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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势力交汇的冲突性传媒。”
考察中国电视的理论品格必须直面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决定着中国电视的走向？也就是说，中国电视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哪些理论或者思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考查中国电视批评话语权是厘清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
美国著名媒介分析家阿瑟·伯杰认为，分析一个媒介，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1.新闻媒介所处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是什么？
2.谁拥有、控制、经营该媒介？
3.我们所要分析的各种媒介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媒介所刊登、播报的各类大众艺术形态发挥什么功能？
4.媒介散播什么观念、价值、观点、概念、信念等？媒介弃之不要的观念、价值是什么？为什么？
5.媒介使用权与控制模式如何影响媒介的创作人员？
按照阿瑟·伯杰的理论，从电视批评理论的角度，本书把这五个方面归纳为：一是官方意志层面；二是电视实践的业界层面；三是理论学界层面；四是电视商界层面；五是电视受众层面。因而考查中国电视批评史即是考查不同时期这五个话语极怎样影响中国电视的历史。正如文化学者南帆所言：“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已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在我看来，对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话语极”在本书中的意思是话语权的分量，电视批评领域往往是各种“话语极”交织在一起，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纠缠不清的交织状态尝试做一次厘清，让人明白不同时期，这个交织状态的主线是不一样的，纲举目张，主线找到了，其他纠缠不清的问题至少会让人容易看明白。
基于这样的判断，本书把20世纪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发生、转折、发展三个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显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完全出于叙述的便宜，事实上，理论史的发展通常很难做到这样干脆决然的年代划分）。而每个阶段电视批评都带有鲜明的阶段特色，比如发生期，中国电视在政治要求下“早产”的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电视批评政治宣传第一的性质。
这一时期几乎是官方意志为主、一统天下的格局，而转折期电视实践的业界层面作用较大，同时学界开始介入电视批评领域，至于发展期的电视批评就更加热闹了，学界、业界、商界发挥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得到突显。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期的这种表面上的热闹绝不意味着中国电视批评繁荣期的来临，相反，笔者倒认为恰恰是这面上的热闹凸显了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失语局面的尴尬。毋庸说，学界对电视实践界的影响力并无多大改观，而缺乏足够理论支撑的中国电视，始终徘徊在工具和玩具之间。对于个中原因，学界见仁见智，论述不乏。但有一个原因却渐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电视批评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引入的惊喜还未退却时已经产生了非驴非马、水土不服的尴尬。这种尴尬提示我们，作为舶来品的电视一旦在这块土地扎根必然会、也需要产生属于自己的理论系统。这不是排外，恰恰是更好地“走出去”。
那么怎样挖掘出具有本土批评基因的理论体系？本书对电视批评所作的历史的梳理如果能为来哲解决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则可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