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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低估了中国的小农经济

◆一个在所有人看来的共识问题被提出;即“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要让中国农业进入大规模化生产”

◆中国农业的问题不是农民知识与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投入的问题,而是产出的问题

中国虽为一农业大国,但却以小农经济的方式存在,大而不强,是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小农的生产单元是以家庭为主,过去虽有大户地主,但中心还是以四世同堂的家庭为单元。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松散孤立的组织方式。所谓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是看天吃饭,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最典型的就是“男耕女织”。

在一个小农社会,是不需要社会分工与专业协作的,没有社会分工与协作,也就谈不上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就搞不起来,又何谈现代化呢?任何一个产业的现代化,首先是分工,没有分工就不可能有专业化的出现。这个道理早在亚当·斯密的伟著《国富论》中造针例子中就提出来了,正是因为专业分工,相互协作生产,才使得产量成百上千倍增加,而西方的工业革命也皆源于纺织机的分工开始。所以在历史上,因缺乏专业生产,缺失社会组织化合作,我们看不到中国哪个朝代可以通过小农经济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为此,一个在所有人看来的共识问题被提出;即“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要让中国农业进入大规模化生产。”所以,当年毛泽东建国时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四化目标”。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出现,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过去的小农生产,但结局是美好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沉重的打击,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出产,人多力量大的逻辑在这里不仅没有获得更大的生产力,相反还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农业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颇为争论与关注的问题,一号文件也多次把农业放在战略地位,因为它关乎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著作也不少,历来有许多专家学者倾心关注,也提出过许多颇为有建设性的论点。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农业,就要通过市场来调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加强对农业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和技术含量,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来改造传统农业。这个逻辑当然是对的,但是不是加强了技术投入,提高聊农民知识就可以了呢?显然并非这么简单,中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农民知识与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投入的问题,而是产出的问题。

同样,许多学者还提倡学习西方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要将中国的传统农业改造为像西方那样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用机器取代人,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此才能改变中国小农经济下低效落后的生产方式。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一股难以逾越的鸿沟,小时候村里的一位农民大伯花了高价钱买来了一台“铁牛”,他骑着“铁牛”在田里如同表演一番,不到半个小时一亩田就轻松耕犁完,在那样一个依靠牛拉犁的苦年代,半小时就解决了一个人一天的劳动量,没有一个人不说“铁牛”之好。不用吃草,不用喂食,也不用人看管,只要加一点油,犁起田来又快又轻松,还有众多观众围观,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就想,如果每户人家都有一台“铁牛”的话,那种田岂不是很轻松?

使用“铁牛”的耕种方式其实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体现,让机器取代人,把人释放出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不是现代化是什么?既然是一个高效的生产工具,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先进的生产要素,那么农民也就没有道理不去投入呀?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每次回到农村老家时,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我依然看到的是田野间中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头戴斗笠,手拿柳条在嘶吼赶牛的景象,那所谓的高效“铁牛”依然是不多见,水牛依然无法被铁牛取代。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投入高效的生产要素去提高生产效率呢?我相信这是舒尔茨等一大批西方农业专家难以理解的中国特色,这也是那些高举现代化农业的学者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由此可以看出,小农经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中,有它固有的顽固性与持久性,这种顽固性的背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机器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改造就可以改变的,否则,农业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了。 X9EfSE1r57vabCi4qMuQJRd8qRP+cbM/QPR4gecO4DIEpGUj/P6VP2hGAJyrD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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