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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对史料学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曾经提出史料学所应该关注的几大辩证关系：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方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史料对著文史料。
傅先生几乎把史料学的对象罗列殆尽。具体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上述许多关系仍有指导意义，比如官方记载对民间记载，事实上中国电视理论一直存在着这两极，它们的舆论喜好可以说直接左右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
中国电视发展虽仅有半个多世纪，但电视发展的时代正是人们表达方式日趋丰富与多元的时代，凭直觉，我们也知道电视批评史的史料虽仅五十余年的积累，但足以汗牛充栋。但真要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核实、框定电视批评史料的具体所指，确实不易。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有过很好的描述：
在我们这个社会，对电视的研究似乎是在甚为可笑的两个极端进行的。日常生活中——在通俗刊物上、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在我们的厨房和起居室里、在无线电广播里以及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交谈中，人们不断对电视进行“研究”。这种对电视的研究通常是零散的，有时还故弄玄虚，并且几乎都不具有理论性。在另一个极端，过去20年里产生了一大批适用于电视的学术理论和观念。如今，有数十种专著和学刊发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语言学、心理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等对电视作出的分析。在这样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类研究之间，还有报纸和杂志上的电视批评，这是唯一定期发行的电视分析。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堆砌辞藻的闲言碎语，至于那些花边小报的东西，就更只是市井流言了。只要电视批评仍旧主要是那些不必要掌握20世纪的文化理论就可以尽情抒发个人观点的作者们的论坛，它就无助于我们对电视的认识。
我们不一定赞同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电视批评精英化的倾向，但他们提到的电视批评来源却实在精辟。报纸杂志、闲谈碎语、理论分析都是电视批评史料的阵地。
台湾地区的传媒学者李万来在其《电视传播与政治》一书中，把广播电视的社会影响功能简单区分为：讯息提供、大众娱乐、说服劝诱、教育功能、议题设定。
这其实也为我们找寻电视批评史料来源提供了思路。关于电视批评史的史料问题，中国内地学者也不乏精到的论述，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在电视批评的表达方式中将电视批评分为政治批评、学术批评、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四大类，这里的表达方式实质上也有电视批评史料分类的意义。相对于时统宇的表达方式分类，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学》中，在“电视批评的文本书写”一章谈到了电视批评的七种书写样式，即论文、随笔、对话体、序言、专著、电视手段、互联网等，虽然谈的是电视批评的创作，但也让我们从中隐约窥出电视批评史史料的来源分类。
综合上述学者的论述，笔者把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来源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历年广播电视工作文件，包括会议纪要、暂行条例、管理规定等等。这是不大为学者重视的史料，实际上这些文件一方面传达了舆论主管部门关于中国电视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政府对电视发展的期待。这是官方文件，可以视为中国电视批评史比较关键的史料。
第二，各类文艺报纸、杂志、文集。电视最容易产生的批评无疑是电视文艺批评，而电视文艺批评发表的主要阵地在网络未兴起前则是五花八门的文艺报纸、杂志和个人文集。这些电视批评往往以随笔、短评、观后感、回忆录等方式出现，这也是电视批评史料的重要来源。
第三，专业学术刊物、专著。这是电视批评的主战场之一，在这里记录着电视理论前行的每一个脚步。中国电视理论刊物产生较晚，许多学者把80年代最初的五年视为其发轫期，但发展势头强劲，并且有学院派和业界派两大阵营齐头并进的趋势。
第四，各级广播电视单位的内部刊物和他们所组织的业务评奖活动。自四级办台体制形成后，许多广电单位都自办了内部刊物，这些刊物上会刊载内部会议纪要、领导批示、节目反馈意见和节目经验交流等，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我们理解的电视批评范畴，另外，他们还会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参评活动，这些参评活动一方面旨在交流经验，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达电视发展先进观念的作用。
第五，观众来信。这是广大电视受众的最直接的电视批评载体，它们记录着每一个具体的电视节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期待。这些信件虽然大多散佚掉了，但是也有一些通过间接引用的方式得以保留。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史，这些信件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六，互联网。尽管，在20世纪，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使用范围有限。但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日益成为电视批评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联网上关于电视的每一个舆情变化实际上都是电视批评思潮变动发展的方向标。“从宏观的角度讲，承认网站是媒体，研究网观媒体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承认和研究新闻传播出现的规则性变化。”
当然，这里仅仅是举隅性质的粗列，仍有许多发表电视批评的渠道没有被触及，比如日记、电视征文大赛等，但是，我们说一部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来源至少应该涵盖上述这些方面，似乎并不为过。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的性质和叙述方式一直是史学界热议的中心，因为“历史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不可避免的争议：历史以何种方式被人认知？换言之，凭什么认定你所言说的历史即是过去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学者认定史学即是伪学，因为谁也无法说服人们他所叙述的历史足够准确与信服。既然无法做到放之天下皆准，干脆强调个人视角，“我的历史”便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以个人视角叙述历史，也仍然存在着检验真实性的问题，一种比较取巧的叙述是尽量贴近人性本身，从人性的角度触摸历史、进入历史。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便适时成为新史学的一个叙述策略，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说：人们必须历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须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时是在怎么思想的。”
笔者以为一部出色的电视批评史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把具体的电视批评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褒不贬，尽量客观地展示中国电视理论所走过的每一步。
然而在处理具体的电视批评文献时，有一个细节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即电视批评史是一种关乎电视观念的历史，而电视观念又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如果抽去电视观念所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思潮，电视批评的理解势必难以进行。比如如果不了解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单纯看“电视是否是艺术”这个电视批评史上的重要争论，便会觉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说，电视批评通常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在电视领域的一个缩影或者断面，如果仅仅理出这些缩影或者断面，难以真正做到对其观点“了解之同情”。所以，本书在论述每一个阶段电视批评的生态前，做了两个方面的背景工作：一是简要概括此阶段的社会思潮，尤其重点清理社会文艺思潮；二是简介中国电视发展史，因为如果不了解电视发展水平，如果不了解中国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从小众到大众的历程，理解中国电视批评的史料来源结构会有很大的障碍。
接下来的问题是电视批评史的核心史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