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复旦公学创办初期，于右任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其他，待学校工作步入正轨，方开始与一些革命志士往来。稍有空闲，他便乘小火车离开吴淞前往上海，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交流信息，探讨革命。
在这一过程中，于右任逐渐产生了创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主张的想法，甚至为这份报纸想好了名字——“神州日报”。
然而，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之前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为筹集经费，于右任与马相伯等人疲于奔命，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创办报纸，最大的难题同样是资金！而办报与办学毕竟不同，更需要设备，需要有办报人和办报经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于右任与同仁商量后，决定以公开招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为此，他亲自撰写广告，在“缘起”中写道：
“为消除省界，扬厉国徽起见，开办日报于上海，定名华商神州日报社。”
“股额”栏中写道：
“仿有限公司办法，筹足资金十万元，分两万股，每股银五元，非本国人之股不收。”
由于同仁共同努力，招股很快过半。
与此同时，于右任看到当时许多思想先进的报刊都是留学生在国外所办，尤其以日本居多，于是，为了考察报务，购置器材，物色办报人才，以及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于右任决定到日本走一遭。
1906年9月，于右任和邵力子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在马关登岸。
目睹了马关的繁荣景象，于右任联想到《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时感慨万千，写下《马关》一诗：
雨中山好青如黛，浪里开花白似绵。
活泼游鱼吞晓日，回翔饥鸟逐渔船。
舟人指点谈遗事，竖子声骄唱凯旋。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
随后，于右任乘坐火车赶赴东京，与几位陕西籍同盟会员见了面，并参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社，学习办报经验。
在老乡的介绍下，于右任结识了同盟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孙中山对于右任非常赏识，与之秉烛夜谈，为其指点迷津。11月13日，在胡汉民的主盟下，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
自此，于右任开始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
在日本期间，于右任为“神州日报”募集了三万二千多元股金，解决了购买机器所需经费，还招揽到几位办报人才，如杨笃生等。
回国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老巡捕房对面群益社书店楼上，于右任任社长。
“神州日报”报头为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报上纪元采用干支纪年，而非清帝年号，反清之意不言而喻。于右任聘请反清志士杨笃生、王无生、汪允中、李梦符等人担任主笔，号召复旦、中国公学学生积极投稿。
创刊号发刊词为杨笃生、王无生、李梦符合撰，竭力阐扬中国历史文化，意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同时提出新闻界四个弊病：
一、无的放矢，黑白不分；
二、传播谣言，不尚实际；
三、铺张琐闻，虚占篇幅；
四、党同伐异，私而忘公。
“神州日报”创刊号，详细报道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痛骂杀害秋瑾的凶犯是“国人之蝥贼”;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专制，笔锋直指清王朝。
该报一出，即被世人谓之“炸弹”。发行不到一月，即销量火爆，大有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一决雌雄之势。
“神州日报”还开辟学校动态与体育新闻等栏目，以吸引青年学子阅读。
然而，就在“神州日报”业绩蒸蒸日上之际，1908年3月26日晚上，一场来自隔壁广智书局的大火，将“神州日报”编辑部、营业部和印刷厂烧毁。
印刷机被烧毁，报纸将被迫停印，第二天的报纸便无法送交订户，报社信誉将面临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和报社另一位擅长书法的编辑，将重要新闻书写下来，再由石印印制出报。
之后，于右任联系商务印书馆代印“神州日报”，报社依靠保险公司赔付的一万元维持运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重振“神州日报”，于右任准备再度发起筹款。而就在此时，报社发生人事纠纷，由于调解失败，于右任决定离开报社。
杨笃生听说于右任准备离开，也决定退出报社，于右任劝阻说：
“你不要走，你留下，就等于我在报社。”
