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任何批评都是历史语境下社会思潮的具体展示，电视批评尤其如此。就这一时期而言，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对主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提要钩玄的概括。
一是体制维度。作为新生政权，中国新政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出色传统在宣传工作上得以继续，这种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不会因为1949年的到来而改弦更张。这体现在宣传工作的核心是上传下达，主流媒体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中央政策。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份1941年解放区发布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决定：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
（丙）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并设立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并经常检查其工作。
（丁）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
（戊）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二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的登载是不允许的。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建立了极为有效的严格的对广播媒体的管理制度，“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是这一制度的灵魂。
毛泽东早在平山时期就提出：新华社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1949年10月成立的新闻总署，在1952年2月被撤销，紧接着1954年11月出版总署也被撤销，这两个撤销标志着中国内地新闻事业被纳入了“党政合一”的管理体系，归党的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党依靠制定政策、发布指示对其实施管理，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取代了新闻传播法制，专门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制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上的舆论几乎完全为宣传部门所控制，这也直接导致，即便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灾害，许多人并不知道灾害的真实情形，社会总体舆论仍然被宣传部门定的调子所掌控。但有理由相信，社会上层人士尤其是中央领导决策层对全国的形势是了解的，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人民日报》社等三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时指出：“报纸、广播，都要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你们还要经常把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给中央。”
1956年，刘少奇在就广播工作的谈话中也谈到，广播新闻有很多听众，新闻很重要，新闻一定要真实，“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
尤其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重申了“党内的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告的过程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他还就此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补充说，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为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二是个人维度。个人是历史的个人，他的思想要受制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对新中国的建立，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即便是在反右运动中，他们也是发自内心地支持与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大约有10万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家、学者和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据周恩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可是，在建国初期，党却放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争取赢得他们的忠顺。在最初，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欢迎党的，因为他们讨厌国民党，又因为他们珍视党有统一国家的能力，还因为党有能力在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保证了财政的稳定。
季羡林先生在《自传》中也坦言：“在反右运动中，……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诚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般全部倒了出来，也绝不会说出违碍的话。”
季羡林先生的感受绝非个例，在当时的文艺界，人们自发地把自己的思想向政治要求靠拢，于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然而然成为这一时期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总原则，这在著名作家刘绍棠写的《我对当前文艺的一些浅见》中也可以找到确认：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过去、现在，以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同样具有最根本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定理，是不容许修正或取消的，而且也是无法修正和取消的。
那么知识分子要不要表现现实？知识分子如何表现现实？针对这些问题，郭沫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主张，
实际上，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是，站在共产主义的角度，今天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可以忽略的。今天看郭氏的论调，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高扬的理想主义热情。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这种热情胜过理智的情境下，个人的存在实际上被取消掉了，或者说个人完全融进了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包、无处不好的大集体中。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对社会主流舆论的批评都会被视为个人思想觉悟不够好的表现。社会主流舆论永远不会错，错的只是也只能是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彼时知识分子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都呈现出一种这样的批评态势：没有自我，只有大我。几乎找不到真正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电视批评，有的只是从政治标准出发的对文艺作品的建议或者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