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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独立是走向法制化的基础，当一个社会缺乏个体独立，缺乏自主选择和决策时，就难以出现公平，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依赖权威和家长主义下的权力滋生
◆市场经济一定是建立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之下，没有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就无法实现市场的交换
我认为中国的数目字管理落后主要有两个方面——小农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产权独立性的丧失。
前面说过，中国的地理位置处于内陆国家，是典型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农生产方式。种植业最大的特点为“落地为生，看天吃饭”，一年的收成很大程度受天气影响，风调雨顺之年则五谷丰登，凡碰到旱涝等自然灾害，则很可能颗粒无收。正是由于这种不为人所控的自然条件，人们就往往形成一种依赖心理，从依赖土地，依赖天气，到依赖父母，依赖权威，这就是皇权产生的土壤条件。有了这种依赖传统，人的独立精神就丧失了，个人权利、民主法治等观念就难以形成。个体的独立是走向法治化的基础，当一个社会缺乏个体独立，缺乏自主选择和决策时，就难以出现公平，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依赖权威和家长主义下的权力滋生。
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社会始终是皇权专政下的独裁社会，这跟中国的农耕文化是分不开的。帝王统治是人治，人治下怎会有量化管理呢？量化管理的前提是承认个体的独立和平等性，这才有根据独立的个体制定标准流程与制度化管理，也就是黄仁宇讲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相关法规系统。
在一个人治社会中，权力依附于皇帝，人代替制度，代替一切，个体是没有独立的决策与发言权。因此，社会资源与财富的所有权无法归属个体，于是资源既不能转移，也不能变卖，更无法实现市场交换，其本质上乃是基于个体产权制度的缺失，工业革命也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一定是建立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之下，没有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就无法实现市场的交换。这在科斯定律中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即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产权不独立，资产就无法实现交换，那所谓的无形之手就无法发力。
从这一角度我们来看小农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滋生了帝王专政统治与人治管理体系，个人的利益是由帝王统治下权力分配决定的，权力的大小决定利益的大小，所以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唯一的途径是做官。有官才有权，有权才有利，这就是帝王统治下的游戏规则，它是一种权力支撑下的人治体系，是一种以权力为竞争准则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一个人的利益不是由自己的劳动或产出决定，而是由掌握权力的大小决定。
一个人想要获得更高的权力，就需要得到提拔，提拔是需要得到上一级官员的赏识，如何获得赏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服从，讨好上级，成为他的亲信，所以决定权力大小的不是治理社会，服务百姓的才能，而是阿谀奉承的巴结能力。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是先做人后做事，先人后事，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对事不对人，这就演变成了两套做事方式，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有人治的地方，制度一定失效；制度力强的地方，能人就难已起决定作用，人治就实现不了。
所以，中国没能出现所谓的产业革命，是因为在农耕文化下的人治体系长久的存在，这种以道德替代法治已成为维护皇权世袭与治理社会的不二法门，已经深入统治与被统治者的文化习俗中去，历久而不衰。在一个人治主导的社会中，少数掌权者掌控着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反之，要改变这种特权体制，要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唯一的出路就是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革命的方式，以暴动的手段推翻当前统治阶级。所以中国的皇权更替永远是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血泪史，为了获取自身利益，为了维护自我权利，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让自己做皇帝重新分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