也正因如此，于右任虽离开了“神州日报”，但该报在杨笃生的主持下，仍保持原风格不变。可筹款问题成为“神州日报”能否生存的关键。于右任离开初期，由汪寿臣负责筹款，后又交给于右任的好友叶仲裕负责，两人都没能筹到足够资金，“神州日报”维持到1916年，最终转交他人主持，彻底脱离了于右任的影响。
退出“神州日报”后，于右任又着手筹备“民呼日报”，有了前一次办报的经验，“民呼日报”拓宽了开展业务的路子，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就在“民呼日报”紧锣密鼓筹办之时，一封家书送到于右任手中。展开信一看，于右任止不住涕泪横流，失声痛哭。
信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写来的。于右任在20岁的时候在家乡与高仲林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名于芝秀。
1904年于右任在开封逃亡上海时，三原老家盛传于右任被缉捕归案，于西安菜市问斩，并传要缉拿于右任的家人归案。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闻讯后，悲恸欲绝，哪还顾得自身安危。活不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西安打探消息。
住在娘家的于右任的伯母房氏惊闻噩耗，哭得几欲昏厥。有人劝她出去暂避一时，房氏很干脆地说：
“既然伯循（于右任名）已去，我活着还有何意义！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母子同死，我亦甘心。”
随后，房氏托人去西安为于右任收尸，并叮嘱说：
“如伯循尸骨运回后我已经死了，可将我们娘俩一起葬入他母亲墓中。”
当前往西安收尸的人返回后，方知此事为误传，房氏这才放心。于宝文也得到消息，知道于右任已成功逃脱，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于宝文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直到重病缠身，才返回三原家中。如今，于宝文病情加重，危在旦夕，躺在病榻上时常呼唤于右任的名字，希望能见儿子最一面。
想到自己四年不曾回家，且连累父亲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如今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自己仍不能床前尽孝，于右任怎能不悲痛万分。
尽管清廷的通缉令仍未撤销，于右任返乡仍有生命危险，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时值严冬，于右任刻不容缓，即刻打点行装，旋即上路，乘船遄赴汉口，再转乘火车到郑州。当时从郑州到西安不通火车，只能乘坐骡车或骑牲口。
在联系交通工具的过程里，于右任住在小客栈，心中挂念父亲病情，望着天井里一棵含苞欲放的腊梅，迎着风雪而立，写下《郑州感旧题壁》一诗：
一
钩党声消事已陈，余生再到话悲辛。
穷途仆御为知己，客路梅花亦故人。
重叠云山连梓里，零丁涕泪累衰亲。
鸡鸣雪霁长征感，迟暮于郎负此身。
二
亡命重来认旧踪，人歌人哭两相逢。
曾收断骨埋殇马，更祝中原起卧龙。
岁晚关前三日雪，月明笛外一声钟。
百年事业吾谁与？师友乾坤卖莱佣。
途径渑池县时，于右任写下了《过渑池秦赵会盟处》：
游子思亲万里情，浑忘夷险重行行。
青山似我长途瘦，白发欺人壮岁生。
剽客相逢都揖让，黄河作伴不凄清。
会盟台畔萧萧月，笑汝归秦失旧盟。
一路上有十几处驿站，皆为历朝名胜，于右任触景生情，思绪万千。抵达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新庄这天，天色已晚，于右任悄悄走进家门，直奔父亲卧室：
晚年于右任
“大大……”
这一声呼唤刚刚出口，于右任已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看到骨瘦如柴的父亲，于右任泪如雨下。
于宝文虽在重病之中，却神志清醒。听到于右任的呼唤，他蓦然睁开了双眼。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喜过望，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望着于右任喃喃地说：
“我这是在做梦，还是幻觉？”
“大，都是我不好，好几年没有回来看您……”
于宝文脸上露出了笑容，眼里却涌满了泪水。他久久凝视着于右任的脸，用布满青筋的手握住于右任的手。但很快，他意识到了儿子的危险：
“我能最后见到你，此生已无憾事。你不能在家久留，明天天亮前必须离开。”
这一夜，父子俩都未合眼，一直聊到天蒙蒙亮。又要骨肉分离了，于宝文指着书架上的书说：
“我半生往返川陕道中，步行者几二十回，足跟重茧，所为你换来者，也只有这几本书，希望你作世上一个读书人。”
于右任流着眼泪，重重地点头。
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或许是回光返照，一夜的畅谈，给于右任留下的感觉是，父亲见到他，病好了一大半，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不会有大的危险。
然而，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离开三原，途径潼关时，于宝文已经在三原去世，终年55岁。直到一个月后，即1909年初，于右任才在上海得知这一噩耗。
按照陕西风俗，有子女的老人去世后，若家道尚可，灵柩可在家中停搁一年再入土。1909年12月，在于宝文下葬前一天晚上，于右任再次赶回三原县家中，于第二天早上，以孤哀子身份，扶柩至泾阳县斗口村祖茔，将父亲安葬。
于右任此时仍是清廷通缉犯，因此安葬好父亲，便直接从祖茔启程，返回上海。
