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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2年1月25日黎明，于右任在对故乡的极度思念中，写下了这首令人怆然泪下的《望大陆》。
此时，于右任已83岁高龄，离开大陆、偏居台湾12年有余，他年迈体弱，身患疾病，感到命不久矣，回首大陆往事，不禁黯然神伤。
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新庄。该县因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汉以来被视为关中“壮县”，但当于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迁往三原的时候，三原早已因频繁的战乱和天灾由“壮县”变得贫弱不堪，于家自然也是家境贫寒。于右任出生的时候，父亲于宝文一直在四川谋生，家中只剩下母亲赵氏和同样留守的伯母房氏。
赵氏因产后缺乏调养，落下病根，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于右任便由伯母房氏照顾。
太平老人于佑任
房氏与赵氏虽为妯娌，但情同姐妹。于右任快两岁时，房氏回娘家，有天夜里梦见窗外风雨如晦，凄风苦雨中，一位年轻妇女站在墙头边，隐约看去就是赵氏。她牵着一个小男孩，一边哭泣一边向房氏招手。
房氏蓦然一惊，随即醒来，立刻想到病中的赵氏，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莫非弟媳病情加重？房氏睡意全无，第二天一早便启程赶回三原县。
一回到东关河道巷家中，房氏便看到奄奄一息的赵氏。或许是心灵感应，昏迷中的赵氏竟然睁开了双眼，伸出颤抖的手拉着房氏，断断续续说道：
“我就快不行了，孩子的大大（爸爸）又不在家，只好将他托付给嫂子了。以后他就是嫂子的亲生儿子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报答嫂子的恩情。”
随后，赵氏陷入昏迷之中，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于右任不到两岁丧母，懂事后，对母亲没有印象，房氏便告诉他：
“你母亲是方方正正的脸盘，待人实诚，心口如一，这是我最忘不了的。”
通过房氏描述，于右任对母亲有了大概的了解，对母亲崇敬有加，1929年，于右任回陕西参加救灾活动，特地到泾阳县斗口村祖茔扫墓，之后写下“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第一首便是《先母赵太夫人》：
水环三面白公渠，
垂老重来省故居。
犹记阿娘哭阿母，
报儿今岁读何书。
诗中阿娘是于右任的伯母房氏。房氏每年清明节都带于右任到泾阳县斗口村扫墓，让于右任跪在生母坟前，自己则站在一边诚笃祷告，告诉赵氏于右任今年几岁，在这一年里学了哪些功课，读完了哪些书，于右任在学堂里经常受到老师夸奖等，让赵氏放心。
听到这些，于右任便会泪流不止。
于右任虽然失去生母，但房氏对他视如己出，悉心照料、教导，由于伯父在他乡谋生未归，房氏便带着他回了娘家。于右任跟随伯母在房家住了九年，与房家人相处和睦，从无寄人篱下之感。稍懂事的时候，他曾问房氏，为什么哥哥姐姐都姓房，只有自己姓于，房氏便将原委道出。
1885年，六岁的于右任进入私塾读书，教书先生见于右任衣服虽然破旧，但缝补浆洗得干净整洁，心中颇为感动，曾摸着于右任的头叹道：
“世上没有母亲的孤儿多得是，有几个像你这样幸运呢！”
原来，教书先生也是孤儿。
于右任对房氏的养育之恩自然铭记在心，“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中第二首为《伯母房太夫人》：
发冢原情亦可怜，
报恩无计慰黄泉。
关西赤地人相食，
白首孤儿哭墓年。
写这首诗时，房氏已去世五年，于右任因不能对她尽孝报恩深深自责，好在房氏在世时，于右任聪敏好学、熟读经书，没有辜负伯母的期望。
于右任10岁时，他的父亲带着第二个妻子刘氏回到三原。为督促于右任学习，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灯下与于右任一起研读诗文与经书，加上伯母房氏的谆谆教诲，17岁时，于右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后又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
1898年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于右任的文章，深受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赏识，称“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誉于右任为“西北奇才”，并着力培养。
于右任也因为叶尔恺的重视而名声渐大。后来沈淇泉（沈钧儒先生的叔叔）督学陕西时，面对陕西严重的旱灾，筹集奖学金开设了三原粥厂，于右任被推荐任粥厂厂长，负责救济灾民。第二年新粮下来，施粥工作才告结束，于右任被送到当时关中著名的陕西中学继续学习。
青少年时期的于右任，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清朝的腐败统治心怀不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于右任所在的陕西中学堂以及巡抚衙门被充当慈禧和光绪的行宫，学堂因此被迫停课。
不仅如此，慈禧一行进入西安前，当局还命令学堂师生出城跪迎圣驾。师生们只好赶到城外，在路边跪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等来了慈禧的銮驾。直到銮驾进城远去，师生们才被允许站起来离开。
于右任为此十分愤慨，回到宿舍便对同学说：
“如今国难当头，慈禧、光绪逃难中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腐败透顶！”
说完，当即坐到书桌前，给陕西新任巡抚岑春煊写信，请求他“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即诛杀慈禧，拥护光绪实行新政。
信写好后，放在书桌上，准备第二天一早投呈，被同窗好友王麟生看到。王麟生大为惊诧，极力劝阻于右任不要投呈此信：
