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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代，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对清代内务府官庄和典当进行调查。
1920
年代，再度展开华北地区的农村调查，包括内务府官庄地亩数量以及契约文书。
周藤吉之认为，满洲入关后承袭旧有以壮丁为基础的土地经营形态，设置旗地官庄。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开始丈量旗地，雍正四年（
1726
）丈量奉天旗地，载入红册。旗地红册记载着旗地位置、日（或亩）数、所有者、庄头姓名、四至、耕种者姓名。他指出畿辅旗地约二十三万顷至二十五万顷，圈地约二十万至二十三万顷，带地投充地约三万顷，其中内务府官庄约一万顷，其中约五千顷为带地投充，另五千顷为圈地。
石桥秀雄讨论清代中期畿辅旗地的政策，旗地在清中期开始崩解系因制度缺陷、人口增加、旗地耕作关系变化、旗人生活奢侈堕落等。雍正年间实施井田制、乾隆年间旗人大量典地，故实施旗地回赎，都是保护旗人的土地政策。佐藤圭四郎研究官庄的形成与兴衰，内务府依照土地面积大小设一等庄、二等庄、三等庄、半分庄等，按照产物的种类设置豆粮庄、稻田庄、瓜园、菜园等。雍正年间，庄头任意增租夺佃，直隶总督奏请租户与地主订契约，禁止庄头恣意增租。
大陆学者在
1980
年代有许多论文讨论内务府官庄，如魏鉴勋、关嘉录写过康熙盛京内务府皇庄管理。于德源讨论清朝初年圈占京畿五百里的土地，作为八旗兵丁、王公贵族的庄园。就《畿辅通志》所载，顺天府二十四州县，以及延庆州的圈地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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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的土地。
刘守诒的论文对清代内务府的官庄进行了分类，他将官庄归纳出老圈庄与投充庄，投充庄内可分为纳银庄、投充果园与投充户。他还认为《大清会典》记载的地亩数是不实际的。
李帆对畿辅地区纳粮庄的产生、发展、生产关系等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一书的第七章讨论内务府皇庄。
以上讨论主要围绕着从农奴制转为租佃制的过程，以及皇庄的剥削形态。近年来，高王凌研究租佃关系，发现从各地租簿所看到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下降，政府对佃权采取保护态度，譬如禁止增租夺佃的政策。
虽然大陆学者在著作中多称内务府“皇庄”，实际上清朝称为“官庄”，十多年前我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内务府来文》、《内务府会计司呈稿》和《内务府庄头处呈稿》等档案，此系有关内务府官庄的经营、地租方面。《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有每年地租收入。
就制度上来说，会计司档案有庄头家谱图，呈现庄头世袭的次序。官庄地亩清册则记载土地坐落地点、庄头姓名、庄户姓名、土地面积、每亩租额等，内务府掌握了官庄的人地资料。我曾撰写过内务府官庄的户口，分析庄头和壮丁家庭的结构和社会阶层，因为人丁的滋长和清代官庄管理制度的改变，造成庄头亲丁沦为佃户或者佣工。
一般认为皇帝对庄头剥削，但我比较清代各地的地租，皇室的地租仍属偏低。
而且清朝禁止增租夺佃，皇室在地租的收入远低于其他商业方面的收入。
其次，皇室对庄头欠租往往采取革退的方式，至清后期改为州县衙门“官征官解”。本章拟讨论几个重点，第一，清初圈地与庄头的编制；第二，官庄的管理；第三，官庄的地租及其变化；第四，庄头制度的崩溃。清朝皇帝努力塑造仁君形象，在天灾时蠲免钱粮，皇室的官庄在旱涝之年亦有蠲免地租，但水患之后庄头无力修复农田而欠租，皇帝则将庄头革退，又让继任者赔补欠额，庄头不像盐商资金雄厚，不堪赔补者即逃亡，造成官庄经营上的问题。其次，银钱比价亦为庄头经营上的问题，值得在此做深入讨论。本章除利用一档馆的档案外，亦利用已出版的资料汇编，如《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等。除了档案之外，《清实录》、《大清会典》、《清代文献通考》等文献，亦有助于了解清初官庄设立及组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