于右任回乡探望父亲，耽误了《民呼日报》创刊的一些时间，该报最终于1909年3月26日创刊。
《民呼日报》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办报宗旨，它出刊第一号，就给人留下锋利无比、气象万千的深刻印象。第一篇社论《〈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该报是：
“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
文中说：
“呜呼，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哉？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民呼日报》创刊之初，时逢甘肃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来自西北的于右任，对此事十分关心，他联络旅沪陕甘同乡会刘定荣等人，成立甘肃赈济所，以《民呼日报》为宣传媒介，报道甘肃灾情，呼吁援助灾民。
与此同时，该报以《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为题，揭露已升为陕甘总督的升允，只顾自己升官，好大喜功，瞒报灾情，以致灾民田赋不免，无所赈济，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然而，于右任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为了赈济灾民，他完全忽略了自身的危险。作为一名清廷通缉的“案犯”，升允5年前就欲置他于死地。无奈于右任逃往上海，住在租界，令他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如今于右任公开在报上对升允进行抨击，令他恼羞成怒，终于想出一条制裁于右任的毒计。即以“侵吞赈款”的罪名，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要求将于右任抓捕查办。
正所谓官官相护，升允乃封疆大吏，蔡乃煌明知“侵吞赈款”纯属诬陷，但仍按升允的要求，联合英租界及上海县知县，于6月17日，将于右任和报社另一名参与赈灾募捐工作的陈非卿抓捕入狱。就便是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
赈灾，是于右任发起；甘肃赈济所成立后，因此举为公益善事，于右任又为该所无偿提供办公地点，让该所借住在民呼日报社办公。而各界捐赠的赈款，均由赈济所负责人刘定荣经办，刘有账房二人，专门负责赈灾款收转出入事宜，与于右任无任何关系。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右任在狱中已被关押25天，被租界会审公廨连续审讯七次，案子仍未了结。报社同仁非常清楚，升允与蔡乃煌的目的就是搞垮报社，报社不关门，于右任便难以结束牢狱之灾。
于是，8月14日，《民呼日报》发表“辞世之言”，宣布停刊。
于右任在身陷囹圄37天后，以牺牲《民呼日报》为代价，于8月27日最后一次过堂，随即重获自由。
此后，于右任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尤其《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为《民立报》题词，中文题词为“戮力同心”四字，英文题词为“Unity is our watch word（团结是我们的口号）”，并手书“博爱”二字赠予于右任，嘉勉于和《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南京临时政府还为《民立报》颁发“旌义状”，表彰其在辛亥革命中实际担当了革命党机关报的重任。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理职务后，于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长一职，回到《民立报》，专心一意于办报。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但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失败，于右任的《民立报》随即遭查封。该报办报时间将近三年，一共发行了1036号，是于右任所办的四份报纸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
随着《民立报》被查封，于右任也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报人生涯。
就在此时，北京总检察厅发布对孙中山及“二次革命”主要人员的通缉令，于右任自然名列其中。为躲避风头，于右任只好避走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半年后，于右任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已废除《临时约法》，正在想方设法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许于右任重操报人职业，于是，他开始筹办民立图书公司，一面为反袁活动作掩护，一面致力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北洋军阀势力仍控制着中国政局。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于右任在1917年5月面呈孙中山，提议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势力的核心，然后与西南讨逆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北洋军阀势力。
