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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人
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率先提出的。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 1947年）一文中，首先提出“把关”（gatekeeping）一词。
他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
“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
在《京华时报》报道“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愈演愈烈之后，前《京华时报》资深员工、后任《中国周刊》副总编辑的徐一龙就在其个人微博里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可以理解农夫山泉带着怒气找水军，买版面投放攻击性广告，因为它是企业；但不能理解《京华时报》带着怒气做报道，在发布会上行为失当，因为它是媒体。媒体从报道新闻，到成为新闻主角后，角色已经发生变化，需要更加克制。一些情形，更应该由法务人员出面，而不是记者。”
那么，作为社会监督重要手段的媒体，在做监督报道和批评报道时如何把握力度，才能防止监督不够，又不至于监督过度呢？
1.媒体监督报道的角度和声音都应多元化，以小见大，由浅入深，切勿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京华时报》在“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系列报道中不仅存在对“农夫山泉水质标准不及自来水”这个假设的追究过于泛滥的问题，还存在报道挖掘深度不足，拓展面不够宽这样监督不全面的问题。
在《京华时报》这一系列报道的前期报道中，农夫山泉一方的声音也在报道中得到体现，《京华时报》也没有一味站在道德和话语高地“审判”农夫山泉。除了上文提到的信源问题外，是基本符合报道规范的。如下文：
浙江质监局为瓶装水正名
但其引用的2003版国标已经修改未被提及
……
昨晚，农夫山泉给记者发来声明，对其执行的标准低于自来水等相关国标的质疑未直接回应，但是坚称自身产品“品质始终高于国家现有的任何饮用水标准，远远优于现行的自来水标准”。
而对于前期南方网站上针对农夫山泉的一系列负面报道，农夫山泉昨天称是“蓄意策划的，隐藏在幕后的就是国有控股饮用水企业——华润怡宝”。
农夫山泉还罗列了一系列怡宝的“罪证”，并表示，“作为国有控股的饮用水企业，利用民众对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恐慌心理作为行销手段，以达到打击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这一做法令人遗憾”。
……
（详见2013年4月11日《京华时报》B50版，有节选）
从这篇报道来看，《京华时报》在这个时候还是做到了监督报道的平衡、客观原则，但是结合它发布的76篇报道和评论来看，就有几个问题了：
（1）上文中农夫山泉坚持“品质始终高于国家现有的任何饮用水标准”，《京华时报》为何不找一家权威检测机构验证一下？也就省下了后来洋洋洒洒的74篇报道了。《京华时报》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镉、砷等化学物质，并不是读者关心的重点。进一步说，《京华时报》关注的农夫山泉标识的浙江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差距，以及浙江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其实意义也不大，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水喝了安不安全。《人民日报》在2013年5月9日发布《浙江省卫生厅质监局回应 农夫山泉抽查合格率100% 浙江水企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标准》一文，只这一项证据便结束了这一场长达一个月之久的闹剧。
（2）如上述报道所言，在农夫山泉给《京华时报》记者发去的声明里，明确罗列了华润怡宝的抹黑“罪证”，为何《京华时报》视而不见？一句“针对农夫山泉的公开指责，记者昨天联系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深圳）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经理陈越，但其电话一直未接听”，就没有了下文。既然是一个重点选题，为何不把报道触角扩展到其他桶装水品牌？为什么《京华时报》的76篇报道自始至终只针对农夫山泉一家企业？回看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后，媒体又先后爆出蒙牛、伊利、光明等著名乳制品品牌也存在的掺入三聚氰胺的现象，挖出了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的大危机。
事实上，2013年4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就曾发出一条新闻，报道了一家位于广州的第三方食品质量检测机构称，送检的华润怡宝纯净水和农夫山泉矿泉水均达到国家制定的关于桶装水和生活饮用水的标准。
《京华时报》为何又对同行的这些信息视而不见呢？
（3）最受网友诟病的一点是，《京华时报》所针对的“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不该是农夫山泉这家民营企业，而是“把瓶装水标准定得比自来水还低的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企业，农夫山泉的这一行为说到底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但标准的制定方——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却实在不该在这场争论中逃脱责任。而《京华时报》的报道，却恰恰在监督过程中，只抓农夫山泉，丢了标准制定者这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2. 监督报道应避免“结论先行”“有罪推定”的报道逻辑。这是目前很多监督报道或者调查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所谓逻辑，是关于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科学。
