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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现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
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
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张灏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
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背离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
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之中，士大夫虽然不是世袭的贵族，具有阶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但士大夫具有法律和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和威权，是礼治社会的精英和领袖。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读书人成为社会的游士，并非自1905年以后起，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前，日益扩大的科举规模已经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功名人士，而洋务运动和军事地方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恰恰给这些无法向传统仕途发展的读书人以新的拓展空间：买办、商人、出版家、律师、医生、幕僚、军人等等。即使没有功名，通过这些职业，一个读书人也同样有可能通往权力的高层。报人出身的王韬、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和幕府出身的薛福成，都是成功的例子，而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现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
。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了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
“知识分子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差不多在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1895—1925年）间发展起来。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那样，“知识分子社会”的产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
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
士绅与士大夫，指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在传统中国都是享有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和社会地位。当说他们是士大夫时，更多指的是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官僚职能，当说他们是士绅的时候，更多指的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作为地方精英的公共职责。概而言之，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
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瞿同祖指出：“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
宋明以后，在政治权力之外所出现的“士绅社会”，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这一社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
他们自身通过科举、书院、讲学等方式结合成一个内部的关系网络，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垄断了古代中国的知识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礼治社会之中，文化和知识是最重要的威权来源。其二，“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而在明清年间，随着城市商业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阶层的士绅移居城市，他们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继续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将由这些士绅所主导的城市生活视作中国式的“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
其三，“士绅社会”虽然具有自主性格，在管理城乡基层社会之中也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相反地，中国的“士绅社会”与欧洲的“市民社会”不同，士绅们与国家权力有着经常性的密切互动，不仅他们的士绅身份来自于国家赋予的功名，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展开的非正式的延伸，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作为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讨价还价者。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分子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传统士绅，何为现代知识分子？自然我们可以这样区分：前者有功名，基本是传统教育出身，而后者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以学校的文凭代替了科举的功名，然而，从历史的演化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大致而言，晚清一代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是从士大夫到知识人过渡的一代，而到五四，陈独秀、胡适、鲁迅，再加上更年轻的傅斯年、顾颉刚、闻一多等，则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了——尽管作为第一代，依然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许多精神和文化遗产。
比较起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知识分子社会”与“士绅社会”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只有现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
张灏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这就是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分子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这一“知识分子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社会，传统士大夫之所以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影响，不仅因为他们是礼治秩序中的道德表率，而且还掌握了礼治背后的道德价值的解释权。这些道德价值具有超越的意义，是天的意志之体现。天德赋予人间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之正当性权威，但天之意志在中国通过“二重权威”的方式得以展现：一方面是帝国的王权作为天子秉承天意实现政治的统治，另一方面具有内在善性的心灵也有可能直接与天命相通，为天地立心。
中国的士大夫们通过个人的心性修养所拥有的，正是那种以天理为中心的道德解释权。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
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晚清以后使其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分子社会”。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做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
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晚明的历史遗产。前面说过，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连，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
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因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
鉴于晚明士林气焰过于嚣张，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严禁士大夫结社、自由讲学和民间的书院，清代的士气归于沉寂。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迁移。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重心在私学，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学校，以吸引门生。到两汉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太学，五经博士与帝国的官僚政治有着紧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贵族门阀崛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世族，在黑暗混乱的中世，那些世家大族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燎原火种。
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确立，虽然科举吸引了芸芸学子，但许多有识之士痛感科举制度害人，无法培养出儒家所期望的有德性、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他们将三代的学校理想化，并按照这样的理想开设书院。书院成为宋明时代的文化重心。然而书院再繁荣，也毕竟有限，它并没有被建制化，虽然是士大夫公共交往的网络，但并非国家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只要有科举，一般读书人就会舍书院、奔仕途而去。有清一代，书院堕落为科举的附庸，而文化世家特别是江南的文化家族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
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才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之中，精英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
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
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太学时代，还是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藉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现代中国，无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又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必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关系、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虽然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内在地镶嵌在现代学统关系之中，然而到1920—1930年间，一个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之中，精英是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而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科举社会摇身一变为文凭社会。
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处于第二层次的是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牌学府毕业生。第三层次则是一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出身的学生，最后一个层次是遍布全国的师范院校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其中，上一个层次的毕业生通常在下一个层次的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鲜明的师生网络。这一以学统为中心的知识人网络，替代了传统的以科举和书院为核心的同年、同门关系网络，渗透到行政官僚、商业金融、知识生产和公共传媒各个系统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权力。