孙中山经过慎重思考，决定采纳于右任的提议。于是，于右任主动请缨，由北京经洛阳前往西安，秘密联络革命志士、民党领袖，筹商举义大事。
时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曾在辛亥革命中参加陕西起义，后归顺袁世凯，成为袁世凯的亲信人物。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陈树藩也在1916年5月9日宣布陕西独立，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是“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二陈汤”即陈宦、陈树藩、汤芗铭。
袁世凯去世后，陈树藩投靠了段祺瑞。
在陈树藩势力的阻挠下，于右任此次陕西之行，困难重重，难以有所作为。归途中，于右任在沮丧、悲愤中写下《过渭》一诗：
十五年来梦一场，
神州回首几沧桑；
先生老作江南客，
何事伤心到故乡！
但于右任此行并非没有收获，他结识了许多民军领袖人物，这为他出任靖国军总司令埋下了伏笔。
1917年10月，护法战争爆发，陕西靖国军起义。1918年4月，靖国军各部推举代表，联袂赴沪，敦请于右任回陕主持靖国军工作。
此前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赴陕西开展活动，就是希望能在陕西发动革命，如今陕西靖国军已经起义，邀请他返陕统一领导各部，完全符合他的初衷。在请示孙中山之后，于右任由上海乘轮启程，从汉口经郑州转洛阳进入陕西。为避开有敌军把守的潼关，于右任化装成传教士由陕县渡过黄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达三原的靖国军总部。
途中，于右任目睹了百姓的凄惨生活，赋诗多首，其中《宜川道中》写道：
隐隐黄河线一痕，马前东望日将昏。
风云晋塞连秦塞，波浪龙门接孟门。
高祖山头余破庙，将军台上只荒村。
川原如锦人如醉，遍地花开不忍论。
到达三原后，于右任立刻察觉，靖国军内部矛盾重重。此前，靖国军将领胡景翼和曹世英为争夺总司令之职，闹得不可开交，反而无暇攻打陈树藩。胡景翼手下将领张义安，便率一营兵力，向西安进军，讨伐陈树藩。
但张义安毕竟势单力薄，很快攻打西安受挫，遂向三原靖国军求援。而胡景翼与曹世英无法达成一致，援军因此迟迟未到，最终贻误战机。
张义安率部在前线杀敌，不幸被流弹击中，临终时挂记靖国军的内部矛盾，建议请于右任回陕出任总司令，统领全局。
胡景翼和曹世英互相不服气对方，不希望对方出任总司令，由于右任这个没有军队的文人出任此职，两人倒也无话可说。
于右任抵达三原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将靖国军这支松散、意见分歧的队伍统一起来，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想要对抗陈树藩，要先使靖国军内部团结，增加凝聚力，如此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战斗力。
但于右任毕竟是个文人，没有指挥过军队，没有作战经验，虽然靖国军内各路队伍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但他仍担心自己指挥不动这些手握军队的将领，无法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因而心中压力颇大。
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司令部，于右任请张钫出任副总司令。张钫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长，并作为民军的先锋首先进入西安，1914年出任过陕南镇守使，在陕西颇有威望。
晚年于右任
于右任又任命能征善战的胡景翼出任作战总指挥。
为方便指挥，于右任将靖国军编为六路，每路设司令一人，路下为支队，支队以下为团、营、连、排。为减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军仍按原建制编制。
但谁在第一路，谁在最后一路，以及各部驻地贫富水平不一，钱粮和枪弹分配，稍有不均便会惹来将领抗议，引发矛盾与纷争。对此，于右任用了仅仅两个月时间，便将各种分配问题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各路将领无话可说，靖国军这支原本庞杂而又矛盾重重的部队，便被组织和统一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于右任不仅能领导、指挥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对于战略决策，亦能运筹帷幄。早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前，于右任便向孙中山提呈过“革命非自北方着手，无以突破北洋军阀之阵营”的战略，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后，又制定了“会合陕西各路民军、义军，略定西北、抚鄂之背”的战略计划。
领导靖国军的过程中，于右任屡次制定战守方略，战事紧张时，更是亲赴前线督战，深得靖国军上上下下的佩服与敬仰。
于右任在1918年8月9日宣誓就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曾在三原城外广场上搭建的典礼台上讲道：
