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举农业现代化旗帜50年多年了,但我们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原地踏步,看到的是水牛在田野间缓步慢行,依然是一把锄头一把汗的辛苦耕耘
◆中国传统农业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出问题,是如何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高效化的产出
农民不愿意投入生产要素来提高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益,用舒尔茨的理论来说,那是因为农民收入不足,缺乏资金,所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尤其是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不仅是对生产工具,对农民的教育,知识的提高,技术的掌握等都要大力投入。但投入是需要钱的?这钱从哪里来舒尔茨可没有说。
中国农业的问题是因为缺乏资金的投入吗?在30年前可以说得过去,但从现在来看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的农民比过去富裕多了,社科院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有望快于城镇居民。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334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4869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9.7%,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年增长预期超过8%。
且不说数据统计的可靠性,先让我们去现在的农村看看吧,现在的农村公路基本上都是水泥路,乡村道路修到了家门口,修在了田野间。每到春耕播种季节,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时不时会见到小车在绿油的田间飞驰,很有一番乡村烂漫的感受。站在远处一望,那一栋栋错落的小楼房尽管不像别墅那样美观漂亮,但也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那如同“碉堡”式样的楼顶,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在农村这样的建筑已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了。同样,你可以看到每一户的屋顶上会放一个白色的大锅子,那是电视接收器,据说可以接受近一百多套电视节目,连国外的节目都可以接收到,在家就可以了解国外的资讯,只不过他们听不懂,也不喜欢看。
2011年春节过后,沿海一带的企业叫苦连天,那是因昔日廉价的农民工瞬间短缺起来,大部企业因为因招不到工人而面临停产的处境,各种“抢人”的现象频频发生,甚至有企业专门开车去内地登门请人。农民工的待遇也是随之水涨船高,一个普工叫出了3000元的月薪,各种福利也是接二连三的跟进。这样的现象来得那么快,那么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民不是过剩,也不是廉价,而是逐渐升值了,比过去值钱了。
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农民并非像过去那样贫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也并非农民因缺乏投入的资金,缺乏购买“铁牛”的钱,而是他们不愿意投入,不愿意去购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回答的是“为什么中国农业难以现代化?”
农业的现代化目标可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酝酿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即农业“四化”:即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迄今已五十多年了。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在高举农业现代化的旗帜,高举了50年多年,但我们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原地踏步,依然看到的是水牛在田野间缓步移动,依然是一把锄头一把汗的辛苦耕耘,中国农业一直都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
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这不是一条畅通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住的房子现代化了,我们开的车子现代化了,我们穿的衣服也现代化了,工业现代化了,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却难以现代化?
于是一些专家研究后得出,中国农业难以现代化,是因为中国国情与西方的不一样,中国是一个耕地资源贫瘠的国家,且高山丘陵多,平面耕地少,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因为拖拉机开不到山上去,除非把山推平,但这个代价太大。所以结论就是: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开展大规模化的机械化农业,更适合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这个回答看似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如果说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耕地资源稀缺导致中国的农业难以现代化,那么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呢?日本的资源够稀缺了吧?其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总数的0.4%,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到处是岛屿,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且地震,火山活动频繁。然而,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可不低。在日本农业中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每台拖拉机负担的耕地面积在2公顷左右,大大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于是又有专家提出来说,中国农业难以现代化的原因是科学技术含量不够,要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因为目前中国的农业技术还很落后,一方面农业生产技术本身落后,另一方面中国农民掌握的知识也很落后,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化农业的程度,正如一个人买了一台先进的机器,但是却看不懂,也没人教,更不懂得使用。
没有农业技术的支撑,没有现代化素养的农民,也就无法改造传统农业,无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果真是这样吗?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七几年就发明出来了,袁隆平这样的农业科学家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即便是到了现在也为数不多。在2007年,有着“杂交水稻之父”美誉的我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并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对袁隆平这样祝贺道:你能够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我们无比荣幸!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由衷地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之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里,诞生了一个世界级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这是中国农业的骄傲,但也是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讽刺。中国农业不缺技术,缺的是如何将技术大规模应用起来实现高效的产出。中国传统农业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出问题,是如何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高效化产出?科技兴农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技术产业化、市场化?正如中国当时最先发明了火药,但却没有把火药应用到工业化中去,最后却沦落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挨打局面。
除了国情,技术,也有人提出了人口过剩论。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人多吃饭就多,而农业本身是一种受资源制约的产业,它不像工业那样可以不受气候影响而大规模的复制,农业的产出必须依赖土地资源,中国又是一个土地资源贫瘠的国家,所以要用有限的土地来养活中国不断扩张的人口,必然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最后就不得不去找另一条出路。这就是为什么三农专家温铁军说的: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因为人多,所以劳动力就变得廉价,用人的成本比用机械的成本低,于是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就难以大规模推广,最后就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农民太廉价,用人的成本低于用机器的成本,所以用人而不用机器”,这个说法看似说得过去,但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概转移了数亿农民到工商业中去了,从事农业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农业的用工成本必然提高,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一路飙升的原因,农产品价格变高说明农民的身价在提高,而不再廉价。
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民,很多将自己的田转包给其他人耕种,且转包的租金很低廉,有的地方一年只要给几十斤的谷子即可,即便是如此廉价,还有很多田地荒芜着没有人种。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去沿海一带做工去,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等非劳动力人群。所以并非农民多而廉价,人工取代机械讲不过去,正确的说法是农民的身价提高而非低廉,只不过这身价提高没有直接体现在农业用人上,而是转移到工商业中去了。
一家三口与四世同堂一家族相比,前者的一亩产出800斤,后者并不能因人多而多产出,剩下的人怎么办呢?剩下的人一定会转移到其他工作中去,不转移就会饿死,我们从来没见过3个人就能耕种的一亩地,会用30个人去耕种。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人口过剩导致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并不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因素,因为在过去30年里,中国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工商业中去了,人口过剩论站不住脚。
除了人口过剩论,还有将原因归结于中国土地制度,是因为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不能买卖,市场化程度低,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这种观点是在高举产权制度却误读了产权理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片面化理解。其理论依据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公有制,是“大锅饭”制度,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所以缺乏生产的动力,于是农民就当然不会对土地进行投入了,最后的农业就发展不起来。于是有专家提出要将中国的土地制度私有化,只有土地属于农民自己的,农民才有动力投入到农业中去。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是对的,产权无主会丧失农民生产的积极心也是对的,虽然中国耕地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的,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私有产权的性质,因为农民已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成果享受权。在一个私有产权结构中,只要具备了土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权和分享权,所有权不重要。而目前中国土地制度使用权(承包权)从过去的30年不变到逐渐放宽到现在的永久不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做出了三个关键性的决策: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流转以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流转、土地征用要缩小强制性征地范围,合理补偿农民。
同时在土地自由转让权上,国家又实施了土地流转政策,什么叫农村土地流转呢?也就是说,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自己承包村集体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这就是私有产权结构中的自由转让权。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也专门出台了政策:即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土地制度并非制约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原因,相反,中国的土地制度在逐渐走向市场化,土地的使用效率与市场化程度会变得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