“岑春煊巴结太后还来不及呢，怎可能去杀她？这封信只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在王麟生劝说下，于右任这才觉得此举幼稚，遂打消上书的念头。
由于学堂停课，于右任只好离开学堂，返回三原。这一时期，于右任与陕西提倡新政、新学的名人志士多有来往，并拜推行新学最有力、最彻底的朱佛光为师，诗文水平更上一层楼，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视野拓展至亚洲甚至世界的范围，其中《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犹有气势：
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
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私怀破坏忧。
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
大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
与此同时，于右任从游关中诸多著名学者，吸取他们所长，提升自己。关中经学家领袖、主持味经学院的刘古愚，享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誉，于右任对其推崇备至。
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古愚因遥祭六君子，引起清吏注意。清吏暗中调查与刘古愚往来之人，刘古愚的故交好友怕受牵连，纷纷避而远之，一时间，刘宅门可罗雀。
但于右任却在风声正紧时，登门拜访，令刘古愚大为意外，不禁问道：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
“正因为是这个时候，我才来拜访先生。”
于右任的坦诚、正义与执着令刘古愚十分感动，当即吩咐家人设家宴款待于右任，并让于右任留宿家中，对其学业上的问题悉心指导。
经过众多名师指点，于右任眼界日高，对中国的处境万分担忧，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抨击清末政治的诗篇，自编为《半哭半笑楼诗草》，于1903年冬在三原印发。
其中在《杂感》里，于右任写道：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
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
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
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他吟古讽今，一腔爱国热情，渗透在字里行间。
在《从军乐》里，于右任公开倡言革命：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
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为青史。
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
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
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
侮国实系悔我民，伈伈伣伣胡为尔！
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
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
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枞金齐备起。
于右任的过火言语自然为官方所不容，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后，随即报告给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
而此时，于右任已离开陕西，前往河南开封，参加会试。
1904年是会试之年，由于北京贡院试场被八国联军焚烧，这年春天的会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春闱），便改在河南开封举行。
于右任既反朝廷，自然不想做清廷的官，因此无意参加科举考试，但其父对他寄予厚望，希冀他做“世上一个读书人”。在当时，中进士者，无疑是读书人中的翘楚，既可名扬天下，又可光宗耀祖。正所谓父命不可违，带着父亲的殷切希望，于右任于1903年秋参加了乡试，考中举人，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1904年春赶往河南开封，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然而，就在于右任刚刚达到开封时，朝廷的拿办密旨便已下达。好在于右任的亲友及时得到消息，立即以重金雇人赶赴开封，给于右任报信。
当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清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尚未到达开封，于右任的家书便已送到。看过家书，于右任愤怒之余，当机立断，出走上海。
就在他离开客栈不到半天的时候，奉命捉拿的清兵便已经赶到。尽管躲过一劫，但沿途都有清兵搜捕缉拿，于右任不敢掉以轻心，先来到许昌，乔装成司炉工，登上前往汉口的火车；而后又在友人帮助下，乘船东下。
抵达南京后，于右任赋诗一首，题为《孝陵》：
虎口余生亦自矜，
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
亡命南来哭孝陵。
轮船到达上海，于右任在十六铺码头下了船，在三茅阁桥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此时，他口袋里只剩了四块龙洋。
一个朝廷追捕的案犯，逃亡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出路在哪里？掂着手中仅有的四块龙洋，于右任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每天只就着开水吃两个馒头，聊以充饥，如此竟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