“余以革命党人，非为权利名位而来，实为救国家，救桑梓，与诸同志同甘苦、同生死而来，带给大家者，非金钱，非械弹，乃一腔热诚，与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此种精神为革命党人无价瑰宝，一切均不足比拟，只要大家确切认识，笃实践履，则革命必成，强权必败，区区陕乱，不足平也。”
三个月后，因各路民军纷纷投效靖国军，靖国军兵力已达三万以上，所辖地区也扩大到14个县，达到辛亥革命以来民军势力的顶峰。
但随之而来的是粮食、武器供不应求的问题。正如于右任宣誓就职时所说，他没有带来金钱和械弹，南方军政府无力支援靖国军。解决粮弹问题，只能靠靖国军自己。
很多人向于右任提议，在靖国军防区内增加税收，或发行纸币，这是解决实际困难的唯一途径。但于右任却不能接受这种提议，他还记得赴陕途中百姓们那一张张饥饿消瘦的面庞，他不忍心再增加百姓的负担。
然而士兵数量猛增，税收水平不变，粮弹匮乏的困难便转移到了士兵身上，士兵的伙食标准直线下降，降到了聊以果腹的地步。而这些扛枪打仗的士兵，个个年轻体壮，哪堪长期吃不饱饭，渐渐地怨声四起。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后，段祺瑞引咎辞职，直奉两系入主北京。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气焰顿敛，而直奉两系在北京明争暗斗，无暇顾及陕西事宜，陕西境内暂时停止了战火，靖国军得以休整。
于右任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在家乡大力发展教育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建立了多所男女学校，如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学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进步学生到三原就读。同时这些学生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反过来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于右任还选派优秀学生外出学习军事，黄埔军校建立后，于右任先后保送80多名青年到黄埔一至四期学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
孙中山对于右任此举特地来信嘉勉：
“顷接手书，知近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所望。”
这一时期，于右任还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延请其同学、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开始了径惠渠的勘察和筹建工作。虽因经费紧张，这一水利工程断断续续，直到十年以后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为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数十万亩农田带来灌溉之利，李仪祉也因此被赞为“关中灶神”，于右任自是功不可没。
在于右任干劲十足地建设家乡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洛阳设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正职曹锟驻北京），试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近在肘腋的皖系陈树藩，成为直系首先开刀的对象。陈树藩自然敌不过直军，很快被赶出陕西，直系又将枪口对准靖国军。
靖国军实力远远不及直军，加上直军刚刚战胜陈树藩，士气大增，靖国军难免产生畏敌心理。直军看准时机，派人到靖国军中说项，表示愿意收编靖国军胡景翼所部，将其改编成一个师，任胡景翼为师长，胡以下将领依次各有提升。
同时，北洋政府拟聘于右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月薪一千，颁发一等文虎勋章一枚，以示尊崇。
对于北洋政府的任命，于右任坚辞不就，但对胡景翼所部是否接受入陕直军改编之事，于右任却始终不发一言。他深知靖国军的实际情况，因连年征战，军队疲惫，尤其是粮草匮乏，各部将领都想改善条件，意欲分道扬镳、自谋生路者大有人在，于右任自知无力左右，索性保持缄默。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将领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接受直军改编，并推举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委员会会长。于右任自然不会接受，悻悻然离开了靖国军总司令办事处。
随后，于右任在民军将领杨虎城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靖国军司令部。令人遗憾的是，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无法与直军抗衡，又缺粮少弹，于1922年5月最后解体。
陕西靖国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作为在护法战争中参战的北方唯一军事组织，靖国军在粮弹匮乏，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北洋皖系军阀、直系军阀苦战数年，独撑危局，功莫大焉。作为文人出身的总司令，于右任更是功不可没。
而于右任指挥征战之余，办学育人，兴修水利，造福桑梓，深受百姓的拥护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