中国两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之一曾琦在五四时期这样说，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
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正当性。除了张作霖等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还是相当尊重，并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现代中国的大学，有点像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也是国立的，是齐宣王为了争取霸业养的人才，但那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一方面自由讲学，一方面自由议政，与秦的博士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吏，而是师，与君王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在师友之间。
同样，在民国头二三十年，由于权力中心像战国年代那样一直不稳定，各路政治势力纷纷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不要说政治势力，连杜月笙这样的地方青红帮，都注意私门养客，善待文人。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延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比例越来越高。
学校是“知识分子社会”的中心，经过大约近半个世纪从洋学堂到现代大学的新式教育，到19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的标志是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拥有现代大学的文凭。之所以称为半封闭，乃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新式高等教育对所有阶级开放，但由于其成本比传统的科举教育高得多，不是一般的贫寒子弟所能承受。在传统的科举之中，由于考试科目比较简单，即使对底层读书人也未必形成致命的障碍。
科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门第的，是门第的敌人。然而，晚清以后兴起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无论是声光化电，还是人文博雅教育，无论是学费，还是素质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出国游学或者进国内的名牌大学，只有家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而过去，家族承担了读书人的成本，也期待着中举以后的回报。然而，五四以后，家族意识在农村逐渐式微，新式教育产生的人才也未必会给家族带来实际利益，因此能够游学海外或受到名校教育的，多是殷实人家。贫困家庭的，只能上地方的师范学校，被排斥在主流精英层之外，这些师范生或者作为地方精英在乡间施展影响，或者流落到上海，成为城市的波希米亚人，或者甘于社会边缘，变为主流体制的反叛者。
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到民国年间已经十分严重，竺可桢在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90元以下者，占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90％以上。埋没人才，至为痛惜。”
而外出留学的，阶级分野更严重。由于官费留学逐年减少，有实力到国外尤其是英美留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
据统计，1946年度留学生考试录取生的家庭职业中，商人占32％，居家者占16％，官员占14％，教师、医生占13％。这四项加起来占三分之二。
现代的文化家族研究表明，凡是能够跻身上层精英阶层的，大都是文化世家，即三代以上有功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书香门第，世代相传。事实上，即使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下，仕途的真正优势者也是那些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特别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文化世家，到晚清民国的新式教育背景下，比之传统的科举教育拥有更明显的优势，继续传承下去，如浙江吴兴的钱氏文化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不过，现代的知识生产主体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家族转移到了大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而且通过等级化的文凭，参与了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定的大学毕业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有着固定的、制度化的联系，叶文心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社会的分层制度有关，顶尖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培养的是金融、工商业的上流人士，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
大约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中国社会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学术贵族阶层，他们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在海内外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其中很多是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他们有很高的工资收入，
有着比收入更体面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学贯中西，谈吐文明，教养深厚，对西方和中国的高级文化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在融合中西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现代的精神贵族传统。这一新式知识贵族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家族门阀或王朝官学，他们有了大学这一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握有相当的自主权。
大学内部的学者们不屑与政治与社会共舞，保持着精神贵族高傲的冷漠，但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毕竟渊源自古代的学校传统，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和现代人才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公共舆论的空间。这一传统来自于传统士大夫对三代学校的想象，并且试图将学校理解为一个代表公论、制约王权的士大夫公共机构。为晚清和民国的知识分子所再三致意的黄宗羲的“学校”论，就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历史的自我理解。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是“天下是非”的仲裁之地。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拥有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像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当，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天下之是非，不是产生于朝廷，而是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一东林书院式的学校范式，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建构之中，曾经发生了非常革命性的作用。但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分子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网络。
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不过，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
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
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62个，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基本上以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基本分野，比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群体、新潮社、改造派、学衡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但是，也可以发现在那些知识分子社团内部，传统的地域和现代的学缘关系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比如《新青年》早期群体基本上都是安徽籍的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的核心成员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现代评论派的核心是留英学生，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出身于哈佛等。现代的意识形态认同、现代的学缘关系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相互镶嵌，构成了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或许是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1920年代的《努力周报》、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1940年代的《独立时论》。
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分子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现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叫做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士大夫的清议传统，最早恐怕是春秋时代的“乡校”，那是贵族社会中众人议政的公共空间。子产不毁“乡校”，乃是对古代清议的一种尊重。
战国时期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那些被君王养起来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也是一种清议。秦代所设的博士，其职掌是“通古今，承问对”，与“不治而议论”大体相同。
到西汉年间，清议传统表现为乡议，乃是察举制度下考察选拔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基本依据。到东汉年间，大批士大夫云集京城，在太学里面议论国是，这些太学生的言论形成了对朝廷压力非常之大的清议。清议乃是与朝议相对，可以视为民间的批判言论。
东汉的清议就其批判性而言，足与现代的公共舆论媲美，然而由于太学依然是在王权体制之内，太学生的身份亦官亦民，民间的色彩打了一些折扣。到明代中晚期，王学讲学之风的盛行、东林书院的崛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清议出现了。各地纷纷出现的书院、讲会和结社，正是明季士大夫清议的建制化基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分析说，清议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往往突出其非官方性质，清议是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虽然清议不能等同于士论，但“在舆论的造成中，士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论’接受‘士论’的‘导向’”。
在明代，清议也叫公论，很接近现代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被称为公论，乃是因为在激进的王学左派们看来，君主不能代表公，只代表一家一姓王朝之私。而公论者，出自人心之自然，所以君主不能夺匹夫之思想。匹夫之想法，乃真诚之见，是天下是非的标准。
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士大夫的公论，被看做是维系人心之本和国家之元气，士大夫最应在清议上着力。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游谈处士之口。
明代中后期是民间士大夫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公共舆论最嚣张的年代，“处士横议，品核公卿”，成为晚明的一大景观。