一个月后，手头钱已告罄，却仍然没有寻到出路。想到吃饭问题已无法解决，于右任不寒而栗。
正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于右任在马路上邂逅了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祺。
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两人相互认出对方的时候，真是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唏嘘良久。吴仲祺当即邀请于右任到其家中居住。
在吴仲祺家中，于右任结识了众多各类人物，既有新派人物，又有革命志士，其中便有革命党人汪允中、张华臣和雷祝三。
雷祝三也是陕西人，肄业于震旦学院，他把于右任的情况告知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马相伯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举人十分欣赏，邀请他入震旦学习。
1904年5月，于右任进入震旦学院学习。
由于于右任是朝廷追捕的案犯，入学后，遂化名为刘学裕。
马相伯对于右任十分照顾，不仅免去他的学费、食宿费，还担心他吃不惯南方伙食，时不时做些面食，邀请他一起进餐。并带他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将自己的至交好友介绍给他。
当时正值苏报案后，一些人担心于右任会给震旦带来麻烦，马相伯却不以为然，“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
正因为此，于右任一生师事马相伯，自称“受业”，尊马相伯为“夫子”，对马相伯崇敬有加。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这一年已64岁。他12岁时从家乡镇江只身来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伊纳爵公学就读，后在耶稣会大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被教会授予神职，到宁国、徐州一带传教。
后因对教会不满，马相伯退出教会，步入仕途，并先后游历了日本、朝鲜、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罗马等国，参观考察了一些大学，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因而于1900年捐其青浦、松江良田三千亩给耶稣会，资助优秀青年就学，但耶稣会并未在该地上办学。
于是，马相伯决定自己创办学院。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震旦”是梵文中国的称谓，也有“东方旦明”的含义。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亲任校长。
于右任进入该校后，切身感受到这所私立大学的鲜明特色，与当时国立学校、教会学校相比，这所学校有着诸多优势，更具进步意义。于右任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得以进入这样一所大学就读。
在1937年马相伯寿辰时，于右任在祝寿文章中总结了震旦学院四大优点：
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
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对间所不许，抑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
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
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
然而，教会中某些阴谋分子，早已盯上了这所特色鲜明的进步学校，伺机据为己有。
1905年3月7日，新学期开始后，震旦外籍教师凭借耶稣会背景，突然擅自取消英语课，令学生改习法文；同时对外宣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借机将马相伯强行送进医院，由耶稣会神甫南从周全权接掌学院，篡夺了学院的管理权。
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很快有一部分学生明白过来：学院被教会劫夺了！
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七人组成干事会，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当众揭穿教会的劫夺阴谋，并提出应对办法。而唯一的办法，只有退学。他们让大家在“赞成退学”与“不赞成退学”的两张纸上分别签名，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
于是，七干事率领同学们摘下校牌，搬走教具，集体离校。
于右任自1904年5月进入震旦，到1905年3月随震旦学生集体退学，在该校学习不到一年，虽时间短暂，却印象深刻，终生难以忘怀。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
学生集体离校后，七干事原拟商定复学办法，但后来他们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负实际责任者只剩下于右任与叶仲裕两人。于右任与叶仲裕本也打算出国学习，但又觉得复校兴学的事情更为重要，尤其是于右任，马相伯对他恩重如山，他怎能在马相伯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去呢？
于是，于右任忍痛放弃负笈国外的机会，留下来协助马相伯募集资金，创建新校。
在于右任的建议下，新校名称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取“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表示不忘“震旦”之旧，也暗含恢复中华之意。
