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和“电视批评”

关于“批评”一词，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已愈百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汗牛充栋，但真正从词源上来探讨“批评”的文章、著作却并不多。

按照王力先生的考证，“批评”一词来自日本， 中国古代极少见“批”与“评”联用的例子，倒是常见“批判”“评论”。 为何“批评”代替了“批判”，成为后来习见的学术用语，除了直接引自日本语的因素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点可能需要阐明：“批判”和“批评”的区别在于，“批判”偏于断是非，“批评”除了断是非，还要给出断是非的依据。换言之，“批评”是言之有理，断之有据，是包含“批判”的、更侧重于理性的解说。

无独有偶，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Littlejohn.S.W.）也认为：“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

“电视批评”通常也被称作“电视艺术批评”。关于“电视批评”的概念界说，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

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

电视传媒，肩负着宣传、教育、引导、娱乐之功能，是应当有客观好坏、是非标准的，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总得有人来评价与引导，也总得有个章法可循。我们把依据一定尺度评估电视节目，分析成败原因，提供改进方案的过程称作电视批评。

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

电视批评就是以对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

电视批评是以电视传播内容为基础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是对影响电视运作全过程的诸要素的全面评析。

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

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

比较以上时贤的定义，不难看出：

第一，“电视批评”正式进入学界视野是晚近几年才开始的，确切地说，是1998年以后的事。

第二，徐荃乐、时统宇的定义突出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欧阳宏生的两处定义前后相距不到六年，但在《电视批评学》中的定义显然因吸收了徐荃乐、时统宇的价值判断因素而更趋全面。

我们再比照国外的研究，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生产中“电视批评”的产生机制问题，英国电视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曾有过专门的论述：

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理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思考的采纳。

费斯克的文本三层次理论中有两个层次（第二、第三层次）与“电视批评”相关，即属于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为电视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服务的批评和理论，以及观众围绕电视的一些言论。

费斯克的电视批评理论显然和我们目前认可的“电视批评”定义有一些出入，费斯克弱化了电视批评领域中理论指导存在的意义，他更强调工业化社会中文化工业生产对电视批评带来的影响。

到底该怎样界定“电视批评”？

若以学界时贤的电视批评标准来衡量电视发展史，势必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即很多中国电视批评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论依据的。相对于“理论依据”这个词汇，笔者更愿意用“主观感受”这个词汇。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对普通大众而言，大量电视批评其实就是他们的观后感想，这些感想有的被记录了下来，更多的早已成了如烟往事，不值一提。有时候，观众的电视批评材料就是他们手中的遥控器，好不好看，耐不耐看，都只是在指尖按下的一瞬间做的决定。这些电视批评又该如何记录历史呢？

所以，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史牵涉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材料是电视批评的原材料？

在笔者看来，但凡关乎电视的评说都应该属于“电视批评”的范畴，许多也许没有多少理论支撑的随感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第一手史料，因为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某个电视节目受欢迎的程度。从理论上说，这些随感都是电视批评史研究的对象，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从史料的搜集工作而言，确实无法做到完整搜集与统计那些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零零星星的电视观感。平衡二者的最佳方式也许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不管是理论指导的长篇大论还是偶吐胸臆的零星感想，只要有文字记录，都是我们研究电视批评史的对象，都是撰写电视批评史的原材料。

早在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不管史学界如何评价傅先生的观点，但就史料搜集之于史学的作用而言，傅先生的主张并无不妥，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越多，往往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也越深刻、到位。史学如此，中国电视批评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处理中国电视批评史料的问题上，笔者采取了宁宽勿紧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搜集电视批评史原材料的时候，但凡跟电视节目有关的记录，都纳入到了电视批评史史料的范畴。“不患多而患不足”的原则在笔者处理中国早期（80年代以前）的电视批评史料时尤为突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究竟有哪些？ 5gT1kpoLx9v5i/RajuO7Qu1kNBt2ljFrOWG5YGHJvnDYkJmDfRrswUHe2pAA2x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