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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三个层面厘清这一时段的电视批评格局。
首先是业界和学界层面。这一时期业界、学界研究电视的人员在数量上总体比较少，其原因当然主要在于电视尚是稀罕物，从业人员不多，学界关注相当有限。所以在中国电视研究界，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中国电视初创期，电视理论一片空白。很多文章甚至一些教材都认为中国电视理论发轫于1980年任远在《电影与戏剧》第1辑中署名为“汉生”的文章《电视剧杂谈》。比如《高鑫电视艺术文集》（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钟艺兵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高鑫《电视艺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这个说法显然不够准确，据中国传媒大学张国涛博士考证，中国第一篇电视剧理论文章应是1964年赵玉嵘在《广播业务》第8期上发表的《电视剧浅议》。
其实，在张国涛文章发表之前，吴素玲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也谈到了赵玉嵘的《电视剧浅议》
，不过吴著没有把它上升到第一篇的高度。
今天看来，张国涛的说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新民晚报》1958年10月11日第二版上刊发的欧冠云的文章《电视剧是怎样的》和赵玉嵘《电视剧浅议》所论范围相当，而欧冠云的文章比赵文要早六年，如果要说中国第一篇电视剧理论文章，欧冠云的文章不应不予考虑。事实上，即便是任远，他关于电视剧最早的理论文章也可以上溯到1979年的《谈谈电视剧》
，比《电视剧杂谈》早出六个月，而奚里德刊在1980年第1期《上海戏剧》上的同名文章《谈谈电视剧》，从时间上看也要比任远的《电视剧杂谈》早。
如此看来，早前的中国电视批评并非无迹可寻、一片空白。实际上仅就刊物而言，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显示，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之际试办的六期《电视广播报》周刊就已经刊登了关于电视节目的一些评论。
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5年6月试刊两期并于1955年10月正式创刊的业务刊物《广播业务》
和1957年12月创刊的《新闻战线》
是早期发表电视批评文章的主要阵地。《广播业务》自创刊至1958年共出刊13期，1959年起改为月刊，至1966年5月停刊，共出102期。从这些刊物的名称、性质，我们也可略知，中国电视批评最早的阵地实是依赖广播和新闻领域而建立起来的。
图1 1965年出版的部分《广播业务》
除了刊物之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戏剧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文汇报》《文艺报》等报纸也零星刊登过电视批评短文。
其次是官方层面。严格意义上说，这时期的业界、学界声音和官方意志几乎并无二致。就官方意志层面而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1958年到1966年期间举行的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分别是第五、六、七、八、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可以说，这五次会议是中国宣传工作主管部门对电视媒介所展示出来的姿态的最直接体现，代表了主流电视批评的声音。在中国电视批评的发生期探讨中国电视批评的走向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简单胪列会议成果如下
：
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由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58年4月7日至18日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目的和任务等问题，确定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地办节目、办事业，为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为保卫祖国、灭资兴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讲话，阐述了宣传工作的目的、宣传工作中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对广播工作的意见三个问题。局长梅益以《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为题作了总结发言：一是关于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指出节目工作“大跃进”主要是质量和数量的问题，提出广播有三个任务，即宣传政治、普及知识和文化娱乐，同时要注意改进文风；二是关于广播事业的“大跃进”问题主要是规模和速度的问题；三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关键在于干部，提出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工作队伍。
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于1959年2月23日。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广播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和1959年广播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局长梅益作了报告，题目是《广播要更大更好更全面地配合大跃进》。报告的第一部分认为，1958年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紧密地配合了“大跃进”。第二部分认为，1958年广播宣传的主要经验是：政治挂帅，为中心工作服务，当促进派，走群众路线是办好广播的关键；存在的缺点是宣传中的浮夸和片面性。第三部分谈到1959年广播宣传还要继续为“大跃进”服务，做好经常性的宣传，办好文艺节目，注意广播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多样性、口语化。第四部分是讲地方广播事业建设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是关于队伍问题，认为补充和培养干部已成为全国多数广播电台和广播站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现有队伍中最薄弱的一环是新闻记者、播音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会议期间，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接见了全体代表。
