尼科夫的话报道称,彭丽媛女士将与俄罗斯合唱团、乐团共同演唱《红莓花儿开》这首歌曲,第一段将用中文演唱,第二、第三段用俄语演唱”
。这也是“第一夫人”外交中的技巧,有助于展示中国“第一夫人”作为歌唱家的魅力。再如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她对外交活动也是精心准备,注重技巧。“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2014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访问中国前,曾到访华盛顿知名中文学校同6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为第一次中国之行做准备。她不仅在课堂上学说汉语,还品尝从没吃过的特色中国菜。”
这些外交技巧值得各国“第一夫人”学习借鉴。
总之,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第一夫人”外交在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影响日渐加深,这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发挥着特别的作用。“第一夫人”作为一个特别而引人关注的“符号”,其外交活动展示了一个国家女性地位的发展程度,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要通过“第一夫人”外交更好地构建国家形象,并取得更好、更大的宣传效果,既需要各国从制度层面将“第一夫人”外交制度化,建立国家之间“第一夫人”外交的常规化机制,也需要“第一夫人”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与外交技巧。
彭祝斌: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李成家: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生、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