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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批评的发生期尽管时间不长，但是稍加检点，不难发现可圈可点之处实在不少。概要而言，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
成果之一：初步认清了电视的特性。从“电视广播”到直播电视剧再到电视剧，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创造。
成果之二：完成了直播电视剧的理论探索。直播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初级阶段，尽管稚嫩，但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早期电视从业人员从实践中总结出了比较全面的直播电视剧理论。包括演员心态、镜头取舍、故事节奏等，这些理论放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来看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成果之三：培养了一大批电视理论人才，创造了电视批评的中国样式。中国电视起步的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中国电视人的理论探索热情却有增无减。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不难发现，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参与电视批评的人数逐年增加，发表的电视批评文章质量日益精进，这些成就是不应被遗忘的。
过去的电视史或者电视理论史，对这一时间段的电视理论成就普遍关注不足，甚至把它说成“电视理论的空白期”，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仅抹杀了中国早期电视人的理论贡献，也低估了中国电视人的理论自觉能力。
既然中国早期电视批评成就如此显著，那么为何会给人以“空白”的错觉？
笔者以为个中原因很值得探究。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刊物本身就命运多舛，发表电视的理论刊物更是“命比纸薄”。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统计：
在人民共和国的整个35年中，只有少数出版物没有中断，《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政府的杂志《新华月报》（从1956年至1961年改为《新华半月刊》）是唯一想得起来的三种。
更主要的方面在于，此时的电视艺术从根本上说还是政治宣传，而政治宣传总是阶段性的，一个时期走红的东西很可能下一个时期就会被打倒，加之新中国初期又是政治运动频仍的时期，这也加重了电视作为新的宣传工具和报纸、广播一道在政治漩涡中颠沛流离的命运。于是接二连三的政治宣讲任务取代了对电视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创作的深度探讨。更重要的是，政治标准已经取代了艺术标准，而且已经由体制深入到个人内心。
在不断革命的时代，革命成为一个思想和心理的双重标准，判断一个人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重要的标准就是他能否不断获得革命的新理念。不断革命在政治上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左倾”主义，在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却符合进化论、时间进步信念的内在要求，是进步、发展、繁荣、富强的同义语。
当革命上升成为文艺的标准时，任何个人的异议都会成为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同义语，官方体制主导下的中国电视体制外的声音自然愈发微弱直至彻底消失。如果说欧冠云《电视剧是怎样的？》
还多少带有鲜明的个人感受色彩的话，到了王世俊《电视摄影记者要有饱满的革命热情——〈辽源煤矿今昔〉拍摄的感受》
、刘天湘《采访摄影与思想斗争》
则已经纯粹成了革命热情的空洞演绎，没有人再注意电视本身的艺术思考，电视批评被遗忘就似乎成了必然的宿命，这是反思中国早期电视批评时不可不说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