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1960年3月1日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广播事业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发展规划。局长梅益在会上两次讲话。第一次主要谈1960年至1962年三年规划的要点和1960年至1967年八年规划的初步设想。第二次在总结报告中讲了六个问题：一是雄心要大，干劲要足，步子要稳；二是反对资产阶级办广播的观点问题；三是依靠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四是三年内基本建成国内广播系统的几个问题；五是体制问题；六是学习问题。副局长李伍在会上发言，谈关于1960年广播事业长远的技术方案；副局长顾文华发言，谈关于集体记者的问题。
中央广播事业局1964年4月3日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了广播事业两年的调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安排，研究了当前广播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和加强广播电台的政治工作问题。局长梅益在总结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对会议的估计；二是关于七年计划的问题；三是巩固和发展农村广播网；四是关于宣传业务问题；五是关于加强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问题。此外，会议印发了梅益为局党委起草、经局党委讨论定稿的宣传业务整改提纲（草案）——《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这也是第一次明确把电视宣传置于广播宣传同等地位的草案。
“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于1966年3月20日至4月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提出要在毛泽东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努力办好广播，确保电台安全，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丁莱夫在总结发言中又讲了八个问题：一是对会议的估价；二是保证党对电台的绝对领导；三是突出政治，狠抓革命化；四是面向农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五是积极发展农村广播网；六是确保电台的绝对安全；七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八是会议的传达和贯彻执行。副局长周新武在会上发言，题目是《面向农村，办好广播，更好地为五亿农民服务》。
这些文件说的是广播，实质上把电视也囊括了进来。另外，“文革”期间组织的电视批判通常需要集中印行电视剧本，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推广电视剧的作用。
再次是电视受众层面。调查彼时电视受众对电视的批评意见，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当时的观众来信。比如北京电视台60年代初的《笑的晚会》收到一百多封观众来信，这些信对当时的电视内容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可以视为当时电视受众层面参与电视批评的直接体现。最早有意识收集观众来信的是上海电视台。1958年10月13日，上海电视台首播后第13天，收到第一封观众来信，至当年11月6日止，共收到27封来信，并在11月17日整理成第一份《电视观众来信汇报》。来信者多数系工厂、企业、商店的职工，其次是学生、机关干部。来信的内容，主要是在工作单位或在文化宫（馆）中收看电视节目的感受。有些观众来信中还对节目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的观众还反映了收看质量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陕西西安电视台的做法也类似。1965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为了表示庆贺，陕西电台、西安电台、西安电视台的编辑部把1965年收到的12000多件听众来信的一部分编印成册，取名《向领导汇报》，目的是“作为检查自己工作的一个主要依据，并作为向领导汇报，请求领导批评、指示的主要依据”。这个材料按政治广播、文艺广播、电视节目、播音工作等方面，分别摘录了部分听众来信，有对广播节目的赞扬，对播音中差错的批评，也有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有听众从广播宣传中受到启发教育的感想。遗憾的是，这个珍贵的材料铅印出来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就被销毁了。
除了观众来信，电视台有意识的基层调研也能够传达受众对电视节目的意见。在这方面，黑龙江省第一座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的做法值得一提。1961年，电视台的编辑、技术人员和广播电台服务部工作人员共同组成调查组，深入到哈尔滨市100个电视接收点，进行电视台建台3年以后的第一次观众调查工作，了解观众收看情况及对电视广播的反映等。调查结果：1.基本收看情况，经常收看的占17.1%，隔三差五收看的占48%，接收机坏了的占34.9%。2.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反映，多数观众愿意看新闻简报、电视新闻和新故事影片，特别是有关国际时事的电视新闻。对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电视新闻反映极为强烈。希望多搞转播，特别是转播外来的精彩节目。观众对选播旧影片的精彩片断也很有兴趣，如《刘巧儿》《天仙配》的选播，观众反映没看够。观众希望音乐会节目多播些民歌。总的反映是，电视中新节目、好节目太少，有时收看效果不好。
黑龙江省的这次调查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电视批评史料，黑龙江省的观众意见可以视为当时全国电视观众意见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不外乎：电视新闻尤其是国际新闻节目要多些，尽可能多地转播体育比赛，电视播放老电影也很受欢迎。如果一句话概括他们的批评意见，就是电视节目要多、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