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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竞争使得整个产业面临升级，但这个升级并非上升到了技术升级，而是演变成了产业转移
◆中国通向城市化的道路是城乡统筹之路，也就是城镇化，这是由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的
西方有200多年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只有30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说中国用了30年走完了西方用了200多年的市场经济，真是这样吗？最近几年中国提得最多的词是“产业升级”，说中国的制造业必须面临产业升级，提出了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OEM加工到自主品牌，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到高新产业，各地风起水涌，大力发展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以光伏产业为代表新兴产业更是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如江西的赛维，其发展速度可谓是“超英赶美”。
说产业升级是对的，正如人的消费一样，没钱的时候喝啤酒，有钱的时候就想喝红酒；吃得饱穿得暖才会去注重品牌消费，才会购买名牌产品，才会去游山玩水，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产业高度发展之后就必然面临产业升级，像美国现在主要以高科技，信息化产业为主，大部分的制造业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去了。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高度的竞争使得整个产业面临升级，但这个升级并非上升到了技术升级，而是演变成了产业转移。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多的是产业转移而非产业升级呢？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在发达国家或城市，当社会转型时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会直接往上升级，比如从制造加工环节脱离出来变成设计，研发环节的主导者，香港、台湾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中国不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在逐渐内迁而非升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地区之间不平衡，内地的劳动力优势与制造成本还存在很大的利用空间，产业升级并不是企业选择的唯一出路，很多企业可以利用内地的成本优势来获得新一轮的发展空间，这才有像富士康这样的加工巨头纷纷入驻内地。
那么，如何解决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点带面实现整体的发展才是出路，所以城乡统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城镇化就是就是唯一的出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一个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走的道路不一样而已，但目的是一样，都是为了加快城市现代化。所以，中国通向城市化的道路是城乡统筹之路，也就是城镇化，这是由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的。
当然，学术界对城镇化建设存在不同的声音，据说城镇化可以拉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40-50万亿，相当于国家一年的GDP，有人便指责“大干快建”的城镇化建设将助推房地产新一轮的土地敛财，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也担心这种高投入将会带来更恶性的经济循环，如08年金融危机时四万亿投资带来的不良后果便是例证等此类反对之声。具有独立精神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不久前的一文《城镇化或城镇神话》中也指出；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 [1]
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但这说了等于没说，是套套逻辑。如此说来，改革开放提出来也是多余的，因为社会的发展最后一定会走向开放自由；新农村建设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建设好新农村。当前提出来的城镇化显然不能与过去的城市化相比，当前的城镇化如同小孩长到青春期，大人要留意，要关注小孩在青春期的价值取向，否则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叛逆性格，不及时引导会对其人生观，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城镇化在当前有着重要的意义，提出城镇化是一回事，但利用行政力量规划城镇化，调控城镇化却是另一回事。
城市带乡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大量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城乡发展差距变小的发展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三农，三农最大的问题是城乡统筹，在这一方面，成都，重庆走在了前列，成都，重庆又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