逻辑应用到新闻报道上，就是报道应更符合常理，即应符合一般人的认识、推理和判断，从而使报道更具客观性和有效性。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监督报道会遵循客观报道的逻辑并呈现出以下的规律：
发现问题/经公众举报→质疑/提出问题→举证/论证（行业专家、国家主管部门），同时给被监督对象辩解的机会→结论→呼吁（行业整改；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
“结论先行”“有罪推定”的报道逻辑，和媒体人在采写和求证过程中浮躁的心态分不开，对新闻报道的效果有着过于功利的期待，往往使记者在面对一个有价值的选题的时候失去了客观认识问题和小心求证的耐心，而这些问题又和编辑审稿的不严谨和纵容不无关系。
从《京华时报》有关农夫山泉的76篇报道看，它的报道逻辑是带着“农夫山泉桶装水是存在问题的”这个结论开始的，所以一系列报道都是在堆砌“证据”。从2013年4月19日开始，报道所呈现出来的情绪化和逐渐偏激化的风格，也和该报一开始对农夫山泉的有罪推定息息相关。结合4月11日《浙江质监局为瓶装水正名 但其引用的2003版国标已经修改未被提及》一文，《京华时报》走进了“结论先行”的死胡同。所以在后来的报道中，《京华时报》继续集中火力针对农夫山泉标识上使用的“浙标”不及自来水这一问题，而选择无视整个桶装水行业可能存在的问题，无视不及自来水的“浙标”的制定存在着怎样的问题等触及更深、涉及面更广的问题。
“结论先行”“有罪推定”的报道逻辑，大多数并非出于媒体的主观恶意，而是习惯使然，但却可能使媒介监督变成媒介审判。但不得不说，这种报道逻辑，目前活跃在当下的中国媒体报道里，最普遍的就是在审判前就在新闻里将“犯罪嫌疑人”写成“案犯”“罪犯”等。
这里分享一个比较有趣也比较典型的案例。马年春晚第二天，也就是2014年1月31日下午，新浪微博一个名为“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的机构账号发布了一篇名为《春晚被疑沦为华谊利益输送大平台》的文章。该条微博被转发了28,286次，而后也被北青网、新华网、网易等网站转载使用，冯小刚和华谊兄弟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在该微博账号主页中可以看到，蓝鲸网是“中国最大的财经记者社区，目前注册记者2,104名，在线率95%”。这篇文章把“结论先行”这种报道逻辑用到极致。
春晚被疑沦为华谊利益输送大平台
冯小刚同样是华谊兄弟股东。
新晋主持张国立，在去年下半年通过闪电式的运作，成为华谊第九大流通股股东。
再看其他主要演员：华谊持股的少城时代，唱开场曲《想你的365天》的张靓颖是股东，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王铮亮是其旗下艺人，而《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冯小刚主导的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
马年春晚，几乎成了华谊的股东大会。
不仅如此：参演嘉宾很多是华谊的关系户，此次参与演出的姚贝娜、杨坤、姚晨等都与华谊（或曾与华谊）签约；刘欢是姚贝娜的老师。
……
蓝鲸发现，马年春晚几乎成了华谊兄弟股东和关系户的利益输送的大平台。
……
巨匠娱乐的创办人为组合羽泉，羽泉曾为华谊旗下签约艺人团体。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华谊参股巨匠娱乐，但羽泉团体中陈羽凡的妻子白百合，为去年华谊贺岁档影片《私人定制》女主角，白百合所属经纪公司北京橙天拾捌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为王京花，王京花加盟橙天之前为华谊兄弟经纪公司总裁，北京橙天旗下此次春晚共有两位签约艺人参加，一位是在短片《春晚是什么》露脸的陈道明，另一位是演唱歌曲《最好的夜晚》的梁家辉。
……
（报道/蓝鲸新闻团队；@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
记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就已经判定“马年春晚几乎成了华谊兄弟股东和关系户的利益输送的大平台”是文章的中心句了，所以他也和《京华时报》的记者一样，坚持不懈地寻找证据以支撑自己的结论。之所以认为他是“结论先行”，就是因为他的结论并不是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的证据组织起来的，而是透过结论寻找、拼凑了一些“证据”，而这些“证据”一点都经不起推敲。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就得不出春晚沦为华谊兄弟年会的结论了。
（1）冯小刚确实是华谊兄弟的股东，但他执导春晚并不是华谊兄弟运作的结果，而是得到了央视高层的钦点。
（2）记者所谓的“华谊持股的少城时代”，如果记者本着专业主义精神的话，只要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办的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手动输入“少城时代”，就可以发现投资人信息一栏根本没有华谊兄弟以及和华谊兄弟相关的其他人。
（3）文章提到，包括张靓颖、杨坤、羽泉等“曾为华谊兄弟旗下签约艺人”，也因为登上了马年春晚的舞台而被认为是华谊兄弟推波助澜的结果，受益方仍是华谊兄弟。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些人跳槽之后，怎么还会受到以前就职的公司的优待？跳槽后个人获得的新成绩还会登上老东家的优秀员工榜吗？
（4）文章最后还提到了华谊兄弟前总裁王京花如今所在公司的两位艺人登上了春晚舞台。2005年，王京花带着陈道明、范冰冰等众华谊兄弟的明星转投橙天娱乐。旗下艺人集体跳槽，华谊兄弟等于被“掏空”了。
这就是结论先行的报道逻辑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方。
综上，记者完全没有遵照客观的新闻报道逻辑，而是生拉硬搬了一些根本经不起反问和质疑的证据。更悲哀的是，这样一篇证据链几乎都是不实信息的报道，批评的声音却寥寥。同样，在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抱着“问题先行”和客观公正的报道思路，也很容易就被“结论先行”“有罪推定”这类功利化的思维带跑。
用这么多笔墨来写记者“结论先行”式思维带来的问题，其实是想指出，新闻编辑除了负责版面编辑之外，更要关注稿件的内容，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仔细推敲报道中逻辑的不严谨和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