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遗产到晚清被重新发扬光大，书院演化为现代的学校制度，讲学变迁为现代的传媒，而结社光大为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社会”得以形成的制度化条件。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乃是公共传媒的出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
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公众们以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一个现代的公众。按照查尔斯·泰勒的看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主题的陌生人群。他们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社会想象的一部分。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
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
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其实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
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分子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和文化权力如日中天，空前膨胀，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社会的重心，衰败下来呢？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是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两节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1930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由于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19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一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也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虽然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一度强劲反弹，但终究昙花一现，最后，曾经是那样生气勃勃的“知识分子社会”，被抗战、内战和革命所彻底摧毁。
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为什么现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现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我们要追问的是，现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他们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们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虽然曾经不可一世，最终却孤军作战，沦为边缘。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要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因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
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早在五四期间，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智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李大钊号召青年“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不过，好不容易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还回得去吗？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1930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乡。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
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要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大批士绅流向城市，乡村的“士绅社会”开始解体。同时，也使得本来比较明确的地方精英身份，变得暧昧起来。地方精英指的是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它比士绅的概念大得多，具有较多的异质性，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已经从过去比较同质的绅士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而且不同的省份、地域中的地方精英差异非常大，有些地区还是传统的士绅，有些地区商人占了相当的地位，而有些地方是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举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
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
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度依赖暴力的力量。张信对河南的研究表明：民国以后地方的权力从传统的精英那里，转移到了具有不同个人背景、有能力利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增强其在共同体内部影响力的人物手中。而地方自治为这些新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适当的机会。
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虽然与传统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邓若华对江苏常熟地区20世纪前半期地方精英的研究，发现民国的地方精英与传统士绅相比较，他们的精力开始注重于对财富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地方精英开始职役化，更多地向国家权力渗透；他们从原先由士绅们主持的慈善、教育领域中退出，将这些公共的职能让给地方权力；最后，上层的地方精英们的活动也基本局限在县城，对基层乡村没有兴趣，与乡村的关系慢慢淡化。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贵族领主和农民一道生活在农村，导致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
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了革命的温床。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分子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分子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社会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不过，上海这一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现代的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沿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
在历史上，士大夫们之所以省力量，除了掌握文化权力之外，乃是因有世家大族和宗法地方势力作为社会的后盾。现代以后，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但这些文化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士大夫自命为“中等社会”的中坚，但也意识到要与其他“中等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商人阶级结合，才能真正有力量。清末的杨笃生说，在中等社会中，“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
士大夫自然是“中等社会”的中心，但也需要团结“中等社会”中的其他阶层：绅商、军人和自由职业者。“中等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实体。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如日中天，但内战一爆发，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储安平在《观察》中检讨说：现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现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级虽然居于领导地位，士影响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较为消极。“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
在现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中国的“中等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一毁在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到1940年代后期，虽然借助国共之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回光返照，但比较起抗日战争之前，内瓤全然空了。一叶孤舟，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最后终究昙花一现，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组成的流动网络，
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严重政治化了，逐渐从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政治附庸的“有机知识分子”。19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力量的下降，与此有密切关系。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俨然是一独立的中流砥柱，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力量在减弱。到1940年代，战争和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之后，失去了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被夹在两股非此即彼的党派力量之间，被迫进行政治选择。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后从美国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试图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学统体制，制订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将这个计划拿到北大教授会上讨论时，却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冷遇，大家谈的不再是学术，都是吃饭问题。向达教授讽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为饥饿和内战所激化了的知识分子无心学术，逐渐政治化，并深刻地卷入到党争之中。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成为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最后选择，民主同盟内部决裂，胡适、张君劢等人向右转，更多的知识分子向左转，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社会”自身的空间。到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普遍地党派化，大学衰落，学术跟着政治走，媒体围绕着党派转，文化权力屈从于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社会”衰落了，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共传媒和文人社团，深陷党争而不自知。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完全崩溃，最后被革命的政统所取代。
1913年，当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梁启超撰文呼吁中国须有中坚阶级：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
从梁启超到胡适，两代读书人都热烈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无形之一团体”，“统率多数国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分子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