同年（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相伯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同时在复旦公学学习法文。
曾有复旦老校友说：
“写复旦不能不写与复旦有关的三个人……没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说没有复旦……第一位是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辉先生。……于右任先生对复旦，可谓五十年中精神贯注者。同学会老同学中有一句玩笑话，说于先生是复旦的孝子……五十年来，从复旦创立到胜利复员，学校到了任何危险关头，于先生无不挺身而出。”
事实正是如此，从1905年协助马相伯开办复旦公学，于右任一生与复旦结下不解之缘，每当复旦遇到危机，于右任便会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之排忧解难。
由于复旦经费来自清廷，辛亥革命时，复旦遭遇建校来第一次重大危机。当时，李燮和的光复军占据了复旦的吴淞校舍，复旦只好临时迁到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不久，无锡光复，校舍随即被占。复旦再次没了上课的地方，经费也没了着落，学生们纷纷离校。教务长李登辉也离开学校，自谋生路。
至此，复旦其实已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职务。上任伊始，复旦校友便纷纷请他出面斡旋，呼吁恢复复旦公学。于右任与复旦校友胡敦复商议之后，联合42位校友，以复旦旧学生名义，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请求帮助复旦复校。
复旦复校需要解决校舍和经费两个问题。当初复旦建校，是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原计划有了经费在吴淞炮台湾建造新校舍，然而因种种原因，非但新校舍没有建成，吴淞校址经驻兵和战乱，也已破烂不堪，无法继续在此办学。
当时，民国初建，临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不可能为复旦拨款建造新校舍，因此于右任提出将徐家汇李公祠拨给复旦当作校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报告后，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在“呈文”上批示“准予立案”,“至所请移咨江苏都督拨借校舍一切，业既如呈办理矣。”并决定为复旦复校，调拨经费一万元。
有了教育部的批示，江苏省一路绿灯，上海县民政长吴馨立即照上级饬令，详查李公祠房舍情况，然后向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报告：
“李公祠地位宽敞，屋宇较多，除正屋奉祀民国死难诸烈士不作别用外，其余房屋，可敷复旦校舍之用，以之借于复旦，似亦两不相妨。”
但吴馨还表示，李公祠现有黄郛所部一营士兵驻扎，该部队能否迁走，需由复旦就近“呈明沪军都督酌办”。
沪军都督为陈其美。于右任经过多方联络，奔走说项，很快得到陈其美的大力协助。在于右任的建议下，复旦先在爱尔近路租房，挂牌招生，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广泛社会关注和支持。
与此同时，于右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七人发起筹组校董会，推举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程德全、唐绍仪、萨镇冰、王宠惠、沈缦云等人为校董，为复校做准备工作。
在于右任的倾力救援下，复旦终于度过危机，得以起死回生。1912年夏，李公祠驻军终于全部撤离；9月，离校近一年的复旦师生，返校复课。
但此后复旦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迁川，经费紧张问题再次凸显。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学校，更名为“江苏大学”，这一提议遭到复旦师生的极力反对。
为保住“复旦”校名，于右任再次出面斡旋。
当时蒋介石任行政院长，一般行政院例会由副院长孔祥熙主持，于右任作为监察院院长，很难有机会在行政院例会上见到蒋介石。恰巧在于右任为保住“复旦”校名奔波期间，有次因有重要议程，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
按往常惯例，当原定议程结束后，蒋介石会习惯性地问一句：“大家还有什么事？”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作答，于是宣布散会。但这次，于右任做好了准备，当蒋介石话音一落，于右任立刻站起来，道：
“委员长，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保留校名一事，已将报告呈送陈部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可否讨论一下？”
“可以。”
蒋介石回答后，吩咐陈立夫谈一下报告的情况，陈立夫就报告内容陈述一遍，然后蒋介石征询大家意见：
“你们有什么看法？”
由于此案突然提出，大家皆无思想准备，因而无人发表意见。蒋介石便点点头，宣布此项报告通过。
就这样，在于右任的努力下，复旦大学不仅由私立改为国立，解决了经费问题，同时得以保留原校校名。
抗战胜利后，复旦由重庆北碚迁回上海江湾。而两处校址校门上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均出自于右任之手。
于右任还多次向校友和社会募捐，用以修葺复旦破旧的校舍，自己更是带头捐款。复旦在重庆北碚时曾建立相伯图书馆，但图书匮乏，于右任特地举行书法展览，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购书。
赴台后，于右任还为创办台湾复旦大学而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他还是创办了复旦中学。可以说，于右任一生与复旦休戚与共。
除了复旦，于右任早年还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